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采访札记
瑶岭缘何有新篇
本报记者 董宏君
在广西桂林地区东南部，有一个不沿边、不沿海、不沿铁路和公路国道线的山区瑶族县——恭城瑶族自治县。这个自治县的瑶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近一半，1981年被确定为广西49个贫困县之一。1989年恭城县率先越过温饱线，6年后不但实现了脱贫，还荣获全区“扶贫先进县”称号。1997年，这里农民人均纯收入2837元，几乎家家都盖起了新房、新楼。在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我们对恭城瑶族自治县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种植、养殖、生态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进行了专题采访。当我们为恭城农村的喜人面貌深感振奋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思索。
车子一驶入恭城县境，最夺目的就是连片的果园，大的上万亩，小的几百亩，农户房前屋后更是种满了柑、橙、柿等水果。恭城人自豪地说：“车行五分钟不见果林，就不是恭城。”
在恭城，水果是农业的半壁江山，农家的致富之宝，财政的重要支柱。
恭城的水果为什么种得这么好？果农说：因为我们办了沼气。
恭城办沼气，可以说有几分是被“逼”出来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营管理跟不上，加上人口的增长，过度砍伐森林，破坏了生态环境，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河溪断流，旱情严重。当地农民“不怕锅里没米，就怕灶下无柴”。既要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又要保护日益枯竭的森林资源，保护生态环境。1983年，他们首先在平安乡黄岭村抓沼气试点，此后逐步在附近乡镇推广，到1987年底，全县已建成沼气池2475座。
这2000多座沼气池对28万恭城人来说，是个小数目。但它此后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80年代初，恭城曾大面积发展柑桔、甜橙等水果，但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水果品质一度下降。沼气池建起后，有沼气池的农户以沼液沼渣作为果树肥料，不仅农药、化肥用量大减，而且挂果数量多、质量好，卖价也好。沼气与种果就这样结缘发展起来。到1997年底，全县共有沼气池3．26万座，种果25．16万亩。
在沼气池数量与种果面积相伴增长的同时，恭城县委、县政府和畜牧部门大力提倡、鼓励农民用新方法养猪。过去一头猪要养一年至一年半才出栏，现在4个月甚至3个月就能出栏。养猪效益提高了，全县迅速掀起养猪高潮，现在农户独自办百头、千头猪场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养猪——办沼气——种果“三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就这样开始形成：猪粪尿入沼气池，沼气入室照明、烧饭，沼液沼渣进果园。
“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给农民和农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变化：收入多了，环境美了。照明普遍同时备有沼气灯和电灯，闭路电视线路连接着千家万户。由于人畜粪便、生活污水都进了沼气池，家家户户院落干净整齐，农民的厨房宽敞明亮，许多人家还镶嵌了洁白的瓷砖。不少农户门前地坪铺上了水泥，有条件的村子，村内道路也铺上了水泥，就是雨天进村，地上也是干干净净的。各种流行病、传染病发病率也因此大大降低。由于减少了砍柴、烧柴，森林也得到了根本性保护。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恭城农民的房子不但比集镇的房子好，有很多比县城的房子还要好。这个事实体现了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重点：首先提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水平。1984年，恭城县还有9万多农村人口未解决温饱，占全县总人口的1／3，而且每年的返贫率都在12％以上。制定“七五”计划时，县政府对发展恭城经济的思路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并发动全县干部群众展开大讨论。经过讨论，全县上下统一了认识：恭城90％的人口在农村，要发展恭城的经济，首先要抓好农业。根据恭城的自然条件和农民的种植习惯，他们选定了大力发展水果的路子。
十几年来，恭城先后换了六届县委书记、五任县长，但从没发生过“前任种果，后任砍树”的事，而是一届接着一届干，换人换届不换路，并根据新情况不断增加新内容。1987年后，从1983年开始的沼气试点的效益逐步显现，他们及时总结，大办沼气。建了沼气池，又发动群众养猪，1994年和1995年连续发动养殖大会战，终于逐步完善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体系。种果树一般要三年才能结果，七八年才能进入丰产期，也就是说，当果树的效益出现时，领导早已换届。现任副书记唐代华深有感触地说：这十几年间，如果有哪一位领导搞短期行为，采取不利于林果发展的政策，恭城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局面。
恭城的农民中有几千名种果能手、沼气师傅，他们掌握实用科技的范围和水平，可以说是令人吃惊的。这就不能不提到恭城的科技推广队伍，这支队伍包括能源办、水果办、畜牧局、农业局等职能部门。
1983年，能源办只有唐咸明和李书军两个人，他们一头扎进黄岭村，抓出了第一个沼气村，从而掀起了全县沼气建设的高潮。他们连续5年没有回家过年，坚守在乡村指导农民建沼气池。所有下乡的科技人员，对自己的专业都能说能做，随时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作出示范。县里的科技人员下乡讲课，从不收费，当有人问是否收费时，他们会奇怪地反问：“拿了工资，怎么还收费？”县水果办每年都要开几次技术研讨会，这个会不是在办公室里开，而是在农民的果园里开，请种果能手讲自己的经验，果农的经验与科技人员的理论知识相结合，升华成新的科学种植方法后，再加以推广。恭城就这样培养出一支土生土长的农民技术员队伍。目前全县持证农民技术员有1300多人，其中助师级45人，还有持证沼气师傅1324人。这支队伍除服务本县外，还到外省、外县承包果园、建沼气池。
