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东亚危机缘何加深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张蕴岭
东亚金融危机已持续了一年多，尽管多数国家的货币大幅度波动已趋平息，但危机却没有得到缓解，发生新的金融动荡的危险依然存在。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人们最初所始料不及的。
一年多前，人们还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前景普遍抱有非常乐观的看法，现在看来，也许正是这种普遍乐观的“大气候”成为酿成危机的一个祸根。首先，这种“大气候”导致东南亚经济过热，使政府过多的搞大工程，上大项目，使企业盲目的扩大生产能力，过度举债；尤其是使资金流向那些被认为能在短期内得到丰厚利润的房地产投资。再者，这种“大气候”吸引国外资金大量流向这个地区，从而导致“资金过多”。据估计，在危机发生的前几年，每年大约有100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这个地区。
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泰国金融危机会扩散到大多数东亚其他国家？一般认为，是因为出现“市场信心”危机。由于许多国家存在与泰国相类似的问题，泰国一出问题，马上就引起投资者和投机者对其他国家信心的丧失，从而引起大规模货币投机；同时，也由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市场缺乏透明度，从而导致市场的过度反应；当然，投机资金的大量运作和大规模突然抽走是使市场信心崩溃的一个触发点。像韩国的危机，就是由于市场信心崩溃，才导致汇率“超值”下跌，同时也把其对外债务中的问题一下子挑出来了。日本的情况与东南亚国家不同，它一方面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其根源。在流入东南亚的外部资本中，日本银行提供的最多，债务不能按期归还，使日本银行陷入困境，暴露了其在经营管理上的内在问题。
东亚金融危机反映出一个事实：这个地区的经济存在着很高程度的一体化，各国货币金融之间发展起了非常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在一种高度开放和一体化的市场环境下，资本流进容易，流出也容易，资本大规模流进流出不仅会导致货币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也会导致整个经济的不稳定，尤其是资金的大规模抽走，往往是导致市场萎缩和经济萧条的一个主要因素。
危机发生以来，国际资本大规模从这个地区流出，据估计，约有1150亿美元从韩、泰、菲、印尼和马来西亚流出，同时银行放款也减少880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提供的援助资金只有1100亿美元）。由于资金撤离，银行减少或停止提供新的贷款，使一些国家的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之中。
资本国际化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从总的来说，资本国际化有利于资本的国际流动和有效利用，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为各国对流入资本的管理带来困难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东亚金融危机是在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环境下，资本国际化对地区，乃至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一次大冲击。由于这种冲击来势凶猛，使国际组织和各国在对付危机方面措手不及或措施不力，因此，导致了危机进一步蔓延，在一些国家，货币金融危机发展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为政治危机。现在看来，这个地区走出危机的时间要比人们早期预想的长。
危机暴露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和企业经营体制上的一些严重问题。比如，过分密切的政府—企业体制；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忽视国内市场开发；银行体系不健全和证券市场发展滞后，市场体制缺乏透明度等。这些必须成为亚洲国家改革和调整的重点。
另一方面，过热的经济环境和大规模的竞争性跨国投资，使得东亚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起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出口市场受到限制和国内市场得不到较大发展的情况下，靠借债和外来投资建立起来的大量过剩生产能力成为恶化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汽车为例，东南亚建立起来的生产规模达到1230万辆，但只能销售出780万辆，地区竞争性过度投资和严重的结构性生产过剩，是东亚地区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本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应该通过提供扩大的进口市场为东亚经济的恢复做出贡献，但是，事实上，日本不仅不帮忙，还添乱。日本银行坏账达6000多亿美元，国内的调整导致资本大量回抽，使银行经营业务大举从国外回撤；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通过放任日元贬值，推动出口，限制进口，保全自己的大企业。日元的大幅度贬值，导致该地区其他国家货币发生新一轮贬值；日本的“限进促出”政策导致其贸易顺差大量增加。令人失望的是，在需要日本增加进口，帮助亚洲其他国家摆脱危机，恢复经济的情况下，其进口今年上半年竟比去年同期减少近10％，贸易顺差增加66％。人们期望日本政府的更迭能扭转日本的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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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亚模式”并未终结
——访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罗肇鸿
本报记者 李湛军
一年前，一场金融危机打乱了东亚的金融秩序，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一些人甚至认为“东亚模式”也将终结。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东亚的过去和未来，怎样认识金融危机与东亚奇迹的关系？为此，记者日前走访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罗肇鸿研究员。
罗教授对记者说，金融危机着实让东亚人开始冷静思考自己的问题，不再陶醉于“21世纪是亚洲世纪”这样的虚幻辞藻当中。但“东亚奇迹”是实实在在的。过去30年间东亚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经济增长率全球最高（过去30年间平均增长约8％）；贸易增长速度全球最快（以1990—1995年来说，全世界出口增长8．2％，亚洲为15．6％）；吸收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80年代以来亚洲吸收的外资占发展中国家的半数以上）；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全球最快。
可是当人们谈到“东亚奇迹”时，习惯把它归功于“东亚模式”的积极作用；而当谈起“东亚金融危机”时，人们又倾向于把它归根于“东亚模式”的弊端，甚至把“东亚模式”指责为“裙带式的资本主义”。对此，罗教授认为，目前不管学术界关于“东亚模式”的解释有何不同，但它的几个特点却是广获共识的：
