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理论信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有些学者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认为这是——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梁树发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过程、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人物的产生及其活动、一定时期重复出现的一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一定反映。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决定这个发展的各种条件的关系则是这种规律更为本质的反映。
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为研究对象是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开始的。1903年，当考茨基还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一文中，表述了这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在高潮和危机的交替中发展的，而在克服危机之后，它总是赢得了新的基地。这里，考茨基初步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问题。罗莎·卢森堡在1903年也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条件方面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是无产阶级生存于其中的历史条件和由这个条件决定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发展。
从多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强调了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认为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强调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和行动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一定时期内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由它决定的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人类全部优秀文化成果中产生和发展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概念，指出：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是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党才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也正是由于遵循了这个规律和原则，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断推向新的阶段。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这就实际上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以此为出发点，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研究的基础。他们的研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这些规律主要有以下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同错误倾向和思潮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中发展；只有科学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加强研究这些规律，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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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综述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郑一明
研究述评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展开了广泛讨论。下面仅就有关内容作一点评介。
一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又称“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中五本笔记的统称，它们是：《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梅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简称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和菲尔笔记。
国际上重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始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伦斯·古拉德编辑出版了除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以外的其他四本笔记，并命名为“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5年，苏联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收入摩尔根笔记（1941年曾发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1958—1962年陆续发表过）、梅恩笔记和拉伯克笔记，俄文版“前言”把它叫作“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历史问题的四篇著作”。我国则于1985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译本，在中文版说明中，编者把它叫作“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所作的笔记”，1992年出版的单行本，则直接称之为《历史学笔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但大多数人更习惯于称之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国内外学者之所以越来越重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一定程度上与渲染马克思晚年发生了研究重心的转移有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创作的高峰期。1867年9月，他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并相应完成了其他卷的主要内容的大部分初稿。按计划，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完成《资本论》后两卷的充实、整理和出版工作。但是从1868年至1882年，由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花费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上，这个计划未能如愿完成。这期间，特别是1870年至1877年，他甚至完全中断了《资本论》第2卷的写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在不少研究者心中，这似乎成了马克思的一个“不解之谜”。
二 同以往的著作相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一个突出之处，是根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的成就，对古代的社会史作了系统研究。其中特别是考察和分析了俄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中仍然存在的农村公社，且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先前马克思较少注意的东方社会。这样，无论从研究领域的广度还是深度看，都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前进了一大步。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所蕴含的思想十分丰富，从当前国内学术界涉及的内容看，讨论得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1.关于社会进化的三大社会形态说。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如何科学地划分社会进化的基本形态，在《历史学笔记》之前，马克思曾有过多种表述，但流传较广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五大形态说，即后来被确定下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发展形态。
而《历史学笔记》则通过具体考察从氏族公社经家庭公社到农村公社的原始社会进化史，提出了“原生社会形态”、“次生社会形态”和“未来社会形态”的三大社会形态说。其中，农村公社是“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在它之前经历过由氏族公社到家庭公社的发展。同时，农村公社又是向“次生社会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次生社会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它包括奴隶制、农奴制等一系列社会。最后是“未来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如何评价这三大社会形态说，它与五大社会形态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讨论中有分歧的问题之一。
