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从1995年到现在，回归自然的天鹅洲麋鹿相继有10头死亡；因洪水和“拦网不全”
而外逃的则更多。今年春天，11头麋鹿流失到湖南华容县境内，当地群众不知此为何物，竟有4头被误伤致死——
天鹅洲麋鹿在呼救
方俊 乔楷
麋鹿进入自然保护区
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全国只有600多头，分布在湖北、江苏的两个自然保护区和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及上海等城市的动物园中。
麋鹿，是哺乳纲鹿种动物，角似鹿、头似马、蹄似牛、尾似驴，故称“四不像”，是中国特有的动物。早先在我国温湿平原沼泽地野生，后因先民围鹿而杀，围泽而垦，以及洪水泛滥使其在野外绝迹，逐渐成为皇家贵族园林囿养之物。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再加上永定河泛滥，中国土地上囿养的最后一只麋鹿，就从北京南郊皇家猎苑里消失了。
本世纪初，英国的一位鹿类动物的宠爱者贝特福公爵，曾把从中国流落到欧洲各处的18头麋鹿收集起来，放养在水清草碧的乌邦寺别墅里，以后逐渐繁衍成为五六百头的大麋鹿群。
为了重建野生麋鹿种所，中国政府曾两次组织麋鹿引进。1985年夏天，当今乌邦寺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慷慨地以1∶3的雄雌比例，先后赠送了60多头幼年麋鹿给中国，分别放养到原清代皇家猎苑的遗址里和江苏大丰县林场，并建立了5000亩的麋鹿保护区。
随着全球环境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为“野生麋鹿的野生”问题而担忧，担心这个珍贵物种最终毁于长期的园林生活。于是，1987年中英专家一起把目光盯住“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的湖北地区，最后选定了石首天鹅洲湿地。为了达到麋鹿恢复野生的既定目标，中国政府决定在石首天鹅洲建立麋鹿野生自然保护区。
1993年10月31日，首批30头南海子麋鹿在北京市和石首市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护送下，进入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囿养地。一年后又有34头南海子麋鹿运抵天鹅洲，在囿养地内作了短暂停留后，于1995年1月10日和首批30头麋鹿及其8头小鹿，共同进入了天鹅洲湿地麋鹿自然保护区内。
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麋鹿已发展到600头。现在无论是麋鹿的数量，还是麋鹿保存率，均居世界之首。
麋鹿的死亡与出
逃并非偶然事件
由于保护区内的防护设施不配套，加上保护区本身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使天鹅洲保护区难以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从1995年1月10日迄今，北京南海子麋鹿在天鹅洲过着野生生活的4年时间内，相继有10头麋鹿死亡，而因洪水和“拦网不全”而外逃的麋鹿就更多。
1995年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发生两起死鹿事件，3头麋鹿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办公厅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密切关注。10月9日至10日全国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团湖北团第二分团来到石首市，实地查看了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并与有关方面就麋鹿保护问题进行了座谈，拟定解决的办法。
然而4年过去了，这里的情况仍令人担忧，麋鹿非正常死亡和外逃的事件屡有发生。在不可抗拒的1996年长江特大洪水面前，由于临时栖息的安全地方小，加上百余头麋鹿一次性进入安全地带时受惊，导致麋鹿冲出拦网，进入农田。尽管他们采取措施，临时组织200多农民进行“拉网式”搜索和采用其他方式引导和寻找，但是外逃的麋鹿仍未返回。
1997年7月20日，也是因洪水袭击，保护区内的134头麋鹿失去栖息地而外迁。
由于麋鹿经常外逃，在外产子的也不少。1997年3月一头母鹿在距天鹅洲4公里外的小河镇附近产一小鹿，一农妇见后抱回家中饲养，取名叫“旺旺”，保护区的同志知道后迅速将旺旺接回天鹅洲。
资金困难，管理
不善，亟待解决
