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综旧典而开新风
——访学者张岱年
徐怀谦
张岱年，生于1909年5月，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任教，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9年至1989年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和文化问题等三方面的研究，在哲学史上首次给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唯气论（唯物论）以重要地位，提出一本多级、本至有辨等理论命题，阐明中华民族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并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其主要著述有《中国哲学大纲》（1936）、《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7）、《中国哲学发微》（1982）、《中国哲学方法论发凡》（1983）、《真与善的探索》（1988）、《文化与哲学》（1988）等。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卷本《张岱年全集》。
记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创造的综合”的主张，认为要兼综东西两方之长，而创造一种新文化，八十年代又重提“文化综合创新论”。事隔五十年后，旧话重提，肯定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吧？
张岱年：三十年代我提出“创造的综合”，强调了创造，强调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但讲得还不够具体。八十年代，我重新提综合创新论，有些问题就想得比较具体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我提出中国古代哲学长于辩证思维而缺乏分析思维，主张既要发展辩证思维，也要提高分析思维的水平。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提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谓“创造的综合”主要是一方面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中国文化的先进传统也很丰富，最主要的就是刚健精神，即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和为贵”的精神，即厚德载物、兼容博大的精神。西方文化的长处是科学与民主法治。中国虽有民本思想，但在历史上没有民主制度的传统，又缺乏法治传统，这些必须参照西方的先进经验。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只取一点，不计其余；您提出的文化是可以析取的思想，是对这种论调的否定。
张岱年：每一民族的文化形成一个文化系统。任何文化系统都包含若干要素，可称为文化要素。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是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的。
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有其独立性，但是也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这是常见的历史事实。
同一文化系统或不同的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之间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有些不同的文化要素，虽然似乎相反，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如果仅取其中一个而排斥另一个，就会陷于偏失，引起不良的后果。比如，古代儒家强调道德教育，不重视法治；法家则专重法治，完全否认道德教育的价值。事实上，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也有一些文化要素，各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能脱离原来的系统，不可能勉强地拼凑在一起。例如，清末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企图把三纲五常的旧伦理与近代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事实上君主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不相容的。
