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交流·合作·友谊
——在华美国专家工作剪影
编者按
跨越太平洋，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美专家学者走进对方的国家。合作和交流的领域越来越宽：从航空、地质到电子工程，从水土监测、经济管理到语言教学……两个国家的人民在这种交流中一天天地理解和接近。
这里，我们选取了美国专家学者在华工作的几个镜头，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走向新世纪的时刻，中美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正在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中，增进相互理解与友谊。
青藏高原不解缘
——访中科院外籍院士伯奇费尔
本报记者 施晓慧
在刚刚闭幕的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伯奇费尔教授成为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8名外籍院士之一。而当时，他正在去青海野外考察的路上。
64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讲座教授伯奇费尔，是美国科学院、美国艺术和科学院两院的院士。几天以前，我有幸在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所采访了他。
我们的话题就从他来中国开始。他说，是青藏高原吸引了他。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造山地带，这对研究大陆地壳变形的科学家，是最典型的地形。他1982年与中国国家地震局合作考察宁夏海源地震带时，就对国际流行的青藏高原地质演化说产生了怀疑。1986年他来到成都地质研究所，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系统研究青藏高原的地壳运动形式，从此，12年没有间断，20多次踏上青藏高原。
伯奇费尔说，地质研究只凭书本是不行的，必须到现场观察。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每年都要进行1至2个月的野外考察。1986年夏季，他们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珠峰地区，不料载着帐篷和食品的卡车在离目的地50公里的地方陷入了冰河。他们3个人就靠随身带的3个肉罐头和两瓶啤酒坚持了3天。但就是这次考察，他们找到了代表山体上盘下滑的正断层、韧性剪切糜棱岩化花岗岩等，为他们提出“藏南析离系”新说提供了地质依据。1988年，他们的考察点在靠近不丹边境的一个叫拉康的小地方，由于环境恶劣，整整一个星期，他们每天3顿米饭加萝卜，伯奇费尔不仅把萝卜这两个汉字牢牢记住了，直到今日，他一看见萝卜就会想起那段经历。但伯奇费尔说：科学家是很奇特的人。对他们来说，第一重要的是有新的发现，对食品不会很介意。就是在这样的考察基础上，中美地质学家合作的关于“藏南析离系”的专著诞生了，被美国地质学界权威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1991年起，伯奇费尔较早地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引入监测地壳形变的研究领域。他们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布设了区域性的空间大地测量网，这对定量研究龙门山带极其复杂的地壳运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伯奇费尔说，在地质学研究方面，由描述性向定量化研究转化，国际学术界从60—70年代就开始了。他在引进上述系统的同时，把研究小组的中国科学家先后请到美国去考察和合作研究。
经过几年对大量地壳微弱形变信息的研究，中美科学家分别得出了大胆的结论：龙门山带地壳表现为北挤南伸的涡旋运动；鲜水河断裂以西地区则出现了以东喜马拉雅山构造结为核心的涡旋运动。当1997年中方研究主任陈智梁把他的结论告诉来华的伯奇费尔时，伯奇费尔为两国科学家的不谋而合感到由衷的高兴。伯奇费尔与陈智梁教授提出的这种全新的跨地块的涡旋运动，是对地球动力学的新认识，达到了世界地质研究的先进水平。
1995年第二阶段合作结束的时候，伯奇费尔难掩丰收的喜悦，他10年中发表的重要论文已超过了50篇，与他一起合作的中国科学家也有了数十篇国际水平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一年，他还获得了美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和大地构造分会的终生贡献奖。他在成都地质所的贵宾留言簿上写道：“我已把这里当作第二个家了。”
1996年，他与成都所的合作进入了第三阶段。他们的研究区域不仅扩大到包括祁连山、柴达木、东昆仑、西秦岭的青藏高原整个东部地区，还加入了更具社会效益的对三江地区天然地震的监测内容。特别是即将开始的对攀西地区古堰塞湖沉积层的研究，将对三峡水库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年4月，伯奇费尔郑重地赠送给成都地质所4套崭新的全球卫星定位接收系统。他在给陈智梁教授的信中写道：赠送这些仪器，表明过去10年来我们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也表明我们的合作还将继续很多年。
但是，正当一切都显得那样美好的时候，1997年春，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他被迫取消了当年到青藏高原考察的计划。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伯奇费尔被允许出国旅行了，他行程的第一站就来到中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我在成都见到伯奇费尔院士时，他带着学生与陈教授刚从川西考察回来，马上就要奔赴青海。这是他病愈后的第一次野外考察。他说，对地质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山更美的了。现在他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青藏高原太大了，他们十几年的研究只能算一个开始。他要让他的学生继续这一合作。私下里他曾向他的老搭档陈教授吐露过心曲，他真想干到80岁。这是一个地质学家对高山的眷恋，对科学的眷恋。
