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作家笔记
随想二章
张宇
1 关于跨文体写作
逼近世纪末的时候，跨文体写作悄然兴起，就像夕阳碎在湖面上，到处都闪烁着跨文体写作的折光。
难道说我们正在迎接什么吗？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跨文体写作的新时代吗？
当文体被分门别类到细得不能再细的时候，就走到了文体创造的末日。好像文体不再发展了，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但是写作还得继续下去，这时候人们才慢慢发现作茧自缚的难堪。文体开始像牢笼一样局限和障碍着写作的自由，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写作的激情和灵性被文体的繁复和腐朽伤害和围困。于是，人们开始试探着冲撞文体的界墙，转身去打开文体的窗户观望外边的风光……
回望近当代的叙事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这样的事实：在各种文体都在互相吸取营养和杂交的时候，渐渐地显现出两个文体阵营的轮廓，一方是小说，一方是各种文体的集合。非常有意思，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在多多少少地借用小说的话语，使它们接近和亲密与阅读的关系。几乎同时，小说也开始借用几乎是各种文体的长处，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许多小说作品，如果不标上小说的商标，几乎都认不出是小说了。小说这样革命的结果是，更接近真实，增加了自己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自己的空间和张力。
跨文体写作就像在自己的身上也嫁接上别人的翅膀，不是为了形式和形象，而是为了表现的实用，为了更好更自由地飞翔……
这就是跨文体写作的意义吗？
2 关于晚生代作家
真是不情愿呀。怎么自己还正属于青年作家的时候，一转身就看到了自己的苍老？一大批更年轻的作家成长起来。晚生代作家很快就形成了群体，新鲜的灿烂的叙事风景好像一下子就展现在你面前，使你不得不面对……
由于怕老？或者是害怕对于自己的否定吗？开始接受时总觉得他们的作品缺少意义和使命感，总让人想到可口可乐和塑料的工艺制品，甚至想到了波普文化和快餐。难道这就是相对于宏大叙事的个人写作吗？
后来，忽然想到了我们当年成名时对于老作家的看法，就觉得看问题不能够这么简单和粗糙了。于是就想到，一代作家和一代作家之间的区别的意义是什么？这里边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在闪光呢？
无论如何你得承认，晚生代作家的小说技术和叙事能力超越了我们。好像他们更讲究对于小说文体的驾驭和探索，他们对于小说性的感悟也出奇的灵性和自觉。不管你是否承认，这都是事实。
于是，一个专门研究晚生代作家的青年学者就对我说，他们是最优秀的一代，甚至说他们的起点也比你们的高峰高。并且说这就是小说的发展和艺术的规律。
是这样吗？
我忽然想到，小说是生长的吗？如果说一代更比一代强，那么怎么来看过去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
我忽然暗自笑了。因为我忽然想到，艺术发展的规律并不等同于自然的发展规律，用进化论来解释艺术发展规律，还是太粗糙了。
小说艺术的历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和伟大作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高峰，但是高峰与高峰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永远并屹存在着进入永恒，这才结构出艺术世界的山川河流和海洋……
看起来没必要互相否定，他们本不在一个时代的和艺术的坐标上……
但是，对于作品和作家来说，对于所处时代生活的感受能力、洞察能力和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是不是都同样重要？
生活态度和精神品格是不是我们所有作家的写作基础和靠山呢？
那么宏大叙事和个人写作就没有对立的必要了，也没有相互否定的意义了。难道互补和溶化不是更好吗？
我希望写作长出宏大叙事和个人写作两只翅膀来……
于是，再面对晚生代作家就觉得很亲切。他们并没有让我们失去自信。我更希望他们早些写出伟大作品从而使自己也伟大起来……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在当今几代同室的作家队伍中，青年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面对热闹的文坛，面对深厚的文化传统，面对新旧世纪之交，如何看待这一拨文坛新的生力军，我们采访了几位青年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就“青年作家”这一话题展开访谈——
青春的脚步
——关于青年作家的访谈
本报记者 杨少波
我们所谓的青年作家，是指出生在五十年代末期以后，在文坛上继“知青作家群”之后的新人。然而迅速发展的现实使我们需要对“青年作家”这一统称做出更进一步的细分和考察。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青年作家是承接“知青作家群”的最近一代，他们大多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在“文革”后期度过他们的童年、少年时期，由于他们大多出生在六十年代这一标记，被评论家称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这一代人也由于其特殊的社会经历而被冠以“第六代人”、“第四代人”、“六十年代人”等称谓。不同的划分和称谓都在标明着这一代人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
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一代人
