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理论)
专栏：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问题
刘国光
编者的话：在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基础上，1997年中国经济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为了使这一良好态势得以保持下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和供求关系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研究员撰文，对这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很有说服力，值得认真一读。
增长速度
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有时是逐季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还未停止。从1992年14．2％的高峰，降到1996年的9．6％，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是大家公认的。
“软着陆”成功后的1997年，人们以为经济运行已经到了“谷底”，速度该稳住了，或者重新启动、回升。但这一年GDP增幅降到8．8％。这虽然是仍居世界首位的高速度，但逐月下降的势头，迅速向着当今我国经济增长适度区间（8％—10％）的下限逼近，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对此，我们在去年10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曾经指出：“在保持宏观调控的一定力度时，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变动趋势，都会有一定的惯性。这是由部门间的产业关联效应、生产与需求间的关联效应所决定的。这种关联效应也使政策具有滞后效应。”那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尚未显露，我们提出了“当前为了防止经济回落的惯性可能带来后续经济增长持续下滑，需要适时适度地及时作些必要的松动微调”。
此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展到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并影响到全世界，其对我国的影响也逐渐显露，这种松动微调就更是必要的了。事实上，在实施“软着陆”的后期和“软着陆”成功之后，已经陆续采取了一些金融微调措施。去年10月以后，经过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认识，特别是金融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这些微调措施一步步强化，除了取消银行贷款指令限额、进一步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外，还特别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和国内需求增幅有所放缓的趋势，推出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内需等重要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措施发挥作用有一个时滞的问题，而且有些措施（如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到位和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加表面化，所以，上述措施未能即时阻止速度下降的趋势。1998年第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增长7．2％，增幅比上年同期进一步下降了二点二个百分点。看来，今年全年要达到8％的速度目标，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目前支撑8％增长的客观条件还是比较充裕的。交通、能源、原材料、农业、外汇储备、通胀率等，都是多年来最为宽松的，可以支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有理由认为，随着适度松动微调措施的逐步到位和发挥作用，速度下降的趋势将会逐渐稳下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将出现回升。
问题是已采取的微调措施力度上是否够。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加大到15％能否落实？是否足以保证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否还需要也可能再加一点力度？如果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在投资动力、项目准备和资金渠道上有无保证？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及时研究解决。当然，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后续影响很大，不宜跨步过大，并且要防止重复建设造成新的结构扭曲、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所以应十分谨慎。
宏观调控
针对“软着陆”成功以来国内经济运行走势出现的新问题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新情况，在宏观调控政策上进行某些措施和力度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这些调整的意义应当怎样认识呢？采取某些金融松动、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措施，是不是意味着放弃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转而采取我们过去曾经用过的那种扩张性政策，或者转而采取传统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张性政策呢？还是意味着这仍是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方针的前提下所作的适时适度的、调控力度的调整呢？
前一种观点事实上把我国增长速度的某些下降看成是典型经济周期谷底延伸的停滞衰退，需要强扩张性的调控政策才能启动。因此，不必再提什么适度从紧了。应当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形态已发生变化，经过“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在这样一种位势较高的“谷底”，虽然出现了某些供给大于需求、企业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等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且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逐步解决；但接近并环绕8％的经济增长率目前仍是居于世界前列的速度，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还不能说我国经济已经处于类似西方典型经济周期的停滞衰退阶段而需要实行全面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
从短期来看，为对付目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困难问题，必须加大一些松动金融和增加投资的力度和幅度，但这仍属适时适度微调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措施与力度都是审慎的、有选择的和有分寸的，而不是全面放松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
从中长期来看，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旧体制惯性尚未根除以前，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把宏观调控措施在力度上的短期调整置于中长期政策之下。其理由除了去年10月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中对为什么“软着陆”成功后还要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所讲的五条（经济蓝皮书《199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6页）外，这里还要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灵活性。适度从紧、适时微调，从十四届五中全会到十五大都是作为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提出来的。现在虽然企业、金融、政府机构三大改革步子加快，但整个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转轨的完成还要有一个过程，原有体制所固有的约束软弱和盲目扩张的机制仍未消失，“适度从紧”作为中长期方针，仍有继续坚持之必要。
二是在宏观调控措施力度的短期调整中，不能忽视短期调整对中长期的后续影响。近期通货膨胀的危险虽然暂时有所削弱，但潜在反弹因素始终存在，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还不能说已经巩固。所以要警钟长鸣。这有利于防止搞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一哄而起、重蹈覆辙。
三是坚持这一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政策措施和力度的适时掌握、适度调整，既可以为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留有充分的空间和余地，又可以为把扩大内需同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良好的宏观环境，从而有利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顺利推进。
供求关系
最近一段时期，在社会商品总供求关系上，面临着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表现为有些商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增多，一些生产能力多余而开不了工，等等。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以便找出解决途径，在社会上的讨论中频频出现和使用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买方市场等概念。这些概念看来相似，其实是有差别的。有些论者把供大于求等同于或归结为“需求不足”，这不免失于简单化。其实并不是所有供大于求都源于“需求不足”。比如，正在压缩掉的一千万个纺织锭子，是需求不足造成的吗？又比如，前次经济过热以来就出现并且几年来还在增加的已达到六七千万平方米的闲置商品房，是需求不足造成的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例子举不胜举。此类“供大于求”的原因只能从结构和体制上去找。近一时期以来出现的供大于求，不宜简单地归之于“需求不足”，而是蕴含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来由或组成部分：
