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
忆故崇真
王朝闻
祝贺《人民日报》五十华诞！我和她的编辑、校对和排字工友已有五十个年头的交情。有人替我约略查了查资料，发现除开“文革”的隔绝，五十年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文章近百篇。
先说一点鲜为人知的故事。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副总编林淡秋同志，兼管“人民文艺”版。不知是否受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的委托，先后约冯至、蒋天佐和我三人多次到煤渣胡同开会，讨论有关文艺副刊里的问题，每次会议都是周扬同志主持，他的发言最多，也最起作用。林淡秋同志出国访问，周扬同志让我们三人协助他直接编辑过副刊“人民文艺”版。
后来，我和《人民日报》的关系，主要是报社编者向我约稿，或我主动向文艺部投稿。编者好像深知我的长处和弱点，向我约稿只是提出一定范围，任我按平日关心的问题写稿。交稿之后，从不干涉文章的标题、写法和内容。比如1961年6月发表的《老虎是人》，就是编者鉴于电影《一只鞋》上映之后，引起某些观众不适当的指责，上纲为犯了敌我不分的政治错误；为此，约我写篇文章消除那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极左观点的消极影响。我着重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相互作用，艺术对自然的人化的独特意义着眼，论证这部影片艺术处理上虽有缺点，却谈不上什么政治错误的原因。对这篇文章，我自拟了一个似通非通以引起人们关心的怪题目，编者没有向我提出过要改动它的要求。八十年代，有鉴于违反曲艺艺术特殊规律的消极现象，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短文《黄鳝不是泥鳅》，还有反对误把庞杂当丰富的作风，写的《“减肥”》一文，这两个题目都很怪，编者也没有要求我改动它们，而且文稿很快见报。
五十年代中期以至六十年代初期，我在《人民日报》上对艺术现象发表的议论，有的文章是在探索艺术美学里的一些问题。例如《一以当十》、《适应为了征服》，以及较早的《再读齐白石的画》，特别是1962年发表的长文《喜闻乐见》。《喜闻乐见》是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撰写的专稿。当年年初，周扬同志召集几个从事文艺理论的同志，在新侨饭店开会讨论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写出几篇纪念《讲话》的文章，并分工各人写稿的基本内容。“文革”期间，把张光年、陈笑雨等同志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何其芳、毛星等同志撰写，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总结文学创作道路实践活动的论文，和我为《人民日报》写的专稿《喜闻乐见》这三篇文章，打成“新侨黑会”结出的三个“毒瓜”。
因为我企图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探索《讲话》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着重阐述我所理解的文艺的社会功能，即如何发挥文艺的特性，通过欣赏（即审美）这一如何与群众结合的重要环节，实现感动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会后，应郭小川同志之约，住到作协在颐和园里的小招待所里，关起门来写作。因为对具体观点的想法多有变动，文章校样的改动也就较多。编者虽容许我反复修改，却辛苦了排字工人和通讯员同志。通讯员为此骑着摩托车出城来回跑了十多趟，校样的每次改动没有一个误植的字。每忆及此，我都忘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与耐心。
不过，我好改校样的老习惯，早在五十年代就引起过报社排字工人的不满。包括我所主编的《美术》月刊的编者，经常向我提醒：“可改可不改的不要改了。”我虽诚心答应尽力照办，但看起校样来，总是对原稿“后来方知”容易发现必须改动的字句。有一个刊物因我对校样的改动太大，罚我赔了排版费，和《人民日报》编者对我改稿的容忍态度不同。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一次编者对我说，排字房几乎把你改过的校样贴出示众，社长范长江同志亲自劝阻才使工友们放弃了这种抗议与批评。当时我曾想到排字房去向工人师傅道歉，顺便说明我是为了提高稿子的质量的动机；编者没有同意这种说不清楚反而伤和气的设想。