“知青作家群”之后的这一代作家，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呢？如评论家李洁非所说，“革命作家群”有轰轰烈烈的战争生活为标记，“反思作家群”有屡经的政治运动冲击为标记，“知青作家群”有充满理想主义的上山下乡命运为标记，而这一代作家们则失去了显著的、为同时代人所广泛认同的社会事件“标记”。但他们细部的相似似也有迹可寻：他们在文革后期积淀着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和经验，中学毕业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巨变，他们有幸能在大学校园里度过青春时期的知识储备阶段，（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又被称为“大学才子群”。）他们经历了思想解放带来的新思潮的震荡，他们又面临了市场经济和商品观念的冲击。“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最早为《青年文学》所提出，《青年文学》副主编李师东这样说：“他们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与中国的进步一同进步，社会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这一代作家成长期正值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变化时段。他们在“文革”后期留下的童年、少年记忆使他们的生命参与了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上一个历史阶段的理想主义余绪仍在他们身上存在，他们也因此获得了重要的上下衔接的特殊意义，他们既不会不加思索地接受某一种社会给定的理念，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游戏”、抛弃历史，朴素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历史关怀仍是他们许多人意识深处的选择。他们这样描述自己：“当理想主义的光环被消费社会击得粉碎时，我们既不会失落彷徨，更不会欢呼雀跃。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处变不惊使我们少年老成。”（包亚明《六十年代人：共同经验与知识传统》，载上海文学1997年十一期）
作家池莉说：“我们在一个历史时段的末期看到了事物通常在最后阶段的夸张、可笑、荒诞与真相。”旁观的角度和遥望的距离使他们获得了一分客观和冷静。作家余华说：“文革对我童年少年的影响大量地表现在我的作品之中，它对我创作的方法、思维各方面都有影响，它很可能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充满激情、狂乱的那个时代的节奏是他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印迹。从极端崇尚政治到知识和理想被人们高扬再到市场经济观念全面深入，也许翻天覆地变化的惊诧、矛盾、撕裂和伤痛潜隐在他们若无其事的平静之下。作家迟子建说：“我们这一代作家没有上几代作家那样显著的苦难经历，但对于苦难的体验和理解并不能仅从生活表面去认识。”
“他们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一代人，他们运用着社会进步的成果，在与社会一起成熟。”李师东这样说。
他们面临新的思考新的问题
逐渐走向正规的大学教育给了他们较上代作家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八十年代初文化热的潮涌带来了各种西方理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宏大背景下涌现的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各派学说刺激着他们的思考，大量翻译的西方文学名著的阅读使他们一开始就拥有了世界文化的参照背景。
他们没有太多的文化负担，思想上更自由自在，他们尝试着以更多样的方式与现实建立关系，他们在试图扩大自己把握现实和历史的能力。也许他们自知在宏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容易迷失自己，没有切身痛感的文化负担易减弱分量，更自由自在的思想易陷入“游戏”，他们在前辈作家的创作实绩的压力之下，开始了“实验”。
所幸的是，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多次的蜕变，他们其中的佼佼者很快又从“实验”中走脱出来，走向更深厚宽广的社会和历史。李师东说：“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一些人在实验过程中的清醒和自觉，他们在自我调整中进行着自我的变化和革命。当其中的许多人迈过三十岁这个门槛的时候，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们纯粹在文体和形式实验方面的一意孤行，他们重新面对内容，找回故事，在社会和历史的抒写中加入到文学史的行列之中。”
当谈到文学形式的自觉和文体的自觉问题时，余华说：“在九八年再来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这在八十年代也许还是一个问题，但在今天，这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起点，你必须经过这样的训练，就像你要当一个木工的话，你总得会钉钉子吧，你连钉子都不会钉，你还当什么木工？！”
青年作家间的个性化色彩已是不用详说的事实，在这一现象之下还有这样一个倾向：“个人”的视角，“个人”的姿态在他们这一代作家中有着更特殊的意义。池莉说：“我对通常所说的历史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我更倾向于从自己的眼睛和角度来看。”对他们来说，经历过极端反复的社会和思想激荡之后，伸手可及、切近把握的自我和个体在确认世界时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
李师东说：“用‘我’而不是‘我们’来发言，是他们这代作家的显著特征之一，但这个‘我’不同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它是在有意识地用个体的姿态去写我思考的话题，从写作者独特的角度去关爱这个社会，‘我’、‘个人’是出发点，是朝向更广大社会历史的窗。”
