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双休日哪里去，仟村百货赶集去”，曾是一句风行京城的广告语。这个“都市村庄”开业时曾引来京城十万百姓“赶大集”，而今却因拖欠厂家货款又惹来满城风雨
工商赶快手拉手
本报记者 董建勤
“仟村现象”
6月12日早8时40分，记者依约来到北京仟村百货南门外广场，没有遇到约定的商场人员。9时30分后商场营业，记者进入大厅，只见一片冷清景象，最招人的儿童乐园没有一个孩子，多数柜台商品不足，还有一些拿着小皮包的“便衣”，只要看到有人买货就拎着皮包盯住收钱，原来是长期被拖欠货款的厂家派出的“收款专员”。
几经打听，记者找到电话约定的广告部曾继明。小伙子说主要负责人在“开会”，不能接受采访。商场目前信誉不好，承认欠款事实，但资金紧张，暂时无力偿还；各部门都在跑招商，具体情况属“商业秘密”。
北京仟村百货是当年亚细亚集团在河南省外开业的最大一家百货店，营业面积达3．6万平方米，投资12亿元，1996年4月开业。时过两年，就从天上掉到地下，年初拖欠货款达3000万至6000万元之多，目前仍有2000多万元，牵涉厂商百余家，天天有人上门追债。
这就是所谓“仟村现象”。无独有偶，连日来记者采访了数家工商企业，“欠款”被认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商场开始徘徊在生死边缘，苦苦支撑中工商矛盾日益突出，商场总经理办公室不断有厂家找上门来追讨欠款。个别商场回天乏术只得停业整顿或宣告倒闭。
由此，不少行家提出了“微利时代的生意怎么做”的命题。工商企业之间究竟——
是对抗，还是依存？
“开一家，火一家”曾被人们称为大型零售商场的“神话”，但从1995年下半年起，北京大型商场的销售额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目前商场的纯利润率仅2％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国雄认为，零售业已从高速发展、高利经营进入低速发展、微利时代。有人预言1998年将是京城大商场倒闭年。这种说法兴许有些夸张，但竞争在加剧，平均利润率仍在降低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采访中，各路工业企业对商场的“气儿”不打一处来。广东万家乐燃气具公司副总经理梁树健说，参与商场促销，加大了企业不必要的负担。3年前，百货业中还没有厂家聘请的柜台促销员，今天不得不承担这笔额外的竞争费用。四川长虹北京分公司经理李建华则有几分无奈地说，进大商场要价很高，要交一年的场地费、开箱费，要派促销员，展台也要自己出钱布置，交管理费、置装费，而且批零差价还要给商场，商场自己的售货员只管收钱、开票。但企业不能也不敢放弃大商场。
而工业企业也表现出不尽适应市场变化之处。据上海世贸商城商情中心的一项大型产业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还是依靠以质量和价格为主的单一营销策略参与市场竞争，仍处于市场竞争的初级阶段，还没有意识到品牌、产品创新、售前售后服务等全方位竞争的重要性。
对正在加剧的工商企业矛盾，有关部门表示关注，指出无论如何，工商企业要共同面对市场消费无热点的客观现实，出路在于——
平等互利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学术部主任荣剑英认为，工商企业都在夹缝里求生存，二次创业需要合作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在竞争中协作，在协作中竞争。国家内贸局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余厚康教授说，厂商间唯有校正方位，相依相存，合力经营，完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创造出更多的名优品牌，进入良性循环，才能取胜于市场。
细心的消费者一定发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商品的外包装出现了建议零售价。这是由生产厂家制定并印制在产品外包装上的一种定价，多在市场最低和最高价的中间位置，以对零售商起一定限制作用。目前，市场上这样标价的商品多是洗涤用品。浙江纳爱斯公司一销售人员说，公司产品好销，一些零售商乘机提价，消费者有意见，还以为是公司提的。公司为此困惑了很长时间，后来便采用了建议零售价这一做法。
专卖店风风火火地兴起，犹如一支航行在商海的“快艇”部队引人注目。记者观察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厂家开设的，进货渠道正规，且价格相对优惠，品种规格较齐全。真维斯专卖店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作为“幕后操纵者”的厂家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厂店双方互助互利。
采访结束之际传来消息，仟村百货已从5月份开始对经营战略进行调整，尽力构筑崭新的厂商经营体系，“把更多的经营权和商业利润让给厂家和供应商”，以期“厂商联手，重铸辉煌”！