经济高速增长。无论是日本，还是东盟和中国，都实行赶超型的发展战略，目标明确，信心十足。实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而不像拉美国家那样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政府的干预性比较强。普遍实行政府主导性的市场经济，即在政府指导下制定产业政策，主动引导企业的发展。内部积累和积极引进外资相结合。东亚国家的储蓄率长期以来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数国家保持在40％左右，吸引外资的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比如，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是1290亿美元，其中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就达800亿美元以上。重视科技和教育。儒家文化圈内的地区原本在历史上就很重视教育，经济起飞后富裕家庭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
罗教授认为，尽管当前东亚遇到了金融危机，但东亚发展的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基本因素是健全的，这些条件并不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消失。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有利影响、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合作进程的推动等一些新的有利条件也将促进东亚经济的发展。他强调指出，“东亚模式”所以不会完结，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东亚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些国家要走出危机恢复增长，也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才能完成。
罗教授接着指出，“东亚奇迹”是在许多特定条件下引发的，现在许多原有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东亚模式”也应进行相应调整。他认为，“东亚模式”的改革眼下急需做的工作是：改进出口主导型战略，及时从出口主导型转向主要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完善政府的作用，不断提高决策质量；另外，改革外资的使用方向，提高国内技术创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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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结过去 开拓未来
宇轩
一年前，以泰国弃守其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为始，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亚，并波及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这一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这一严重的危机给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而又有深刻含义的问题，即：亚洲国家应该如何看待总结过去？又该如何开拓、发展未来？
复杂的国际背景
前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前，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愿意用自己的资金、部分技术及市场换取亚洲的稳定，这为该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原来支持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经济贸易优惠政策以保持美国对亚洲的影响和势力的政治基础与意愿消失，因此，亚洲部分国家与地区实际上是失去了以往那种较为宽松和有利的发展环境。去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一度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这一现象，一是反映了美国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二是反映了美国对亚洲崛起十分复杂与矛盾的心态。
战后50年的发展，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相互依存性日益提高。金融市场的发展更是人们10年前始料不及的，其交易规模与速度已超过人们的想象，它所形成的冲击力也是任何一个国家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抵御的。加之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病，而国际上对制止不良投机力量方面缺乏有效的合作，致使亚洲陷入了这场空前严重的危机。
深刻的国内原因
平心而论，亚洲经济持续增长近30年，成绩是巨大的。也正是这巨大的成绩掩盖了其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其中主要是经济结构和制度上的问题。
亚洲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主导性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初期曾发挥过积极的影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应从微观参与过渡到宏观调控，主要注意力应放在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上，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
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失去了原有的相对优越的外部发展环境，同时由于新的经济力量的出现，也使传统工业与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双重压力下，亚洲部分国家早就该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开拓新的经济领域和市场，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或进行得太慢，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政策失误是造成此次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韩国实行了过分扩张的产业政策，超过了其经济发展的能力。东南亚国家为促进外贸发展，维持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在日元贬值，自己贸易逆差扩大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均未作出相应的调整。为了维持高汇率，不得不维持相对高的利率，这不仅诱发了对外借款的增加，而且推动了国内泡沫经济的膨胀，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
另外，东亚国家在金融监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从而使十分脆弱的金融体系完全暴露在国际资本强大的冲击力之下。东亚国家过早开放其金融市场，一方面反映了发达国家不断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国家为争夺国际资本而采取主动的紧迫心情。
