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彭真同志
廖汉生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同志走了，离开他一生追求而为之奋斗的事业，酷爱而为之服务的人民，关怀而为之培养的学生和同志一年了。但是，彭真的名字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传播和实践，与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特别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的革命生涯、杰出思想、光辉业绩和伟大人格，已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人民心里树起了巍巍丰碑。历史铭记他，人民怀念他。
我们这些在他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更是对他有着不尽追思，无穷怀念。我有幸先后两个时期，在彭真同志直接领导和教诲下学习和工作过。这两个时期都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第一个时期是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1941年初，我奉命到延安学习。继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学院学习一年之后，又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并从此作为彭真同志的学生在党校学习和工作达三年之久。三年当中，先当学员，后任二部、四部组教科长。组教科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学习，制定计划，了解情况，收集整风学习中有争议难回答的问题向部校领导反映。因此，我是作为党校的学员和工作人员才开始认识和接触彭真同志的。当时，毛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同志先后任教育长、副校长。大凡参加过党校整风学习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彭真同志为领导党校的整风学习，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重大贡献。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实事求是的校训，认真实施毛主席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宣传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他一再要求学员要吃透22个文件的精神实质，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他经常深入学员，了解收集学习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回答学员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整风宗旨，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排除和纠正康生“左”的干扰和做法，使党校的整风学习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这次整风学习确实成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一次无产阶级思想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一次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学习，学员普遍学到了科学真理，接受了思想洗礼，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受到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理论教育、思想教育、路线教育和党性教育。所受教育之深刻足以让我受益终身的。可以说，党校整风学习的成果一直深深扎根于我此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之中。为此，每当忆及延安整风，我就对毛主席关于整风学习的英明决策钦佩不已，为毛主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讲话激动不已，同时也由衷感激给我们教诲、培养和帮助的好校长、好老师——彭真同志。
在党校学习期间，还有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是彭真同志夫妇曾参加过我和白林同志的婚礼。那时的党校不仅是革命的熔炉，而且是革命的家园。尽管学习紧张，条件艰苦，但生活丰富多彩，上下之间同志之间洋溢着革命友谊，整个校园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气氛。彭真等领导人在组织领导大家学习的同时，还和大家同生活，同娱乐，处处关心同志。1943年10月9日，我和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白林同志结婚。婚礼很简单。那天，贺龙同志有事不在家，老总夫人薛明，再有彭真校长和夫人张洁清算我这方的代表；杨尚昆和李伯钊同志夫妇，王若飞和李培之同志夫妇是白林一方的代表，大家热热闹闹在一起吃了顿饭，说了些祝福的话，我俩就算是成婚了。现在，我和白林早过金婚了。彭真夫妇参加我们婚礼的那份情谊始终珍藏在我的心间。
我在彭真同志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的第二个时期是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1983年，我被选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在彭真委员长领导下工作了五年。如果说，延安党校三年是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的话，那么，这五年在很大程度上我是在他领导下学习做人大工作的。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治党治国的诸多领域，建树了不朽功勋，积累了丰富经验，并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和政法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在主持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他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以一个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富经验和智慧，为贯彻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教益也是非常之大的。其中，感受最深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新时期的实践，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展人大常委会工作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而缜密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不少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比如，他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并使国家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议会制的思想；关于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组织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思想；关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坚持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党对国家的领导要通过国家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关于依据宪法正确处理好人大和政府的关系，不能唱“对台戏”，也不能等因奉此的思想；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处于一个大转变的历史过程中，要搞好过渡工作的思想；关于人大常委会要依据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的思想；关于立法工作必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依据，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我们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必须把党的成熟的方针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必须既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加快立法步伐，又要注意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的思想。此外，还有关于如何依法搞好监督，依法处理好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的关系，依法加强人大常委会与人大代表联系以及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思想。彭真同志的这些思想，体现于他在各种会议的许多讲话之中，贯穿于他主持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之中。