据麋鹿保护区的同志讲：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保护区管理手段上存在的严重困难和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如：保护区最基本的拦网设施极不完善，原设计24公里拦网，开始就没有拦到位，加之拦网年久失修，现在拦网几乎只有保护区北面较齐全，靠水域一方以所谓长江为“天然屏障”已不起作用；另外，对现有逃离保护区的麋鹿，包括跑到湖南省境内的麋鹿，也没有必要的捕捉手段将其捉回保护区来；保护区既无交通车辆、移动通讯设备，又无麻醉枪、监视器，更无基本的追捕经费。
上述原因虽然对保护区的保护作用不可低估，但保护区的管理不善也不能忽视。仅从“拦网不全”、“资金不足”等方面来找原因，显然不妥。仅去年一年省、地、市三级就在财政资金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拨款40多万元，用于麋鹿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其实，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自然保护区建设要因地制宜，关键的问题还是重在管理，有关部门应认真研究措施，切实解决麋鹿丢失问题。如对于保护区的土地归属、保护区的管理体制等问题，应拿出具体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予以完善。现在，麋鹿、行人、各类家畜都可以随时自由进入保护区，造成区内经常只有半数麋鹿活动，其余很多时间出没在保护区附近的小河口镇境内，不仅给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便，而且麋鹿保护的自然环境也受到严重影响，保护区实在难以起到保护作用。（附图片）
生活在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内的麋鹿。桂慧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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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下岗职工的故事
下岗开荒创新业
本报记者 刘亮明
5月塞外，天空如洗，阳光尽情挥洒在泛绿的大地上。
王玉梅站在刚浇完第二遍水的“绿得黑亮”的麦田埂上，眉开眼笑，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和自豪：“下岗是挑战更是机遇。没有这次机遇，压根就不会有我眼下创业的新天地。”
王玉梅是内蒙古乌达矿务局职工，1996年1月主动要求下了岗。当时，矿务局考虑到她一家3口，儿子还在上初中，丈夫又是个经受10多年结肠癌折磨的患者，全家人节衣缩食，仍欠债3万多元，所以没有把她列入100多名下岗职工的名单。但王玉梅想：矿务局人满为患，亏损严重，再“瞎马踩住一条路”，死抱着铁饭碗，要摆脱家庭困境几乎不可能。迟下不如早下，不如抓住机遇，靠自己的双手，开出一条新路来，于是她主动提出了下岗要求。
下岗后，矿务局分给王玉梅的是5亩林间地，零零碎碎竟有40多块。这还不算，地的土质极差，上边一层薄沙土，下边全是卵石和清水沙。不用说周围的人为王玉梅捏着一把汗，就连丈夫陈正君也不相信从未种过地的她“能在石头上种出庄稼来”。
王玉梅横下一条心，当年正月十四就冒着塞外的严寒开始整地。每天早出晚归干得“两头不见太阳”，饿了就舀一瓢凉水，就着大葱吃几张冷饼。一个多月后，她硬是把地里的卵石、清水沙一担担送出去，把好土一担担挑回来重新填平，并把40多块碎地连成20多块整地。
地整好该下种了，王玉梅从外地买回了小麦、玉米良种。因为不会种地，又没钱买农具、雇人帮忙，她就照着农业科技书，用锹、锄一畦一畦开沟铲穴把小麦、玉米和蔬菜种好。她的苦干终于感动了丈夫。有一天，丈夫拖着病弱的身子，特意为她做了烙饼和土豆炖红烧肉，步行近两小时，一路捂着给她送到地里。几个月里，她第一次在田头吃到热饭，百感交集的她禁不住哭出声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她的小麦、玉米亩产就达到550公斤和1000多公斤，套种的萝卜收了5000多公斤。
成功坚定了王玉梅的信心。去年，她在种植的基础上，又开始搞养殖，买了6只小尾寒羊，还养了8头猪。一年下来，种养总收入万元以上。结果是，下岗两年，王玉梅还清了债务，在田边盖起了人称“创业窝棚”的简易住房，今年又建起了能养100多头猪的砖木结构棚舍，为了解信息还安了电话。
“我和我爱人是心劲儿越干越足，思路越干越宽了。”王玉梅满怀欣喜地说。她今年按照种养结合的思路，又承包2亩地，种了2亩小麦，4亩多玉米，1亩多甜菜、蔬菜，还在林间空地上种了7个品种400多棵果树。准备再养50多头猪，并要试着引进宁夏的站牛。“收入几万块应该问题不大。”
“她这步路是走对了。如果不下岗，还那么耗着，我家这日子早没法过了。”丈夫陈正君快人快语。
王玉梅则深有感触地说：“生活多会儿也得靠自己。要是咱再早干几年，那会是啥光景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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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无悔人生
