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永恒的情结
  于廷
  多少年过去了,一些事情一直萦回在心头,仿佛发生在昨天似的。记得上高小的时候,语文课里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终日贪玩、不好学习的法国小孩在课堂上,突然听到老师沉重宣布:明天德国占领军就要改授德语,今天我们学的法语是最后一课。他几乎震蒙了,这才发现过去不经意的是如此地重要,如此地须臾不可分离,如今却要被强制地撕扯开了。热爱祖国的圣洁感情使他愧悔无已。当时我们对这个远隔万里的同龄人是多么同情啊!稍为大一点时读外国小说,有一篇讲一个意大利的流浪少年,偷偷钻上某外国轮船准备远航。他蜷伏在舱房角落里,在似睡非睡中,猛然听见两个外国人正在用脏言秽语谈论他的祖国,顿时热血沸腾,抄起身边的罐头盒子就朝他们掷去。这位爱国情深的意大利少年的形象,从此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人们的爱国情怀,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有的,当然随着年事的增长、学识程度的提高,也会变得更明确、更自觉、更丰富、更深沉。诗人常把祖国称作母亲。我们在童稚时代,不正是由爱父母推及到爱他们所依恋的一切,包括家庭、乡土、人情、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直至养育、卫护他们和乡亲的整个国家。爱祖国是爱父母、爱乡亲、爱故土的扩大,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发展。一年前赢得“九七迎回归全港中小学文学美术创作比赛”初中组新诗冠军的张晓宇同学,在诗中写道:“在蔚蓝的天上,有一朵飘逸的白云,云儿飘呀飘,飘不出蓝天的怀抱。在无际的海面,有条孤独的船只,船儿摇呀摇,摇不离广阔的大海。”他把香港和祖国密不可分的关系表现得很形象、很优美,引人遐思。其实,这里也应该理解成是描绘个人同整个祖国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辽阔的中华大地,我们生于斯,作于斯,世代繁衍于斯,怎么可以脱离她的怀抱呢?即使是那些出于生计,飘泊海外,寄居异国的侨胞,故乡的一山一水,祖国的一举一动,也总是在他们心头激起阵阵涟漪,并为之魂牵梦绕。香港回归祖国已经一周年了,但中英交接时刻的那动人一幕,仍深深激动着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遍布世界的千万侨胞,这都是炽热神圣的爱国感情在起作用。世界各国人民也因此更加敬重我们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民族。
  当然,爱国的情感不应该只是一种本能。它需要从直感上升到理智,感情的烧灼要靠理性的认识去提供源源不竭的薪火。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高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是何等地坚定不移。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睿智、文学家的激情,深刻思考处于忧患中的国家的命运,对苦难的人民引起锥心之疼。他的这一切永远感动和激励后人。强烈的爱国主义,将使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奋发图强,不屈不挠,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使整个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儿女始终倾心祖国母亲,无限感谢她的哺育,决心把最美好的一切奉献于她。这是我们永恒的情结。


第10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怎样理解三个标准的统一
  李德顺
  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正确理解这个基本论断十分重要。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创造性地探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经验的概括总结。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内容和导向,体现了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标准”是指人们判断是非得失、决定选择取舍的根据和尺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唯有实践才是检验思想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人的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包括体现它们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有效,都必须由实践来回答,这是依据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而得出的一个普遍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但人类思想认识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人们实践的形式的范围也是无限多样的。实践作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意味着在检验和被检验之间要有确切的对应关系。那么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用什么样的实践来检验,就是一个必须深入回答的重大问题。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秘密,指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依据这一科学认识来回答,结论必然是:最终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是检验人们关于社会的认识和思想之真理性和价值的最根本、最权威的标准。于是实践标准就必然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结合当时的条件成功地把握了这一标准,从而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可见,生产力标准是上升到了历史观高度的或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实践标准。
  生产力标准在客观上适用于社会历史的各个阶段,但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才能自觉地、坚定地把握它,使之成为自己事业的鲜明根据、基础和始终不渝的目标。当然,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要在实践中检验,并且我们事实上也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依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重新强调了生产力标准,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将其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当然首先也是实践标准,就是说,是否“有利于”是指在实践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是要在实践中检验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论证。“三个有利于”标准继续坚持并包含了生产力标准,同时增加了“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两项目的性内容。增加的内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恰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展开和深化。“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结合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特征,既坚持了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条件的原则,同时又有针对性地突出了根本标准的价值导向,把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实现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原则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更加完整、全面地统一起来。实践已经证明,能否很好地坚持贯彻这种统一,特别是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的根本所在。参照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深刻现实意义。
