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与敦煌石窟遥相呼应，京郊房山一万多块石刻经书，是文化史上存亡续绝的又一壮举——
石经回埋：留得青山慰后人
本报记者 祝华新
要想读懂古都北京，你不妨绕过京城的雕梁画栋、繁华市井，往西南跑一趟房山。房山是古都一座静悄悄的后院。四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在房山的周口店渐渐挺直了腰板，举起粗粝的石块叩响了文明社会的大门。3000多年前，西周燕人在房山的琉璃河垒筑成地球上现存的最古老的都城之一。说起我们这个黑眼珠、黑头发、黄皮肤的文明，房山无疑是一个重要源头。当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早已香消玉陨的时候，中华文明从周口店、琉璃河的筚路蓝缕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一脉相承，虽历尽劫波却始终香火不绝。如此坚忍而强悍的生命力从何而来？同样坐落在房山的云居寺可能就是解开谜底的一把钥匙。
“法难”过后，静琬和尚发愿刻经于石，僧俗接力，默默地刻了一千多年——
先秦诸子奠定的中国文化，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宋明理学就是儒与佛交接融合的思想结晶。对思想学术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对外来的佛教怀有复杂的心态。有时他们崇佛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像南朝梁武帝萧衍曾4次舍身寺院为奴，每次都是由群臣向寺院捐重金赎还；有时又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武帝都曾下令灭佛，没收寺庙、焚毁经像、杀害僧人或逼其还俗。佛教史上称之为“法难”。
鉴于大批手写经卷被付之一炬，人们希望找到一种不易毁灭的载体来传承佛学经典。公元615年，也就是仇佛的北周武帝死后37年，静琬在房山的白带山下发愿刻造石经。从《涅槃经》到《华严经》，他挥动斧凿，一刀接一刀、一帙接一帙刻下去。刻完一批就悄悄埋藏在洞里，没有也不需要旁人喝彩，甚至来不及自我欣赏和陶醉一番。白带山外的世界已是人声鼎沸：隋炀帝从大运河南下，巡幸扬州时被杀；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逐鹿中原；玄武门之变，开始辉煌的“贞观之治”，八方来朝……消息偶尔也传到静琬的耳边，他从容如初，仍埋头在石碑间。人世间的沧桑之变，在他看来已是花开叶落、寻常事也，何必感慨唏嘘。他的双手只为后世而劳作，他的心灵只与后人对话——
“琬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慧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慧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
用佛教语言写出的这段话，浸透沉痛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足以感地动天。传说静琬想就地建寺庙却缺少木材，于是，“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
静琬之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继承了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再以后，房山石经成为轰动幽燕十六州的盛事。历朝历代赞助者的名单都可以排成一个长长的系列。其中，自然少不了僧人，也有官员、百姓，甚至是道士；有汉人，也有契丹人、女真人，甚至是高丽人。到明末大书法家董其昌为第五藏经洞题写“宝藏”二字门楣时，已经刻了1．4万块石板，包括佛经1122部3572卷。它们立起来可以排成25华里长，是一道蔚为壮观的文化长廊。92岁高龄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去过无数次云居寺，如今在北京医院谈起房山石经还连声赞叹：“了不起，了不起！从静琬到董其昌，刻了1000多年没有中断过，房山完全称得上是北京的敦煌。”