北京商学院李明义教授说，零售空间是没有边境的，但目前事关工商矛盾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有针对性的法令和规章制度出台，这一局面应尽早结束，构筑新的游戏规则！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为何卖掉摇钱树
冉永平
最近听说，爱立信公司把很赚钱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卖了。
信息产业可是地道的朝阳产业，到下世纪都前景看好，那么爱立信为何要卖掉这样的摇钱树？
爱立信方面道出了原委：由于目前世界手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爱立信公司将集中力量开发手机技术，因此不愿再分心去搞光纤的技术开发。一旦停止开发，光纤技术就会落后。
爱立信此举和此种思维方式颇值得我们的企业“三思”。
既然五年后才落后，眼前还有钱赚，就应吃干榨净，待五年后没钱赚了再说，这是我们许多企业的习惯思路。也正是这种思路导致企业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出让。于是在资产重组中，优势企业不要说想吃“活鱼”没门儿，就是发现一条“休克鱼”都不易，吃坏肚子就成了常事。而这样做，出让方也未必就真占了便宜，破铜烂铁一堆，能得到什么好价？倒是爱立信此举明智：早卖早赚，早另打算。聪明在一个“早”字，此“一思”也。
对技术开发，我们的企业也不可谓不重视，但马后炮者居多。一旦市场顺风，一个品种不卖到让消费者吃腻、看腻绝不罢休，谁还会多此一举，想到五年后的技术。只有产品不行了，市场疲软了，才想起开发，才想到改头换面。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思路使我们不少企业在市场突变中大尝苦头。由此可见，爱立信的远见恐怕也是人家能干成世界级大公司的原因之一，此“二思”也。
如何处理突出主业与多元化发展的关系最值得深思。不要说企业，有时就是理论界、舆论界，也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地出尔反尔。就笔者看来，两种思路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而要视具体情况而论。也就是说要看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环境而定。但其中的关键点是四个字“量力而行”。爱立信的实力恐怕是我们国内企业许多目前还无法望其项背的，那么，连它这样的巨人都在“断腕”，看来突出主业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是许多企业的选择。此“三思”也。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火车也来当“大巴”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 王述芳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是城市中利用铁轨导向、电力驱动的各种现代化公共交通方式的统称。它包括：地下铁道，各类轻轨交通，单轨电车，胶轮导轨新交通系统，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有轨电车，还有城市铁路（包括市郊铁路）。这些交通方式形成的交通网络，成为发达国家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大骨架，对解决时间集中、客流较大、运距较长的旅客运输特别有效。其中城市铁路的交通运输功能尤其突出。国外许多大城市已经形成了包括城市铁路在内的各具特色的快轨交通网络。
我国城市的轨道交通（实际上只有地下铁道）起步并不算太晚，但发展太慢，线路太少，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扩大的需要。有轨电车从60年代起陆续拆除，轻轨交通还是个零，市郊铁路日趋萎缩。面对不断膨胀的城市人口和城市范围，发展我国城市快轨交通特别是城市铁路实为必要与紧迫。
我国城市铁路交通已有较长的历史，但仅限于市郊铁路，目前基本上是铁路职工的通勤工具，运能浪费现象严重。我认为我国具备发展城市铁路的基本条件。
大城市现有铁路枢纽的总体布局具有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的双重功能。我国铁路所具有的各种专门用途的干线、支线、环线、专用线、车站等设备大部分在市辖区。例如北京铁路枢纽有9条干线引入，市辖区内铁路营业里程达1000多公里，早年京包、京通、京承、京门各线都有市郊列车开行，目前北京—南口间仍然运营市郊铁路。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铁路线和市郊列车与城市的客流客源相近，与城市规划布局矛盾不大，经过改进组织管理和进行技术改造，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客流，分担地面公共汽车的部分运量。而且，有些铁路的线路、站点与城市交通规划的轨道交通走向基本平行，因此将城市铁路与规划中的城市快轨交通统筹考虑，不仅可以节省投资，避免重复建设，而且见效更快。