  总之,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践标准,在社会发展实践中突出生产力标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全面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一个逐步深化、贯彻始终的有机整体。还应当看到,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者之间,不仅在理论上有一种层层深入的必然联系,在当前的实践上,它们更充分地体现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据、性质、目标、前途的深刻理解和自觉把握。二十年来,我们党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三者的辩证统一,不仅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一生动的历史进程,说明了这一系列实事求是思想成果的无限生命力。


第10版(理论)
专栏: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施汉荣
  内容提要:●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中央为保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落实,坚持不干预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事实使一些不相信中国、不相信特区的人惊叹“想不到北京真的不干预”。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香港保持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保持了港元汇价。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正在为回归后的香港孕育着、创造着新的价值,不断提高香港的地位和作用。
  ●港人怎么治港?香港有什么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知道了,看见了。
  ●“一国两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收回香港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正式、全面实施,始于1997年7月1日。然而,这个伟大构想见诸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它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首先用之于解决香港问题。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我国政府同英国政府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谈判,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接着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又在过渡时期进行了艰巨、浩繁的筹建特区的工程。经过十多年努力,香港、祖国内地和海外的爱国、爱港人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终于汇集成为一个彪炳史册的巨大成果———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收回香港,顺利恢复行使主权,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把香港带进了港人治港的新纪元。
  人们不会忘记,1997年7月1日零时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的全世界瞩目的政权交接仪式的盛况,迄今仍在谈论这件世纪大事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国际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长期坚持的爱国正义斗争的历史性胜利,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第一号捷报,是我国和平统一征途上第一站的胜利,将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产生重大影响,为全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千秋功业作出巨大贡献。
  同时,这是我们所处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一项奇迹。昔日老殖民主义者用“武力+毒品”(炮舰和鸦片)侵占香港,掠夺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制造了一次“历史的错误”;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用“和平+智慧”(和平谈判和极具创意的“一国两制”)收回香港,从而纠正了这一“历史的错误”,解决了中英一百多年的历史悬案,改善中英关系,并为解决历史遗留的一些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这反映了中国人民宽广的胸怀和极高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从制度上和理论上看,“一国两制”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制度联合、统一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在我国主体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二者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这个由中国人提出的新理念,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上,大胆突破了传统观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香港的实践已初步证明,这个创新很有成效。
  坚持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在正式实施“一国两制”的第一年中,港人满意、同时获得国际公认的,是中央为保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落实,坚持不干预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派出的机构和驻港部队,以及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严格依法办事,对特区工作积极支持而不加干预。原先香港、海外有许多人对“北京是否干预”问题,疑虑甚多;有人以“是否受干预”当作香港日后成败的标准。有人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准备做反华文章。前来采访政权移交仪式的某通讯社的记者,听一位在港的人士说,7月1日零时移交仪式一过,他就会被捕。记者于是和他紧紧联系,跟踪着他。可是零时过了,交接仪式完了,特区正式成立了,市民生活如常。“大新闻”写不出来了,那位记者只好失望归去。这一年来,诸如此类的故事多得很。事实使一些不相信中国、不相信特区的人惊叹“想不到北京真的不干预”。
  1998年4月2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有关香港问题的年度报告,序言中有这样一些话: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中央政府干涉了当地事务。香港的公务员系统仍然是独立的。一些高级官员——包括那些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批评态度的官员——得以留任。香港继续发挥着一个地区金融中心的作用,积极参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努力。香港的新闻界依旧是自由的。中国大陆的公司和任何其他公司一样要服从法律和严密的监督,法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香港自由开放社会的各种保障依然存在。
  建立“港人治港”的政治架构
