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武夷山市旧城改造骑虎难下
好事为何没办好？
本报记者 赵鹏
编者按：发生在福建武夷山市的这起旧城改造纠纷，决非偶然现象，它再一次为渴望吸引投资的各地政府敲响警钟。
多年来，一些地方不从本地实际出发，不顾具体客观情况，盲目慷慨许诺优惠条件，热衷对外招商引资，吃过苦头，有过教训。
医治这种“老毛病”，其实并不难。试想，当初武夷山市政府在给投资开发商系列优惠政策时，能够坚持科学决策；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始终严格质量监督，又怎会出现今天如此尴尬局面？！
4月21日，对于福建省武夷山市最大的投资商———厦门文山集团来说，实在是不堪回首的一天。数十名情绪激动的拆迁群众，连续52个小时非法拘禁、围攻甚至殴打文山集团驻当地的工作人员。事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一项好端端的旧城改造工程，为何没办好？
说起来，这原本的确是一件好事情。1992年，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省政协委员、省总商会副会长杨东红在得到武夷山市委、市政府的热情相邀并许诺“保证开发利润不低于5％”的鼓舞下，首期投资1500万元，仅用一年时间顺利地建起了“文山大厦”，被当地誉为“武夷精神、武夷速度”的成功典范。随后杨东红开始了第二阶段投资。
1994年，在未经严格论证，也没有经过实地考察的情况下，仅凭着当地建设部门提供的并不太准确和规范的红线图，文山集团开始了对武夷山市旧城区西林、奋斗两巷的改造。而当地有关部门为了配合市政府提出的“把武夷山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风景旅游城市”的发展战略，为了促使杨东红尽早投资，未经深思熟虑便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放宽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尽可能地减免各项税费；放宽乃至取消对文山集团请来的施工队资质的审查、监管；自行拍板决定拆迁补偿费标准；放手由文山集团直接负责拆迁户搬迁等等。于是，在一片喧哗与匆忙中，“两巷”的旧城改造开工了。
西林、奋斗两巷位于武夷山市旧城中，整个改造工程占地2万多平方米，须拆迁115户千余人，工程总投资8000多万元。改造前，两巷仅有二三米宽，其破旧、混乱与拥挤，始终是历届武夷山市委、市政府久治未绝的“老大难”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造工程的确是一件为群众拥护的大好事。
然而，就在开工3年后，从未搞过房地产开发工程的文山集团便陷入他们起先根本未曾料到的困境。由于武夷山市多雨，工期延误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份才草草完工交付使用。而早已满腹牢骚的回迁户此时又开始反映新楼质量有问题，原本答应好补偿的店面不够规范等。官司打到了市政府，使起先一直处于矛盾之外的市政府此时也不得不参与其中。不久，武夷山市政府请来省建筑检测中心进行复查。果然，在已竣工的14幢多层建筑中，用于安置回迁户的1到4号楼（特别是4号楼）普遍存在质量问题。检测中心的评价为：“质量属于3级，存在质量隐患，但可以通过整改加固使其达到使用标准。”
为了避免再现去年“3·25”莆田倒楼惨剧，最初草草签发了鉴定合格证书的武夷山市建设部门，4月8日又草草发文，要求文山集团停止售楼，采取紧急措施加固4号楼。在文山集团的据理力争之下，4月20日，这份文件又被作废。这期间，还发生了市政府为平息回迁户对店面的不满，额外又要求文山集团兴建一条街心店面的事。然而由于仍无法让拆迁户满意，最后又不得不再次拆掉。
到目前为止，武夷山市“两巷”改造一事仍无结果。回迁群众拿着那份已然作废的文件，情绪激动地向记者诉说着他们的不平。此事已引起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派出督查工作组前往武夷山市调查处理。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下岗职工的故事
下岗之后当“红娘”
走街串巷找门路
李文生
5月28日下午3时40分，北京旷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大楼前，一位身穿桔黄色短袖衫的青年妇女利索地锁好自行车，推开明亮的玻璃大门，走进宽敞的门厅。
“对不起，我是宣武区职介中心专职信息员杜俊梅，今天是来打听你们要不要招聘下岗职工……”
半年来，杜俊梅就是这样推开一扇又一扇大门，面对或冷或热的面孔，无数次地重复着这句开场白，和她的7名同事一道踏遍京城的大街小巷，为职介中心挖掘到有效空岗信息1000余条，为2000多下岗职工提供了再就业岗位。