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统一认识，做好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我过去长期在部队，做人大工作是一名新兵，从彭真委员长这些思想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其实，那时不只是我，几乎包括所有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同志，都愿意聆听彭真委员长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因为他在许多问题上，总是比我们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听后，常给人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彭真同志的许多思想，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光芒，至今仍不乏指导作用，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次，他主持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开创了人大工作的新局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从整体上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人大工作一届比一届有发展。彭真同志主持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从理论上对当时人大工作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更重要的在于他在实际工作中带领和组织大家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宪法，开创了新的局面。其中，不少工作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带有开拓性、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因此，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无论是立法、普法、监督、审议决定重大问题、开展对外交往，还是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的加强、制度的完善、效率的提高，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和进步。为了做好人大工作，彭真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显示了开创新局面的卓越胆识和组织才能。他集思想家和实干家的品格于一身，服从真理、尊重实践，不断研究人大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提出新任务、新要求、新办法，并又周密地组织大家去实现新的任务和要求。1986年间，彭真同志通过调查和与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发现如何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学习，如何进一步搞好监督，如何加强与代表联系，如何搞好人大常委会自身组织建设，是人大工作中亟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于是，他把四个课题提到大家面前，让大家分头研究。当时，分工由我负责研究代表联系问题。彭真同志对此抓得很紧。从一开始，他就主持会议，确定研究思路，以后又多次听取我到下面调查研究的汇报。不仅如此，实际上他自己也一直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并召开委员长会议多次研究。从1986年9月提出任务到1987年6月人大常委会二十一次会议讨论《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稿之间的几个月中，他在不同场合就代表联系工作发表意见，对联系的指导思想、根本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阐述得一次比一次明确、深刻和具体。我在二十一次会议联组会上就代表联系工作发言时说过，“实际上，代表联系工作的研究是在委员长和委员长会议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这个话是这项工作情况的如实反映。彭真委员长就是这样带领我们进行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
再次，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崇高精神、伟大人格、高超艺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彭真同志任委员长时已81岁高龄，可是他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和革命家的旺盛活力。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地指导工作。对许多工作，他都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做到集思广益深思熟虑之后再拿出意见。他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表的多次重要讲话，几乎都没有用过讲话稿。他追求真理，信仰真理，实践真理，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是他经常用来律己律人的一句话。他胸襟开阔，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我们这些在延安党校学习过的同志都十分尊敬他，把他当做师长，习惯地称他为“校长”。他总是说你们现在都是领导干部，我们是平等的，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讨论决定问题每人都是一票。他还通过各种方式，经常征求我们这些副委员长对人大工作的意见。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在他领导下工作，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实际，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而且十分关心我们这些初到人大工作的同志。他反复告诫我们要适应人大工作的规律和特点，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强调学好马列主义，熟悉宪法法律，认真调查研究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基本功。遵照彭真同志的意见，我和人大常委会的其他同志，在六届期间，就经济建设、立法工作、普法教育、地方人大工作等问题作了较多的调查，而且每次调查回来都写出报告。彭真同志对此很重视，对每份报告都看得很仔细，看后不是和我们当面交换意见，就是在报告上有书面批示。1987年他还特意把我的秘书胡子克找去，谈调查研究问题，说汉生同志发扬井冈山作风、延安作风，注重调查研究，并把我这些年搞的调查和写的报告一一说了出来。事后，胡秘书跟我讲，没想到委员长年事这么高，工作这么忙，对那些调查研究的事却记得那么清楚。虽然彭真同志对我的表扬只不过是对我的鼓励和希望，但由此可见，彭真同志对工作和事业是何等专注！对实际情况又是何等重视！
彭真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怀念彭真同志是为了学习彭真同志，我们一定要学习彭真同志的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良师挚友情谊永存
阿沛·阿旺晋美
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拓者彭真同志与世长辞以来，每当我回想起他对我坦诚帮助和热情鼓励的深情厚谊，感激与怀念交织的心情油然而生，久久不能平静。
我同彭真同志初次相识，是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当时我作为西藏地区九个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出席了那次会议，彭真同志是大会秘书长。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很亲切地说：“你代表西藏人民出席会议是当之无愧的。你为西藏和平解放出了大力，办了一件反映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是有功的。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你作为西藏人民的代表，在会议上应当大胆地反映西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这既是人民代表的权力，也是人民代表的职责。”这些话对我来说，在当时带有启蒙性质，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议上彭真同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此后，我每次来北京总有机会见到彭真同志，得到他的帮助和鼓励。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反革命的全面武装叛乱，这反而敲响了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积极支援下，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之后，周恩来总理于3月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从此，西藏的革命和建设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热情关注和支持西藏工作的发展。1959年4月下旬，班禅大师、帕巴拉和我在北京参加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接见我们三人，征求对中央关于在西藏实行边平叛边进行民主改革方针的意见，并就若干重大政策原则问题商谈之后，委托彭真同志就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方法、步骤和相关的具体措施同我们进一步讨论。为此，彭真同志约我们三人在他家中聚会，既是讨论政策和工作问题，也是亲切坦诚的谈心。