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9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从严治党应以党内民主作保证
  田力夫
  从严治党,是十五大确定的现阶段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怎样才能做到从严治党?党的建设理论和党的发展实践表明,从严治党不能只靠少数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必须依靠全体党员的力量。就是说,要有党内民主作保证。
  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基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按照列宁的说法,党是根据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必须让全体党员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问题能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概括地说,党内民主就是全体党员依照党章共同行使党内权力。这样一种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是落实从严治党方针的基本保证。
  只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才能有效地督促和提高党员履行党员义务的自觉性。从严治党,必须从每一个党员抓起,从履行党员义务抓起。怎么“抓”呢?仅仅靠硬性的管理是不够的,应该调动党员自身的积极力量。这就需要把党员当作“治党”的主体看待,而不是仅仅当作“治”的对象。按照党的原则和党章的要求,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使广大党员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党的主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在党的生活中真正像“主人”那样,积极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使从严治党成为全体党员的自觉行动。
  只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努力形成民主的权威,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党内各种不良现象,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江泽民同志说:“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年来,某些地方的党组织威信降低,群众意见大,就是因为没有“管住”那里的一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些人干坏事,靠的是手中的权力;他们唯一惧怕的,是比他们手中权力更大的权力。如果他们的上级被蒙骗了,或者和他们是同类人,那就“无药可治”了吗?当然不是。这“可治之药”,就是党内民主。在党内民主的条件下,任何党员领导干部的决策活动和领导行为,都在全体党员以及党委的参与和监督之下。一般地说,通过党委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违法违纪行为大都会得到及时的发现和解决。即使当时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也不至于使它毫无阻碍地蔓延开去。应该相信,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有明辨是非和纠正错误的能力。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党内民主,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有力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正因为党内民主是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所以十五大报告特别强调在党内“要进一步发扬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把党内民主建设切实抓紧抓好,第一,应在全党加强党内民主教育,增强党员的民主意识。使全体党员知道,每一个党员都有依照党章参与和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权利,不能剥夺;这个义务,不能推卸。第二,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应根据党章规定的每项权利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落实措施。当前要特别注意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只有把党的有关真实情况及时告诉党员,使党员参与相关决策,才能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投入到从严治党的行动中去。第三,以改革为动力,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应着重在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上下功夫,特别要加强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的建设。第四,党内民主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为了不使党内民主建设偏离正确轨道,必须明确其目的性,即一切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和党的路线,为了调动、引导、保护和发挥广大党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在党的纪律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紧密结合党组织的职能和党员的权利、义务来展开。


第10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为什么要依法治理金融
  夏斌 胡哲一
  最近,江泽民同志突出地强调了依法治理金融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
  现代经济是市场化经济,金融活动已与资源配置、资金供求、企业经营和市场竞争等紧密联系并相互渗透,其对经济具有强烈的激化与扩张作用,是“晴雨表”和“推进器”。现代经济是高度货币化经济,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条件,货币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金融业是社会信用中介,金融信用是经济社会中各种信用关系的重要基础与集中体现,没有规范和权威的金融信用,不可能有健全的现代经济基础。现代经济是开放型经济,一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全球市场一体化,金融业以快速、高效的资金流与信息流等多种金融服务,为经济向广度与深度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同时,金融业是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这一性质决定了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而且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急剧扩张、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现代金融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迅速增加,发生金融风波或金融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日益增大。由于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涉及面广的特点,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是个别和局部的金融风险事件也完全可能酿成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潮,进而引发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其一旦爆发,轻则造成资金重大损失和局部动荡,重则直接危及经济发展与国家经济安全。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上金融风波此起彼伏。当人们还没有从墨西哥、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的金融危机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去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震动全球,给好些国家乃至亚洲和世界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留给人们一条极其重要的警示:如果违反金融运行的客观规律,忽视金融安全,疏于风险防范,总有一天会大祸临头,其损失与破坏力不可估量。所以,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确保金融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大局。