那么，不同的民族文化只有各自独立，或者只有“全盘西化”才是出路吗？这又不然。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扬长补短，历史上不乏实例。保持自己的良好基础，学习先进文化的最新成就，以促进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西方近代科学与西方的宗教、艺术、教育、风俗等等共同构成一个文化系统。但是，科学是在与宗教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和当时的艺术、风俗等也不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没有必要把近代西方的宗教、风俗都移植过来。
记者：在您所设计的这个新的文化体系中，儒学占多大比重？您和“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何在？
张岱年：我讲综合创新，一方面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综合起来，这是中西的综合；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内部，要把儒、墨、道、法的进步思想综合起来。这其中，儒学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儒家强调两点，一是人格独立、意志独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是主张个人对社会要有责任心。但儒家有一个缺点，它强调等级制度。
我不赞同“儒学复兴论”，认为对于儒学的内容应加以分析。儒家学说有一些深湛的思想，在现在还是应予肯定的，除上面提到的人格独立等优点之外，还有刚健自强的思想，以和为贵的思想。但是儒学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应加以批判。“新儒学”的许多学者是要继承儒家的道统，我不同意。我认为，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儒学作为一个学派还是可以存在的。在我看来，儒学分三大派，“新儒学”只发展了其中的两派：一是继承陆王学派，比如台湾的新儒家；二是继承程朱学派，像冯友兰。我不同意陆王，也不同意程朱，而主张弘扬儒学里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一派的唯物论思想。“新儒学”中，熊十力发挥《易传》的辩证观点，自称“新易学”，确有深刻之处。冯友兰提出“新理学”，推崇程朱理学，晚年却转向唯物论了。
记者：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中的“综合”，大致相当于古人所说的“述”，“创新”则相当于“作”。您是怎么看待述和作的关系的？您对于建构体系有何观点？
张岱年：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冯友兰先生讲孔子的时候，认为他是“以述为作”。我认为孔子是有所述，也有所作，是“既述且作”。做学问，离不开“述”，过去的优秀传统，要加以发扬；同时要有所“作”，要提出新的见解，要解决新问题。
我认为，研究哲学不一定要创造体系，能提出一个或几个新观点、新原则就很好了。从历史上看，每一个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乎他的体系，而在乎他是否提出了新观点、新原则。
记者：您和季羡林先生一样，都对中国文化在下个世纪的复兴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近三百年的落后常使人们意识到中国文化有严重的缺欠。您认为应如何修补这些缺欠，才能使我们前进的脚步不至受阻？
张岱年：中国文化，在几千年延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历过多次的变革。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辉煌发展的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学术成就可与古希腊媲美。两汉时代，医学、天文学有高度发展。魏晋时代，玄学兴起；隋唐时代，佛学鼎盛，抽象的理论思维都超过了前代。到宋代，科学艺术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哲学思想也更加邃密，出现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明清时代，中国文化仍在原来轨道上缓慢地前进，而西方却开辟了一个空前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瞠乎其后了。
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确有严重的缺欠。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不重视生产技术，不鼓励学术自由。政治专制、思想僵化，实是中国落后的基本原因。