彭真同志说，你们三位一贯坚持爱国立场，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以及其他方面同中央合作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这次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你们一如既往，站在人民一边，同中央合作，坚决反对叛乱，积极支持平息叛乱，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下一步要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实行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你们几位都面临着如何过好民主改革这一关的考验。要有过好这一关的思想准备，更要有过好这一关的决心和信心。过好这一关的关键在于放弃剥削。有了放弃剥削的决心和勇气，过关就不难。希望也相信你们一定能过好民主改革关。同时，希望也相信，你们还能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上层人士也过好民主改革关。你们都是自治区筹委会的负责人，还要做好领导民主改革运动的各项工作。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的工作，也会说服群众谅解你们，信任你们。彭真同志这种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对我过好民主改革关，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彭真同志仍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仍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每次来北京开会，彭真同志总要安排时间，同我交谈，询问西藏工作情况，了解有什么问题和实际需要。凡是我提出需要中央和北京市帮助和支援西藏的实际要求，彭真同志都一一答应，并且迅速给予落实。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并被送往外地劳动，我们之间的交往也中断了。打倒“四人帮”以后，在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我继续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年2月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彭真同志任主任委员。在他的主持下，四个月完成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三个重要的组织法、选举法和我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的起草工作。这些法律草案经第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他也在这次会议上被重新补选为副委员长。这次会议决定恢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我又兼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彭真同志从那时起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全国人大立法工作，也对民族委员会的工作经常关心帮助和支持。特别是他主持修改宪法和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工作中，使我学习到很多东西。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彭真同志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继续被选为副委员长兼任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直接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工作。彭真同志多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就直接分管过民族工作，他领导了持续近十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对各民族情况和民族工作都有很深刻的了解。重新主持全国人大工作后，他对人大民委的工作给予更多关怀，他对工作的一些指示和意见，总是非常中肯，非常重要，也给我和大家的工作以很多具体的帮助和支持。许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1975年通过的那部宪法，由于受到“四人帮”干扰破坏，存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三年以后，修改通过的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仍需要作比较系统的修改。我们看到彭真同志在近两年时间里，集中精力主持宪法修改工作。他让当时任副委员长的乌兰夫同志主持，以全国人大民委为主，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参加，吸收中央和地方的有关同志一起，提出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草案，并且就重大原则问题给予指示。经过反复慎重研究修改提出的草案基本得到肯定，修改后的宪法的这一部分，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新的情况，丰富了内容。新的宪法颁布后，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领导小组的工作班子也是以人大民族委员会为主，吸收有关单位同志参加，起草过程中与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多次研究协商。大家对1954年宪法到新颁布的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的规定没有异议，但是因为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大国，各地区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现实情况差别较大，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多年来就自己管理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具体的政策规定，当然也有些是情况的掌握和对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法律草案中一些条文，一具体化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争论还比较大。经过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审议，决定提请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会上我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的说明。审议当中，仍然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彭真同志十分重视，亲自动手，严肃认真，稳妥细致地研究这些意见。他以83岁高龄，召集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和担任领导工作的少数民族负责同志一道，夜以继日听取意见，就每一重要问题充分协商研究，统一认识，并且亲自同中央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最后修改出的文本，既得到与会同志一致同意，也给国务院后来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留下了余地。我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说明，也经彭真同志亲自审定。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同日国家主席令第十三号予以公布，从1984年10月1日起实施。彭真同志为制定这个基本法律，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是彭真同志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贡献。
1983年12月1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联组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在谈西藏自治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大好形势的同时，也谈到了当时在打击刑事犯罪和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彭真同志听了立即指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出席，研究这些问题，规定那么几条。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这次会议12月13日开始，先后开了五天，首先听取了公安部、国家教委、国务院宗教局有关负责同志关于西藏自治区打击刑事犯罪和民族教育、宗教工作情况的汇报，委员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第四天，即12月16日上午，彭真同志出席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好，接着讲了四个问题：一、全国打击刑事犯罪，要依法从重从快，但是西藏打击犯罪可以比内地宽一些，不一定从重，从快也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要完全按照宪法办事，要考虑到各个民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是我们的根本立场，根本原则。三、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工作，第一是抓经济，主要是生产；第二要抓文化，主要是教育。这两件事将是我们民委经常要抓紧的，也是少数民族地区都要抓紧的。四、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凡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的汉族干部都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学会少数民族语言，能够讲话，方便了接近群众，便于作调查研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要以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为主，少数民族要学习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时要学习普通话，学习汉文。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至少要会两种语言，首先是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彭真同志的重要讲话，一方面推动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所提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给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工作确定了方向和任务，促进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工作。