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这是市场取向改革的一项伟大成果，是不容否定的。这里所说的“买方市场”，指的是正常的买方市场。我在1983年《再论买方市场》（《人民日报》1983年9月23日；《财贸经济》1983年第9期）一文中曾把它界定为“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的买方市场”，以区别于“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略大”多少才合适呢？当时提出，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的差额应满足三项需要：（1）正常的周转存货（生产和流通环节）增长的需要；（2）预防不测事故（自然、社会）的储备增长的需要；（3）为实现消费者选择权利和造成生产者竞争环境必须淘汰一部分落后陈旧商品和生产能力的需要。在上述合理界限内形成的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特别是为保护消费者正常权益和促进生产者正常经营的剩余是开展合理竞争所必需的生产剩余，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所绝对需要的，既不应视为“需求不足”，也不宜叫作“生产过剩”。如果勉强借用“生产过剩”的概念，那则如马克思所说：“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页）
第二个组成部分：超过上述正常买方市场合理界限的供给，是真正的生产过剩。这其中有一部分也不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而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经济过热时期的过度膨胀、泡沫经济所带来的结构扭曲、资源浪费等恶果造成的。
第三个组成部分，即除了上述第一和第二个组成部分以外剩下来的供给大于需求的部分，才可归于“需求不足”。这部分不足源于内需或外需，源于投资或消费，或兼而有之。“软着陆”成功后，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惯性下滑和境外经济风波影响的显露，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逐渐突出，包括内需和外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增长势头均有放慢倾向。
我国目前宏观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上述三个组成部分，因其来源和性质不同，所以不宜等同对待。对于正常买方市场应予保护、巩固，使之健康发展。对于生产过剩（不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应从体制上、结构上探寻根源，压缩陈旧落后的生产能力，挤掉仍然存在的经济泡沫，逐步调整生产供应结构，使之适应有效需求结构，以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需求不足部分，则应从内需外需、消费投资诸方面探寻原因，找出对策，从刺激有效需求着手（我国目前主要从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面着手），增加和改善有效供给来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如何认定和对待，是我国特殊国情中产生的一个特殊问题。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10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活到老 学不了
吴玉良
“活到老，学不了”，“老”是自然规律，“不了”就是永不停止，也有学不穷尽的意思。相传孔子病重时，弟子商瞿卜了一卦，告诉他中午将去世。孔子说，等到中午这段时间有什么事可做呢？给我拿书来！后来王充在《论衡》中谈到这件事时说：“圣人之好学也，且死不休”。这大概算得上“学不了”的典型了。
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有人做过粗略的统计，截至八十年代末，人类科学知识的90％是二战后获得的。进入九十年代，知识更新的周期加快，几乎过三至五年，知识量、信息量就要增加一倍。高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遇，学习已不局限于传统的学校，而是渗透在家庭、社区、工作岗位和社会活动的各个角落。只有不间断地学习，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才不至落后于时代。
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党内要真正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高中级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至关重要”。领导干部学什么？首先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真正掌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提高思想理论素质。对领导干部来说，这是最根本的。其次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学习相关的科技知识、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
在学习问题上，应注意摆正两个关系。
一是摆正学习理论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不能互相代替。有些同志在学习中存在重专业、轻理论的倾向，认为理论是软的、虚的，专业知识、科技知识才是硬的、实的，因而对理论学习兴趣不高。应当明确，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科技知识，但不可能都成为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的专家。领导者首先应当是政治家，或是某一方面的战略家。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战略的、全局的思考，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一枝一叶。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理论，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思想理论是领导干部素质的灵魂和基础，一个领导干部水平的高低、能力的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二是摆正学与干的关系，防止以干代学、学干脱节的倾向。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是搞实际工作的，学不学无关紧要；不学也照样干，实践出真知嘛。应当明确，学是为了干，但干不能代替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实践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理论。我们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决不意味着贬低理论的作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盲目的实践。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忽视理论学习，就会把自己摆在单纯“执行者”的位置上，习惯于照抄、照转上级的指示，不可能创造性地搞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邓小平理论是常学常新的科学理论，针对新的实际，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短暂，知识无限，怎么能学得了呢？二千多年前的庄子曾为此而困惑。其实生也无涯，如果我们把有限的人生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一代又一代像接力赛一样，在学习中继承，在学习中创新，就能开拓无限的领域，登上辉煌的顶峰。越是“学不了”，越要抓紧学，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学习的科学态度。“活到老，学不了”，就是这种态度的实践和升华。
第10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蔡长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吴警旭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已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按照十五大精神，对当前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它既比较完整准确地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又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经常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经验、思路和方法。
全书涵盖了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领导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推动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一部比较系统并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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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世纪之交论青年》
陆建华
黄志坚的文集《世纪之交论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涉及青年问题的许多重要领域，从思想教育到生活方式，从法制观念到就业意识，从代际关系到社会交往，反映出作者对青年问题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见解。
在我国，青年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显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在本书中，作者以大量篇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些见解是较有深度的。例如在对“青春偶像”的分析中，作者把青少年的崇拜倾向与人生取向联系在一起，把青年的主体意识的增强与个人潜能、个人利益的实现联系在一起，把代际关系与文化传统的继承、创新联系在一起。在研究青年生活质量问题时，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体现出作者对青年问题的现实状态的准确把握。
作者比较熟悉我国青年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共青团工作理论思维”这一部分，是本书具有独特价值的内容之一。长期以来，青年工作者主要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动员工作、教育工作。这种工作本身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起因于提高青年工作的科学水平的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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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时代的视角思考干部教育问题