图为伯奇费尔教授（中）在野外考察途中。
“中国值得我再来几次”
——戴维·沃伦教授在清华园
本报记者 罗春华
这是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位于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半年前，美国杜克大学的法学教授戴维·沃伦夫妇在这里安了家。
这个老式的两房一厅的家，用沃伦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非常地富有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气息”，有关中国的“收藏”多得教人有点目不暇接：客厅四周的墙壁上挂着从宜昌买回来的三峡图；从天坛路自由市场买的人龟长寿图；中国的古诗条幅，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的画卷；看上去画掩着画、地图盖着地图，连天花板上都悬挂着中国的民俗工艺品：一只色彩靓丽的龙的小风筝。这个家里唯一透着洋气的是一柜子的英文书，说它中国化也真是名副其实。
沃伦先生是通过中美政府间签署的教育交流项目，即富布莱特项目来到清华任教的，他是该项目向清华派出的第一位外籍教授，在清华法律系讲授环境法和纠纷的非法解决。在课堂上他完全按照西方的教学方式，通过专题讨论的形式和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他说，开始的时候，学生们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问什么，也不知道我对他们的期望值有多高，但很快他们就习惯了这种教学方式，在课堂上非常踊跃地提问、发言。“学生们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如此之强，我对此感到特别吃惊，我非常地爱他们。”
沃伦先生1964年在杜克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以后，便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执教生涯，他的足迹遍及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今年初通过富布莱特项目被派到中国任教后，除了每周为清华法律系的研究生授课、为学刊撰稿外，他还先后到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去讲学，并在今年5月成功地主持了中美法学教育国际交流会议，为清华大学法律系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作为一名讲授环境法的教授，沃伦先生对中国的环保问题非常关注。他到中国以后，同中国政府的有关官员、记者和环保问题专家曾就此专门进行过交流。他说，中国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环境，避免一些西方国家曾经努力克服的环保问题。污染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诸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在治理和控制污染问题时，中国政府除了要借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环保技术以外，还应该密切同媒体的关系，让更多的媒体关注环保问题，这是唤起公众环保意识的一条重要的捷径。
今年62岁的戴维·沃伦像年轻人一样浑身充满了朝气。他和他太太一人一辆自行车，逢到周末的时候，他们便像普通的北京人那样，骑着车走街串巷，访古探今，他说，中国值得他看的地方太多了，这半年来，他们过得匆匆忙忙的，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要看的地方也太多。今年7月，沃伦教授将结束他在清华的讲学回国，他希望在明年的春天重新回到中国。国内已有其他名校向他发出了邀请，问他作何计划，他说清华还是他的第一选择。
戴维·沃伦对清华已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不认为自己是这里的一名匆匆过客。尽管他在法律系任教不足半年，但他的根已经开始扎在这里。他说清华应该拥有一流的法学院，他愿意为此而竭尽全力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他的家里，他指着满满一柜子的英文书说，离开中国时，他要把这些书全部捐给清华的图书馆。他知道，进口的原版书籍很贵，而清华需要这些书。如果可能的话，明年他会再带一部分过来。
孜孜笔耕为友谊
——记外文局专家卓科达
本报记者 顾玉清
卓科达，是一位叫费思特·斯特克威尔的美国专家的中国名字。记者在中国外文局大楼他的办公室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性格爽朗，举止儒雅。办公桌上摆放着几套旧工具书，他与几位中国同事挤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并不起眼。