1985年夏，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按惯例，中央除派代表团参加自治区庆祝活动外，还要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联名向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发贺电。但这次开始起草定稿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名，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参加中央代表团的民族工作部门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同志看到后认为不妥，迅即提出意见。此事反映到彭真同志那里，彭真同志明确表示贺电应有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名。彭真同志和大家的意见理所当然被接受了，他没有批评谁，把问题解决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联名发贺电的惯例从此恢复了。这件事的妥善处理，又一次表现出彭真同志处理重要问题的智慧和气度。
1986年5月21日彭真同志听取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郁文同志的工作汇报后，作了十点指示，其中，彭真同志强调了两点：一是依法办事。他说人大民委一切工作要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人大民委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宪法，按民族区域自治法办事。一是调查研究。他说，要深入各民族摸清情况，把民族之间的问题、民族内部的问题、各个民族地区的问题摸清楚。这件工作要花比较长一些的时间才能见效，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以上两点，既是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多年来工作基本经验的总结，也是继续做好工作的基本保证。他还委托我和郁文同志抓紧督促、推动并具体帮助各有关委部做好调查研究、统一认识、协调工作，以利尽早完成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的拟定。以后几年，我们正是遵照他的这些要求开展工作的。
彭真同志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帮助，对我的家人的关心照顾，既真诚又细致。我在人大工作期间，彭真同志特意向常委会办公厅和人大民委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嘱咐，一定要全力支持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工作，而且还讲了许多对我的表扬和鼓励的话。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民委工作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是事先同我商量。民族委员会开会期间，凡我在京的时候，都由我主持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工作非常顺利和愉快。民委常委副主任委员和办公室主任每过些天都向我汇报工作，听取意见。此外，彭真同志曾多次同我个别谈心，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1962年12月初，我和爱人才旦卓嘎来北京，彭真同志在他的家中同我们谈话，完全是一种叙友情谈家常的气氛。彭真同志要我先谈谈西藏情况，又对才旦卓嘎说，你也谈一谈，男女平等嘛！这几句话形成了和谐轻松的气氛。我向彭真同志汇报了1962年下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我谈到西藏在培养干部方面拟订了符合实际的方案，对寺庙的民主管理章程草案，筹委会已提出了一个文件，报请工委审批。这些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农牧业生产取得好收成，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进展，群众觉悟有很大提高。所以，基本情况是很好的。另一方面，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来，社会上谣言较多，说达赖要回来，还说有外国帮助，有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农奴主和其他反动分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呼应，反攻倒算；上层中有人幻想达赖复辟，在群众中也有影响。所以，同达赖分清敌我、划清界线问题亟待解决。才旦卓嘎汇报说：西藏妇女在解放前包括我在内，从不过问政治，只管家务。现在变了，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学习、工作、参加政治活动，觉悟提高了。过去农区妇女不能扶犁耕地，牧区妇女不能在帐篷内生孩子，现在基本上改变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很多妇女积极参加支前工作，有的是自己偷偷去的，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彭真同志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试金石。西藏妇女的解放表明西藏社会的其他成员也真的解放了。彭真同志接着给我们谈了国际形势，用一些实实在在的情况和数字，分析了一些超级大国的困难和问题；谈了国内情况很好。最后彭真同志给我们两人提出了十分重要又很诚恳的要求：一是要站在90％以上的人民一边，想问题，办事情，都要想到这一点。二是要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三是要去接近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扎根，取得群众的信任，这是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你们去接近群众，开始也许他们并不信任，一次不行，再来。时间长了，看到你们为他们办事，跟他们一样，慢慢就信任了。四是上层中有什么问题你们要管。谁有困难，谁该照顾，哪个要保护，哪个要释放，要注意，可以把情况提交工委研究。五是要大胆工作。过去感到你有点不敢放手大胆工作，这不好，对工作不利。要知道，西藏工作好坏都有你一份，不要怕犯错误。彭真同志的这次谈话，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对后来我的学习、思想和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5年我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后，周恩来总理要我在北京安个家，有时住在北京，参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有时去拉萨一个时期，主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为此，彭真同志以他北京市长的身份，亲自选定东顺城街的一所四合院作为我在北京的住宅。那里环境幽静，房舍宽敞，又全是回廊相通的平房，修缮后整洁舒适。我住进去后，彭真同志曾亲自来看望，对整个院落布局和所有房间设施都查看了一遍，一再询问房屋格局和设施是否符合藏族生活习惯的需要，是否方便，有无需要改建的地方等等，真是关怀备至，细致入微，使我和家人深受感动。正是由于彭真同志对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坦诚相见，热情帮助教育，在工作上大力支持，在生活上亲切关怀，我从内心深处把他看作良师挚友，深深地敬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去处，无法再同他交往，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和为他的安危担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所以，在他复出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去看望他，表达真挚的慰问。他仍然一如既往，大度乐观，说他过得很好，没有受什么苦，只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老是有一种压抑的沉重心情。此后有一天他来到我家，把他过去访问缅甸时吴努送给他的一个精美的佛塔工艺品转送给我留作纪念。我把这个佛塔看作我们之间深厚情谊的象征，珍藏至今，并且作为我们之间真挚友谊的象征，带着我对彭真同志的永久怀念，在我家中长期珍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