“文革”之后，逐渐恢复了我和《人民日报》已经中断了多年的联系。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编者仍不轻视我那寓论于述的写作方式，多次向我约稿。不只在1997年4月28日发表了访问我的文章《审美·魅力与敏感》，还把我的《趣与悟偕》（读《战国策》偶记），推荐给《人民日报》主管的杂志《大地》刊载，1997年10—11期分两期刊出，并请漫画家徐鹏飞为它画了几幅有趣的插图。对读者理解论文的意蕴，这样的插图很有启迪作用。
五十年来，特别是“文革”十年，《人民日报》所经受的挫折非常严重。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报刊编者和作者都摆脱了有害无益的思想束缚，可以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办报和写稿了。我祝贺《人民日报》越老越年轻，也希望自己没有变成植物人之前，还能对她作出一些奉献。
1998.5.31
第12版(副刊)
专栏：
《人民日报》引导我前进
刘白羽
半个世纪是多么漫长而又悠久的路程呀！
当我从厦门乘机刚刚飞回北京，就从电话中传来《人民日报》五十周年纪念的信息。我深沉思索，在这五十年间，充满多少历史的呐喊，时代的呼声，而《人民日报》时时发出异彩飞扬、权威深重的人民的声音、党的声音。我同这张报纸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受教育者，其次是一个忠实的作者，我的文学的足迹，经常是《人民日报》引导出来的。
这次到厦门，原没想到这里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事情，可是当我沿着满是纤细的相思树、灿烂的七彩花的山路乘车登上云顶岩时，我忽然想到今年正是炮击金门之战、也是我第一次到厦门整整四十年的可纪念的日子。就是在这云顶岩指挥所，在炮火轰鸣中，《人民日报》一位同志督促我立刻写一篇文稿，当晚用电话打回北京，明天即可见报。于是我就伏身在战壕边沿上，写了《万炮震金门》这篇文章，通过《人民日报》，把这场炮战的影响传播到全国各地。
五十年间，《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团结了无数老作家，也培养了广大作家群，我深深感谢他们不惜珍贵的篇幅，给予我无限的厚爱。比如，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意大利之后，又迎接意大利派来的文学代表团，我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占一个版面的《罗马》，大字标题，非常醒目，我描述了古罗马的珍贵的遗迹，一望无际的金黄色古城，圣彼得大教堂那拱形长廊上四排石柱，特别是教堂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母爱》，用“日月同辉，罗马永生”作为结语，说明我心中永不忘记的衷情。从美国回来，《人民日报》又慷慨地给我一个版面，发表了《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卡尔逊》，把这位中国老朋友两次预言，一个是日军将要袭击珍珠港，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将要领导中国，率先报道出来，可惜在我们胜利到来之前，他溘然去世，可是他的智慧与勇气，显示了一个美国人的伟大的心灵。特别是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之下，在改革开放热潮推动之中，我从上海回来，在301医院病室中写出报道宝钢和浦东的《我带回春雨，我带回春风》，那种新世界的创业精神非常感人，我看到宝钢的高科技的现代化造铁铸钢，我看到浦东刚刚诞生的初步轮廓，这一切留下我的深深的情，深深的爱。塔里木油田出油的消息召唤着我，我逾过胡杨木林———沙漠中古老而茁壮的生命强者，我望到一泻而下的塔里木河，我深入世界奇迹、被称为“死海”的塔克拉玛干沙岭沙峰，和塔里木石油人一道生活，他们热情地送我一件赤红色的工作服。在庆祝我八十诞辰的宴会上，我穿了这件衣服，说出石油人创造性的伟大灵魂。