三晋公路拓荒牛
——山西省优秀领导干部刘俊谦记事
本报记者 刘伟
51岁的刘俊谦走南闯北，修了30多年公路。谈起自己的事业，他嗓音低哑地说：“山西相对全国来说，经济还落后，我们修公路的，心愿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山西经济发展快些，快些，再快些。”
刘俊谦出生于公路世家，父亲从察哈尔运输公司调到雁北汽车运输公司当经理，后来又任雁北第一任交通局长。谈起往事，刘俊谦现在还记得，当年，窗外天寒地冻，父亲一早就来到车场，叫司机起床，帮助燃喷灯烤车、摇车。晚上等最后一辆车进场，父亲才回家。父亲修路养路一辈子，身患胃癌，还经常去道班，和道班工人吃住在一起。“父亲经常教育我，要堂堂正正做人。父亲去世后，几千群众送行，雁同东路摆满了白色的花圈，就像下了一场大雪。那感人的场面，我永远铭记心里。”
山西东有太行山，西有黄河和吕梁山，自古文人称其“表里山河”，但是，落后的交通制约了山西经济发展。由于父亲的影响，刘俊谦中学毕业后，报考了交通学校。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刘俊谦回到雁北，开始了修路、养路工作。从第一次扛着测距标，走上筑路工地，刘俊谦就立志要让三晋公路四通八达。30年风风雨雨，从小路到大路，从三级路到二级路，从一般路到山西第一条高速公路，他继承父志干交通，最后走上省交通厅厅长的领导岗位。
“我参加的太旧路建设，是我筑路生涯最难忘的时期。”以前，太原至旧关是一条三级路，日车流量达一万辆次以上。有一位省领导去北京，遇上堵车，进不得退不了，在车上喝水吃面包度过了七天七夜。太旧路使山西从封闭的“四塞之地”开辟出了一条重要通道，步入渤海经济圈，极大地改善了山西对外开放环境。
公路施工最怕雨。1995年太旧路施工最紧张时，碰上60年代以来最大的降雨。西段一处路段发生塌陷，刘俊谦冒着大雨，拄着棍子赶到工地。在雨中，刘俊谦带领职工完成对塌陷的路基锚喷、灌浆加固以后，指着高高的护坡说，走，上去看看。他手脚并用，爬上高坡，全身已湿透。刘俊谦觉得脚不舒服，低头一看，一块玻璃瓶底穿过皮鞋扎在脚掌上。他随手拔出来，用胶布缠住血淋淋的脚。路段指挥知道他的“牛劲”，劝也没用，只好陪他继续检查工地施工情况。自从太旧路开工，他就在工地连轴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晚上有时研究工程情况，连续要开八九个会，双眼充满血丝，戴上墨镜，成了“半盲人”。
在非洲施工时，工期紧张，恰好一位司机又生了病。刘俊谦“牛劲”上来了，“咱中国人的工程，一定要保质保期”。作为项目经理，他亲自开车送料，载重车颠簸时，方向盘蹩伤了手。一天活干下来，刘俊谦去医院检查，竟是粉碎性骨折。不料第二天，手上缠了绷带的刘俊谦又上了工地。
就凭着这股牛劲，刘俊谦带领职工创下了许多山西公路建设的“第一”。
1983年，刘俊谦担任山西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建设的总指挥，承建的平朔露天煤矿的超二级标准沥青路，被评为国家重点建设优质工程。
1987年，时任临汾公路局长的刘俊谦，欣然受命，带领山西第一个赴国外的施工队伍，到津巴布韦承建公路。山西省为他记了特等功。
1994年，刘俊谦担任山西第一条高速公路建设的常务副总指挥。横贯太行山区的太旧高速公路，全线144公里，80％的路段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施工难度为全国公路建设史所罕见，五年工期三年完成，获得国家最高建筑工程奖———鲁班奖。
1995年4月，在山西省优秀领导干部表彰大会上，刘俊谦从省委书记胡富国手里接过了“拓荒牛”铜奖杯。山西省委向全省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干部“争做刘俊谦式的干部”。
太旧高速公路通车后，山西公路建设进入一个黄金时期。脸上的倦色还未褪尽，作为总指挥的刘俊谦，又风尘仆仆地奔忙在太原至原平90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建设工地上。（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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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不妨说声谢谢
会文
在湖北襄阳县张湾镇采访，正赶上一批农民在这里接受养殖技术培训。镇干部为他们上完技术指导课后连声说：“谢谢你们的到来。”我们经常见到干部为群众提供服务，却很少看到干部为群众服务后向群众道谢。在我采访过的许多政府机关和部门，几乎都是前来办事的群众向机关干部致谢。
