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吕叔湘学术思想研究
江蓝生 方梅
吕叔湘（1904．12—1998．4），江苏丹阳人，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
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共出版专著和编译著作二十余种，发表论文和其它文章六百余篇。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文言虚字》等。我国最具影响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并主编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文集》六卷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百年来，中国的汉语研究从传统语文学逐步迈向现代语言学，语法研究也经历了从模仿印欧语言的描写框架到逐步立足于开掘汉语自身规律的探索历程。可以说，自中国人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的一百年，汉语语法研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有效地运用于汉语的分析，并创造出一套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充分准确地揭示汉语的面貌。回顾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历程，吕叔湘先生的一系列著作是继《马氏文通》之后汉语语法研究思想历程的写照，从《中国文法要略》到《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语语法论文集》、《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述，引导和推动了汉语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吕叔湘对西方传统语法和现代语言学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国际语言学的发展动态极为关注。他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同时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他主张，一方面，要防止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另一方面，也不能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能套用他们的研究结果。吕先生十分赞赏陈承泽《国文法草创》的“研究法大纲”里提出的三原则，即，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他把这三原则解释为：第一，语法规律应该从语法现象归纳，不能凭语法专家的主观来制定；第二，一种语言有一种语言的语法，研究汉语的语法不可拿西方的语法来硬套；第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吕先生早年受到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和法国语言学家勃吕诺的影响。他的成名作《中国文法要略》发表于四十年代。这部汉语语法既借鉴了叶斯柏森和勃吕诺的语法思想，又充分考虑到了汉语的实际面貌，以意义范畴统摄表达形式，以功能综合形式和意义。《中国文法要略》是继承与借鉴、务实与创新的典范，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它“提出了一个内部蕴涵有机联系的表达论体系，这也是迄今为止汉语研究中的最为完整的表达论体系”。
吕先生立足于汉语实际的研究思想也体现在关于汉语语法单位的论述之中。吕先生指出：“讲西方语言的语法，词和句子是主要的单位，语素、短语、小句是次要的。（这是就传统语法说，结构主义语法里边语素的地位比词重要）讲汉语的语法，由于历史的原因，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不亚于词，小句的重要性不亚于句子。”在此基础上，他把语言的单位分作动态单位和静态单位两个层级。用“小句”而不是用“句子”作为基本的动态单位，因为“较能适合汉语的情况”；而在动态单位与静态单位之间，他认为“把短语定为词（或者语素）和句子之间的中间站，对于汉语好像特别合适。”吕先生的这些观点已经被语法学界广泛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
理论研究与用法研究并重
在语法理论方面，吕叔湘的一系列著述对于引导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十年代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中的《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汉语里“词”的问题概述》、六十年代的《说“自由”和“粘着”》和《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等，总结分析了语法学界在处理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成功与不足，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汉语语法分析中的应用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成书于七十年代末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汇集了吕先生对汉语语法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系统分析了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对西方传统语法及现代主要语言学理论如何与汉语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对八十年代及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吕先生一向认为用法研究与理论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用法的研究调查，他的《把字句用法的研究》、《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等一系列文章，收集归纳了大量用例，有些甚至是对专书作穷尽式的考察。由他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讲虚词及少数实词的用法，把汉语语法的讲解落实到虚词的用法上”，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词典。对于汉语语法这个历史不长的研究领域来说，这种对具体语言事实的深入挖掘和对用法的全面细致的勾画无疑是奠基之作，它不仅已经广泛应用于语言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等应用领域，而且对今后的理论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小学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相结合