据卓科达先生介绍，尽管他是一个美国人，但他先会说的是中国话。1929年，他出生3个月便随当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长达12年。1975年，他随一个美中友协访问团再次来到中国。虽然当时中国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但他还是一下子就感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2年，卓科达应聘任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专家。1983年返回美国后，一直在美国一家致力于发行中国图书的书刊社工作。1997年，他再次来华受聘于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社。卓科达先生于3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在华生活，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能有如此的经历而感到特别的幸运。
在华工作期间，他利用可能的机会曾到浙江、福建等许多省份参观访问，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今日的中国，去浙江参观访问后，他撰写了《浙江农村新居》、《竹乡安吉》和《让历史留存于未来》三篇文章并在刊物上发表，以一个外国人的特有视角，描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城乡新貌。
为消除西方一些人在西藏问题上的偏见，卓科达先生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有关中国宗教问题的专著。由于书中客观地介绍了西藏问题的真实情况，美国出版商曾因此拒绝出版。他告诉记者，目前有关西藏问题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是，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总是给人造成一种假相，甚至有人将他看成爱好和平的佛教界领袖。因此，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西藏，显得尤为重要。他在最近发表的《西藏———神话与现实》一文中指出，“西方的‘西藏’概念中神话的成分多于现实”。“尽管神话毕竟只是神话，它会不可避免地消亡，但在神话消亡时刻到来之前，去了解这片中国大陆上神奇土地的更多史实，无疑是有益的”。他引用大量的史料阐明，自元代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谁会真正相信100万农奴———也就是西藏人口的90％多——会因卸下农奴制的镣铐而不满呢？”而今天的西藏人，平均寿命由过去的36岁延长到目前的65岁，他们有自己的住房，可以自由恋爱、结婚，可以上学接受教育，拥有相对现代化的医院、柏油马路、飞机场和现代化工厂。
在谈到他所从事的工作时，卓科达说，中国外文局的任务是告诉世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进步。作为英文专家，我很高兴自己能为这十分重要的事业尽微薄之力。他预祝克林顿总统访华取得圆满成功。他希望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加强交往，增加了解，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且符合双方的利益。
跨越国界的志愿者
——马克·考斯曼先生与中国计划
本报记者 马小宁
如今，人们对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早已不再陌生，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专家中有一些是由美国志愿者协会（VOA）派出的志愿人员，正在执行该组织一项人道主义使命——中国计划。
中国计划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计划？美国志愿者协会之友总裁、中国计划主席马克·考斯曼先生平静的叙述，使我们感受到了VOA作为一个非政府、非盈利的社区服务组织，所体现的那种乐于助人、服务社会的生活方式，触摸到了中国计划的脉搏。美国开创初期，广大乡间农民认识到，彼此间的密切协助可以使生活更美好。于是社区服务应运而生。目前，已有百年历史的VOA拥有6000余名工作人员和数以万计的各类专家志愿人员。1987年，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韩叙与VOA接触，希望该组织利用人才优势，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谋求组织发展的VOA不失时机地推出旨在派遣专家志愿人员到中国承担短期国际义务的中国计划，使该组织自1896年创立以来，首次跨出了国门。
1987年，VOA开始与天津、上海等有关部门合作，派遣专家来华。1993年10月，VOA与国家外国专家局签订协定，根据中国需要，有计划地聘请美国经济技术专家作为志愿人员来我国短期服务。迄今，已有120余名专家服务在中国农业、金融、财会、公安、医药、管理、卫生等领域。
为了保证中国计划的实施，VOA和中国方面共同设立了“马可·波罗奖”，以此表彰那些对该计划提供资助的个人和团体。“马可·波罗传奇般的东方之行开创了东西方相互了解、信任的先河，他是那个时代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开拓者，我们则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考斯曼先生为中国计划的意义作了简洁的诠释。
作为中国计划负责人，考斯曼先生的一个主要工作是筹集经费。他坦言让别人掏钱“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幸运的是，中国计划从实施伊始，就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关注。对于这种现象，考斯曼先生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了马可·波罗精神：“如果说，马可·波罗7个世纪前到中国，代表了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那么，他在中国长期居住，深谙中国文化，则代表了一种融入当地社会的精神。”他认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已意识到不能再停留在到另一个国家赚了钱就一走了事的狭隘观念上，只有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社会和人民心中，企业才能谋求持久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计划提供资助，就成为许多美国企业家乐而为之的一件事，马可·波罗奖的名下，也就有了一串响当当的名字：美国石油公司总裁佩洛、飞利浦电子公司监事会会长戴克尔、摩托罗拉公司主席卡尔文等。