人民群众向为自己提供了帮助的机关干部说声谢谢，是可以理解的，而干部向群众道谢则是理所当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吴金印同志有句名言：“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是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们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政府部门和行政部门的首要职责，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既是职责和宗旨所系，向人民群众道谢，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然而现实生活中位置颠倒的例子实在太多。比如病人到医院治病后向医生称谢，公民打赢了官司向法官称谢……最典型的是群众找各行各业的管理部门干部办件事、盖个章，送了烟酒，赔了吃喝，还一口一声“谢谢”，而享受了纳税人提供的工资资金、本应提供服务的“公仆”却受之无愧，甚至向供养自己的纳税人提出种种过分要求。对如此主仆错位的人，除了我们天天都在说的所谓加强教育之外，最好是为他们提供一个下岗或者待岗的机会，这也许是一剂促其清醒的良药。
各地都在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和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和公仆意识，那么，经常向自己的服务对象说谢谢，就会有利于观念的转变，有利于公仆们增强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提高思想水平。因此，要想成为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部门，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人民公仆，不妨从学说谢谢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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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医大二院——送医药下乡 设扶贫病房
本报记者 董伟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单世光的办公室，有一幅插了70多面小红旗的黑龙江地图，每一面小红旗都倾注了哈医大二院医生们对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赤诚的爱。单世光介绍，3年多来，他们共派出由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支农医疗队近百批，行程4万公里，抢救急重症病人1000余人次。
除了派出医疗队外，黑龙江省最大的医院哈医大二院还采取多种措施为农村建立起一支不走的医疗队：协助地方医院创建了6个急需专科；分期分批免费接收69名基层医院医务人员来二院进修，免费短期培训600余人；无偿支援基层医院80余万元的医疗设备；与11个基层医院结成友好医院，建立热线联系。今年初，在中宣部、国家科委等10部委联合组织的“三下乡”活动表彰会上，他们的做法受到肯定并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里也出现了阶段性低收入人群。为了从医院承担的社会责任角度来支持改革，1997年初，哈医大二院特辟出1500多平方米的楼房，派出14名教授和副教授，设立了扶贫病房。扶贫病房单设门诊，单设病房和药房，在不降低医疗水平的前提下，对医疗费用能减的减，能免的免。一年来，扶贫病房门诊接待病人4000多人次，收治住院病人1100多人。与其他病房相比，扶贫病房的住院患者人均节约费用35％。仅此一项，哈医大二院每年要少收入11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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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追踪
成都：整合传呼台
本报记者 刘裕国
成都的5月，红红火火。一条火爆新闻，使这座城市增添灼热气氛——成都的传呼台由原来的50多家锐减为30余家。
从今年4月下旬开始，成都传呼台就打起兼并大战，不到两个星期，硝烟四起，愈演愈烈。“蜀都”收“明珠”，“国利”并“青年”，“成华”购“金融”，116传讯台胃口更大，一口吃掉了“明星”、“武侯”、“衡讯”4个传呼台。大战结果：20余家经营不善的传呼台全军覆没，改择新业。一批原来力量就比较强大的传呼台，在打败了对手，扩充了实力，整编了队伍，增配了装备之后，以其服务功能多、服务质量高、覆盖范围广的优势受到用户青睐，开始称雄市场。
时至5月中旬，成都传呼台兼并大战暂告一个段落。当弥漫的硝烟渐渐退去，人们不禁思考这场战火的缘由。
这场兼并大战，并非始料不及。1985年，成都第一家传呼台126台登台亮相。当时一个数字机售价高达1600元，年服务费在600元以上，售出3000个数字机就可以捞回成本。销售暴利，诱惑力巨大，成都人、外地人一哄而上。到1997年已有50多家传呼台、5000多家传呼机销售商店占据蓉城，发展速度令人惊叹！