从房山到敦煌，中国的优秀儿女面对苍山背靠原野，奏响了同一曲存亡续绝的悲歌。静琬房山发愿的几百年后，在西域敦煌，眼见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那些不知名的士子在山洞里匆忙埋下一批文化典籍，1000年后一出土便震惊了世界；在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冬天戴着两顶帽子御寒，培养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批科学文化栋梁之才，包括两名诺贝尔奖得主；在本世纪中叶阶级斗争的风声鹤唳中，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经济学所，蒙冤受屈的张闻天、顾准和孙冶方等人切磋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为今天的经济改革发出先声；在连识字课本都十分稀缺的“文革”期间，出版家姜椿芳在秦城监狱里萌发编写中国第一套大百科全书的设想，出狱后又为之奔走呼号，直到梦想成真。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有如火中凤凰，多灾多难而一次次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如此珍爱自己的文化，哪怕是点燃自我也要保证文明薪火相传。房山的1万多块石经可以作证，还有同存云居寺的明代僧人刺舌尖血书成的3本纸经也可以作证。
1957年，埋藏地穴的辽金石经重见天日，竟是久已失传的《契丹藏》——
1956年，为纪念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组织对房山石经进行大规模发掘整理。赵朴初、周叔迦等中国佛协领导给予了极大关注。原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黄炳章、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阎文儒等人参加发掘工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先是在雷音洞栖身，后来搭起简易工棚，但还要挑水上山，骑毛驴去买菜、买米。
除了清理一直向游人开放的雷音洞，他们还打开了另外8座久已封存的藏经洞。9座山洞里的4000多块石经主要是隋唐时代所刻，也有少数宋元人的作品。唐开元十八年，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新旧译经4000余卷，由长安沙门的版本专家亲自送到云居寺。皇帝赐经当是稀有善本，可供校勘历代木刻藏经的字句脱误。
一座辽代碑铭上说，云居寺已被毁坏的南塔“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藏有石经碑4000多块。1957年夏，黄炳章等人在南塔的东、南、北方向各掘一道探沟，塔西因挨着山崖而无须开掘。一周内在南边发现了地穴，有大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深5米，埋藏着经碑6层。他们按经碑排列顺序就地编号，再抬出拓印。等拓印完毕一清点，发现经碑1万余块，比碑铭上的记载多出一倍以上！这是因为自那块碑铭之后，地穴又开启了两次，埋进了辽后期和金代所刻的经碑。到辽代，唐玄宗所赐经书应已刻完，此后依据的是什么底本呢？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契丹藏》残卷，与房山地穴石经一对照，连每行字数和个别字体都完全一样。辽代石经原来竟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契丹藏》复刻本！辽占据幽燕一带后，国运日隆，人才济济，很快就编出《契丹藏》。这是我国官修的第二部集佛教典籍之大成的“大藏经”。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是北宋编纂的，但不如《契丹藏》制作精美。契丹王室很有气派，送了一部给高丽，成为新《高丽藏》的重要依托；也送了一部给房山。纸介《契丹藏》已经失传，而以此为底本的石刻就成了稀世之宝，它比《高丽藏》和日本的《大正藏》更为准确，佛教国家和国际汉学界向房山投来欣羡的目光。前些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也是以房山石刻《契丹藏》作为重要校本。
1999年，拓印完毕的辽金石经将归藏地穴，静琬等前辈可以心安了——
人们注意到，经碑在地穴中保存普遍要比在地面好，字迹清晰，极少漫漶不清。这向当代人无言地提示了石经收藏之道——黄土掩埋，最简单的可能也是最科学的。3年前，云居寺曾尝试在经碑上涂一层无色、无毒的有机硅，以隔绝空气，后因有专家对此举的长远效果表示怀疑而作罢。岁月无情，存放于云居寺库房的经碑与41年前刚出土时的照片对比表明，大气污染等因素已在悄然销蚀石经上的字迹。
