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当人生的追求被迫降到最低点——为活着而与死神顽强抗争的时候，也许正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此时，生命该是怎样的一副面貌？癌症康复者们的苦难历程，展示出——
生命，因抗争而美丽
李文生
4月15日，一个以防癌抗癌为主题的大型音乐会使我结识了一群正在创造奇迹的人们。
假如苦难不可避免，那么只能将这重重压在心头的厄运轻轻放下，把它和以往所有的痛苦一起作为昨天的一页翻过去，闯出一条走向明天的路。
“癌龄”31年的朱益明师傅退休前是首钢的货车司机。4月15日，在北京音乐厅见到他时，我非常惊讶：虽然已是满头白发，但他身体健硕，容光焕发，哪有一点癌症患者的样子？
那年朱师傅29岁，上有老父亲，下有3个孩子。“被确诊为淋巴肉瘤后，感觉眼前一黑。当年就住了3次院，同病房共7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出来。当时绝望的心理和肉体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后怕。”
是听从厄运的摆布，还是勇敢地与之抗争？
朱师傅“从死亡中爬了出来”，成为首钢“癌龄”最长的人。他买了香山公园的季度票，几乎每天都去爬香山。早上5时差10分，朱师傅就起床了。倒两次车，跨进香山公园的大门大概才6时。500多米高、几千米长的登山路，留下了他无数跋涉的脚印。登山，使他体质增强了，更重要的是砥砺了他的意志。呼吸着北京最洁净的空气，体味着登上顶峰的自豪感，朱师傅战胜癌魔的信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在增长。“我原来并不像现在这么开朗、乐观，年轻时我的脾气很急躁，这都是得病后磨出来的。”朱师傅的语气中分明透着一股自豪。
如果每个人是一叶小舟，那么家就是一个避风港。风平浪静的时候，小舟驶向远方，找寻自己的梦想；陡遇惊涛骇浪，小舟回到港湾，享受家的宁静、温馨和爱抚。
宋亚坤才36岁，可是她已经与骨髓瘤搏斗了整整16年！
4月19日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她是打过麻药后上台的。那天单位专门给她包了一辆出租车，并派专人护送，防止她不慎摔倒，因为她身上的骨骼已经不起哪怕是轻轻的一绊。
活着很艰难，但是她活得却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是什么支撑着她那被毒液浸蚀的身驱走过无边的黑暗，迎来一个又一个灿烂的太阳？
“我1982年6月得病，1985年与王宝来结婚。当时好友劝他，‘宋亚坤是个癌症病人能活多久？你既然爱她，不如认她做妹妹，照顾她的后半生。’王宝来说：‘这种刺激她一定受不了，不如早点结婚，照顾起她来更方便。’”
谈话中，宋亚坤从柜中拿出一个本子，账页纸做的封面，里页有信纸、有白纸、有电脑打印纸，大小不齐，颜色不一。那是1992年她住院后回保定老家休养时王宝来写给她的信，在发黄的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夫君的娇爱生命的支柱”。
“16年来，光北医大我就住了9次。由于不堪病痛的折磨，我常常感到烦躁，可是王宝来从未给过我脸色。他说：‘你活着，就是最大的奉献。有你才有家，有你孩子才有妈。’”
那天去他家，王宝来不在。他听说武汉有治疗骨髓瘤的偏方，就赶去了，在那儿发现草药配不齐，他就又赶到草药原产地乌鲁木齐。
一个脆弱的生命，若能注入激活心灵的力量，那么这生命就有了支撑点，就可能爆发出令人震惊的大勇敢、大智慧、大才华。
接过李世铭先生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印着：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幼儿基本体操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下面还有手写的E－mail网址。
那天在音乐厅的后台走廊里，看见一群天真活泼、满脸稚气的小朋友在演练体操，我本来有些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上前一问，他们是国家体育总局幼儿园的小朋友，带队的就是李先生。
“是啊，从孩子身上，我们癌症患者看到的是明天。”“您也是癌症患者？”我有些吃惊地问。“这里没有一个‘好人’。”李先生指着围观的人群，幽默地说。
1985年大年三十的“宣判”——鼻咽癌，像一个惊雷在他的头顶炸响。面对着死神的“请柬”，这位前国家体委一级体操教练想：我何不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抓紧时间干点有益的事呢？
他恨不得把每一分钟都劈成两半。进医院的前一天，他开车去加油，营业小姐先是拨拉着算盘，接着又点单据，十几分钟过去了，硬是没抬一抬眼皮。实在憋急了，李先生大吼一声：“我是一名癌症患者，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还有一次，李先生在办公桌旁从上午8时一坐就坐到了下午4时，连饭也没有吃。自此以后，老伴每天把10页稿纸数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限制”他写作。
得病13年，却是李先生成就最高的13年，总计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论文、文章200余万字，并获得“国家体育科技进步奖”和“体育文学奖”。
苦难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它能够升华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认识，使他们比常人更加宽容、更加博大、更加潇洒。