白驹过隙，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人民日报》以崇高的威望记录下伟大的经历，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中，它的每一页篇幅，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我作为一个《人民日报》的作者，尽管八旬有余，但我的信仰，我的理想是坚定不移的。纪念《人民日报》五十周年，我们正好向一个新世纪迈步。回想在长期革命艰辛苦斗的漫长岁月中，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进入二十一世纪，谁知作为幸存者，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二十一世纪的钟声，迎着二十一世纪的东风，在这时候，我为《人民日报》致衷心的祝贺，也希望《人民日报》引导我继续前进。
第12版(副刊)
专栏：
我在这片园地里
——祝贺《人民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管桦
从《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开始，我就在副刊这片园地里了。当时，作为晋察冀文艺队伍里的普通一员，我二十多岁年轻的心灵，充满天真，竟向最高权威的报纸投稿。那时军邮冲过炮火的硝烟，把稿件送到后方；那时我在战争中写了《妈妈同志》、《还乡河之夜》、《雨来没有死》。副刊接受了我的粗糙但是神圣的速写。于是我开始兴奋起来。副刊在我内心的芦管中奏起了我文学生涯的序曲，使我的写作充满自信的力量。五十多年以后，当我对着鲜红的太阳摇晃着我的白发时，我为《人民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祝贺。并不只为当初。半个世纪中，我一直是副刊的投稿人，我的许多重要主题的散文、诗歌，几乎全部在这片园地与读者见面。同时，我和贺敬之、袁鹰、蓝翎、姜德明、丁振海、李德润、刘虔、刘梦岚等副刊的同志接触，和他们交谈，和几代的编辑成为朋友，每一代都付与我一样的热情。他们都是审编和改稿的高手。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儿，常常飞到这片园地的松杉、白杨树的枝头，高唱《顽石之歌》、《大自然的哀歌》、《大自然的呐喊》等“生命的乐章”。
还有什么比编辑和作家共有着崇高事业更庄严美妙呢？我的一位世交长辈，1926年入党的河北省副省长李子光，被“四人帮”害死。“四人帮”粉碎后，没有及时平反。我怀着不可抑制的愤怒写了一篇歌颂老党员李子光的散文。编辑同志把它发表在纪念“七一”的副刊上。此事得到河北省委的重视，李子光同志很快得到了平反。《人民日报》推动着时代前进，它的文艺副刊也一样推动着时代前进。五年前，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人民日报》副刊组织彦涵、董辰生和我以及几位老将军，到狼牙山“采风”。我们涉过野风中汹涌地挟着浪花飞奔的易水。这里因为荆柯的故事，而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在阴雨中，我们来到狼牙山。什么也不能比苍天和大地更能打动我的心。狼牙山高耸云天，在濛濛烟雨中，像是一个巨人。苍鹰在它的头上飞翔着。我们听着当地群众的介绍，眼前便浮现出当年同日本侵略军战斗、掩护群众转移的八路军，最后五个战士弹尽粮绝，在呼吼的大风中跳下悬崖的悲壮场景。回到住所，我画的是巨幅风竹，题句：“大风高歌壮士曲”。彦涵画了一幅狼牙山国画，董辰生画的人物。副刊编辑把我们的作品和在这里战斗过的几位老将军的书法，组成一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的专版发表了。除了作者投稿，编辑的组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人们把文章写得越来越长的时刻，《人民日报》副刊提倡短而精。刘虔给我打电话，要我和另外几位作家各写一篇散文，不许超过八百字，组成一版，我写了《奋》，其他几位也都完成了任务。
有一年，副刊为配合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向我约稿。我写了散文《我的政协委员朋友们》。发表后，当时还健在的萧军委员看了说：“这样的散文，比听几个报告的作用大。”去年全国政协开会前，一位副刊编辑又紧急约我写一篇有关政协的散文。当时是我的妻子李婉接的电话。因为她深知我同编辑的友谊和她的急切心情，便没有告诉她我正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于是我晚上赶回家写稿，清晨再去医院输液。这次我扶病写作了《生命之树常青》，完全是因为这片园地的呼唤。《人民日报》是播散得最广的最有权威性的报纸，但是使命更有权威性。