杜俊梅原来是崇文区通海装饰用品厂的一名女工，今年35岁，1995年因工厂拆迁而下岗。去年10月她报名参加宣武区职介中心的招聘，经过考试、培训、试用，成为北京市第一支由下岗职工组成、专职搜集空岗信息的宣武区职介中心专职信息员队伍中的一员。“身为下岗职工，为下岗的兄弟姐妹们找工作，这种干劲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杜俊梅快人快语。
杜俊梅的工作说是信息员，其实主要的任务就是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去打听哪家要招聘职工，招什么样的职工，然后把这些信息带回中心存档，再由中心介绍给下岗职工。
5月29日杜俊梅要去丰台，笔者与她骑车同行。到达北京市西南角的丰台四合庄“北京赛劳德技术开发研究所”时，已是1小时40分钟之后。大片的菜地告诉我，这里已是远离闹市的郊区。
从杜俊梅和研究所所长刘倩的谈话中得知，两个月前杜俊梅来过这儿。经过她的介绍，已有7名下岗职工在这儿当上了业务员和推销员。从第一次上门搜集信息，到帮所里办理手续，到送工人来上班，这次杜俊梅已是第四次登门了。在刘所长的陪同下我们走进车间。轰鸣的机器声中，刘所长把我们领到一位45岁左右的大姐跟前说：“她叫李淑霞，3年前从丰台五金工具厂下岗。经小杜联系，两个月前来我们这儿上班，现在已是一名熟练的工人了。”问她现在的工作怎样，李大姐不无感激地说：“比以前强多了。以前在工具厂每月只拿三四百元，现在能挣六七百元。要不是小杜，我可能还在家里闲着。”
出了研究所，我们继续骑车南行。约20分钟后，我们来到大兴县西红门镇九龙山庄，昨天杜俊梅已在电话里和这里的房地产物业集团经理约好，上午来帮他办理用工手续。这条信息是杜俊梅从报纸上看到的。每天她都要翻看大量的报纸广告，从中选择一些合适的用人单位，电话联系后再上门与他们面谈。
看见附近有一家新开业的超市，杜俊梅说进去看看。经售货小姐的指引，杜俊梅来到一位中年妇女跟前。得知来意之后，那位负责同志抱歉地说他们暂时不需要人。杜俊梅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表示如果以后要人，请与她联系。实际上像今天这样劳而无获的事，对杜俊梅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准备回程的时候，已近中午12时。杜俊梅说：“我们信息员从早到晚，不论刮风下雨，没有节假日，整天满街跑，经常是空着肚子，有时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像今天那位负责人的态度还算好的，遇到不理解的，给你白眼是经常的。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当初招聘的12名信息员半年下来只剩下8个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苦中也有乐，每当看见经自己介绍的兄弟姐妹们又有活儿干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舒坦多了。”
在雨中，杜俊梅又推开了一家单位的大门。
李文生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切莫曲解“不争论”
冯奎
记者最近在基层采访，发现“不争论”三个字正在流行开来。不但有的领导嘴边常常挂着这三个字，“不争论”甚至还成为一些地方处理具体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工作原则。
“不争论”是邓小平同志的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保证全党能够集中精力、争取时间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正如邓小平同志告诫的那样：“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在某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推进过程中，一些基层领导曲解了“不争论”的具体含义，本来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也不去讨论，对于群众意见考虑不够，向群众进行解释的工作也没有跟上来。比如，一家企业要进行转制，该走出售之路，还是进行股份制改造，抑或其他？有的企业领导或上级主管部门坐在办公室里，一夜之间就拍板定钉了。再比如，一家企业要搞减人增效方面的改革，谁留岗？谁下岗？只向职工发出一纸公告，上面除了一长串名单外，别无其他解释性的文字。职工们不理解、有意见怎么办？一些领导的答复往往就是：改革时间紧，“不要争论”，定了的事也就定了，还有啥说的？
当前，改革正在向深层次发展，形势很好，但矛盾也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要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决不能因怕麻烦而简单处置。在这方面，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研究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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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心系贫困群众