巩联军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和视角来思考、设计新时期的干部教育问题。他以睿智的目光，看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提出了“关键在人”的重大而深刻的论断，形成了他的新时期干部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什么呢？“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在他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必要，首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只有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才能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其次在于实践的迫切需要。邓小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将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再次是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从来要求人们必须根据科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
加强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的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领导能力。邓小平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千百万各级各类人才，尤其要培养造就掌握高科技知识的现代领导人才。他认为，广大干部必须增强科技意识，提高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自觉性。在他看来，向科学现代化进军，不仅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专家队伍，还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现代化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是无法完成的。根据这个思想原则，他强调干部教育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加大现代信息含量，拓宽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他特别指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只有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还强调必须充分利用开放的有利条件，学习和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广大干部的知识层次和管理水平能尽快达到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水准。
加强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素质和党性觉悟。邓小平强调：现在的干部不仅要掌握现代知识，“还要有好的作风”。他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
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首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没有实事求是，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第三，是搞好党风的需要。为什么说实事求是特别重要呢？因为“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把党风搞坏了。人们不敢讲实话，弄虚作假。所以培养好的风气，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第四，是改造世界观的需要。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对于广大干部改造世界观、树立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必须继承和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指出：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因为如果脱离了群众，党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所以他强调，要教育广大干部必须牢记党的宗旨，确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强化公仆意识；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准则；要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多办实事，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他强调，不仅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完善各种制度来有效地制约脱离群众的各种不正之风。
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强调：必须把艰苦奋斗的教育作为干部经常性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必须加强廉政建设，同腐败现象作斗争。邓小平强调，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也只有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坚决反对腐败，才能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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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通信
下岗待业与主人翁地位
胡伯俊
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这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是不是有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需要很好解决的认识问题。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就业以至生老病死都由国家统一包揽，这看起来地位很优越。但事实上，统一包揽不等于维护主人翁地位。统一包揽的结果致使大多数国有企业处于严重超员状态，长期高负担、低效率运行，国家耗费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不堪重负，职工干不干，一个样，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挫伤，收入也难以提高，最终影响的还是职工作为主人翁的实际利益。
主人翁地位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上，而且体现在实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上。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这种领导作用通过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已经完全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和责任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改善了工人自身的生活，这是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有力证明。
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为了发展经济、振兴中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主人，还要继续承担起建设国家的神圣责任，脚踏实地地艰苦奋斗。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个奋斗过程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出现部分职工下岗分流和再就业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职工在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上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企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在劳动权利和收益方面，机遇平等，公平竞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人人既有压力和危机感，也有合法权益。同时还要看到，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中，部分职工下岗，从个人来看，会有某些困难。但是，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为了把经济更快地搞上去，为最终实现包括职工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这符合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真正维护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对于下岗职工，全社会都应当给予热情关怀和帮助。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正在采取积极措施，调动各方面力量，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减轻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在以空前的规模实施再就业工程，加大投资力度，发展第三产业和非国有经济，在政策上对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各种优惠，提供一切方便。还有很多地区和部门，把再就业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通过企业生产经营专业化，将原有的后勤服务设施分离，改造成为面向社会的服务性企业，实现了富余职工的平稳转移。这是解决下岗待业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生动体现。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在经济危机中备受苦难形成了鲜明对照。
现在，一个事实十分可喜，这就是许多下岗职工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再就业。他们面对现实，摆脱了传统就业观念的束缚，拓宽了就业渠道。积极参加再就业培训，做好重新上岗的必要准备。可以坚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的就业机会必将持续增长，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必将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