我喜爱《人民日报》副刊这片园地，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她没有降低自己的品格；这片园地，如同5月的清晨，得到大地和太阳赐与的百种花叶的芬芳和鸟群的鸣啭。
1998年5月27日
第12版(副刊)
专栏：
编者的话
今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我们特约请部分副刊作者撰写文章，抒发他们与《人民日报》及文艺副刊的感情。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向所有一直支持、帮助、关心副刊发展的作者、读者致意。
第12版(副刊)
专栏：
几桩小事
华君武
《人民日报》五十周岁了。我是1949年底从《东北日报》被调来的，现以几桩小事怀念，作为寿礼。
《人民日报》重视漫画。五六十年代范长江、邓拓，关心漫画，我们请他们和漫画作者见面讲解时事、分析问题，谈政策，提高大家的认识，对漫画创作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有些漫画作者还经常怀念那段历史。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不少漫画，我们有些漫画作者都是从报馆开始作漫画，可以说报纸培养了漫画家。我自己经历过抗战时期延安《解放日报》、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日报》和建国时期的《人民日报》，领导对我的帮助有切身体会，终生难忘。
初来《人民日报》我是美术组长，我负责美术和摄影。当时报纸一版上首有一摄影栏目《我们伟大的祖国》，每日刊登一幅照片，这是由胡乔木出的主意，不时还对照片的好坏提出意见，有时还指点拍些什么，这个栏目很受读者欢迎。
乔木同志当时好像主管《人民日报》，我对他的印象是认真、细心、尖锐。在朝鲜停战后，报纸刊登了一幅绘制的地图，其中中朝边境有一处交界线画错了。这是谁也没有发现的，乔木发现了，找到我们办公室，问清不是我们绘制的，就带了我上有关部门。乔木问这地图上中朝边界画错了，“是我们侵略了朝鲜？还是朝鲜侵略了我们？”我当时心里在暗暗佩服和欣赏乔木同志的作风。
大约在1952年左右，报纸的摄影画刊出了一期动员农民种棉花的内容，大标题是《要发家，种棉花》，现在来看并无错处，但在当时就是犯了错误，领导发话要检讨。当时画刊送总编室审查，因此当时是总编室主任的李庄就首先检讨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思想错误，我也跟着李庄检讨一番。以后如果要提“发家”，加上爱国两字也就过关了。
美术组组织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在报上发表是工作之一，但当时美术组组稿的重点还是漫画。很多漫画作者并不是科班出身，只有油画教授韦启美是科班出身，他的油画功夫好，内容生动，形式不落俗套。既画油画又画漫画坚持至今的全国仅他一人，他也是迄今给《人民日报》投稿最多的社外画家。当时他画的歌颂中国矿藏得到开发的漫画《毛主席派人来了》、反映牧业兴旺的天上白云和地上的白色绵羊的抒情漫画，我们很多人都还记得。改革开放以来，他还不断为《人民日报》的《讽刺与幽默》画了不少好画，构思奇妙。常见报纸有“忠实读者”，韦启美可称为“忠实作者”，如果《人民日报》要选一位投稿时间最长的撰稿人，韦启美稳当冠军无疑。
我在早期当过夜班，午夜就餐。报社伙食办得不好，那时还是供给制，发了津贴就去报社北边的胡同的馄饨摊上“打牙祭”。一碟猪头肉、二两白干、两个小烧饼、一碗肉馄饨，味美非凡，同吃酒友李庄，至今未忘此美食。
1998年6月
第12版(副刊)
专栏：
“芝麻，开门！”
姚昌忠
倘若记忆无误，此口诀当出自《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当阿拉伯少年叩开藏宝石窟暗门时，面对地下宝库满地金银珠玑，他胸中涌动着的快乐定如江海波涛激荡不已！
这就是十年前骤然瞥见我的短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时的感觉。其时，六十岁出头的我竟也如同小儿般坐不住立不安，怎么也按捺不住心头小鹿的怦怦跳动———那宝窟的沉重石门终于在我的企盼中嘎嘎连声地开启了。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人民日报》之类的副刊实属神圣天地，等闲是进不去的。因此其时我的兴奋欣喜真如范进中举，只差怀中未抱插标鸡婆跌坐集市狂笑撒疯了。
为何欢喜到如此地步？