赵朴初先生有一个多年的心愿，就是考虑到所有1．4万块石经已经拓印若干套妥为收藏，尤其是《房山石经》辽金部分22册已经出版，可以将石经归藏地穴。房山区委、区政府和北京市文物局制定了1999年9月9日将辽金石经中的8000块回埋的计划。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市长贾庆林曾到云居寺实地考察。中国佛教协会、中华慈善总会也给予大力支持。据房山区委书记单霁翔介绍，北京市文物局古代建筑技术研究所已为回埋编制了科学的论证方案，还要广泛征求文物、宗教、建筑、石材、空调、气候等方面专家的意见。这位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见解富于哲理：对自然文化遗产也需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我们这代人不能把文物遗产用尽用绝；石经回埋就是为了等到后代掌握了地面保护技术的那一天，能比我们今天保护得更好。
记者不禁想起当年静琬对后人的告白：“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今天的中国政通人和，宗教自由得到较充分的尊重，也许是静琬等前辈收拾起惴惴不安的心情，笑看石经回归故土的时候了。
辽金宝藏／应机出现／拓印流通／光腾赤县／宏愿深心／永怀列祖／功德今圆／还归故土
房山石经辽金刻碑回埋颂 赵朴初于1998年7月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静琬刻经于石是怕佛经毁灭，但他没想到石头也会风化。辽金石经既然已经拓印出来了，我就主张回埋。发掘出来后才知道埋在地下更好。原来在地下还让它在地下，然后在地面再搞一些陈列的东西。”
（7月2日，王平摄于北京医院）
1956年，原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黄炳章（左）和北大教授阎文儒在云居寺藏经洞，查看石经刻碑。黄老日前在寓所表示：“石经回穴好不好？不完全好，温度、湿度和空气流通都需要很好地解决，但不回穴更不好。”（附图片）
第11版(文化)
专栏：
北大出版藏书票
百年沧桑方寸间
苏人
7月18日，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三联书店、深圳图书城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北京大学藏书票第三套精美的票页展现在众多读者热切的眼光中。至此，北大出版社的北大百年校庆藏书票系列全部出齐。
在西方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藏书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其功用与我国传统的藏书印相近。藏书票实际上是一种作为藏书标记的小画片，票面上一般都印有拉丁文EX—LIBRIS字样，表示是某一个人的藏书。在中国，藏书票一直都只是文化人自娱之物，较少流传。是北大出版社将这种业已式微的艺术形式通过现代印刷手段真正推向大众。
这套藏书票共三套300枚，分别以“与祖国同行”、“难忘岁月”、“百年庆典”为主题，全部实行限量毁版发行。它在许多方面书写了藏书票的新篇章——
第一次由一家出版社以出版图书的形式公开发行藏书票，它将历来作为文人雅士个人化作品的藏书票更新为有公共鉴赏意义的艺术产品。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突破了传统画面风花雪月的窄小空间。
第一次借助电脑等现代化设备设计生产，并广泛吸收版面以外诸如摄影、书法、邮票、火花、书籍封面等构成因素，嫁接出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书装新门类，突破了传统藏书票木刻和小规模制作的固有模式。
第一次将美术、文学、哲学融于一体呈现在藏书票的方寸之中，精选若干历史的珍贵瞬间，配以点睛的题词。如50年代初原苏联英雄卓娅与舒拉的母亲来北大访问的画面辅之以“几代人心中抹不去的印记”，翦伯赞教授在1968年12月18日午夜手书绝命词的画面辅之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振宁在世界华人科学家演讲会上躬身倾听台下听众提问的画面辅之以“大家风范”……
据藏书票的设计者，北大出版社资深编审江溶、青年书装设计家林胜利介绍，藏书票原是想在百年校庆期间给校友提供一种别致的纪念品，未曾想很快销售一空，市场价格迅速增至售价的10倍以上，成为目前收藏界的一个热点。（附图片）
第11版(文化)
专栏：
沉埋2500年的越王陵重见天日后震惊世人，在岁月的风雨飘摇中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绍兴印山：抢救越王陵