面对文学，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本质，面对历史他们又拥有相当的抱负，他们试图在这种整合之下来完成自己的理想建构。强烈的个人特点和强烈的时代特色也许会两相并列地成为他们优秀之作的特征。“自我”、“个人”是他们选择的出发点，相信它不会仅仅是自己的归宿地，当一个作家真正宏伟的态势从容展开之后，相信他们会找到某些必然的走向。
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他们也有相近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学失去了原来那般热闹的轰动是文学生态渐趋正常的现象。文学可以更冷静地面对需要面对的问题，作家也渐渐回到了应有的社会位置上去。他们常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一个作家，不是为了改变生活境遇而写作，而是以“我想表达”的单纯动机走向文学。文学是他们选择的与社会、历史，与外界人群交往、理解的方式，而责任、理想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都应深深融合在这一过程之中。
面对青春，我们充满期待
面对青年作家，我们发现越来越难以把他们归类研究，迅速发展的文学现实，使我们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新的面孔，“晚生代”、“新生代”等等稍嫌模糊的命名显着他们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甚至更年轻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们大多以城市为背景的写作为我们展开了更新异的景观，我们在对他们的阅读中不断地产生着对这个飞速发展着的时代的惊异。
在对更年青一代的访谈中，我们感到了他们的活力、激情、勇气和困惑。作家邱华栋说：“我们真正满意的作品还在后面，我现在正在做各方面的社会调查，以前的写作也许都是一个积累和准备的过程。我们从个人角度入手的写作只是一个出发点和入口，我们对社会历史等宏大深厚的主题怀有向往。”我们相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并以健康的心态、开阔的胸怀实现一个真正作家的定义。社会已经给这一代人提供了良好发展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更自由地面对文学，面对世界，他们来到了一片辽阔的出发地。
但自由同时也意味着选择的艰难，究竟如何在这一开放的背景上书写自己的篇章，他们需要比前几代作家更多的审慎、智慧和自律。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的对生活的抒写还相当程度地局限于“私人”的感性经验，对当下生活的把握还缺乏更切实的手段和方法，与现实更多的是“感性遭遇”而非主动的“理性切入”，经验性的叙事使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写作又过分地相似。但由于他们年青，他们还有更大的发展可能性，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自觉地在调整自己的姿态，对现实的敏锐把握、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严肃的文化责任感已经自觉地出现在他们一些人的创作之中。
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也同样面临着许多“门槛”，特殊的经历意味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缺失，他们拥有比知青作家更完整的知识结构，却常又难以与三十年代作家中西文化的深厚学养相比。作家迟子建说：“我们的生活经历比上几代人确实单纯了一点，但我们还在发展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东西会扑面而来，成长的阅历自然会带给我们许多东西，对此我一点都不慌张。至于知识的缺欠问题，只要意识到，有足够的努力和智慧，补起来也是很快的事。”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了年青作家对于“意义”的关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绝不会太长久地滞留在单纯的形式创新和“拒绝意义”的游戏状态中。余华这样说：“智慧和理性是重要的，智慧和理性的思考是使一些优秀作家成为大作家的唯一道路。因为严格说来，除却思考，作家们的敏锐，他们的想象力，对语言的控制，甚至说才华，我觉得很难说谁比谁更高出一大块，现代文学中鲁迅的突出意义，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性格，一方面是因为他理性的力量！”
作家中所谓的代际划分、题材划分、风格划分甚至某种程度的性别划分都在逐渐失去它的意义，单个人的特殊性和“无法归类”成为他们自然发展的结果，似乎大家逐渐地来到了同一块起跑地，每个作家都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以往经典大师们所必需面临的那些单纯而恒久的问题。这应该归功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发展提供的自由使每个人发展方向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作家也是一个永远年青的职业，所有的作家在今天都来到了同一个起跑的广阔平原，所有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精神上的同代人。像某位作家所说的那样：“生理年龄上的一代与一代的作家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进化论关系。”
我们看到了青年作家们青春的智慧，也看到他们一些人在时代提供的良好机遇面前对智慧和青春才情的珍惜。他们出手郑重，步伐稳健，一步一个脚印，走在通向深厚广阔的文学理想之境的路上。
祝愿这青春的脚步踩踏得更加坚实沉稳，愿这青春有更辉煌的胜景前程。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大槐树”丛书
——讲一个民族的故事
李岳