  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业快速健康发展,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仍保持安全平稳运行。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转轨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与困难正加快向金融领域转移并积聚,金融领域的许多问题已日益暴露出来。这些问题潜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如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威胁我国金融安全,从而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确保我国金融安全的意义和作用,已远远超过了金融自身的行业范畴。
  确保金融安全,千头万绪,关键是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产生尽管有许多原因,但根子是金融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经过多年努力,金融法律、法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是,就完善金融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来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近年来出现的许多金融违法大案、要案和严重事件,无一不与金融法治不力直接相关。在极少数地方、部门和金融机构,无视金融法律、法规,肆意违法违规,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加上少数不法分子兴风作浪,浑水摸鱼,导致金融秩序极其混乱,金融风险事件层出不穷,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带来巨大损失,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这些金融问题虽然只是个别和局部的,但其对整个金融安全的威胁和破坏性决不可轻视,必须抓紧时间,从加强金融立法入手,依法规范任何部门、机构和个人的金融行为,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培育和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
  有效抵御国际金融风险,除需要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积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依法加强外债、外汇管理和对境外金融机构的监管,改进和加强对涉外金融活动与资本流动的监管,主动防范涉外金融风险。依法治理金融,既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其他各项金融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不重视依法治理,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秩序和安定的金融环境,整天忙于“救火”,再好的金融改革措施也不能见效。只有把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与深化金融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将金融改革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才能顺利实现中央提出的金融改革目标。


第10版(理论)
专栏:书讯

  ●书讯
  《香港回归与中
  日经济合作》
  高福源主编的《香港回归与中日经济合作———九七中日经济讨论会文集》,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中日经济讨论会是由人民日报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举办的高层次国际讨论会,旨在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两国经济合作。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先后举办了七次。该书是第七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论文集。包括双方社长的开幕词、双方演讲稿七篇、双方书面发言十篇及双方主持人的总结发言等。
  (王君)
  《管理语论》
  关制钧编集的《管理语论》一书,已由人事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管理的基本功能着眼,选取了有关管理的近万条警句、名言。许多内容富有哲理,对管理者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具有有益的启示。全书共分五卷,包括一个关键———领导、一个核心———激励、一个本质———决策、一个过程———调控、一个目的———绩效。(吴一)


第10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出版事业发展呼唤出版理论建设
  ——评《中国出版百科全书》
  肖莹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出版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无论是出版物的数量、质量还是物化形态,无论是出版业的规模、效益还是结构布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健康繁荣、活跃有序的总体格局。形成这种局面的基本原因之一,乃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出版队伍作为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各级宣传部门和出版管理部门加强了对出版队伍的培训,持证上岗成为出版行业的一项基本制度。努力建设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出版队伍,奠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坚实基础,迎接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已成为出版界的共识。
  但是,在队伍建设中一直困扰我们的是教材的缺乏。这些年来,出版界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加强出版理论建设,并为出版学科的建立和教材的编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尽管我们已有了像《出版学概论》、《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材》这样的专著,有了像《叶圣陶出版文集》、《陈瀚伯出版文集》等一大批老一辈出版家的著述,有了像《国外编辑出版丛书》这样一批译著,甚至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七十四卷中,也已专门为新闻出版设了分卷,然而,我们毕竟还缺少一部全面介绍出版历史与现状、科学总结出版知识与实践的权威性的专业性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古希腊文的意思是“全面教育”,英文的意思是“要讲授的东西全在此范围内”。顾名思义,出版专业百科全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出版学科的成熟,也反映了出版学科理论建设的水平。可以说,编写出版一部中国自己的出版百科全书,是几代中国出版人不解的情结,更是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呼唤。令人欣慰的是,在知名出版家许力以同志的主持下,经过数百位出版界专家学者长达十年的努力,《中国出版百科全书》终于伴随着1998年的新年钟声问世。也许它称不上尽善尽美,但作为中国第一部出版百科全书,它是中国出版工作者重要的基础性的教材,对于推动中国出版学科理论建设乃至推动中国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意义深远。
  评价一部百科全书,有各种标准、各种角度。可以探讨其体系的完整和框架的合理,可以论证其知识的系统和史料的权威。对于《中国出版百科全书》来说,它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为可贵的方面,是对中国出版业实践的思考总结和理性升华,这恰恰也是中国出版学科理论建设的支撑点。这种理性思考清晰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框架体例的独特视角。全书内容分成九大部分,除出版理论和知识、编辑理论和业务、装帧艺术和书刊插图、印刷原理和技术、书刊发行理论和发行事业、出版图书文献等外,还有三部分内容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中外出版史、中外出版人物。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作为出版大国进入世界出版业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梳理和介绍这一时期的出版事业发展脉络,总结和描述这一时期出版工作的实践与经验,不仅是中国出版业的客观反映,更是当代中国出版工作者对历史对未来的责任所在。出版说到底是对文明的传播,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通晓中国出版的历史、现状很重要,了解世界各国出版业的发展走势也很重要,“中外出版史”和“中外出版人物”这两部分内容的确立,既表现了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吸纳百川的胸怀气度(恐怕任何一部外国出版百科全书都没有用如此的篇幅来介绍别国的情况),也反映了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现实需要。