城市铁路应成为我国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应尽快从观念上实现下述转变：（一）由为铁路职工通勤服务为主转变为城市居民出行或通勤服务为主；（二）由传统的铁路运输组织管理方式逐步转换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方式；（三）城市铁路枢纽的技术改造由强化对外交通功能转变为对外交通功能和对内交通功能并重。
其次，要把发展城市铁路落到实处。第一，改进现有铁路和市郊列车的运营组织管理，对既有设备进行挖潜改造，逐步扩大客运量。第二，利用城市中老的铁路线路和客运站，探索开发建设城市铁路的可行性。武汉、杭州、上海等城市都有这种设想，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工作。第三，着手制定城市铁路发展政策，探讨将城市铁路纳入城市交通体系统一规划、协调运营的路子，为将来建立包括城市铁路在内的大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体系作准备。
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应明确以发展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为主，开阔思路，改革体制，开放市场，增加投资，把城市快速轨道系统建设落到实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药品回扣须标本兼治
本报记者 李丽辉
现在去医院看病，不少患者感到医院乱开药、开“大处方”的现象比过去减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则与国家有关部门共同整治药品市场、狠刹药品回扣风有很大关系。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由国家工商局、卫生部等六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整治药品回扣等违法行为工作，已经开展了近两年时间，取得了明显成效，使药品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行业风气有了一定好转。
据不完全统计，从专项整治开始到1997年10月底，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卫生行政部门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药品案件50030件，查处无证照或证照不全非法经营药品案件17156件，取缔无证照经营药品非法经营户14625户，停业整顿2509户，卫生行政部门吊销许可证301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552户。
目前，绝大多数医药生产销售企业和医疗机构都针对在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问题，修改或制定了内部管理制度，加强了内部的制约、监督和管理，如医院普遍设立了药事委员会，加强了药品购销的审核监督。
药品回扣虽逐渐被遏制，但药品销售中的折扣不规范问题却很突出。折扣虽然有多种称谓，但其基本的法律含义就是“减价”，因此，折扣在财务处理上应当是给予折扣方要直接冲减销售收入，收受折扣方要直接冲减购药成本。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折扣的财务处理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给予折扣方不冲减销售收入，有的从销售费用或科研费用中列支，有的则以会议费、赞助费、广告宣传费等名目支付，有的以实物支付，不仅不冲减销售收入，反而将其打入自己的成本；同样，收受折扣的也不冲抵进货成本，有的计入其他收入，有的作为应付款挂账，还有的进入其他财务账，使折扣成为可以自由支配的额外收入。
折扣的财务处理不规范，加大了购销双方的成本，抬高了药品价格，使折扣丧失了固有的“减价”的法律意义，演变为回扣或商业贿赂。如此折扣大战，同样会导致甚至加剧医药市场的不正当竞争。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不得从事药品批发业务，药品经营企业不得承包给个人，不得转让、出租证照，但是一些地方企业以各种形式个人承包个体挂靠经营药品的现象仍然存在。如：厂家滥设办事处，私聘代理人从事经营活动；药品批发企业承包给个人经营；药厂或经销单位在销售药品时实行经费大包干，从而使销售人员以回扣手段推销药品更方便、更隐蔽。
另外，当前医疗机构主要收入来源是药品销售收入和仪器检查费，其中与药品有关的收入占医院业务收入的50％—60％。这种补偿机制既不利于鼓励提高医疗技术服务水平，也使有些医院出现了开大处方、卖高价药等问题，甚至以所谓“折扣”的高低决定是否进药，损害了患者的利益。