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的号召，经过长期酝酿，精心策划，北岳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长篇小说“大槐树”丛书。
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是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旨在“讲一个民族的故事”、贴近现实生活、振奋民族精神的“大槐树”丛书，包括两辑九种。第一辑推出四部长篇小说新作，其中《一朝县令》、《我歌我泣》、《女儿如水》取材于当代；《白雪家园》描写的是三十年代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展现了一幅全民族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的悲壮历史画面。
《一朝县令》写的是“四人帮”垮台前后的1976年，发生在西北地区黄土高原上一个贫困小县——水泉县的故事。小说描写这个县的代理书记曹兀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小说中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写得细腻传神，从专横跋扈的当权者到战战兢兢的小护士、从拍马溜须的公社主任到嫉恶如仇的县委秘书，个个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我歌我泣——一位下台市长的自白》以一个下台市长自述的口吻，塑造了金川市市长顾铁夫这样一个一身正气、刚正廉洁的党的好干部形象。他在任期间，治河、修路、落实政策、改造市容……并与腐败分子董鸣焕、吴成显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小说结尾，顾铁夫怀着复杂的心情辞官下海，但他在市长生涯中所体会到的酸甜苦辣却给世人留下深深的警醒与回味。
《女儿如水》讲述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段曲折命运。小说通过特定时代女性的遭际，真实地描绘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画面。
《白雪家园》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浓郁传奇色彩的小说。特定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日寇全面侵入东三省，烽火连天；特定的地域环境：大兴安岭，白雪家园，如诗如画。小说具体描写了东北抗联支队和地下党的对敌斗争，描写了对家园怀有深切之爱的猎人郑清明，“米隆老爹”式地杀死日本兵的小地主杨老弯，具有“中国人情结”的神医“白半仙”和传奇人物朱长青，这些人物和故事组成了一曲悲壮哀婉的抗日之歌。
“大槐树”丛书第二辑包括五部长篇小说。这五部长篇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视点切入当代社会生活。《燃烧的家园》描写华北某钢铁基地工程建设，展示本世纪末中国经济起飞的热烈景观和现代大工业建设启动的宏伟景象。同时，又以本世纪初汉治萍铁厂的艰难起步和迅速夭折为历史衬托。
《花事》描写现代都市生活。作品通过北方某大都市花业“把头”王胡庆惊险离奇的遭遇，表现二十世纪末叶中国社会世态众生相，演示一代青年人既生动又黯淡既痛苦又欢乐的人生屐痕。在五光十色的当代都市生活中，青年一代面临着精神与道德的艰难选择。
《轮回》创作手法独具特点，同一故事由四个人物从不同角度分别叙述。乡村姑娘徐三兰向往着真挚幸福的爱情生活，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她却不由自主地陷入错综复杂的男人世界，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乡村残疾青年张义林，山里头人马家荣、城镇下放知青刘新池，他们来自不同但又相互扭结的家庭，在新的年代又将新的恩怨扭结在一起。小说揭示了赣南家族文化由衰微而复生的悲凉与壮烈历程，上辈人之间的恩怨，当代人之间的情感冲突和利益冲突，构成了一幅别具地域风格的社会生活图景。
《铁裹门里》从故事到人物都有鲜明的历史印痕。早在四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期，地主家的铁裹门大院分给了穷人居住，于是三十多年来“铁裹门”院里的新、旧主人发生了一系列的斗争，改革开放以后，“铁裹门”里又在旧矛盾中增加了新的斗争内容，小说在审视历史和现实的同时，描写了农村的巨大变化。
《吉日》反映的是当代生活中的冲突。小说展示了滨海某富裕县内，以王大元为首的一批干部的追求和拼搏。既描写了穷困的农民，潦倒的打工仔、打工妹们的挣扎、无奈与得失，也描写了灯红酒绿、香车宝马的靡费与得意。在强烈的对比中，小说对当今社会生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在“大槐树”丛书两辑九种的长篇小说中，绝大部分的小说都以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为出发点和终结点，都以剖析当代社会生活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为切入点，力求贴近现实，真实地艺术地反映生活，并在思想性和表现形式方面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收获。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文学期刊最新小说月报
十月
《八千万》
作者 于卓
1998年第三期
小城东升，两家企业，为争取八千万元的施工项目各显神通。主管部长的秘书邹云从容运筹，以多年积累的官场智慧搅动了东升小城。八千万牵动了相关的层层人等，多少人的命运都围绕它沉浮变动。邹秘书的足智多谋深得部长赏识，他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新的任命。
作者笔力沉潜入环环相扣的事件内部，围绕八千万的落归组织了适度的张力和悬念。心领神会的“官场智慧”叫人嗟叹，不动声色背后的机关权术让人惊悚。作者对语言的把握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温火相宜的背后仍有值得深味的内容。