中共重庆市开县县委书记 张天雄
张天雄，1944年10月生，安徽芜湖人，大学文化。历任开县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县委副书记。现为重庆市开县县委书记。
开县是刘伯承元帅的故乡，是一个拥有145万人的山区贫困大县。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主持县委工作也已有8年，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开县一无区位优势，二来经济起点低，三是贫困人口多。面对这个现状，我们始终把经济振兴与扶贫开发作为工作重点，脚踏实地夯实农业基础，改善生产条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盲目地办工业、上项目。清醒而理智的决策，不仅换来了经济的平稳发展，也为摆脱贫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政之要在于知民情，解民瘼。这些年，有群众来信，我总要及时批阅；有群众来访，我总是热情接待。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提出的问题，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我们各级干部的天职。
我心中牵挂最多的是那些贫困山区群众。开县有28个贫困乡镇，经过十几年来锲而不舍的扶贫攻坚，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还有一些群众没有解决温饱，他们大都生活在深山秃岭，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扶贫开发难度较大。然而纵有千难万难，我们也要千方百计去帮助他们。这几年，我们组织实施了“898扶贫工程”，即发动县级部门、企业和实力较强的乡镇，集中力量帮助8个特困乡的98个特困村定期脱贫；同时实施“双千扶贫工程”，发动县级机关1000名党员与1000个特困户“结对子，心连心”，实行责任到人，不脱贫不脱钩。
开县是三峡库区淹没损失最大的县，近20万移民的生产生活安置是个重大问题。为确保移民群众搬得出，安得稳，能致富，我们采取开辟高效生态农业区、加快小城镇建设、在非移民乡镇造田改土等办法，已经较好地安置了3687人。这项工作才起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将以崇高的历史责任感担负起这项重任，尽一切努力，使每个搬迁的老百姓安居乐业。
记者部主办（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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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无悔人生
曾清荣铸“剑”
本报记者 刘裕国 钱志新
资产从480万元到20亿元，产量从1吨到80吨，产品从1种到4大系列30多种，利税从数万元到上亿元。短短10多年时间，四川蓝剑集团铸就了今天的辉煌。带领“蓝剑”人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是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清荣。
1991年曾清荣到欧美考察，一个事实深深地刺痛了他：仅美国AB公司一家的啤酒产量就远远超过了当时我国600多家啤酒厂销量的总和！
1994年，很多国际知名啤酒公司纷纷看中了中国的啤酒市场，百威和英特布鲁等国际啤酒集团先后向“蓝剑”伸出了合作之手，但条件是让“蓝剑”放弃自己的品牌。民族品牌不但不能丢，而且要让它成为世界名牌！经过冷静的思考，曾清荣确立了蓝剑集团“眼光向外，自立自强，规模扩张”的发展道路。
“蓝剑”勒紧裤带过穷日子，总部人员坚持在低矮的平房里办公，把利润全部投入企业发展，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提高质量与产量。在1995年至今短短4年时间里，蓝剑集团先后合并了10家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形成了自己配套的产业化格局，生产规模从10万吨增加到80万吨。吨酒利润、人均创利税、综合经济效益、销售收入等指标跻身全国同行业前5位。
“蓝剑”这一民族品牌，在市场上牢固地树立了起来。