1994年底，被诊断为甲状腺肿瘤时，刘中陆很从容，很平静。她对儿子说，妈妈要出一趟差，你到天津的姑姑家去读书吧。送走孩子，向单位请了假，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她就去协和医院做了手术。
两年前，和她患难与共、相亲相爱的丈夫心脏病猝发，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早在1968年，当她19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一位老干部，因不堪屈辱而自杀。“经历了这么多的打击之后，总会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留下痕迹。这一天迟早要到来。”刘老师淡淡地说。
4月15日我在北京音乐厅采访时，看见她正在与人商量着演出事宜，孱弱的身驱，疲倦的面容，一副稍嫌宽大的眼镜戴在瘦削的面庞上。当我提出采访要求时，她却把我领到另一位患者跟前。两天后，第二次在音乐厅与她相遇，当时她手中提着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观众捐献的不多的钱。“对不起，我下午要去看一个病人。”刘老师抱歉地说。4月19日我去北京肿瘤医院采访时，在门口又碰上她，这次她站在一张台子后，微笑着递给我一撂宣传材料。被痛苦纠缠着的刘老师，是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第一编辑室主任，她把手伸向同样苦难的人们。
接过她送给我的、自己编著的两本书《握住生命的手——20位癌症患者自述》和《对命运说不——20位残疾人自述》，心里沉甸甸的。我知道，她在用生命记录那些与她一样和死神抗争的人们，记录那些与她一样美丽的生命。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下岗职工再就业
社区服务来帮忙
本报记者 董伟
面向社区服务，下岗职工找到新出路
“只要不挑拣，保证48小时内为你找到工作”——哈尔滨市南岗区及所属18个街道办事处的社区服务中心向下岗职工作出了庄严承诺。仅今年第一季度，他们就安排下岗职工6400多人，占所需安置人数的80％。
下岗职工何处去？这是摆在许多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与此同时，城市中的社区服务几乎是个空白。能否将再就业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南岗区政府千方百计探求一条两全其美的新路。
一座投资140万元改建的社区服务中心落成了，这是黑龙江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区级社区服务中心，采用计算机网络和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同全区18个街道办事处和数百个居委服务站的服务信息网络连接，可提供74类346项多层次、全方位便民服务。在一楼大厅，记者轻轻一按触摸式电脑，屏幕上立刻显示出40多家用工单位提供的3000多个就业机会。其中，仅南岗区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家政服务就达10类86项。一时间，送货郎、卖粥嫂、夫妻食堂等应运而生。南岗区如今活跃着619支3200多人的家政服务队伍，实行持身份证和下岗证明登记入网，佩戴胸卡上岗服务，严格执行收费标准，服务须经用户签字、回执上缴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曾在市里某单位当过会计的下岗女工姚红霞思想颇开通，毫不犹豫选择了做计时工，逢人便说：“每月赚500多元，还不耽误照顾家，挺好的。”
面向下岗职工，社区服务走出新天地
去年下半年，南岗区向全区居民发放了16万份社区服务供求调查问卷，95％的家庭表示迫切需要社区服务。此时，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走进社区服务，南岗区的社区服务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红火。
何静鹏两口子双双下岗，在和兴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腾出自家的屋子办起了学生食堂，不但解决了小区内几十个学生吃中午饭难的问题，连附近的大学生也有不少慕名而来。火起来的学生食堂又吸收了两名下岗职工入伙，一口大锅解决了两家的再就业难题。
40岁的下岗女工张秀华几经波折，去年做了钟点工，凭着她的诚实和灵巧，赢得了人们的赞赏，成了所在公司的“星级”钟点工。奋斗路街道办事处58名下岗职工成为“送货郎”，随时根据用户的需要将洁净的蔬菜和其他生活用品送到居民家中。
下岗职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又熟悉城市生活，因而他们在家政服务市场上颇为抢手，大有取代“外来妹”之势。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认为，如果全省13个地市、67个县（市）都能像南岗区那样，抓住机构精简和企业改革的时机，充分利用闲置的办公用房及相关设备，合理使用预算外资金，就可以提供百万平方米的用房和数以十亿计的资金用于再就业工程的实施。
题图：南岗区再就业洽谈会引来众多下岗职工。张举生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以民为本 为民造福
中共江西省进贤县委书记 戴和旺