本报记者 卢新宁
1998年6月的一次考古发掘，使绍兴这个江南小城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在此之前，谁能想到那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越国在匆匆100多年的短暂历史后，还有这么一段惊动天下的身后事。
绍兴西南山峦叠翠，云雾弥漫。沉埋在印山2500年的越王陵气势恢弘地呈现在越国子孙的眼前，与那个卧薪尝胆荡气回肠的传说，与那段风起云涌豪气干云的历史，一起涌入人们的视野。
考古学的专家们以最快的速度一批批走向绍兴，细细地考察后，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面对眼前的宏伟大墓，有人宣称：它将纳入1998年十大重大考古发现；更有人断言：北有秦陵，南有印山。
与慕名南下的人们背道而驰，浙江省、绍兴县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在暑热炎炎的7月中旬风尘仆仆北上晋京。在国家文物局与他们的共同邀请下，一批京城最知名的文物及有关领域专家集聚一堂，共商越王陵的保护方案。他们中有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中国文物研究所王丹华，故宫博物院张忠培，中国林科院木材专家张厚培，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郭黛姮等。专家认为，在已经到来的南方梅雨季节，重见天日的越王陵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漫长的寻访与偶然的发现，打开一扇震惊世人的门
越王陵的发现与一个普通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梁志明。
身处越文化中心的梁志明，胸中有一种埋藏已久的情结：那些威武雄壮的历史事件究竟发生在稽山鉴湖之间的哪一块土地上？他手不释卷地查阅有关史籍，并开始了漫长的寻访。
据史书记载，古代印山一带森林茂密，系伐木地，当时称伐木人为“木客”，因而印山早先也叫“木客山”。史料载，“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又据方杰先生主编的《越国文化》一书《木客大冢》云，“多年来在开垦过程中陆续发现许多印纹陶、釉陶器及青铜甬、青铜鼎等”，“以地理环境、地名、出土文物之级别判断，应该是木客大冢允常墓无疑”。越国世系长期以来虽有人考订，但异说颇多，其中之一认为，允常在位约60余年，曾两次与吴争战，并攻入吴境。又据《史记》载，允常丧，勾践立，阖闾伐越反被勾践伤，卒于越，开始了那长达20多年的报仇雪耻的两国纷争。倘以此推测，允常丧于公元前495年，他应该在公元前494年前葬于印山。
这些线索令梁志明颇为激动。1994年春末，绍兴县文管所开始了在印山的实地勘察，发现印山山坡断面有排列整齐的夯土层，很可能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墩墓。
1996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梁志明在陪同省文物考古所专家到印山“顺道看看”时，突然发现“木客大冢”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洞，他们马上意识到，盗掘已经触及主体。木客大冢的命运危在旦夕。
长期以来，国家文物局对墓葬发掘工作一直极其谨慎，经再三研究，最终决定立即由省文物局准备挖掘方案，进行抢救性发掘。
1996年8月之后整整17个月的时间里，由浙江省考古所和绍兴县文管所联合组成的考古小组经过艰苦的会战，数十年田野考古中始终未能找到的越王陵寝展现在眼前。这个“甲”字形的陵墓，属长墓道、竖穴、深坑、大型木椁墓。大墓规模堪与陕西秦公大墓媲美，其三角形的木椁室尚属首见。陆续赶来的专家们认定，印山大墓的学术价值非同一般，如此气势、规模和形制的大墓为国内罕见。其时间基本可以确定为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由于历史上多次被盗，墓中文物基本不存，墓主身份虽被怀疑为勾践的父亲允常，却无足够的依据。但从墓穴建筑规模之宏大、结构之精密、形制之独特、墓室之豪华，独木棺形制之巨大，以及四周的隍壕设施等方面分析，墓主系越国某君王则是可以断定的。