  条目设置的中国特色。全书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各省、市、自治区出版事业的发展状况,并对各出版社的办社宗旨、经营范围和主要业绩作了全面而又简洁的描述。这部分条目的设置,不仅能使人清晰地把握地方出版事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总体格局的组成部分,还可以帮助人们清醒地反思出版事业的发展如何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中国出版业均衡发展的现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毋庸置言,没有地方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就无法形成今天中国出版业的总体繁荣。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出版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打破均衡发展的模式,走优化结构、合理配置出版资源、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道路。所以这部分条目不是琐言赘语,而是对中国出版业发展作理性思考所必备的基本素材。
  释文内容的客观性和历史感。这个特点在若干长条目中表现得相当突出,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方针”、“出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出版物的社会属性”、“出版自由”等。释文用精炼的语言分阶段阐述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发展的过程,既充分表达了目前的共识,又没有回避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某些分歧,既充分反映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对出版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没有掩饰错误的指导思想对出版事业的负面影响。这种客观性和历史感,为当代出版工作者的理性思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10版(理论)
专栏:

  把当前一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闻世震
  编者的话:做好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是当前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个头等大事。辽宁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数量多,产业工人队伍大。随着企业改革、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的文章,结合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对做好这一工作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提出了一些对策。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当前,在我国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国有企业部分职工下岗分流的现象。从全国特别是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辽宁看,这一现象是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是国有企业振兴与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这两个目标,都要通过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体制,引入竞争机制,调动职工积极性来解决。否则,搞好国有企业就是一句空话。目前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人员包袱沉重,劳动成本过高,普遍存在1/3甚至1/2的富余人员。不摆脱这一沉重包袱,国有企业就要被压垮。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已经成了企业竞争较量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振兴国有企业,使之成为具有控制力和牵动力的骨干经济力量,减员增效是必由之路。二是企业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随着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由劳动密集型转为资金、技术密集型,必然有一批职工因知识技术素质不适应新技术革命的需要而被分流下岗。三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随着市场供求关系格局的变化,必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等问题。毫无疑问,在优化结构的过程中,势必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从而产生部分职工下岗分流和再就业的现象。
  企业劳动就业中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掩盖的上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渐显现出来,现在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顺应历史潮流,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之路,可以说是振兴经济不得不作出的抉择。下岗分流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辽宁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尤其是老职工,为祖国的工业化做出过贡献,现在又要为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下岗,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既对企业的发展负责,又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负责。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由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
  体现党和政府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视,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政府在企业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对抓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增强紧迫感,既看到艰巨性,又提高搞好这项工作的信心和自觉性,加大领导力度和工作力度,形成省、市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在具体实施中,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领导体制。近一二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领导体系和工作机构在辽宁省已建立起来。随着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省、市、县的领导力量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抓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作为检验各级干部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的重要方面,努力在全省形成下岗“无情”,但党和政府关心帮助下岗职工情真意切的良好氛围。
  广辟门路多渠道安置