吕先生的研究注重实效，传统小学朴素务实的学术风范和重视虚字的研究传统在他的著述中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融入了现代科学精神的内涵。他的著述中不仅有大量的用法研究，还有一些是直接面对教学的。他撰写的《文言虚字》、《语法学习》和他与朱德熙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都是供学习者使用的语法学参考书。《中国文法要略》“类集用例，随宜诠释，稍加贯通”的描写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小学讲虚字和句读的精神。他自己也说，“在成书十年之后我才觉察自己无意之中继承了这个传统”。即便是专门的理论性讨论，在可读性方面也十分考究。《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是对我国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总结，其中凝聚着吕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的真知灼见。为了要“让读者能够痛痛快快地读下去”，编排力避枝蔓，行文简明扼要，术语尽可能采用通行的，全书不过六万多字。吕先生十分关注语言的使用问题，既有专论，也有不少针对时弊的短文。这些文章语言朴素，切中要害。用吕先生自己的话说，“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妆莫问入时无。”吕先生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并以此谆谆教诲青年学者，他常说“实事求是”四个字看似容易实艰辛。
吕先生的研究虽多从具体问题入手，但他的微观研究总是有汉语语法的全局在胸，从他为《现代汉语八百词》所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要点》以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所写的总论《语言和语言研究》，都可以看出他对汉语语法的总体把握和对语言学科的宏观认识。吕先生重视理论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创建，把理论的认识看作深化研究的指南，指出“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你去发现事实”。他反对“用小本钱做大买卖”、或者是根本没有本钱就想做大买卖的空想和空谈。吕先生的研究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求得对语言规律的系统性认识。他说，“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他的研究中融入了大量的不同时期历史文献的比较、历史方言的比较、历史文献与现代方言的语料的比较，以及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引证范围之广，从《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引书目录”可窥一斑。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面貌不同于传统的语文学，其标志在于：第一，对语言的研究不再受文字的局限，从研究“字”发展为研究“语”；第二，由对单个字义的考据推究发展为对语句结构、组成成分的关系，以及语句的表达功能等方面的多维分析；第三，由对语言的一时一地的孤立考察发展为通过跨时间和空间的对比探究语言类型与语言共性。吕叔湘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兼收并蓄，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调查实验；讲究分析的系统性，注重跨语言的、跨方言的比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语言的比较。东西方学术精神的融合使他的著述在同时代的研究中独具特色，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不朽之作。
※※※
吕先生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眼光的语言学家，他非常关心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在每个关键时刻都对我国语言研究的任务、方向、方法等重大问题陈述己见。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吕先生发表了《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一文，辩证地阐述了语言研究工作应如何处理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这四对基本关系，对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世界语言学发展到九十年代，以单一的某一种西方语言为出发点构筑语言学理论的做法所体现出的弊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以跨语言研究为基础进行理论探讨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后期语言研究发展的潮流。这不仅扩大了我们的借鉴领域，使我们有可能以更广阔的视野研究探索汉语的规律，同时也意味着汉语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只为汉语的研究，而是世界语言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百年来，虽然汉语语法研究在描写与解释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仍有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解决。在《马氏文通》发表一百周年的今天，总结吕先生的学术实践，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必会激励汉语研究工作者发扬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使汉语研究真正面向世界。
题图：吕叔湘速写
罗雪村画（附图片）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动向
●我们正处于人类文明又一次大转型时期。
●新的文明要求有新的科学支撑。
●新形态的科学需要并呼唤新形态的科学哲学。
●建立和发展新型科学哲学，是我国学术界的一次历史机遇。
科学哲学面临革命性变革
苗东升
在二十世纪的哲学舞台上，科学哲学位置显赫。面对现代科学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庞大辉煌的学科网络体系，以及对人类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无数学者从各自的世界观和人生体验出发进行哲学的反思、诠释和总结，对于科学的起源、本质、特点、运作规范、发展规律、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作出系统的、多视角的、深刻的哲学说明，建立起不同的理论体系。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中期达到了它的顶峰，学派林立，观点纷呈，著述丰繁，不但对科学本身的发展起了良好的规范和推动作用，而且丰富了科学文化，促进了人文文化的发展，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写下浓重一笔。
但今天来看，传统的科学哲学正在走向它的尽头，除了对现有理论作些补充完善的工作外，难有新的理论和学派出现。究其根源，首先在于作为其反思对象的科学是所谓经典科学。科学系统的这种历史形态在过去的四百年中虽然取得极大成就，但辉煌正在过去，它所固有的弊病却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目前，科学系统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历史形态转变，即从经典科学转向未来的“新型科学”。这一变革不仅是科学系统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实际上，我们正处于人类文明又一次大转型时期，即从工业—机械文明向信息—生态文明的转变。新的文明要求有新的科学支撑。科学的转型不过是文明的转型的一个方面罢了。