总的来看，整治药品回扣，规范医药市场秩序，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专项检查只是刹风治标的权宜之计，要根本解决药品回扣问题，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同时完善医疗体制改革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药品回扣，创造良好的医药市场秩序，保护广大群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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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西站站前街改造开工
北京西站站前街改造工程日前全面开工。全长一千一百三十五点五米的站前街，南起北京西站北广场，北至西长安街，设计为宽五十四米、全封闭三幅路型式。街道两旁还将兴建一批与西客站配套的商业网点、旅店、写字楼等服务设施。全部改造工程将于年内完成。新华社记者陈晓伟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沟通你和我
一周来，河南南阳刁仁庆、安徽合肥郭树合、湖北武汉郑瑛等几十名读者朋友给周刊来信来稿。这里刊登河北聂铁钧朋友的来稿——
农民上哪儿买国债？
我家住农村，在县城工作。听说国债发行了，也想买点国债，但却吃了闭门羹。在规定的发行日去买，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没接到这个任务；再过半个月去买，多数回答依然如故，只有两家银行网点说卖完了。
我感到十分困惑。发行体育彩票，宣传得红红火火，街头巷尾贴满了广告，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政府官员登台动员，还邀来大腕明星出面助兴。何以发行国债无声无息，冷冷清清？
是农民（包括县城居民）没有购买国债的需求？不是。现在储蓄存款利率低，在农村和县城，既买不到股票，也买不到企业债券，为了使余钱增值，富起来的农民也希望购买国债。
我再一次呼吁：发行国债不要忘了农民，忘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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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乘车莫贪小便宜
公共交通车实行无人售票本是一项方便乘客和乘务员的举措。然而在太原市，一些贪图小便宜的乘客将一些残币、假币、“练功券”、“游戏币”甚至故意将整币撕裂投入公交车上的无人售票箱。据太原公交总公司结算中心反映，他们每天整理出残币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给公司结算造成很大困难。图中下方均为残损钱币。吕晓宇摄（新华社稿）（附图片）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粮油关系还需保留吗？
沈德柱 何春钦
粮油市场早已放开，广大市民买粮购油不再凭粮油供应证。然而在一些地方，人们办户口、迁户口、升学、入伍、提干、招工等等，还得去粮油供应部门办理那种毫无实际意义却又必不可少的粮油供应手续，令人费尽周折却又无可奈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这一做法给广大群众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有关职能部门对此却熟视无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粮油关系还要保留到何时？”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警钟长鸣防“李鬼” 金融“门神”显神通
王作化 张新星
今年初，新疆喀什地区某棉纺厂与香港客商杨某签订了一项510．2万元港币的供货合同。5月18日，港商杨某在厂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银行喀什支行国际贸易结算科，提交了一张填有510．2万元港币的“南洋商业银行”汇票，在交汇票的同时，杨某即向厂方要求立即发货。
中行喀什支行国贸科业务人员经认真审核鉴定，发现杨某带来的根本不是银行汇票，而是一张香港某公司的支票，便立刻引起警觉，迅速向行领导作了汇报。行长刘一飞当即指示有关人员严格把关，从安全起见，先为该厂办理光票托收业务，待货款收妥之后，再让厂方发货。
然而到5月28日，喀什支行始终未收到南洋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的付款电传，杨某却十几次打电话给喀什支行，称款项已经发出，请该行催促厂方立即发货。杨某的骗局已露端倪。支行立即向南洋商业银行发电传联系，查询港商杨某及该笔业务情况。最终使杨某的诈骗活动彻底败露，避免了500多万元港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