2.俄国农村公社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是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不少内容都用来讨论农村公社，既有一般的理论抽象，也有对日耳曼农村公社、印度农村公社和俄国农村公社等实例的分析评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宏伟设想，即是指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波折，直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当然，马克思提出这一设想是有条件的，这主要包括：俄国的情况与西方原始公社不同，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处于文化较高的历史时代，并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因而可以直接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此外，更重要的是，俄国必须爆发革命，且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尽管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仍有不同意见，但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方法论的启示，则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3.关于东方社会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的一种推断，既没有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且在持东方社会理论者中也意见不统一。究其基本意思，是以为，在马克思通过《历史学笔记》利用人类学的材料系统研究东方问题之前，他的历史知识领域主要在西方，所接受的历史著作主要也是论述西方的作品，因此，在对以往的历史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概括上，只能是以西方历史为对象。这突出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发展形态的表述之中。
然而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扩大了，即从西欧发达国家转向了亚、非、拉等以公社经济为主的不发达地区。在解释这些地区的公社经济时，他已明确反对柯瓦列夫斯基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并认为日耳曼农村公社在罗马帝国废墟上蜕变为封建制度，以及西欧在封建制度上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模式。由于坚持了历史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东方社会发展的独特性，马克思才最终提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三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热的兴起，自然与它本身的重大理论价值分不开。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对它感兴趣，与他们对马克思晚年放弃《资本论》的写作转而沉浸于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不解之谜”发生兴趣并试图破解它不无关系。
马克思为何会有这种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呢？恩格斯作为见证人之一，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仅有根据，而且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它也有启发性。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所以进行“全新的专门研究”，是为了写《资本论》第2卷中的“地租”篇；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按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作了摘录，也是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的。
根据恩格斯的上述解释，再联系到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发生理论重心转移的原因和创立东方社会理论的经过并不神秘，它完全可以从下述三个层次得到合理的解释：第一，为《资本论》第2卷写“地租”篇搜集资料，是马克思研究人类学的直接原因；第二，人类学的研究反过来促使马克思注意到东方现存的农村公社及其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境况；最后，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提问，给马克思思考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提供了一个契机，并最终使他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这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和逐步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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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专家学者献计献策
提高市民素质与城市管理水平
靳江好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江苏省吴江市政府日前在吴江市联合召开“提高市民素质与城市管理研讨会”，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提高市民素质是建设文明城市的关键。与会代表指出，二十年来，我国的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观，市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但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城市中，乱扔垃圾、不遵守社会公德等现象屡禁不止，其主要原因除了管理法规制度不够健全有力外，最重要的是市民素质有差距。城市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城市的交通秩序、市场秩序都要靠人来遵守，优美的环境和社会的公德也要靠人来维护。只有全体市民素质提高了，在制度面前达到习惯成自然，城市管理才会由少数人的责任管理变为多数人的自觉管理。因此，提高市民素质成为我国当前城市管理中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市民素质的构成特点及其与城市管理的互动关系。有代表指出，在我国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各种文化交织，市民素质形成的背景十分复杂：一是我国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受教育程度不够高；二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拥入城市，给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新市民城市环境意识、公共文明意识欠缺；三是市场经济的开始阶段，增强了市民的效益意识，同时也产生了物欲化、无责任化等现象；四是我们在抓城市管理中，对抓市民素质提高重视不够、力度不强。
代表们认为，严格的城市管理和提高市民素质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的城市管理会塑造良好的市民形象。市民素质的提高则直接有赖于管理机制的优化、管理方法的改进和管理力度的加强。其中，对人的教育管理最为重要。教育直接有益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人们理解文明、创造文明的基础。一般地讲，一个人的文化素质高，文明礼貌相对会好。此外，应充分认识法制的有效性。特别是在一个市民素质不是很高的城市，短期内根本扭转城市管理落后局面，必须发挥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同时，人的素质的提高，也可以促进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城市政府应把提高市民素质作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内容和任务来抓。与会代表指出，根据我国市民素质的构成特点和实际状况，提高市民素质是一个长期的复杂工程，必须做持久、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需特别重视如下问题：1.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是整个城市市民素质的核心。各级城市政府只有从干部自身的素质建设入手，建设一支勤政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才能赢得广大市民的信任，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2.城市管理必须以人为本，绝不能只重物不重人，绝不能一手硬一手软。3.要对症下药，根据市民素质的实际状况来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并随市民素质的变化而不断修改、充实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诸如市民公约、守则等，以保证规章制度的时效性和适用性。4.要奖惩并重，抑恶扬善。即使在必要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也绝不可以罚代管，否则，会挫伤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5.要把提高市民素质与加强城市管理统一起来并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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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好年鉴编辑的信息质量关
梁振远
年鉴是汇编上一年度各类文献信息，逐年编辑和连续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性工具书。它具有信息资料系统、齐全、反映及时、集中和综合性强的特点。无论是何种年鉴都是信息的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信息，年鉴的编纂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把好年鉴信息质量关，对提高年鉴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目前出版的不同层次、不同专科性质的年鉴，已达六百四十余种。尽管其种类繁多，但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即所有的年鉴都是上一年度同一行业或同一部门信息之集大成，所有年鉴的质量都取决于信息的质量。信息的质量是决定年鉴质量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年鉴在编纂过程中所收集和利用的信息质量存在失真或有虚假的成分，那么年鉴在质量上必将同样存在失真或有虚假的成分。如果有关领导依据这种低劣质量的年鉴提供的信息资料进行决策，势必造成宏观上或微观上的决策失误，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是年鉴的生命。而要编辑出版出高质量的年鉴，必须把好年鉴编辑的信息质量关。为此，要从信息收集和加工两个方面付出努力。