部长笑着站起来说：“那就干你心里想干的角色吧！”“以后呢，我会常去东升看你的！”小说如此结尾和以“天都黑了”的句式开头优雅地承担着沉实的“八千万”内容。
（杨博）
莽原
《少年大哥》
作者 汪晟
1998年第三期
如同端详着不断晃动变形的水中倒影，关于大哥苕头的记忆从三十三年前重叠出现。
父亲带着大哥第一次到板桥镇上去照生日照片，清秀羸弱的大哥见到了连女人见了都喜欢的幺姑。百里芒河在暮春的早晨神秘地收留了大哥十五岁的生命，有人看见幺姑穿了一件多年未曾穿过的红纺绸对襟褂衫，幺姑迈步出门的样子有如一坛封口多年的陈年美酒。
事情的发展和结局仿佛都是由无意触发的谶语推动构成，由是我们对作者文字的阅读充满了谨慎和惶惑，仿佛每一句言语都可能独立成生命精灵，每一句平常的对话或叙述背后都隐藏有深远的玄机秘旨。
作者为我们营造了充满张力的阅读氛围，使我们把注意力专注于字里行间的每一细部。悉心经营的语言之网打捞起了什么呢？也许是一段凄厉而确凿的青春恋情。有许多事都这样已成往迹，但对陈迹的回忆背后也许会有惊心动魄、鲜明亮丽的生命情节。（李荣明）
江南
《弟弟》
作者 徐坤
1998年第三期
弟弟揣着纯洁高远的理想从沈阳考到了北京。面对大都市的繁华喧闹和大学校园里的青春骚动，十八岁的弟弟陷入了困惑。
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弟弟面临独立后的一系列挑战，作为姐姐的“我”尝到了做家长的滋味。家乡老人对于弟弟的关怀使“我”对家庭教育、独子一代及“我”的生活产生了自审和质疑。作者在平易朴素的叙述中展开了几代人在当今时空中的生活场景，年华似水流逝，生活如潮奔涌，生命如茬茬新麦刈后又生，理想与现实、世俗与爱情、现代与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选择？
“十九岁的弟弟，正弓着他一米七三的瘦长身躯，一双筷子专注地对付着面前的一条红烧鲤鱼，默默无语。”面对着这青春的惶惑，青春的忧郁和沉默，每一个所谓“过来”的人们能够说些什么？！
（曲大为）
收获
《喑哑的声音》
作者 李洱
1998年第三期
一个偶然的讲课机会，孙良从自己生活的城市来到了济州小城。经过许多个偶然而又新奇的事件推动，他见到了那在电台里听到过声音的女主持人。那女人与孙良相遇又相离，微带羞愧和象征性的忏悔背后是现代人平静的感情止水。这是孙良一生中安全而平常的“感情遭遇”之一，过后的日子里他几乎完全忘却。
偶然的回想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他们像吃饭、握手一样保持着间断发生的“情感”关系。然而“最要紧的话题”始终没有跳跃入他们“感情”的池水。
“女人把头埋到双膝之间，小声哭了起来。”你用怎样一种方式才能安慰这个女人？你用什么样的勇气才能说出“爱”这个普通而艰难的字眼？
“好在天黑以前还有一段时间让他想象”，那女人不同于电台播音的喑哑声间唏嗒唏嗒，吞声相送如金水河细碎暗密的粘稠波纹。（何运兴）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艺短波
文艺短波
●漓江出版社经过十八年的努力，出版了一大批系列化、精品化、个性化的优秀图书。其中有被社会广泛称誉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川端康成作品集，美国英国诗人的《大师诗选》，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代表的“影响三代中国人的外国文学名著”，以及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原野系列”长篇小说和口述笔录体农民立言集《皇天后土》等。（庞俭克）
●《诗刊》五月号以全部篇幅推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诗歌专号”。专号重新回顾了中国新诗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选发了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二十年在《诗刊》发表的重要和优秀的诗作共六千余行。专号对广大读者和诗人研究诗歌目前状况，把握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全面了解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文本。（申申）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革非的长篇小说《赤后祖》。这是作者继长篇小说《清水幻象》之后的新作。作者继续执著于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同时显示出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实力，在小说的文本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验。作品通过三代女性的命运，展现了六十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对于现代文明与人类精神的冲突和困境，给予了更深层意义上的思考。（文一）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部队作家董保存的纪实文丛。文丛共有四部作品：《授衔怀仁堂》、《走上天安门》、《风起钓鱼台》和《重返井冈山》等组成。作品选取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时刻惊心动魄的故事。（文宣）
●程代熙的自选集《时与潮》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共约七十七万言。（石文）
●赵国栋的长篇历史传奇：西汉开国传奇——《逐鹿神州》和宋朝开国传奇——《拨云见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卯文）
●叶依的散文集《爬过早晨》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琼文）
●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木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