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对待统一战线中矛盾的三种态度
求同克异·求同存异·求同求异
□黄铸
十五大把“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健全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类差异和矛盾。
统一战线建立在阶级、阶层、党派、民族、宗教等差异的基础之上。有差异就有矛盾。对待统一战线中的差异和矛盾，可以有三种态度或三种方针：求同克异、求同存异、求同求异。采取何种态度或方针，要依据矛盾的客观性质和情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矛盾不同，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占的地位不同，这三种态度或方针所占的地位也不同。
求同克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主要属于阶级斗争性质，其中又大量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抗日战争时期，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顽固派，虽然被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企图削弱、消灭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对这类对抗性的矛盾，必须采取求同克异的方针，即在尽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阵营、延长其参加抗日的时间的同时，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利、有节地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坚决打退他们的进攻。
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也是一种阶级矛盾，而且是对抗性的矛盾。对这类矛盾同样必须采取求同克异的方针，即在团结他们的同时，对他们不利于共同对敌和危害国计民生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斗争，并对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实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政策，而民族资产阶级又接受了这种政策，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也由此转化为社会主义劳动者。
求同存异：抗日战争时期，在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国民党许多不利于团结和动员人民抗战的错误政策，只要不是根本危及团结抗战的急迫问题，可以暂时求同存异，加以等待。这是从属于求同克异的政策的。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允许他们保持一定的剥削，分取一定的利润。这也是一种求同存异，是从属于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求同克异政策的。
求同求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许多朋友对我们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进行决策。对这类差异和矛盾，应当实行求异的方针。周恩来同志说得好，对这种不同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32页）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因为正确对待这种不同意见而获得很大益处，如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提案被毛泽东同志采纳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但是，也曾经因为拒绝这类批评、建议而吃了大亏，如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和计划生育建议等。
在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统一战线中的差异和矛盾，基本上是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
但是，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还可能激化。这种矛盾也还可能反映到统一战线中来，其主要表现是与西方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相呼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族分裂主义。对这种矛盾，无疑必须采取求同克异的态度和方针，采取断然措施，决不可放纵和退让。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采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来推进祖国统一，求同存异可以用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即求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之异。这是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赋予求同存异的重大意义。
在思想信仰性质的问题上，也只能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或方针。如对于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而只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治上互相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在新的历史时期，求同求异有了突出的意义，应当成为正确对待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主要态度或方针。这里，首先要求同，即求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同，在此大前提之下去积极求异，充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创造和创新。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性质和情况决定的。因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内部的差异和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是属于友好的、建设性的差异和矛盾。它们不仅不损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且能发挥积极作用，有益于这个伟大事业。
在经济上，我们实行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积极争取引进更多的外资，并促进个体、私营经济更快、更健康地发展。这就是说，采取求同求异的态度和方针。
在政治上，我们要广泛地听取各种友好的、建设性的批评、建议和意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这种求同求异，是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一致的，或者说是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和发扬。这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先民主，后集中，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事物，我们的知识很不够，而在统一战线中则有大量的各种人才，他们比较有知识，是可贵的智力库。我们必须采取求同求异的态度和方针，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欢迎和听取他们的种种批评、建议和意见，以利于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取长补短，集思广益，相得益彰。这对我们的事业成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在文化上，求同求异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让社会主义的百花竞相开放，社会主义的学术竞相创新和争鸣。
在思想上，求同求异就是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大胆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表现。一个民族没有创新，就失掉生命力了。而要鼓励创新，就必须采取求同求异的态度和方针，不要怕异，提倡标新立异。
总之，求同求异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方针，是适合新时期统一战线中大量友好的、建设性的差异和矛盾的。采取求同求异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方针来对待友好的、建设性的差异和矛盾，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思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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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论摘要
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在为《旧史新谭》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
教材的编写离不开学术研究
王宏志的《旧史新谭》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她的主要成就是从事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以来对历史教材的改革和重新设计，使中学历史教科书面貌焕然一新。不但广大师生喜欢读，就是成年人包括我们这些历史系的教授也喜欢看。为了编好教科书，她关心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参与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同时注意把学术界的新成果吸收到教科书中去，把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史学界的研究结合起来。王宏志很勤奋，善于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