在信息收集中，一要真实。所谓真实，即如实反映客观情况。真实是信息的生命。而要使信息真实，就必须保证信息来源准确可靠，注意鉴别和剔除不可靠的信息。一般可采用的方法有：分析法，即对原始信息的事实进行逻辑分析，以判断其信息的可靠程度；核对法，即依据权威性的资料对原始信息进行比较、核对，以了解其信息的真实性；调查法，即对原始信息进行直接的、现场的调查研究辨别其真伪，以保证年鉴信息的真实性及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受信息失真的影响。二要全面。原始信息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活动环节的信息密度是不同的。不能随心所欲，择其一点，不及其余，特别是不能忽略重要环节，否则，编纂出来的年鉴就会成为残缺不全的工具书。三要及时。信息具有时效性。信息的使用价值，在其有效的时间内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过时的信息就失去了使用价值。为此，要以最快的速度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新动向、新消息。信息收集越快，其使用价值也就越大。如果依据过时的信息编写年鉴，只能起误导作用，自然也就无任何效益可言。四要有连续性。年鉴是上一年度各类文献信息的总汇。需要把全年的有关信息连续地收集和积累，这样才能反映信息活动的概貌，才能反映同一事态的前因后果。收集信息绝不能随意中断，这是编纂年鉴的大忌。
在信息加工方面，要特别注意：第一，准确。信息从原初状态到具有可用性，必须经过加工处理。所谓信息加工，是指将收集来的信息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分类、分析、判断、计算和编制，使之成为一份真实的、准确的年鉴信息资料，以便传递和利用。所谓准确，是指准确加工处理后的信息，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变化和特征，不能出现失真和变异。这就要求所有从事年鉴编辑的工作人员，对信息加工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主观随意，损害信息的本来面貌。第二，系统。信息加工要按照系统要求，提高信息有序化程度，把信息组织起来，统一规格，使信息条理化。系统的、有条理的信息的功能，大于各分散的信息的简单相加之和。只有系统的、有条理的年鉴信息，才能完整地、全面地反映某一专科性年鉴的某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及其特征，才能有高质量的年鉴问世。第三，及时。收集到的原始信息，必须及时加工整理，否则就会因时过境迁，降低信息的时效，甚至信息完全过时，丧失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年鉴应用就无法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迅速的决策，就不能适应变化的情况，自然无任何价值可言。第四，适用。信息加工的目的是便于利用，因此，加工后的信息必须符合信息用户的实际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年鉴信息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度。适用的年鉴信息才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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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争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的特点
孟捷
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其理论架构内天然排斥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作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实际上正是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中包含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具有下述特点。
首先，把资源配置理解为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资源配置的特殊方式，它从属于生产方式。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运用利润率平均化即生产价格理论来说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源的宏观配置的历史特征。为了实现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要求，不同部门的资本家展开部门间竞争，生产资源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将按照这一要求在不同部门间不断重新配置，直到形成各部门统一的一般利润率。在此基础上，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般利润率双重化理论，用来说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源宏观配置的特点。按照这个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部门和自由竞争部门各有一个平均利润率：垄断部门的高水平利润率是通过牺牲非垄断部门来实现的。
其次，把任何特殊形式的资源配置归结为一个社会在一定时间内拥有的全部工作日在社会分工不同部门如何配置的问题，从而揭示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中的作用，和它与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之间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存在的关系。
《资本论》第2卷的再生产图式，被马克思用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源宏观配置处于均衡状态所应具备的条件，这个条件被概括为社会年产品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如果实现了这双重补偿，就实现了资源的宏观合理配置。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资本积累过程内在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趋于恶化，再生产图式所表明的均衡会周期性地瓦解，资本主义会经常面临资源（人口和资本）过剩的危机的打击。而再生产图式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均衡条件，正是价值规律正常运作的条件。这一条件的瓦解，同时意味着价值规律正常运作的条件遭到破坏，资本必须贬值以使价值规律恢复正常运行。在此，价值规律成为衡量资本积累能否实现资源宏观配置的社会合理性的客观尺度。
第三，明确区分两种合理性，即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以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利益为依归的资源配置的历史合理性，和以整个共同体的利益为依归的资源配置的公共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后者不可避免地为前者所牺牲。在马克思看来，资源配置的公共合理性只能彻底实现于他所瞻望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下面摘引的话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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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新书架
《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
俞良早等著的《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探讨了列宁后期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及邓小平理论对列宁后期思想的发展。作者认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国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了这一思想。（天天）
《历史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
谢钟著的《历史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一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社会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社会主义的现实规律这三个方面，从历史层面和时代发展高度上剖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对理清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线索，全面把握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述具有一定作用。
（柴尚金）
《世界各国政治体制丛书》
赵宝煦任名誉主编，俞可平主编的《世界各国政治体制丛书》全十六本，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比较客观地介绍各国政治制度，提供了素材。书中运用的材料比较新，信息量大，多数作者都设法得到了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在资料方面的帮助，最新的材料截至一九九七年底，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知道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新发展；整套书中的每本书末尾都附有相关国家的最新版本的宪法，其中有些宪法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中译本，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