  香港广大永久性居民以当家作主精神,遵循“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规定,已成功地建立一个适应香港社会的政治架构。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在基本法铺设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新的政治架构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以我国人大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取代港英据以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英王制诰》、《王室训令》及殖民地条例等;由港人推选、中央任命的行政长官取代由英女皇任命的港督;由港人依法选举产生的临时立法会取代港英的立法局,并于1998年依基本法规定选举第一届立法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取代驻港英军……同时消除了原港英政治制度中的其他殖民主义因素。
  新的政治架构按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保留了原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三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原来行之有效的许多方针政策都不变。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权利比回归前有增无减。公务员制度不变,符合基本法条件的高级官员都获得留任。
  由于港英方面在回归前破坏了政制“直通车”而不得不设立的临时立法会,其最大功能是填补了回归过渡期间的法律真空,制定为保证特区顺利建立和运作所必不可少的法律。在它成立后的十六个月内,通过了五十多条法例,其中如公安和社团条例的修订,入境条例的修订,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完成等,都涉及香港社会的多个领域,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作。临立会对政府的监察也起了重要作用。
  1998年5月,举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这次选举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按照人大“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进行。选举制度由特区自行决定。整个选举自始至终在公开、公平、廉洁的原则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分区直选当天整日阴雨,时而大风,时而暴雨,有的投票站甚至被水浸了,而投票率高达53.29%,投票人数达一百四十八点九万人,均创香港有选举以来的最高纪录,表现了感人至深的主人翁精神和支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信心和决心。
  特区司法系统运作正常,独立地履行其职责。依法判决了临立会法律地位问题、无证儿童居留权问题等,彰显了法治精神,维护了政局和社会的安定。
  面临“经济地震”,港人迎难而上
  港人登上治港舞台以来,在经济上碰到两大难题。一是来自外部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被形容为“第九级的经济大地震”;二是港英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隐患逐渐暴露出来。大隐患表现为,长期推行高地价政策引起的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地产业的超速膨胀)以及楼市、股市的泡沫式繁荣。经风暴一冲,经济结构的深层毛病加速暴露,提早进入了调整期。再加上多次天灾袭来,“港人治港”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1997年三四季度,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到香港。炒家曾大量抛售港元,冲击港元汇价及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来势凶猛。特区政府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大量的外汇储备,沉着坚定地予以反击。金融当局按金融市场的规则采取断然措施,包括抛售美元、吸纳港元,收紧银根,禁止和惩罚大量超额贷出港元供炒家抛空的银行,使银行同业拆息急升,炒家炒作困难,成本提高,难获利或少获利,知难而退。如是者反复几次,保持了港元汇价基本稳定,联系汇率制屹立不倒。
  这是港人治港在经济战线上的一大战果。保住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保住了港元汇价,就是保住了香港货币、金融和经济的基础,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港元稳定,正如人民币不贬值一样,使得香港如同祖国内地一样成为亚洲金融风暴的挡风墙,有利于阻止风暴引起的骨牌效应。这不仅对香港本身,对中国内地、对亚洲其他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意义。
  但是,为了捍卫联系汇率而扯高了利率后,影响到股市大跌,楼价下滑,一些市民受损;有些行业(如旅游、地产、零售等)不景气;银行收紧信贷,工商业户经营困难,已有一些商号清盘、裁员,失业增加;第一季度经济出现了2%的负增长。困难之大,不容忽视。
  特区官员认为,目前香港正处在经济调整期,同时外围国家、地区的金融、经济困境尚未过去,“经济地震”尚有“余震”,香港难以独善其身,估计还有一段较艰难的日子。但又不应失去信心,因为香港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又有抵御“经济地震”的基础和机制,有健全的货币、金融、经济体系,其坚实的根基并未受损。据世界经济论坛今年6月2日公布的调查材料,香港的竞争力水平在受调查的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二,仅低于新加坡,而高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台湾地区。
  特区政府正在利用自己的优势,针对经济调整期间出现的难题,提出中期、短期政策措施,以纾解民困;同时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最近选出的第一届立法会的候任议员,共商经济、民生大计,同舟共济,迎难而上。邓小平曾经指出,香港人一定能够管好香港。相信经过调整之后,香港经济必定会较快复苏,而且会更加强劲。
  “一国两制”孕育着香港的新价值
  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1997年8月26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华商大会上发表了题为《香港的价值》的重要演说。其中谈到,“香港的新价值就体现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之中。”这句话说得很深刻,很有见地。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正在为回归后的香港孕育着、创造着新的价值,不断提高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一国两制”使中国香港“增值”了。
  法律、政治地位根本改变,并显著提高。过去一百多年,香港被英国统治,处于屈辱地位。回归后祖国恢复行使主权,成立史无前例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港人从此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当家作主,扬眉吐气,自治自强。
  在国内外的地位提升。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依法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一国两制”的体制使香港处于特殊的地位。
  香港分享了祖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应有的权利和尊严。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崇高地位,香港在国际上受到更多的关注,地位更高了,活动空间更广了。
  对祖国建设和统一的作用增大。在“一国两制”下,两地、两制矛盾更易于协调,互补互利更有效,出现了“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样一种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局面。从香港方面看,支援内地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无疑是加重了,需要作出更大努力。而作为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和平共处、互相促进原则下,将帮助香港的资本主义继续健康发展,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尽量吸收、运用,进而改造成更便于内地借鉴的有益经验。