但随着买卖方市场的逐步转化，搞得风风火火的传呼机市场潜在的危机日益显露出来。据介绍，问题有三个方面：其一，大多数传呼台容量低、用户少。成都大大小小的传呼台有50家，而拥有1万名用户的台不足20家。过于分散带来的低效收入和人财物的浪费，使一些传呼台无法走规模化经营之路。其二，随着传呼台急剧增多，供大于求的局面开始出现，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各传呼台都用降价促销的手段来争夺用户。一个数字机只需百余元即可购得，还免收3个月的服务费。这和80年代中期的价格形成巨大反差，而市场的物价指数却比当年上涨了若干个百分点。这种“负向”经营使得多数传呼台大伤元气，甚至血本无归。一位业内人士满脸沮丧地对记者说：“如今卖机子找死，不卖机子等死。”不少传呼台逐步失去基本的生存能力。其三，技术力量薄弱，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
由此可见，兼并大战在所难免。面对这一现象，管理部门和经营业主均称好，传呼台用户也喜多于忧。电讯管理部门负责人说：“传呼台走‘联合舰队’之路是大势所趋，有利于规范和优化传呼机市场秩序。”为此，他们鼓励传呼台向集团化、规模化经营发展。今年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加强了对跨区域经营传呼台的支持，首批允许成都市“成华”等几家传呼台使用全省联网的5位台号，这给力图通过扩大发展规模从而在经营中站稳脚跟的传呼台经营业主们增添了信心。那些势单力薄、经营困难的小寻呼台也正好有了机会及早作出退出传呼市场、转向新领域的选择，避免了“倾家荡产”的损失。
成都传呼台短兵相接的兼并大战，显露了市场经济的冷酷无情，也展示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规律。兼并大战结束后的成都传呼机市场，服务水平大大提高，业主高兴，用户也满意。5月12日，记者调查了3家传呼机销售商店，发现月销售额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几。这个信息，折射出成都传呼机市场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后的活力与生机。
题图：刚兼并了锦江寻呼台的成都电信126台，成了“龙头老大”。
左图：成都太开路电信一条街传呼台价格战烽烟阵阵。
杨白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一缕
怀铁公司礼遇老功臣 退休职工争相献余热
谢小玲
5月8日，怀化铁路总公司主要领导亲自到车站接来40位特殊的客人，把他们安排住进公司的三星级宾馆。第二天，这批客人又被送上空调列车卧铺车厢，前往北京进行为期5天的旅游。
这40位享受如此礼遇的客人究竟是谁呢？原来他们是怀铁公司已退休的一线养路工人。
5月15日，63岁的禾家村养路工区的退休老隧道工刘金华从北京旅游回来，激动地说：没想到领导还如此记挂着我们这些退休职工。
成立于70年代的怀化铁路总公司，地处偏远的湘西山区，是当时全国铁路条件最艰苦的基层单位之一。为彻底改变怀铁的落后面貌，老一辈怀铁职工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现在企业发展了，当年为企业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职工也相继退休了。但无论哪一届怀铁的管理者都时时记挂着这批有功之臣。总公司在最基层的工区、小站都设立了退管小组，负责管理退休职工的日常生活，并投资500多万元在各基层站段修建了老年活动中心，建立了定期走访慰问退休职工的制度，切切实实帮助退休职工解决各种困难。企业的关心，使5000多名退休职工以不同形式组织了“献余热”活动：怀化工务段40多名退休养路工人自发成立“胡子军”，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上义务巡道；6年来，石门车站20多名退休职工主动“承包”酷暑时期客车送水工作；怀化机务段50多名退休机车司机成立“老司机添乘队”，添乘夜间旅客列车；退休老人张家驹5年风雨无阻在十字路口护送孩子们安全过马路……
去年，怀铁总公司党委书记李泽富、总经理陈章连在一线慰问退休职工时，一位60多岁的养路工告诉两位领导：护了一辈子铁路，却没有见过火车上的卧铺，今生的愿望就是坐着卧铺去看看祖国的首都。老工人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两位领导的心。经了解，这种干了一辈子铁路却没有坐过卧铺，没离开过工区、小站的退休职工有近300人，其中95％是一线的养路工人。怀铁领导班子立即表态：不能亏待这些昨日为企业立下大功的老工人。去年4月，怀铁首列开往北京的空调列车开始运行，总公司分三批安排了180名一线退休职工前往北京旅游，圆了他们“坐卧铺、上北京”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