戴和旺，1951年生，大学文化，1970年参加工作。历任公社党委委员、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1984年任中共南昌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1991年任进贤县县长，现任进贤县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我看来，公仆不是一个空洞的标签，也不是邀买人心的自封自许。是不是公仆，是不是一个好公仆，需要也只有在实践中由人民群众来评判。
我是农家子弟，提拔到县级主要领导岗位，最感到自慰的是，自己没有丢掉一个农家子弟的本色，与农民靠得近，谈得拢，能交心。这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对来访群众，我都能敞开门接待，倾听他们的诉说，提出来的问题能解决的尽量解决，不能解决的耐心解释。对群众来信，我每件必阅，需要亲自解决的亲自办，不需要亲自出面的就批转交办。从1991年任县政府及县委主要领导以来，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11600多件（起），不但为群众解决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更主要的是建立了一条畅通的言路，使自己更好地了解民情民心民意。二是注意深入实际。在县领导岗位上多年，我都选择全县最穷的乡村为我的挂乡包村点，一有空就到点上转一转，为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同他们交朋友。这使我体会到，无论官大官小，你心中有群众，群众心中才有你，反之群众就不买你的账。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经济建设徘徊不前，那么，公仆调唱得再好听，也得不到认同。在这一方面，最需要确立“无功即是过”的评判标准。抓经济建设，一要重决策，从当地实际出发确定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二要抓推动，扑下身子深入一线带头实干；三要打基础，为区域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硬环境。这就好比一台戏，公仆就是后台总管，主要任务是搭台，台搭好了，群众自会唱出好戏。近年来，我县从实际出发，把山、水开发和乡镇企业列为县域经济发展三鼎足，突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吸附和辐射功能，在不断治理外部环境的同时，狠抓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三通（即通电、通路、通讯），仅用3年时间，解决了190个自然村通电问题，消灭了无电村，乡镇电话实现了程控化。环境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县乡工业各项主要指标跻身全省十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340元。（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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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分流要有严标准
段心强
国有企业要减员增效，分流职工势在必行。但到底应该分谁？流向何处？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注意。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在慰问下岗职工中发现，一对夫妇都是大学毕业生，全被分流下岗，不得不以养猪为生。每讲到这件事，他就很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悲剧，在分流职工中一定要按工作需要决定分谁和流向。”
在职工分流中，一些企业领导往往以好不好领导为标准：听话者，留下；经常提意见者，分流出去。
实际上对听话者和持不同意见者都要具体分析。不管领导的决策符合不符合市场需要，都盲目服从，这些人看起来好领导，但到头来产品销路不畅，领导地位从根本上动摇。经常提不同意见者客观上是给领导出了不少难题，但往往是逆耳忠言，对激烈竞争中的企业有益无害。
还有一些不正之风干扰着正确的职工分流工作。一些职工与企业的上级领导沾亲带故，领导一个电话，企业便不敢把他们分流出去———因为分流了这些人，企业领导自己的宝座也就摇晃起来。一些领导受贿收礼，拿人家的钱物手软，也就更改分流职工名单。恰恰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会这些，自认为是凭本事吃饭，不会分流出去，而他们恰恰成了被分流的对象。这样分流的结果必然是分出去部分骨干，该减的人员没有减下去，不但不能使企业增效，而且会把企业更快地拖向倒闭的绝境。
减人增效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必由之路，所有企业领导都应从搞好企业这一唯一目的出发，一切为公，抵制各种不正之风，把真能增效的职工尽可能留下来，把可有可无的人员减下去，帮助他们再就业，使大家各得其所，发挥各自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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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一缕
壮士如歌
罗鹿鸣 陈雁华
阳靖和胡卫红是建行湘潭市雨湖支行国药城储蓄所的营业员，就是这两位并不起眼的年轻人，挫败了“10·9”特大恶性持枪爆炸抢劫。3月初，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授予阳靖“中国建设银行卫士”称号，给胡卫红荣记一等功。