编写中学教科书是一项专门的学问，有很深造诣的专家学者，不见得能编出一套好的历史教科书来。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却需要把自己造就成历史学的专家学者，只有深厚的历史学根基和较为广博的历史知识，才能编写出好的教科书来。这一点从王宏志的经历可以得到说明。她在本书的五组文章里，前三组都涉及民族问题，说明她在编写教科书和学术研究中，把民族问题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今天的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十分复杂，有些还影响到今天。中小学教科书是培养教育下一代接班人的，他们在民族问题上形成什么观念，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前途和命运。因此，在历史教科书里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是很重要的。王宏志对民族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能比较自如地处理教科书中遇到的有关民族问题。作为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建立的王朝，如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朝、女真贵族建立的金朝、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都应当看成是中国的正统王朝，都是中国的重要王朝之一。王宏志对辽金史的研究，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的研究，比较好地贯彻了这个精神。她把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看成是各个民族都应当维护的共同旗帜。这样由她主编并参与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民族问题就处理得比较好。这虽然不排除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还会有不同意见，但从总体上看却能站得住脚。
王宏志在《旧史新谭》的卷前数语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如果说本书有些文章有新的观点、新的视野，那是受启发于教科书内容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新思路，以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所产生的新见解和新理论给予她的勇气。我赞成小平同志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历史科学，每个历史事件和每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有大量史料为依据的。不实事求是，不下决心对大量的历史资料作客观的、科学的分析，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但中国旧史学的研究方法，因袭性很大，不解放思想，仍因循守旧，重复几百年前的旧框框，就会失去研究历史的意义。应当鼓励那些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观点，同时要鼓励对新的观点进行百家争鸣。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磋商，有些新的观点或许被淘汰，有些新的观点则可能被完善，而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样不断研究，不断磋商，不断认识中深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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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历史研究应关注现实
□刘泽华
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繁荣或曲折、衰落，固然是受诸多社会条件以及学科内在原因制约的，但是，对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需要，或者某个学科远离社会的需要，那么该学科是注定要走向困境乃至衰落的。历史学的内容极其丰富，也有不同领域和层次，史学家可以任意选择。但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应该是通古今之变，关切民族与人类的命运。
历史学号称是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但扪心自问，我们史学界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呢？讨论昨天与前天的规律无疑对认识今天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只限于昨天与前天，所谓的规律就不免苍白无力。人都是现实的人，是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史学所讲的规律与人们生活的现实无关或者间接而又间接，那么，这些“规律”是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注意的，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老实说，如果不能把规律性的认识贯通到现实社会，而仅限于过去，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它的科学意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些文化性的知识开发和积累。如果史学要以研究社会规律为己任，那么就必须关注人间烟火。所谓的规律，应该程度不同地伸向现实社会生活。迄今为止，史学家们所讲的“规律”，很少是自己的发现，多半讲的是与现实生活无关或关系很少的规律。一句话，缺乏独创性，缺乏实用性。
在现今人们所关注的时代的声音中，有多少是从我们史学家队伍中发出来的？我们的民族向何处去？人类的命运如何？按说，这些问题，没有历史学家的关心、参与和探讨，是难以深切了解和把握的。遗憾的是，大部分史学工作者对于这类问题还是袖手旁观或无动于衷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况且我也决不是说要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研工作者有权安排自己的研究领域，任何人无权干涉。但是，在整个史学界，如果大多数人都对现实漠不关心，那么史学不遭到时代与社会的冷遇反倒显得有些奇怪了。平心而论，史学不关心时代，有什么理由要时代关注自己呢？史学家应当以自己的智慧、见解与时代的需要进行平等的交换。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当代，而当代所提出的问题史学又很少关心，这样的史学不能不走向“困境”，陷入“危机”。
关注现实与满足当代社会需要的史学研究，是历史学的龙头，其它都不过是龙身。如果龙头抬不起来，龙身就只能在水中拖曳。就目前史学现状看，不是说龙身过大，而是龙首小而弱，难以带动整个史学的腾飞。据我的大致了解，在我国史学研究的队伍中，从事当代史以及对社会重大问题做历史研究的人是很少的，而在这支很小的队伍中，能够大胆地触及一些社会敏感问题的，又是微乎其微。史学家疏远了现实，相应地，现实也疏远了史学。这一点是最需要我们史学工作者深刻反省的。近几年的所谓“史学危机”，并不是表示史学本身价值的下降。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学就永远是它的伴侣。如果说有“危机”存在的话，那只能说旧的已经失去生命力，而新的突破即将来临。我以为，开展与人类和民族命运相关课题的研究，是历史学摆脱危机、走向复兴的重要途径。
开展当代史的研究，是牵动整个史学界步入新阶段的火车头。有人说，当代史是人们熟悉的，用不着研究。然而，熟悉的或有过经验的，同史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史学作为一种认识，是史学家经过特殊劳动之后的产品，当代史也必须经过史学家的再认识才能呈现在人们面前。当代史与人们的生存休戚相关，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需要。现代以前的历史，社会进步是较为缓慢的，现实与历史差别不大，所以能察古知今。然而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代，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察古知今”基本上不中用了，必须察今而后知今！甚至可以这么说，当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史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历史研究应面对现实，反顾历史。无论从世界看还是从我国看，都面临着许多重大课题有待解决，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战争与和平，进步与公正，阶级与调和，革命与改革，文明与野蛮，道德与强制，文化交流与冲突，社会主义发展与多元化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它，而历史考察则是绝对不可少的，史学家对此责无旁贷。
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同现实一挂钩，似乎有损历史学的圣光，这实在是一种偏见。史学家不能离开人间烟火，为什么要把与人间烟火有密切关系的历史研究视为庸俗呢？关系到整个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大事，史学家绝不应该袖手旁观。当然，这类问题的研究决不是唯一的，但必须视为正当的，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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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研讨会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深圳大学召开。这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等联合举办，来自全国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这是近年来规模较大的，有多领域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不仅有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界的学者，还有来自实际工作岗位的专家。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和深远影响；全球化趋势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球化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等五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不可逆的趋势，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变化、深化的过程。全球化进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其发展的动因源于技术，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跨国贸易的扩大以及国际金融的深化等。全球化进程的未来不应该是一元的、单一模式的普遍化，而应该是多元化并存、多种模式共生的局面。而且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等不同共同体的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的共同利益得以在全球范围得到共识。代表们特别强调，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在参与过程中，不仅学习到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增加了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影响的实力。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更要不断地革新自己，抛弃陈旧落后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改革体制，学习先进的思想与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不沦为边缘，同时也能为全球化进程的顺利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与会代表认为，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关注全球化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二是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使对全球化进程的研究向跨学科和多学科方向发展；三是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要警惕狭隘的“中国中心论”的倾向。总的来说，本次研讨会为继续深入对全球化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同时也为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理论界和实践界合作以及多学科的交流提供了有益经验。