青少年时虽也写过不少豆腐干文章，而且有幸得在报屁股上与前辈老先生隔栏相望。但自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度在《文汇报》副刊晃过我稚嫩的身影而外，四十年里“曲终人不见”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的文学梦何以变成只见少年虎头老来虎尾而不见中段呢？原因有二。其一：开国后的火热生活占满了我的全部身心。归根结底，事业与文学或生活与文学是源与流、本体与文饰的关系。此话或欠全面，但大致不差。其次就要找客观原因了。无穷无尽的、不正确的思想改造使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自信更失却了充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勇气，无端的灵魂与肉体的大小修理更造成心境的偃蹇，而长期罢写的结果反过来又造成文笔的生涩和思想的贫竭。综上诸般原因就铸成循环为用的十四个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如此混混沌沌走过灿烂人生的中段，直到组织上要我退役下岗，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六十出头了。
七十年代末，新雨滂沱，空气松动，林间鸟雀嘤鸣，草木枝条伸展，文艺开始复兴。一时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改革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其时冰心前辈著文鼓吹短篇散文，从者日多，此景竟也勾起我久沉井底的死水微澜，令我又回文坛边上探头探脑。不料初次为文就被《人民日报》编辑捕获，惠然“录取”。这对我来说不啻一声“芝麻，开门！”而且果然石门大开！
自此而后，不敢懈怠。为了写好文章，减少退稿，（退稿的滋味不好受，但却是编者对作者的爱护，免他出丑。）我又走入新的暮年征程。为此钻书店、站书摊、跑图书馆，搜寻关于散文美学的文章，下力剖析他人，从中撷拾珠玑、窃人灵机，同时挖掘生活、冶炼自己，以冀为文的取向与功力俱得长进。回顾这十年，实得力于当初《人民日报》副刊的中央突破，其后则是众多编辑们的无私扶掖给我“写在文坛边上”的迟暮创作活动以莫大的推动。
进而又发现，这十年里的收获其实并不仅是文章见报，而在于从中学到了一些暮年做人的道理。这是始料所未及的。归纳起来说，其实并不是我写散文而是散文写我，不是我读散文而是散文读我。这十年的写、读令我反复咀嚼范仲淹先生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令我警觉勿忘外患内忧居安思危。令我朝前看，不迷失方向，不因眼前得失而嗟叹神伤，年过七十仍要向前，暮年壮志不言愁啊！
这十年的写读还令我坚持文与人的统一，避免老年丧志、鄙视人文脱节的苦雨斋文士行径。写读促我鞭挞邪恶与虚伪，歌颂美、光明和进步，还令我不断洗涤自我，努力把浸沾世俗杂念的我塑造成散文中纯粹的我。
我未尝不知这十年来陆续登载在报纸杂志上的我的短文，不过是祖国文学花园中微末不成模样的小花细草，而且它们必将随时光而消逝。然而装点现在江山也有我极微极小的一份。这是我差可自慰的。人过七十，名利之心渐去，而文学报国的情怀反而日增。“芝麻，开门！”的呼喊仍不时从我衰老了的胸中发出。当然这一回不再是呼唤文坛为我再开门户，而是呼唤自己心中的良知，向一个比较纯粹的人的目标走去。
第12版(副刊)
专栏：
月是故乡明（油画）
周才生
第12版(副刊)
专栏：
天意怜幽草 赤子爱故园
李準
第12版(副刊)
专栏：
国色天香尽属君——人民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冯其庸
第12版(副刊)
专栏：
走进童心
杨德祥
哦，“童心未泯”
是一座快乐的天桥，
有童心站岗，
愁云就不敢笼罩。
热爱生活的人
是朝气蓬勃的人，
无瑕的心灵，
献给辉煌与创造。
哦，“童颜鹤发”，
是一座幸福的航标，
有童心巡逻，
皱纹就不敢抛锚。
拥抱生活的人，
是永葆青春的人，
“童心万岁”
绝不是梦中的祈祷！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陈漱渝所著《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朱铁志的杂文集《自己的嫁衣》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司徒伟智所著杂文集《布衣闲话》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汪金友杂文选》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