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经历一个舍旧创新的转变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需要全盘抛弃呢？如果传统文化中没有孕育着进步的契机，中国人民的发愤图强的坚韧力量将何所根据呢？过去顽固派的妄自尊大是可笑的，如果转而妄自菲薄，也是没有前途的。
今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之下，中华民族走上积极前进的道路。我们要努力赶上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同时也要理解并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本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而努力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一定会实现。
张岱年速写 罗雪村（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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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乐凯之光
逆水行舟（摄影）邵迎进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摘“大麦穗”
郭振亚
一个年近不惑的姑娘而今仍“待字闺中”，不过昔日的“胜景”已不复存在。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想当年，此女子眉清目秀，身姿挺拔，属百里挑一的靓女。每当走上街头，不少过往行人回眸凝望，据说“回头率”甚高，求爱者众。那时她不是嫌别人的经济条件差，就是嫌别人的长相不般配，甚至有的各方面都令她满意的小伙子却因她“再考虑考虑”而告吹。
我想起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关的一段故事来：一位青年向柏拉图询问求偶之道，柏拉图说，你去麦田里摘取一支最大的麦穗来，只准向前走，不准向后退。这位青年去了，看见了一支较大的麦穗，本欲摘取，心想，前面还有更大的，于是又往前走；又看见一支大的麦穗，心想前面还有更大的，于是又错过了这个机会，继续往前走……一个机会错过了，又一个机会错过了，心里总是想着最大的还在前面，走啊走啊，像先前那几支较大的麦穗不见了，扑进眼帘的是一支不如一支。最后，只好失望地去见柏拉图。柏拉图说，求偶就像摘麦穗一样，发现了合适的就得赶紧去摘取，忌讳的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结果失去了机遇，只好失望而归。
柏拉图不愧是位大哲学家，他的见解高人一等。
细想想，有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有时不也存在着与择偶差不多的现象吗？为什么有些人下岗后长期留守家中，找不到新的职业？原因之一，就像那位去找柏拉图的青年一样，总认为前边还有更大的“麦穗”，把眼前的机遇一而再地错过。让他干环卫工作吧，他嫌太脏；让他干修理工吧，他怕掉价；让他去学电脑吧，他嫌太难；让他干装卸工吧，他嫌太累；让他摆摊做生意吧，他又觉得丢面子……如果不转变观念，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总想找一个理想的活儿，很容易把机会错过了。何况，找工作和找对象毕竟不一样，说得过去就先干起来，等有更合适的再换也来得及，没必要一上来就非摘一个“大麦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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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路边拾翠
热闹的麦场
周大新
每年的麦收时节，在我的故乡——小麦产区南阳盆地的乡间，最热闹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一个个堆着麦秸垛的麦场。
麦场是种麦人一季忙碌的终点，是乡下人清点劳动果实的场所，是农家展示得意自豪和抛洒欢笑的舞台，它的热闹是该当的。
麦场上的热闹常从早上开始。天刚一发亮，人们便披衣来到麦场上摊场了。所谓摊场，就是在没有脱粒机的情况下，先用雪亮的铡刀把一捆一捆的麦子拦腰铡断，把下半部的麦秆扔开，把上半部的麦穗在场上平摊开以便碾压脱粒。摊场时小伙子们总是手按铡刀，中、老年汉子们则负责把麦捆送到铡刀下。常常是小伙子赤了上身把长长的铡刀从铡槽里哗啦一下拉起来，喊一声：来吧！就有人嗨一声送上麦捆，执铡的小伙此刻先往两个手掌心各吐一口唾沫，再对掌一搓，便嗷地一声抓住铡把按下去，随着嚓啦一声，比人腰还粗的麦捆当腰两断。麦秆被抛扔场边，麦穗则被女人们用桑叉挑起在麦场上摊好。早先有生产队时，队里的麦场很大，摊场时常要十几口铡一齐开铡，那时嚓啦嚓啦的响声此起彼伏极是好听。有些爱开玩笑的媳妇们时不时地会悄步走到按铡的小伙身后，在小伙子咬起牙关用力按铡的那一刻，突然伸手在他的腰眼里一戳，结果痒得按铡小伙噗哧一声散了气，铡刀只铡进麦捆一点点。“吃屎的东西，连一捆麦也铡不动呀？！”她们趁机挖苦嘲弄，结果自然会使一阵大笑在麦场上空盘旋起来。有那爱唱的小伙，也会在掀开铡等待续麦捆的当儿，高声来一句豫剧：老包我把铡猛一推，要铡尽天下陈世美——