  1994年以来,我们从辽宁实际出发,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四年来,已累计安置下岗和失业人员一百二十多万人,安置率超过50%;加上下岗人员的隐性就业,有60%的下岗职工实现了各种形式的再就业,对促进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辽宁国有企业数量多,老企业比重大,历史包袱沉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作任务仍十分繁重。到1997年底,我省结转下岗国有企业职工五十万人,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0%左右。今后三年根据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目标要求,还会有一定数量的职工下岗分流。按照中央的部署,我们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和再就业,前三年重点解决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措施,抓住重点,解决难点,今年确保全省国有企业已下岗的职工和当年新增的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使其中50%以上的人实现再就业。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抓好再就业工程,必须在发展经济、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的前提下,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广开再就业门路。几年来,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从改革传统就业体制入手开展工作,现已基本建立起新的再就业工作机制;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加大了国有企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的投入;组织社会各界努力为下岗职工排忧解难、牵线搭桥,推动再就业。通过这些工作,基本形成了多渠道再就业的新格局。主要有:企业挖掘潜力开展多种经营,分流安置下岗职工;发展第三产业,开发商业、饮食业及其他服务业,以增加就业岗位;区街组织开展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拓展就业空间;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加强对农民进城和外埠劳动力的管理,腾出岗位安置下岗职工;组织劳务输出,安置下岗职工;鼓励用人单位在招收正式合同工外,使用临时工、非全日制工;采取政策扶持办法,以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等形式,扩大下岗职工的就业岗位,多途径多渠道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在这些方面,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等大中城市创造出一些很好的经验。比如,沈阳市有的居民委员会办成了“无失业居民委员会”;大连市在今年初公开向社会做出承诺,对市区下岗职工实行再就业“即时服务”,只要不挑不拣,保证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实现再就业。我们通过总结推广这些经验,进一步促进了下岗职工再就业。
  根据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兄弟省市经验,辽宁省委决定要进一步探索和开拓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新领域和新途径。总的思路是减人要增效,下岗再就业,分流要发展。减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效益;对必须下岗的,采取政府关心、社会支持、个人努力相结合的办法实现再就业;对分流下来的职工要组织他们再创业求发展,而不能一减了之。工作的着眼点是扩大再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岗位。我们要在千方百计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今后要面对新形势,广泛引导、鼓励工业领域的下岗职工从事第一、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分流一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中就业一批;促进区街经济发展,组织社区和家政服务,在进一步拓宽城市生产和服务领域中安置一批;大力开展海内外劳务服务,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输出一批。开拓这些领域,要动员和依靠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来加以组织实施。政府及社会有关方面,应围绕开拓新的就业领域和岗位,做好扶持帮助和雪中送炭的工作。教育部门要努力为下岗职工做好培训工作;工商部门要为下岗职工自谋职业提供便利;金融部门要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必要的小额贷款;企业要通过开辟新的经营领域,使分流职工再创新业,等等,切实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健全社会保障完善保障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再就业要靠建立健全多种保障机制来实现。我们要结合辽宁实际,在这方面狠下功夫,抓实抓细。
  把好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这道关。坚持减人增效与促进再就业相结合、职工下岗分流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把握好企业兼并破产、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的节奏。规范下岗程序,制定富余职工下岗方案,必须同时提出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的措施。企业职工下岗分流超过一定比例的,要听取工会和职代会意见,并报当地政府劳动部门审核实施。国有中小企业在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中,也必须解决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建立好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一方面,依托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提供再就业服务。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建立各种再就业服务体系,使其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形成企业、行业、社区相互联通的再就业服务网络。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和社会性服务体系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要选派素质好、责任心强的人员去开展工作。同时在全省尽快健全和完善职工生活保障体系。重点是把以企业为主的养老、失业保险制度,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由政府出资建立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三项制度落到实处,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通过这些保障措施,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得到最低生活水准以上的保障。
  逐步完善政策体系,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我省已先后就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鼓励企业兴办第三产业安置富余人员、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等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目前最重要的是,职工家庭夫妻双方在同一企业的,必须确保一人在岗;夫妻双方不在同一企业而都下岗的,要优先扶持一人就业。对这些政策要认真执行,落到实处。
  转变择业观念提高再就业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就业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办法,而是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充分流动,劳动者自主选择就业,做到人尽其才,将是必然趋势。但对于这种情况,有些下岗职工认识不清,心理不适应,存在着单纯依靠国家安排、就业岗位期望值过高等思想障碍,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就业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反映。面对这一现实,各级党委和政府除了积极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外,还要消除旧的择业观念对人们的束缚和影响,使下岗职工变被动等待安置为积极主动择业。一方面广辟渠道,发挥政策作用,引导下岗职工尽快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加强对新择业观、就业观的宣传教育,做好正面引导,使下岗职工认清形势,转变观念,根据自己的能力、特长,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合理择业。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真正解决“很多事没人干,很多人没事干”的问题,使社会需求与下岗职工择业找到对接点。我们还要通过树立一批自立自强的再就业模范人物,激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刻苦学习,尽快提高自身素质,获得就业专长,脱颖而出,通过艰苦奋斗获得新的成功。用人单位更要多一份爱心,招用他们做到条件要求不苛刻,聘用上岗后各种待遇一视同仁,尊重下岗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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