为新文明服务的新科学必定具有新的本质特点，我们现在还远不能准确地把握它。但给以大略的描述还是可能的。在自然观上，新型科学要以有机论取代机械论，把整个自然界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物质不再是机械论世界观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体，而是处于自组织不断演化中的物质。在科学观上，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剔除其中的神学成分），经典科学是“祛魅”的科学，把价值观、伦理观等排除于科学之外，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智力工具；新型科学是“返魅”的科学，它要把被经典科学排除了的某些东西重新吸纳进来，使科学成为人类与大自然对话的智力工具。在方法论上，经典科学的成就主要是靠还原论的、分析的方法取得的，主要目标是揭示世界万物运行的微观机制；新型科学需要的是系统论的方法论，强调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起来，主要目标是把握系统的整体突现性，整体地处理问题。在思维方式上，新型科学将全面而彻底地以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概而言之，与现有科学相比，新型科学将是一种在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一系列新质特点的科学。
对于科学的这一新历史形态，现代的各种科学哲学都失去了以往那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力，有的甚至格格不入。近二十年来，西方科学哲学基本陷入停顿，学术界深感困惑，不知所措。霍甘风靡一时的论著《科学的终结》就是这种情绪的极端表现。他们把经典科学这一特定的历史形态即将到来的终结当作科学本身的终结，看不到正在孕育中的新型科学是更具生命力，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科学形态，发出了所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等奇谈怪论。他们没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样的演化观点和哲学洞察力，从而失去了他们的前辈在上一次文明转型时期站在历史前头进行正面指导的勇气和智慧。
新形态的科学需要并呼唤新形态的科学哲学为它张扬，为它论证，为它指路。科学哲学适逢新的大发展的历史良机。新时代的科学哲学家应当站在文明转型的历史高度，考察科学转型的动因、阻力、转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可能发生的分叉和对称破缺选择、什么是优化的选择等等，剖析经典科学自身特性和规范中哪些是工业—机械文明这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哪些是新型科学可以继承的，如何在符合科学规范的前提下把被经典科学排除了的东西重新接纳进来，克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帮助科学界逐步确立新的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其中包括重新审视科学哲学的现有成果，作为建立新科学哲学的重要借鉴。
对于科学和科学哲学面临的这种革命性变革，西方许多具有先进哲学思想的科学家（如卡普拉、普利高津、圣塔菲学派的代表人物等）已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后现代主义也不乏创见。但对于如何建立这种新型科学哲学，总的来说，各国学者尚处于摸索状态。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科学哲学，尚未建立自己的学派，理论上的独创成果也不多，但文明的转型、科学的转型为我们改变这种落后局面提供了极佳的历史契机。在建立新型科学哲学上，东方与西方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西方学界有一百多年学术探索的历史积淀，这是他们的优势。但在面临系统结构形态根本转变的时期，这种优势形成难以克服的思维定势，反而又可能成为他们的包袱。而没有这种思维定势、没有这种包袱正是我们的优势。只要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善于学习，勤奋工作，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完全有可能在新型科学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
成思危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当如何管理企业，这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在大多数老牌工业国中由高社会福利引起的财政困难，以及政府主导型的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等情况的出现，使得国外一些学者重新重视探讨政府的作用问题。例如世界银行一九九七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报告中指出，关键是政府的有效性，并提出应通过重振公共机构的活力来提高政府的能力。
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是否确有模式可循，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是权变型的，取决于执政党或执政者的价值观和对客观形势的判断，因此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有人认为，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因此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模式。我们认为，虽然在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中含有权变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发达程度等因素。因此尽管各国政府管理企业的手段和机构不尽相同，而且还会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而变化，但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可循。对管理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各国政府管理企业的实质经验，而不是一些表面上、形式上的做法。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正在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而努力奋斗。为了实现十五大确定的目标，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是当前相辅相成的两项重要任务。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改革中既需要脚踏实地、稳步前进、积极探索，“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高瞻远瞩、统筹规划、明确目标，做好总体设计。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有志之士对政府如何管理企业这一问题的关切，以进一步推进上述两项重要的改革，为到二○一○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
（摘自成思危主编的《政府如何管理企业》一书）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孔繁森价值观研究》评介
王杰