政局不稳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重要原因。危机发生前后，泰国、韩国和日本政府不断出现各种问题，使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危机发生一年来，已使泰国、印尼、韩国和日本政府因无力制定和执行使经济快速摆脱困境的计划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又是政局稳定的基础。
前途依然光明
东亚金融危机已持续一年。以最具经济竞争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进入衰退为标志，这场危机应该已见谷底。如不发生意外，东亚经济可望在2000年以后全面复苏。
总的来看，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应采取综合治理、区别对待和加强国际合作的政策，其核心应是恢复信心。主要为四个方面。第一，国内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应该松紧结合，不应是完全的放开或完全的紧缩。针对不同的企业和情况要有不同的措施，目的是尽量维持经济的增长；第二，短期外债应该重组。也可以视情况实行股权与债权的互换；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与亚行应和发达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引导国际资金重回亚洲地区；第四，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督，及时制止不良投机行为。
亚洲有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它能延绵至今，是因为它包含着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精华。它不可能因为一小部分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抨击而消失。所谓“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亚洲人民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在学习和吸收其他优秀文明的过程中创造的，它一定会在继续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的道路上不断完善。相信亚洲国家一定会克服目前的困难，调整各自的经济体制与结构，走出这场危机，再创历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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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应承担大国责任
本报驻日本记者 于青
去年7月以来，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据日本研究机构预测，经济增长率恢复到5％，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需要3年，泰国和韩国需要4年，印度尼西亚需要6年。一般认为，如果日本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萧条，亚洲国家经济恢复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许多亚洲国家货币接连贬值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出口增加。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日本出口下降。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对日出口增长率，去年上半年比前年同期增长4．1％，下半年转而下降为负8．7％。到今年5月，泰国比去年同期负增长23．4％，马来西亚为负32．1％，印尼为负32．7％，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是两位数负增长。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经济萧条、需求下降。许多亚洲国家面临外债重压，还债只能依靠出口换汇。
日本经济企划厅分析亚洲金融风波认为，外国资本回流是货币危机的成因。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亚洲国家为吸引高收益的短期资本而维持高利息。以直接投资为中心，许多亚洲国家的企业纷纷从外国金融机构进行短期借贷。这些外国资本从1980年的130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200亿美元，东南亚成为外国资本流入最多的地区。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外债也急剧增加，1997年泰国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9％，马来西亚为60％，印度尼西亚为63．4％。向这些国家融资最多的国家就是日本的金融机构，约占融资总额的1／3，占泰国外债的54．3％，占印尼的39．5％，占马来西亚的36．5％，远远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去年7月以后，短期资本一举回流，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5国流出的资金，1996年入超930亿美元，1997年出超128亿美元。短期债务的偿还成为今后的一道难题。
当前亚洲国家最关注的是日本经济何时走出困境、日元汇率是否还会出现大幅度下跌。因为日本是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扩大内需，增加进口是亚洲经济稳定和恢复的重要因素。问题在于日本政府对此的紧迫性和危机感认识不足，政策失误，坐失良机，引起日本国民强烈不满，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就是经济政策失误的警钟。海外人士的对日本的警告不绝于耳：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表示，日元贬值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引进外资；6月15日欧盟副主席布里坦说，日元持续贬值，对欧洲经济也将造成影响；6月20日，紧急货币会议在东京举行，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使日本作出了尽快解决不良债权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承诺。27日闭幕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日本经济也成为议论的话题。但是，紧急货币会议已经时过一月，日本所作承诺无法兑现，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只能等待8月的日本临时国会讨论通过有关法案才能着手。刺激经济复苏也要待日本新首相8月初走马上任后宣布新举措。
东亚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一年，萧条中的日本经济受到举世关注，人们希望日本承担起经济大国的责任，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压器”，而不希望看到日本成为新一轮风波的“风口”或“震源”。