摊完场人们回去吃早饭，饭后就开始打麦了。过去是牛拉石磙打麦，通常是男人们牵了牛套上石磙在麦场上转着圈地碾压，女人们则坐在场边的树荫下做针线活。隔上一阵，牵牛打场的男人吆喝一声：翻场了！场边树荫下的女人就扔下手中的针线，拿上桑叉进麦场将碾压过的麦穗翻弄一遍。打场人手中的鞭子在空中的炸响与吆牛的声音，和着石磙在麦场上滚动引发的呼隆声，构成一曲颇耐听的合奏。
起场通常是在半后晌。这时场上的麦子多已经过五六遍的碾压，麦粒大多已脱落下来，麦秆也都已变成柔软发白的麦秸草，空气中开始漾着一种新麦的香味。场边附近人家的鸡们，也知道此时场上有美食可吃，开始悄悄地向场边运动，趁人们不注意时忙啄食几口新麦解馋。接着，伴随“起场了”的一声高喊，男男女女开始涌入麦场中，有的拿桑叉挑走麦草，有的拿木锨归拢夹有麦草屑和麦壳的麦粒，一时间场上草屑乱飞，木锨齐响，场尘飘荡，呼喊声此起彼伏，一片忙碌景象。人们会弯腰抓起一把带麦壳、麦草的麦粒在手上看麦子的成色，去感叹今年的收成到底到了手中。也有的小伙子会在此刻搞恶作剧，悄悄抓了一把带有麦草屑的麦粒突然放进哪位嫂子的后领，麦粒顺着脖子向嫂子的脊梁上滚去，麦草屑和断麦芒会扎得那位嫂子呀呀乱叫，这自然会引发一场更加嘹亮的笑声。
场起完之后就是扬场了。扬场是男人们干的活儿，女人们这时开始相继撤出麦场回家做晚饭。男人们在测试了风向后，用木锨铲起带有麦草屑、麦壳、麦芒的麦粒向空中扔去，风把麦草屑、麦壳和麦芒吹向一边，只让黄澄澄的麦粒雨一样落到打扫干净的场上。一些光屁股娃娃见到那些澄黄的麦粒，常会嬉笑着扑上去，那麦粒在光滑的场上不住地滚动，偶尔会让一个娃娃摔倒在地，从而使其汗湿了的身子粘满了麦粒。
扬完场就是打麦的最后一道工序了：把麦子运回仓房。人们先用木箕把麦子灌进麻袋，然后开始过秤，过完秤便由赤膊的小伙子嗨一声扛走。最后一袋麦扛走之后，人们开始计算斤数，算出今年的总产和亩产，之后才让一个满足的笑容在脸上浮现。月亮也就在这时悄无声息地升起来，让银色的光辉把刚刚变得空旷的麦场一下子铺满。离麦场近些的人家，女主人这时会把做好的晚饭——面条或稀粥、白馍端到场里，一家人席地而坐围在饭盆四周开始响亮地吃喝起来。夏夜，也就在不知不觉间正式开始了。这阵子，有人家会拎了竹席来到麦场上准备露天而睡，同来的孩子们先是聚在一起在光滑的麦场上玩着各种游戏：扯羊逮、踢鞋楼、跳皮筋；末后当困倦袭来时，便个个回到自家的大人身边，一边打着哈欠听大人们笑谈着今年麦子的售价，一边慢慢向渺远而美丽的梦乡沉去。最后，大人们的议论也终于被倦意打断，满场里就都是鼾声了，热闹了一天的麦场这才归于安静。
今后，随着联合收割机的逐渐普及，麦子不需要在场上碾打，打麦场自然会渐渐消失，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想，农家的后人们也将因此看不到麦场上的热闹景致，会失去不少乐趣。我录下这些场景的目的，便是备忘，供今后的农人们了解过去的种麦人经历过的东西。历史上不是已有许多劳动情景，已经永远脱离了人类的记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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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今天吃什么好呢”
舒婷
家里来了个新保姆，东山人，叫阿香。阿香问我中午做什么菜？我说你把你家乡的拿手菜做几样试试。阿香一退老远：这怎么行，我们乡下酱油氽肉白水下鱼，别让你们城里人笑话了！我鼓励她：你不知道吧？现在街上生意最旺的就是“农家饭庄”、“乡亲酒馆”和“东山大排档”了。
吃的风水跟文学流派一样，三年一转还嫌慢哩。
最早的时候，母亲还在读高中，崇尚新文化的父亲避开时髦的鲜花攻势，精心策划美食包围圈。看完电影他们去吃宵夜，今天“衙口”炒河粉，明天“双全”烧肉粽，后天则是“好清香”的炸春卷。厦门的风味小吃层出不穷，我老妈便深溺老爸网中。
他们互为琴瑟后正碰上公私合营，百年老店纷纷收起招牌，老板洗盘子，主任当家，一律办成大众饭店。穿中山装的老爸和穿列宁装的老妈，数着油腻腻的饭菜票去食堂打饭。还在五十年代初，他们跟所有的同龄人一样热爱新中国，立刻投身土改、大秧歌和扫盲，吃饭跟完成任务似的，简便快捷。谈吃谈穿可耻，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我老爸不谈只做，千方百计弄吃的，具体表现在宵夜上。幼小的我们老是半夜被摇醒，门窗紧闭，小炭炉上咕嘟咕嘟炖着的，不是香菇鸡汤就是当归鸭。
童年里所有美味都是闭着眼睛半睡半醒品尝的，蒙上梦幻色彩，为日后无数盛宴所难以企及。以至现在我一端起宵夜，下意识就想往卧室走。
六十年代初，小球藻、南瓜叶和炒细糠不是作为天然保健食品，而是三餐必修课，把我老妈补养得腰圆腿粗，脸上一摁一个白印儿。老爸在山区煤矿劳改，更是无所不吃，烤蝗虫，竹筒泥鳅，“叫化田鼠”（这是老爸从名菜“叫化鸡”那里移植来的，滋味想必不错）等等。
能烹善吃，使我老爸大难不死。