曾清荣用人有独到之处，他的公式是“权力＋智慧＝效益”。他说，只有给予人才适当的权力位置，人才的智慧才能产生效益。有智慧没有权力，智慧得不到很好的应用，有权力没有智慧，想干也干不了。在“蓝剑”有一个广为流传的200万的故事。1995年，曾清荣偶然接触到一个有技术专长的年轻人田野。当时田野有两个选择：一是广州某知名饮料集团，一是地处偏僻小县城的蓝剑集团。最终田野选择了“蓝剑”，是曾清荣的一句话彻底征服了他：“冰啤研制开发，我给你200万元放手使用！”不到一个月，“蓝剑”就开发出冰啤酒，投放市场后当年销售1万吨，赢利500万元。田野现在已是公司总工程师。
在曾清荣的用人公式下，像田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实干家，一批批地被吸引到“蓝剑”。集团公司决策层现有21名成员，35岁以下的有13人，中层干部90％是青年人；“蓝剑”的技术人员大部分是引进的，其中很多人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曾清荣用人宽松有度。比如，最近蓝剑集团宣布了一条纪律：凡车间以上管理干部，其家属都不能在自己所属单位工作。一令既下，董事长妻子带头离岗，公司下属的子公司也都纷纷着手实施“亲属回避制”，将自己的家属调离。对此，曾清荣有自己的认识：“蓝剑”如果要取得持续性的发展，必须“剥离”旧体制中的不良成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来管理企业。
为了让“蓝剑”走出国门，“蓝剑”建立了产品质量“总工一票否决”制度。一次，蓝剑集团下属的内江啤酒厂生产的400吨啤酒质量不合标准，总工程师下令就地处理。400吨啤酒价值120万元，内江厂厂长心疼地找到曾清荣求情。曾清荣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厂长：我就是要用这120万元买一个“质量观念”。
这批酒最终被处理了。这件事震动了公司上下的员工，“质量观念”也开始牢牢地扎根在每个职工的心里。
宁可不要利润，也不能不要质量。在这种理念下，蓝剑集团生产的每一瓶啤酒都打上编码；派人常驻新疆啤酒花生产基地现场把关验收，并不惜高价选用优质澳麦做产品的原料；投入2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对生产工艺进行全程微机控制……“磨刀不误砍柴功”，“蓝剑”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中国方圆标志认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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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一缕
英山 交警建晒场 道路变通畅
杜若原 胡天堂
大别山乡的5月，正是小麦登场时节。蜿蜒延伸在湖北省英山县境内的1200多公里公路，却没有一处打场晒粮。一位沿着318国道西去成都的江苏司机说：“别处公路打场晒粮，20公里的大道，我走1个小时，英山道路无打场晒粮，40公里的山路，我走半个小时。”这份与别处截然不同的感受，就是南来北往的司机对英山公路的最好评价。
公路打场晒粮，这在许多地方已习以为常，它既导致谷、麦等农作物染上多种有害物质，又容易造成机动车制动失灵，阻塞交通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英山何以能杜绝打场晒粮？县交警大队长何同山引领我们来到杨柳镇施家湖村。这个村是全县粮食生产重点村，318国道和一条省道穿村而过。农民正忙着收油菜、割麦子，刚收获的油菜和麦子齐整地码放在自家的晒场上。村党支部书记胡绪生告诉我们，过去村里也是上路打场，后来县交警队出钱，帮助全村建起了20多个简易晒场，村民就再也不占路打场了。
何同山大队长介绍说，他们曾经对农民上路打场做过深入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小麦、稻谷收获大忙季节，路旁农户缺少晒场、缺劳力，图省事上路打粮。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队主动与农机部门联系，调运柴油机、脱粒机等机械，及时帮助农民打粮；对那些经济困难的路旁农户，交警大队挤出办公经费为农户购买水泥、石头建晒场，或直接给予一定的建场费用。
近年来，英山县交警大队除逐一走访沿路村组，出动宣传车广泛宣传打场的危害外，还与省、国道沿线的45个村签订责任状，形成由交警大队、当地派出所、村治保委员会齐抓共管的态势。
同时，英山县始终坚持公路巡逻制度，确保“车畅其流，人便其行”。交警、路政管理部门携手合作，坚决排除固定路障，制止公路摆摊设点；交警与城建部门合理布局停车场和停靠点，较好地解决了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交警还与刑警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对车匪路霸“露头就打”，并在公路沿线设立10多个电话举报点，方便司机及时反馈信息，及时排除各种路障，保证公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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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性人才的摇篮