虽然发掘中未曾见到人们期待的青铜重器及各种精美的器皿，也未找到任何文字遗存，但即便如此，这座大墓也依然在考古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越王陵的发掘为研究长期以来面目不清的越国历史提供了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实证，陵墓的规模、形态、丧葬规格、防腐技术等充分反映了当时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
越王陵的三角形墓室第一次显示了不同于各地已发现的汉以前流行的矩形木椁，这种新的墓葬形制及其高超的防腐技术遗存是考古学的重大收获。三角形窝棚式墓椁同时也揭示了春秋时越国居住的建筑形态。
越王陵所用的木构件原木直径多在1米左右，它们是古代越国植被繁茂、自然环境优越的历史见证，是探讨古代生态演变、海进海退对浙东影响的重要史料。
流星般划过天空的越国通过越王陵留下了可供后人追忆的壮丽印记。
加固岩壁、搭建大棚，与时间争夺继续生存的机会
然而，重见天日的越王陵面临着考验。
首先是岩壁的风化与坍塌。
印山大墓墓坑是在天然山岩上开凿而成的，已裸露的岩壁高7米。经地质专家勘测，这里的岩石为强风化岩，会逐渐剥落，在雨水侵蚀及外力作用下易崩解坍塌。岩壁一旦坍塌，越王陵也就不复存在了。
而王陵内木构建筑也面临险情。
越王陵是一个大型木椁墓，木室所用木材材质非常优秀，而且在当时采取了严格的防腐措施。墓坑内分层夯筑青膏泥，青膏泥下面是厚达1米左右的木炭层，木炭细碎成粉末状。木炭层下为椁顶，顶高达5米，用树皮包护，包护层厚达20厘米，多达140层。由于历史上的多次盗墓，破坏了胶泥层、木炭层、树皮层的防水、阻水作用，使得这些木构的表面有5厘米左右的厚度已经风化和糟朽，其余部分也处于潮湿状态下多年，面临着朽烂生霉的危险。
与此同时，漆皮也开始脱落。越王陵墓室内三面木壁均刷油漆，局部漆面至今平整如镜。王棺是由整根巨木凿成，全长6．1米，出土时黑褐色的漆面仍闪亮反光。据考察，原木椁内部全部都经髹漆处理，且漆皮坚韧光滑。但由于盗墓破坏了原环境，潮湿致使这些木构表面的漆膜多数已经脱落损坏。它们是否如马王堆汉墓的漆器那样属于大漆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但不管是何种漆，都是研究越国文化的重要资料，应尽量保存……
东南大学建筑系受浙江省委托，论证起草了厚厚一本“绍兴印山越国王陵文物保护与利用方案”及“墓坑加固保护方案”。经过与京城专家会商，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固岩壁，搭建永久性大棚与木材防腐。
加固岩壁的方案基本上确定为土钉加固法。沿坑壁纵横向每隔2至3米设置10余米长土钉一个，使土钉与土体形成复合体，增加土体承受坡顶超载能力，防止岩体坍塌。在发掘时临时搭建的大棚因覆盖面积小、抗雨能力差等缺陷无法达到保护王陵的目的，必须立即着手建造可以永久性大面积覆盖的保护建筑，以防止风化岩因雨水侵蚀不断坍塌而危及王陵，这一建筑必须与周边的环境协调一致。木材防腐应迅速进行木质取样分析和周围环境分析等基础工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指示，一切保护方案必须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因为“印山大墓非同小可，意义重大，不可等闲视之”。
绍兴人都记得河姆渡遗址中稻谷的风化，决不愿意印山大墓也遭此命运。越王陵发掘后，绍兴县政府办公会议立即决定先拨保护经费2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抢救压倒一切”。但与东南大学的保护方案资金预算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些单靠绍兴县的觉悟显然不够。
而在印山大墓的西侧，还有四座一字形排开、大小相近的山丘，有一座已被确认为墓葬，人们推测它们也是王室墓冢。闻听此讯的盗墓者已经虎视眈眈，而发掘工作因为种种因素还不能进行。
随着雨季的到来，已有2500年历史的越王陵处在风雨飘摇中。但愿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能使它在岁月的长河中继续存活，但愿隐藏千年的越国文化之谜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解开。
印山越王陵一瞥。（附图片）
第11版(文化)
专栏：
徐东法的书法艺术
阿欣
一位书法家的艺术价值高低，常常取决于他有无个性和创新。北京京旅艺术中心主任徐东法初学智永千字文，后学于右任。1969年他调北京工作后，先后结识了启功、吴作人、李苦禅、李琼久、秦岭云诸书画名家，在他们的传授指点下，书品与人品俱增。他的字追求险、讲究奇，大起大落，不落俗套，能自成面目。
左图为徐东法所书唐代韦应物诗：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