恭城大力发展“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它所带来的效益是全方位的，而恭城的这些做法，也并不是什么“绝招”、“妙手”，而恰恰正是我们一直所倡导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真抓实干。大家都说把农村工作放在首位，而实际领导的精力是否集中在此了呢？人人喊真抓实干，人人知道科技兴农，然而是否真的抓得真真切切、干得实实在在呢？只要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真正苦干实干，我们相信，各地都能像恭城一样，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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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补上民族知识这一课
李晋有
在国家民委工作的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到过许多民族地区，接触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干部、群众，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对本民族的情况有所了解，虽然程度有所不同；而对其他的民族，对全国民族情况的知识则付之阙如者居多。这一现象在汉族地区和非专门从事民族工作的部门更加明显。然而，在有着56个民族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成为热点问题的今天，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不补上民族知识这一课，不能不说是个大的缺憾。
学习和掌握民族知识，是不是只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工作部门有关人员的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大概很多人以为民族知识和自己关系不大，没有学习和掌握的必要，其实不然。民族问题往大了说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国家团结与稳定；往小了说涉及个人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民族问题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中国是56个民族的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奋斗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56个民族的共同努力缔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加强民族工作”。每个共产党员，每个机关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都有认真学习和掌握民族知识的必要。这应该是一项政治任务。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居住的地域广阔，民族地区多处于边境地区，我国陆地边疆2．1万公里，民族地区占1．5万公里。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和资源优势等有利条件使得民族地区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因此，学习民族知识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改革开放日新月异，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突飞猛进，人口的流动也日益频繁，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到和少数民族相关的问题。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宗教信仰有异，处理不当，可能就会带来误解，影响团结。举个吃的简单例子，某种食物，有的民族吃，有的民族不吃，这里面就有很多学问。吃与不吃，这是个风俗习惯的问题；为什么不吃，这就涉及有关民族常识；怎样对待这个不吃，这就和民族政策有了关系。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就会伤害民族感情。在工作中，如果有人拿这个不吃来做文章，自己不懂，又不去认真地请教学习，捕风捉影，结果可能就会犯错误，甚至触犯法律。前几年，新闻出版领域出了几件影响民族团结的事件，究其根源，大多是作者、编辑缺乏民族政策观念和民族常识所致，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从猎奇的角度出发，以图利为目的，以至被坏人所利用，从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如果新闻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员掌握民族政策，熟悉民族情况，有丰富的民族知识，就会提高鉴别问题的能力，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可见，学习民族知识，是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我们常用大家庭来形容伟大祖国，用兄弟来比喻各民族，用谁也离不开谁来说明民族关系。一个家庭，兄弟几个，吃穿住用，喜好嫌恶，都应该彼此了解，互相尊重。各个民族经济发展如何，文化特色何在，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为什么这样，似乎也有知晓的必要。相知才能相亲，手足之亲不该形同路人，彼此知根知底，才能兄弟同心。学习民族知识，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要求。
有资料表明，当今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妥善处理民族问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在中华民族熔铸形成的几千年历史中，各个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更是在维护平等，增进团结，促进共同繁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政策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方法具有世界意义。学习民族知识，也是我们科学地、准确地认识、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的需要。