（杨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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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研讨会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江苏人民出版社自一九八九年开始编辑出版这套《丛书》，迄今已出书四十余种，基本上涵盖了海外几代汉学家的代表作，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其中包括韦伯、费正清、史华兹、谢和耐、魏斐德、周锡瑞、周策纵、艾尔曼、柯文等名家的主要著作，如《儒教和道教》、《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中国社会史》、《洪业——清朝开国史》、《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从理学到朴学》、《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等。
与会学者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不断地借鉴与创新，编辑出版这套丛书适应了我们当前时代的需要。自五十年代以来，国外及港台地区的中国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以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中国学，涌现了相当数量的专业研究人才，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研究专著。因此，选择一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予以编辑出版，这既是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需要。尽管海外汉学家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他们有些观点与我们的看法存在着明显分歧，但他们所占有的丰富资料，特殊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有着可贵的借鉴意义。张岱年、任继愈、李学勤等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
（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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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亚洲金融危机与税收对策”研讨会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我国在税收政策方面有无必要采取对策，以尽量避免和化解其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久前，《经济参考报》社、青岛市国税局等单位主办了“亚洲金融危机与税收对策”研讨会。来自江苏、福建、武汉、大连等省市的税务部门负责人，以及国家有关单位的专家近五十人，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经验和教训，专家认为，我国财税政策有两点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政府在财税体制改革、财税政策选择及财政管理中，要树立全球化意识。在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过程中，我们要学会站在全局看财政，透过财政看全局；联系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考虑财政问题，从世界经济全球化角度研究、实施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这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对我国财政经济政策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重大启示。
二是要重新认识财政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节，直接作用于企业和居民；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节，通过商业银行传导到企业和居民。不顾国情过分强调、甚至依赖某个方面，都被国内外实践证明是要出问题的。实践表明，近年来频发的地区性、国际性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国家过分强调货币政策有关。其实，货币政策并非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力强大的政府财政作后盾的情况下，一味追求发展速度，盲目“向国际接轨”，滥用货币政策，一旦失效，最易引发金融危机。事实证明，在政府财政虚弱的情况下，面对金融危机束手无策，是这次危机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特别是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外资引进带来的间接影响，专家认为我们在具体的财税政策上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一是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提高出口退税率，逐步实行增值税全额出口退税，这是目前促进外贸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二是在进行必要调整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充分利用财税政策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四是利用财税手段抑制泡沫经济和投机活动。（刘红 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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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面向新世纪的党》
姚桓、元跃旗、薛梅合著的《面向新世纪的党——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姚桓教授主持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邓小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的成果。
该书与已出版的相关专著有所不同，它以当代世界和平发展主题为大视角，从国际、国内大环境、大背景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突出了邓小平建党思想的时代特征。全书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学说，紧密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若干问题，展示了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路，尤其是对反腐败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刻的阐述。
全书由绪论和九章组成，共二十余万字，材料丰富，观点明确，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主题思想和理论全貌，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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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出版），是石泉教授当年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受业于陈寅恪先生时所写的研究生论文。构思于1944年，完成于1948年，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历经历史风雨尘埃的冲刷掩埋之后得以问世，殊为不易。
该书的宗旨是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政局概观。第二章至第五章论述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内部政局之变化。第六章则概括论述战后政局新形势。
对于甲午战败的原因，该书认为从内政上讲，主要在于前此三十年间自强运动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这里既有守旧势力的牵制，民众认识之不足，也有太平天国的冲击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该书分析了战争期间国内政局发生的变迁。
（周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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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史画》
军科院军史部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著的《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史画》，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刊登了江泽民总书记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刘华清作序。该书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史著。它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史论，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全过程。该书所运用的史料，是军战史专业工作者和八一起义纪念馆多年来收集、整理、研究、考订有关史料的精华，内容准确、完整而丰富，体现了八一起义最新的研究成果。书中配有大量历史照片，其中包括重要遗址、人物、文物、文献、手迹的照片及部分美术作品。
（洪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