（本报东京7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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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打喷嚏”
本报驻美国记者 张亮
如果把东亚金融危机比作“感冒”的话，那么美国经济现已在“打喷嚏”了。官方最新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表明，前者对后者的负面影响正在凸显，因而引起了此间经济界的普遍不安和忧虑。
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已进入了第八个年头，大大超过了战后的平均复苏期（50个月）。去年美国经济增长3．8％，今年第一季度猛增至5．4％，但是，东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经济专家们普遍预测，今后几个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减速。
从目前看来，东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贸易逆差的急剧恶化。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头5个月，外贸逆差累计总额高达6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骤升39．6％。工厂的生产开始放慢，出口商品开始堆积在码头上。6月份工业生产下降了0．6％，是4个月来工业生产的首次下降，失业率也由4．3％上升到4．5％。自1993年以来，美国的外贸出口增长占其经济增长的30％。但是，4月和5月份，出口连续两个月下降。出口锐减，严重影响美国农业、航空、建筑等行业的发展。
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已出现滑坡，乐观者估计只有3％左右的增长，这种结果是美国最初未曾料到的。早在去年7月泰国爆发金融危机时，华盛顿显得非常平静，美国认为这只是泰国的事情，随后认为只限于东南亚。因此美国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随着危机的蔓延、持续和加剧，特别是危机波及到韩国和日本后，美国才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不得不两度调整政策，从隔岸观火转向积极参与灭火：将汇率政策由放任自流改为联手干预，开始协同日本、中国等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救援行动。今年6月，日元对美元汇价直线下滑，使东亚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在此形势下，美国采取了用美元购买日元的干预行动。在美国看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从东南亚地区的进口就会增加，这也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压力，以保证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令美国失望的是，日本还是许诺多，实际行动少。近来，美国政府官员纷纷向东京发出信息，强烈希望日本新政府能尽快“下猛药”。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都比较强劲，因此，一般认为，即使是负增长，也不意味着经济衰退，而是一个暂时现象，因为巨额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些临时和技术性因素导致的。他们估计，今后几个季度美国经济会继续回升。至于回升速度如何，将取决于东亚经济的衰退程度、金融危机是否会恶化和日本经济的变化及其对策。（本报华盛顿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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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人助泰 共渡难关
本报驻泰国记者 成元生
7月16日，泰国最大的纺织厂之一泰美伦纺织厂突然宣布倒闭。记者两年多前曾去泰美伦采访，对该企业生机勃勃的景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金融风暴的冲击，去年下半年起泰美伦困难重重，终因亏损严重而被迫关闭。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泰国政府为稳定泰币汇率被迫采取高利率和银根紧缩政策，贷款利率高达17％—19％，致使许多企业周转资金缺乏，陷入困境。据商业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泰国就有5138家企业倒闭。预计，泰国经济今年可能出现4％—5．5％的负增长。
大批企业的倒闭，使泰国的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截止到今年6月份，泰国的失业大军已达150万，到年底，估计将达到200万人。6月上旬，记者在劳工部就业厅采访了一位失业的白领职员。他叫皆颂·顺西里，失业前在一家金融公司任业务经理，每月工资收入三四万铢，生活富裕，并以分期付款方式购车买房。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所在的金融公司被迫停业，他也随之失业。他自筹资金，雇了两个工人，开了一个洗车行。他对记者说，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高级职员已不开私家车上班而改乘公共汽车，因此，洗车行生意清淡，只能勉强维持。
物价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政府采取措施严格控制物价，规定食品、农产品等26种商品由政府控制，不得随意涨价。政府部门还组织物价检查队，进行监督。商业部门筹办廉价大平卖集市，为广大劳苦群众购买便宜实用商品提供方便。尽管如此，在市场上，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比金融危机爆发前高了许多。如“象牌”大米每包（5公斤）由过去的120铢（现在1美元约合42铢）涨到150铢，食油每瓶（1．4公斤）由67铢涨到82铢，面粉的涨幅达50％以上，蔬菜涨幅达20％—30％。今年上半年，泰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0．7％，创10年来最高记录。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加剧，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自去年年底开始，泰国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吃泰国食品，用泰国货，民众纷纷捐钱给政府，帮助国家克服困难。“泰人助泰，共渡难关”，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本报曼谷7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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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所需时间民意调查示意图
资料来源：《远东经济评论》制表：吴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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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东京外汇市场内汇率显示器显示日元兑美元汇率跌至一百四十三点三零日元兑换一美元。受日本政局的影响，当天日本汇市剧烈动荡，该汇率曾跌至一百四十四点五零日元兑一美元。新华社发（美联社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