因此，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来说，学习民族知识，掌握民族政策，则会如虎添翼，否则，虽然不至于寸步难行，却会如有禁锢，处处掣肘。
（作者为国家民委副主任，本文是作者为《民族知识千题》一书所作的序言。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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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庭专访
西藏情结
——记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局长汤正琪
本报记者 周笑浪
1962年7月的一天，上海北站，108名风华正茂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登上了上海至兰州的列车。站台上，亲友同学平静地道别，没有鼓乐，没戴红花，一切都很自然。在那个时代，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
今年5月，在拉萨，记者见到了那108条“好汉”之一的汤正琪，这时他已是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党组书记兼局长。
黝黑的脸庞，“藏味”普通话，一个普通的汉子，如果不是陪同介绍，我无论如何不会把他与上海大学生画上等号。知道记者是江浙老乡，汤局长自嘲地说，不行了，我现在的上海话已经不灵光了。
1962年，上海师院中文系学生汤正琪面临毕业分配。上海人，工人家庭，独子，凭这些令人羡慕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在上海分得一个好工作。但支援西藏的消息一传出，无需动员，汤正琪和他的同学纷纷报名。经严格的政审和体检，汤正琪如愿以偿。
坐火车，乘汽车，西出阳关，经敦煌、格尔木，翻越唐古拉山口，一周之后，风尘仆仆的上海学生到达拉萨，旋即各奔东西。汤正琪的工作单位是离拉萨数百公里的山南地区措美县当巴区区公所，职务是文书兼区食堂伙食管理员。
60年代的藏区，一个区公所从区长到文书也就十余人，而面积却比上海还要大许多。汤正琪至今记得很清楚，从区公所到最远的一个乡，骑马要跑上一天，最近的也要半天。
“天苍苍，野茫茫”，从繁华的大都市到雪域高原，汤正琪这一步跨得够大的。寂寞、孤独、思乡倒是其次，生活关、语言关、工作关，关关如一座高峰，横亘在他面前。就说吃吧，闻所未闻的糌粑、风干牛肉，还有酥油茶，没有蔬菜的概念，有盐巴水、辣椒……汤正琪是好样的，他很快地适应了缺氧的高原，学会了藏语和骑马，适应了这里的一切，也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交了许多藏族朋友。他从文书干起，区团委书记——区委书记——山南地区副秘书长——自治区副秘书长，一步一个脚印，1991年底任自治区旅游局党组书记。
天赐良缘，在地区的一个会议上，汤正琪结识了西南民院毕业生、藏族姑娘杨洁，两人一见钟情，于1965年结婚。30多年过去了，杨洁已担任自治区档案局副局长，两口子仍是恩恩爱爱，情感弥笃。单位的文艺晚会，他们的男女声二重唱是保留节目。几个孩子也先后在西藏参加了工作。
说起远在上海的父母亲，汤正琪深感愧疚。作为独子，他完全可以调回上海，但他已深深地爱上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为了工作，36年他只探了6次亲，平均6年一次。每每想起年逾八旬的双亲，中文系大学生汤正琪就会想起那熟悉的古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年年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回忆往事，汤正琪无怨无悔，他早已决定，再过几年退休了，他也要留在西藏。“因为这里留下了我的青春的记印，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作为旅游局长，汤正琪时时不忘“推销”西藏，他请记者呼吁，来我们西藏看看吧，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珠峰，也有世界上最蓝的天空，最纯的空气，有质朴善良的人民，优美的歌舞，神奇的文化艺术……
当汤局长为西藏“游说”时，记者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着浓浓的西藏情结，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的深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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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珞巴山寨催人醉
——藏东纪行
新华社记者 罗布次仁 潘海平
一座座别致的楼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地点缀在深绿之中；屋边地头，桃花如烟似海；缤纷落英中，清澈的溪水绕村而过；层层叠叠的森林衬托起连绵的雪山，辉映出一尘不染的湛蓝天空。初夏时节，记者一踏进西藏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琼林村，就被这美景陶醉了。
世世代代生息于此的珞巴民族是大山之子、森林之子。过去，珞巴人长期居住在密林中的山洞里。西藏解放后，珞巴民族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珞巴人开始走出山洞，到地势相对平缓的山沟谷地定居。记者看到，在琼林村高大宽敞的木石结构楼房代替了低矮的木屋。这是国家在10多年前投资近50万元专款为改善珞巴人生活条件而建的。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珞巴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告别了刀耕火种。记者看到，村头寨尾的田地上，三三两两的妇女在锄草、洒施农药。现在，人们不仅有了固定的耕地，而且习惯了使用化肥、农药，并掌握了良种选择、适时耕种、土壤改良等一系列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珞巴人终于有足够的青稞来酿造他们喜爱的美酒了。