中国计划的实施，在美国社会已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曾担任马可·波罗奖的主席，前总统布什应邀担任中国计划名誉主席，并于1997年作为唯一的非经济界人士荣膺马可·波罗奖。克林顿总统也致信考斯曼先生，对VOA所从事的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表示赞赏。考斯曼先生对中国计划的未来信心十足，他相信，随着美中两国相互了解的加深，将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志愿人员愿意亲身参与中国的伟大实践，也将有越来越多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企业人士愿意回报中国社会，赞助公益事业，中国计划将使更多的美国专家志愿者来华服务。
“教学不只是个职业”
——希拉·威曼女士如是说
本报记者 赵章云
初夏的北京，几场雷雨过后，到处一片嫩绿，北京大学临湖轩里草木扶疏，花香袭人。记者就在这里见到了北大研究生院的美国专家希拉·威曼女士。
第一次见面，威曼女士就给人留下了热情大方、和蔼可亲的印象。她已有25年的教龄，在美国时，曾教过初中和高中的音乐、英语和家务课。她还拥有教育学学士和硕士两个学位。1991年来到中国，先在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后到北大任教，现担任北大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英语的教学工作。在中国一住已经7年了。
记者问她在中国生活得怎么样，她说她对中国这几年的变化印象深刻，她当时之所以选择中国，就是想有意脱离一段时间美国那种优越的物质条件。因此，她在来之前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来了之后她才吃惊地发现，这里的条件虽然并不算很好，但也并非想象中那样艰苦，而且是变得越来越好。特别是在北大，还有那么好的环境。
她说她真的喜欢北京，她和她丈夫把在这里的生活看做是“一生中的一大步”。
据北大国际交流合作处介绍，威曼女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文教专家，她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生动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北大的好评。在她担任博士研究生的英语听力、口语和阅读等教学工作中，她特意开辟了一个英语角，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让学生们灵活运用英语。她甚至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把学习较差的学生组织起来，给他们单开口语班，而不要求额外的报酬。每逢节日，她还和她的丈夫，以及其他外籍教师一起，为学生举办英语晚会，并用自己的钱为晚会得奖的学生颁发纪念品。今年4月，她还愉快地接受了北京海淀区教育局的邀请，自带投影仪和教学资料，免费给该区职业高中的英语教师上课。
威曼女士说，这是她迄今为止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她与学生们良好的关系在研究生院是有口皆碑的。记者问她这种关系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她说，她非常欣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中国的古训。对她来说，“教学远不只是个职业，而是一个用我身上好的东西去影响他人的机会。”她说，在她和她的学生之间，也有一个互相交流和学习的问题。“我不仅教给他们我所掌握的知识，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
在谈到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和建议时，威曼女士主张，应该培养学生的参与性和创造性。她认为学生的思考和表达要比他们的听和记重要。在言谈中，记者明显感到她对她的中国学生们非常满意。她说：“这是一些不仅非常出色，而且谦虚勤奋的学生。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威曼女士告诉记者，她在中国7年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是，今年4月29日，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夕，见到了江泽民主席。在与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江泽民主席愉快地用英语同她交谈，她也激动地向江泽民主席谈起了在北大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在谈到克林顿总统即将来华访问时，威曼女士兴奋地说，克林顿访华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他的到来将向世界证明他正在认识和承认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她最后十分风趣地对记者说，作为美国人，她已经在中国荣幸地见到了中国主席，现在，她希望也能荣幸地在中国见到美国总统。
左图为美国专家希拉·威曼女士在为中国大学生上课。（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