  无可否认,香港回归对台湾已经产生和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除了激发台湾同胞的民族感情之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功实践的生动事例,使得台湾当局散布的对“一国两制”的种种污蔑,不攻自破。港人怎么治港?香港有什么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到过香港的)知道了,看见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对于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加速实现“三通”及祖国和平统一,将发挥更大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证明它是科学的、可行的。“中国香港”的经验告诉世人:一国之内,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一国两制”确实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第10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经济法》
  耿洪洲
  高程德著的《经济法》(第七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初以来,该书已在北京出版二版,在上海出版七版,累计发行逾二百万册。
  该书是为经济管理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而写的教材,在内容编排上,充分考虑了经济管理专业的具体特点。首先,针对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一般对法律基本规定不甚了解的情况,用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民法中有关的基本原则与规定。其次,根据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精心挑选学生必须掌握而又与其他课程内容不相重复的单行经济法规,使学生能在有限的课时内掌握基本的经济法规。
  该书对重要的法律概念、规定及难以准确理解的条文,都做了生动、具体的案例分析,有助于读者消除歧义、加深理解。同时,该书十分强调学以致用,注意结合实际经济工作讲解法律条文,突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该书讲解单行经济法规以中国有关法律规定为主,同时对西方各国相关法律规定作比较分析,说明我国法律的立法原意和有待改进之处。由此,读者不仅可以加深对各种经济法规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能够开阔视野,树立国际经营观念。


第10版(理论)
专栏:理论信息

  专家学者聚集长沙研讨
  当前消费热点问题
  邓国用
  由《消费经济》杂志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我国当前消费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长沙召开。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有关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聚集一堂,围绕主题进行了广泛研讨。这里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单综述。
  消费热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消费热点就是消费者的购买力投放比较集中于某种商品与服务,或某类商品与服务上,人们对这些商品或服务的追求出现一种热潮。消费热点可以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消费热点可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因而可以带动一系列关联产业,形成支柱产业,而且由于消费热点的衍生作用,可以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消费需求,由此带动更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消费热点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我国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当前市场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市场较为疲软,很有必要着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培育支柱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国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专家学者认为,我国新一轮消费热点正在孕育,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许多人已进入小康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正向高层次转变,市场商品丰富多彩,这些就是消费热点产生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加上国家有关产业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金融政策的引导,生产企业及时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还有消费的国际潮流的影响,就会引发新的消费热点。
  我国近期可能出现哪些消费热点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可能出现的消费热点有:
  住房消费。我国居民当前吃饭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住房消费突出起来,加之国家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深化,要实现住房商品化、货币化,住房消费将会成为热点。也有专家提出,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房价太高,与工薪阶层的低工资收入形成太大的悬殊,这会影响这一消费热点的形成。
  信息消费。人类已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消费是一种世界性的消费热点。我国近年信息产业、信息消费发展很快,电话普及速度日益加快,电脑也开始进入居民家庭,其中以大城市与沿海地区发展速度最快,但广大农村发展信息消费目前还比较困难。
  文化消费。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在物质消费增长的同时,精神文化消费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科学技术的进步,新闻、出版、影视业的发展,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的比重以及旅游消费会进一步增加。
  农村消费热点。我国农村目前虽然缺乏明显的消费热点,但由于农村消费热点总要比城市慢一拍,预计几年内家用电器将成为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
  汽车消费。汽车消费也是一种世界性潮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消费会形成热点。但有的专家认为,由于当前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跟不上,车价和其他费用较高,使得这一消费热点不会很快到来,可能要在五年以后才会实现。
  关于消费热点的培育与引导
  与会的专家学者强调,应当加强对消费热点的培育与引导,使之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适当鼓励消费。花气力了解市场,研究消费,掌握消费需求变化的规律。对各类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欲望、消费能力要进行深入了解。不能脱离消费搞“投资热”、“开发热”、“集资热”,造成资源的浪费。要紧扣培育支柱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的主题,开发消费热点。
  应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方面做好工作,按照消费需求导向规律组织生产;实行有利于促进个人消费货币化的政策,改革福利型的分配方式;疏通流通渠道,鼓励工业品下乡;还可以积极稳妥地推行消费信用政策等。总之,应采取多种方式,努力促进消费热点的形成。
  加强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根据农村消费周期慢于城市的特点,充分利用工业生产潜力,多生产农民需要的商品。还要努力促进农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引导农民克服大修坟墓、祠堂、庙宇,求神拜佛等愚昧行为,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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