国家为村里修起了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近年来，随着观念的转变，珞巴人迅速向市场经济迈进。琼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买起了油锯，全村70％以上的人家有了汽车和拖拉机等运输设备，在国家的计划下进行林业生产。副村长其珠告诉记者，她家一年林业生产的收入达两万元以上。她说：“如今，我们真是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在琼林村，家家户户都购置了电视机，有的家里拥有两台洗衣机，一台洗衣服，另一台用来打酥油茶。在达登家里，记者一边看着录像，一边听他描述珞巴醉人的新生活。他说，他在几年前就告别了打猎生活，他的后代开着汽车和油锯，成为现代的林业工人，家里有了几十万元的资产，再也不用过那种风餐露宿、温饱难全的生活了。达登一杯又一杯地向记者敬酒：“家里有满坛子青稞酒，村里的商店有成箱的啤酒，今天的珞巴人不会让远方客人醒着出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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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京开餐馆的侗家夫妻
石朝格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附近，有一家由一对侗族夫妻经营的餐馆。
老板姓唐，原本在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物资公司工作。由于企业效益不好，10岁的孩子又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经济上便陷入困境，因此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进京”。
唐老板夫妻俩在军艺附近四处打听合适的工作，但毫无结果。满怀信心要在京城大干一番的夫妻俩整天愁眉不展。思前想后，终于有所领悟。夫妻俩以前都学过厨师，而且还有两样绝活——侗家菜肴和毛家菜，一合计便放弃了替别人打工的念头，准备自己开餐馆。说干就干，仅两天时间便在魏公村附近找到一合适的门面，与房主签了协议，第三天便开业了。唐老板说，当时心里一点谱也没有，他的前一任店主，只开业八天便因生意冷清而被迫停业，这阴影在夫妻俩的心头还一时无法驱散。他们首先把店面布置一新，力求别致舒适。并在广告上狠下功夫，把特色菜肴的品种、价格一一标出，价格也极为便宜。还稳把质量关，菜要新鲜，分量要足。因为人手少，夫妻俩就不得不提前配菜，为此他们经常夜不能寐。他们的心血没白费，每天络绎不绝的顾客给了他们以信心，特别是一些“回头客”给他们壮了胆。半个月后，他们请了两名厨师，他俩也是夫妻。唐老板说，他请厨师的原则就是技术一定要过硬，工资高一点倒无所谓。要是图舒服、当老板，他们完全可以花同样的钱请两个不太好的厨师再加两个服务员。这样一来倒也真像老板了，但生意就会慢慢清淡下来，前任老板就是个例子。
来自侗乡的夫妻俩特别能吃苦耐劳，每天都要忙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起来张罗生意。他们以其质朴、厚道赢得了顾客，并得到厨师夫妻的信任，在他们之间感觉不到那种主雇关系，情感是维系他们的纽带。“以和为贵，和气生财”，是唐老板夫妻俩崇尚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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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儿”漫天山
徐向君
羊肉青菜桌子上端，
拉条子吃得舒坦。
自行车不骑摩托车换，
好日子再没啥扯攀……
这首“花儿”，是我从一个遥远的西部边陲小镇——天山南麓的焉耆回族自治县永宁乡“花儿”演唱队听来的。
这是一支誉满全疆的民族文艺轻骑队。二十多名队员，分别来自回、撒拉、维吾尔等民族。队员平均年龄二十九岁，大都是乡中学的教师。
“花儿”是广泛流行于甘、宁、青等省区的一种山歌。据考证，焉耆回民主要来自宁夏等西北回族聚居地区。“花儿”队里许多队员的父母，都是当地有名的“花儿”歌手。一九八四年，这些喜爱“花儿”的年轻教师，自发组建起了全疆第一个“花儿”演唱队。
创业不易艰辛多。一切都靠自己想法去解决。姑娘们去商店，掏钱扯来布料，动手加工演出服装；小伙子到建筑工地，找废竹筒做成竹板。连扇子、彩帕等道具，都是自己加工。自编、自导、自演，排练和演出都是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十多年来，“花儿”队走遍了全县城乡，唱红了天山南北。全县八个乡镇、四十八个行政村，他们一个没落，有的甚至去过十多趟。在库尔勒、博湖、伊犁、巩留等地，到处都留下了“花儿”队员的足迹。
焉耆人喜爱“花儿”，也喜欢“花儿”队的年轻人。只要他们走在大街上，马上就有人走过来打招呼。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花儿”队员的面孔，比中央电视台的大明星还熟悉、还亲切。焉耆“花儿”虽源于内地，但是受边疆各族民歌的影响，经过长期的相互交融和不断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它既保留了甘、宁、青一带“花儿”的高亢、婉转的风格，又兼容了维吾尔民歌的奔放、哈萨克民歌的嘹亮以及蒙古民歌的悠长，因而更加悦耳动听。这些年来，永宁乡“花儿”队除保留了《花儿与少年》等优秀传统“花儿”外，还创作编排了《欢乐的日子》、《焉耆美》等大量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的新“花儿”，先后上演一百多个节目，演出总场次逾百场，观众达十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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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桥市场是乌鲁木齐市最大最繁华的民族商品贸易市场。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新疆各少数民族的特色商品，而且是中、俄、土、伊、巴、阿等国商品的庞大集散地。图为买买提老大爷琳琅满目的维族服饰店。
顾柄枢摄于乌鲁木齐市
?迷人的苗乡刺绣吸引着外国游客。 张北平摄于黔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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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心一刻
罗玉山摄于云南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