邢志第、刘继孟主编的《孔繁森价值观研究》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九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多视角、多侧面地揭示了孔繁森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一方面，该书通过对孔繁森人生历程的寻觅，显现了其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透过孔繁森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的言谈举止，彰显出其价值观的社会内涵及时代风采。既分析了孔繁森价值观的一般特征，又研究了孔繁森价值观的动态发展过程及思想闪光点。作者没有把孔繁森的感人事迹仅仅停留在一般叙述上，而是注重从理论高度上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读者把握孔繁森价值观的真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追求高品位，注重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部学术研究专著，该书没有拘泥于简单罗列描述孔繁森的典型事迹，而是对孔繁森价值观的深刻本质进行学术探究，以便寻找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这本书从十四个不同侧面分析了孔繁森价值观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研究了孔繁森价值观的精髓，使其具有现实针对性；同时又使这种学术研究构筑在孔繁森感人至深的典型事例之上，使其具有强烈现实感。也就是说，该书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结合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再现人格魅力，突出教育功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该书通过对孔繁森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的展示，歌颂了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和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全书始终把对孔繁森价值观的研究置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较好地寻找到了孔繁森价值观与当前我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向读者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孔繁森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及人生追求，对于大力弘扬孔繁森精神，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将起着愈来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
雷毅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德国及国内的四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围绕着高科技与人文因素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公众民主参与科技决策问题。有学者指出，科技内部有一种追求民主的理想。也有学者认为，在科技发展中存在着一些矛盾，比如，一方面科技决策需要民主参与，另一方面公众又难以民主参与。
高科技发展中的价值与伦理问题。有学者认为，从技术的功能上看，有效性、简单性、稳定性、精确性、持久性、可受益性和公共福利等等都应被视为价值。应把技术置于文化框架中，真正理解今天我们所说的技术的价值。因此，可以发展一种技术人类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科学和技术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得对人类活动的规范和评价变得迫切。另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本质是符合伦理的，科学技术的价值是科学伦理学的基础。
人文因素研究中的案例分析方法。有学者从史学角度对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如科学观念、科学体制、科学中的个人和科学思想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理解人文因素实质上就是要深入理解科学探索的特征以及在更宽泛的文化中科学的位置。
STS研究在当今高科技社会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科学和技术是社会构筑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对各种相关的复杂关系有一个跨学科的全面的观点。STS涉及到许多学科，如社会学、历史、科学哲学、人类学和政策研究等等，STS这个研究领域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另有学者指出，高科技中的人文因素既要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
此外，专家学者们还对相关议题，如“知识管理与创新”、“高技术带来的几个人文课题”、“高科技精神”、“高科技的生态价值”、“中学理科教学中STS教育”等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和交流。文晖）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新书架
新书架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
房宁著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一书，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大量资料和事实为基础，依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线索，探讨了战后至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关问题，其中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提出、发展的历史背景、原因、机制及前景，并力图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的社会特征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概括。
《低效率劳动研究》
赵振华著的《低效率劳动研究》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导下，借鉴和运用国外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对传统体制下的就业问题、低效率劳动导致的个人收入差别、低效率劳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就业的冲突与协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了建议性的政策措施。
（谢文）
《西方政治思想史纲》
马啸原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采取历史与逻辑、编年顺时与人物观点相统一的方法，对体现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的学说进行了评述。（王一）
《李退溪思想研究》
张立文著的《李退溪思想研究》一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朝鲜一代哲人李退溪（一五○二—一五七一）的思想的研究，为探讨儒学与东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