——访中华女子学院
刘卫星
北京亚运村东姜庄湖畔有一座中华女子学院，这是全国唯一一所兼有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职能的女子高等院校。翻开院史，方知这座年轻校园的背后，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她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9月的河北省北平女子职业学校。
美，是女子学院给人的第一感觉。环境美，人更美。校园里、地板上看不到一片碎纸屑。严守校规“微笑着问候路过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的学生们，与美丽的校园相得益彰。“我们的校舍，是靠社会捐助建起来的，如果我们管理不好这所学校，真的对不住大家。”学院党委书记安树芬女士说。
现在高校竞争很激烈，办好一所大学，必须办出自己的特点。用校长回春茹的话说：“外语系，我们赶不上外语学院，法律系，我们不如政法大学、北京大学这些实力雄厚的名牌大学，但我们的特长是女性教育，在培养妇女问题专职翻译，培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专职律师方面，我们是最好的。”在他们的努力下，“学前教育管理专业”、“妇女工作管理专业”都取得了北京市成人高等学校特色专业证书。
建院以来，学院共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早在1991年，中华女子学院就已经步入了A级院校的行列。1997年在国家教委组织的成人高校综合质量评估中，学院荣获优等，在全国1138所成人高等院校中，仅有51所获此殊荣。
中华女子学院门口，立着一块标牌：“健康学生请不要乘坐电梯”。初见此景，我颇有些诧异。老师们说这是学院教育思想的体现。新生入校的第一课，老师们从怎么吃饭，如何拿筷子，从女性的坐、站、行，到什么是黄线意识等等，事无巨细都一一讲到。学院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投入大量经费，开展实践基地的建设。现在已经建成的有法律系的模拟法庭、计算机房、财会模拟实验室、服装工艺室等等。把课堂搬到实验室，为的是向社会输送更多的复合型、应用型的女性人才。
提起自己的学生，校长回春茹非常得意：“我们的学生少有娇骄二气。有一次，我们和外校搞联谊爬香山，我们的学生没有一个掉队的，噌噌噌就爬上了山顶。而别的学校的女生，男生帮她们背着包，还气喘吁吁地一步三停。我们搬新校址时，10万多平方米的校园，大都是我们这帮女学生一块砖一块砖地干出来的。”
学生在计算机房上机。（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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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晋煤外运干线改道
云冈石窟解污在即
本报记者 刘伟
塞外明珠云冈石窟长期受污染和损坏的状况可望得到较大改善。日前，山西省交通厅专门就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召开会议，落实建设资金，监督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
大同市以西15公里的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北魏时期，1500余年来，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使得许多精美石雕面目全非。尽管解放以来党和政府曾对云冈石窟多次予以整修保护，但这座世界级的艺术宝库损坏程度仍然十分严重。石窟四周现建有几十座大小煤矿、洗煤厂和炼焦厂，其中晋煤外运干线之一的109国道云冈段是云冈石窟最主要的污染源。
109国道距云冈石窟仅350米，每小时通过千余辆机动车，日均拉煤车多达16000车次，排放的有害气体和扬起的煤灰遮天蔽日，笼罩在石窟上空，一座座大佛像仿佛是披上了黑衣。更为严重的是，拉煤车绝大多数是带加挂车的、载重30吨以上的重型汽车。记者站在云冈石窟前，车过时可以明显感到地面的震动。
近年来，大同市积极着手解决109国道的污染问题，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和论证工作。在国家计委、交通部的支持下，全长26公里的109国道改线工程于去年11月28日开工，总投资约7．5亿元，工期一年。改线完成后，原有公路将辟为云冈石窟旅游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