我十八岁从插队知青点回家过生日，请了我的队友来吃饭。父亲捏着当月的豆腐票、肉票、鱼票、糖票，充分运用没落银行家的财政核算，加上祖传烹饪技艺，开出活色生香的一桌菜来，总共花了二十元不到。那天不仅入席者大开眼界，旁观者眼里生出火来，就连我老爸，也飘飘然进入高处不胜寒的境界。此后整整一个月，我们什么票也没有了，光喝粥配酱瓜，无悔无怨。每一回味那天的辉煌，双颊犹存余香。
拮据困窘的日子仿佛一晃而过，比心更早背信弃义的是舌头。就算当年，心在使劲忆苦时，舌头想的却是甜。对“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最先和钱包直接挂钩的也是舌头。舌头品尝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呀。
从各种票券的拦截中脱身出来，舌头最先扑上大鱼大肉。父亲去饭店为我定婚宴，千叮嘱万叮嘱要整鸡整鸭。那个饭店刚恢复“绿岛酒店”的老招牌，做的还是大众饭菜，整鸡整鸭是中国胃口康复期的最高梦想。
等到那些个诸如“红光饮食店”招牌陆陆续续都换回“老友记牛肉汤”、“好再来卤味”、“扁食嫂”等脍炙人口的老字号，我们的舌头已享尽风光。鸡鸭迅速贬值，粤菜乘海鲜的翅膀挥军北上，占领各菜系的制高点。然后是历史悠久的川菜大反扑，京菜御膳的回潮，北方饺子、兰州拉面的见缝插针，以及新疆烤羊肉串的游击战争。
朋友打电话邀饭局，可管窥“饮食文化”新潮流。曾几何时，已不再问我想吃泰国菜还是印尼菜（当然，日本菜有些贵），现在都往美食街走。美食既然成街，必是小吃小炒居多。怀旧思潮波及下的厦门人，忽然十分地方主义，把老祖母时代的菜谱翻出来，抢救被麦当劳、比萨饼、肯德基“腐蚀”的下一代。于是芥菜饭，番薯叶，萝卜干炒鸭蛋一时甚嚣尘上。任何鲜鱼都放在酱油水里煮煮，保持其原汁原味。
阿香的乡村红烧肉，在我家餐桌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到两天，就被我儿子拂袖而去所打破。
我这个落难当主妇的，揣着钱包，拉着购物车，比老爸当年数着各类供应票券买菜还要悲惨。站在用保鲜水喷得青翠欲滴的蔬菜、分门别类的鲜肉、游水生猛海鲜中间，我茫然四顾，哀叹：
“今天吃什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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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冷冰画展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一日起在北京来薰阁举行。冷冰为湖北画家，专攻国画花鸟。其作品先后十多次参加全军及省市展览。右图为展出作品《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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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小学生与新马泰游
符江
当代中国，小学生自然是最金贵的了，尤其是城里的独生的小学生。小学生如是金贵，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分可观，便有人专打小学生的算盘。于是，小学的门口成了闹市，卖笼包炸油条炒粉丝烤鱿鱼可口可乐冰淇淋什么的，应有尽有。难怪有人说，学生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在那里钱最好赚。
那天读报，报上的一则大红广告吸引着我：“温泉度假八折优惠——六一奉献给儿童少年最诚挚的爱心！”这广告好是好，读来也令人怦然心动，但我心里总在嘀咕：喂，有没有搞错？什么时候，咱们的小孩子们腰缠万贯，懂得潇洒人生啦？其实，他哪会搞错，他是正儿八经地“扭”住市场开拓生财之道。
还有更令人困惑的。暑假临近，各种青少年“夏令营”、“第二课堂”等玩艺便多了起来。“黄山游”、“延安游”、“三峡游”已不过瘾，竟出现了“港澳游”、“新马泰游”之类的新事物。那天，女儿兴冲冲地递来一张“暑假夏令营”通知单，直闹着要报名参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十五天异国风情“考察”，费用九千八！指标有限，报满为止，良机莫失。我愕然无语。如此这般，是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增长知识”，还是开拓学生市场，大赚一把校园里的热门钱？校园里总在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而这一回却是一番“新视野”。真不知要把孩子们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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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谐趣园
技术处理（漫画）
庄锡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