那是1997年10月9日的中午时分，湘潭笼罩在绵绵的秋雨之中。11时20分左右，刚刚送走一位女储户，小胡正埋头清点桌上的现金。一个高个青年大步闯进空无一人的营业厅。小胡以为又来了一位客户，忙起身迎候。来人突然掏出一把手枪和一个炸药包，左手持枪对着胡卫红，右手托着炸药包，恶狠狠地说：“把钱交出来！”
不好，歹徒抢银行了！胡卫红的第一个念头便是：钱绝不能让歹徒抢走，她飞快地给对面工作台的阳靖递了一个眼色。阳靖会意，快速地站起身，怒斥歹徒：“干什么？！”同时在键盘上输入了电脑联网报警密码。歹徒见状，向右朝阳靖走近两步，晃动炸药包狂叫：“别动，快把钱交出来，不然炸死你们！”这时，歹徒的枪口仍对着胡卫红，视线却转向了阳靖。小胡利用这个间歇，迅速将桌上的一捆50元的钞票和一把零钞扫入凳上的钱箱里，往下一蹲，顺势将钱箱拖入桌下，锁好。为了帮助阳靖脱险，小胡大喊：“快按警报器！”在歹徒回头注视小胡的一瞬间，阳靖趁机蹲到大理石柜台下，按响了警报器。
“有人抢银行！”尖厉的警报声划破雨幕。歹徒见不能得逞，恼羞成怒，点燃了炸药包夺门而去。阳靖一个箭步冲上前，用灭火筒将炸药包猛推出去，炸药包飞落到3米外的大门以外。
闻声赶来的群众围在了门口，阳靖大喊：“炸弹，快跑！”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炸药包爆炸了。营业厅的两扇大门荡然无存，两寸厚的花岗岩地面炸出了一个40厘米见方的大窟窿。由于躲避及时，群众没有伤亡。
10月18日，歹徒郭山青在湖南祁东县落入法网。这个在新疆、湖南、广东作恶多端的歹徒实在没有想到会栽在年轻的阳靖和胡卫红的手里。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边地行
风雨畹町桥
本报记者 施芳
临去云南，许多人叮嘱我要去看看畹町桥。而今，畹町桥就在前头，我竟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眼中的畹町桥已不是当年的畹町桥。长40米，宽14米，钢筋水泥筑就的畹町新桥是1993年5月建成的，中缅边境线就在桥的中央。早年，茫茫荒野中的一条驿道连接着畹町河上两根并排架设的大木头，这才是当初的畹町桥。1938年，畹町桥改建为单孔石拱桥，一端连着滇缅公路，一端连着史迪威公路，10万远征军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此后，畹町桥毁于战火，虽几度修复，如今的人们已很难想象出她当年的模样。
有些失望，却又不甘，我徘徊在畹町桥头，打量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迎面遇见一位20岁左右的武警战士，拿着一个本子，不时地用笔画着道道。忙上前打听，原来他在统计两国往来的人数，过来一个缅甸人，画上一道杠，去了一个中国人，也画上一道杠。
“你怎么知道谁是中国人，谁是缅甸人？”我不解地问。
“两边的人成天来来往往，面孔熟得很。”这位彝族小战士一边回答我，一边忙着和身边走过的胞波（缅甸华侨）互相点头致意。
当地人说，每年大约有300多万人从这座桥上走过。边民们拿着边民证，可以自由往来。内地人缴两块钱，填一张表，就可以潇洒地出趟国；或是找家旅行社，花上几百块钱，就可去领略一番缅甸九谷、木姐和南坎的风情。
这样的盛况始于1990年。那年，畹町打出了对外开放的口号。仿佛一夜之间，缅甸大叔带着上好的翡翠玉，来到桥的这边，心里盘算着如何卖个好价钱；畹町的傣家卜少也不落后，背着大竹筐，踩着一路小碎步，急急到缅甸去赶集；许多精明的内地商人把五金化工、机电汽车等大生意做到了国外。
寂静的畹町桥从此不再寂静。
（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无悔人生
青山恋
——记青岛市十佳文明市民王永祥
宋学春 薛亮
4月10日，青岛市隆重表彰十佳文明市民，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老汉登上了领奖台。他就是胶南市大村镇上藏马村的王永祥。
我们慕名来到王永祥的家乡——藏马山麓一个300多户的偏僻山村，寻遍全村也不见他的踪影。一个腿、手和眼睛都有残疾的年迈老汉，不在自己家里呆着，究竟在哪里？细一打听才知道，他正在马山那片他苦心经营的山林里呢！
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王永祥跟前时，他正伫立在丛林中间，凝视着充满生机的一片绿色。他脸上、手上、身上留下的疤痕，告诉人们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今年73岁的王永祥，1946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期间，随部队转战大半个中国，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西安战役、智取华山、解放诸城等大小战役30多次。1952年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他被敌军炮火炸伤腿部，右眼失明。
根据伤残程度，部队给他定为伤残二等一级，他却只要三等甲级，复员后也多年未领取过抚恤金。戎马倥偬7年多，仅回乡探望了一次。然而，就在回乡小住的几天里，他看到乡亲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近乎原始的生活，心情格外沉重。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现：要让家乡的父老乡亲走出贫困。1954年6月，他谢绝了部队首长的再三挽留，毅然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并且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30年。
上藏马村开门见山，出门就得爬坡下坡，交通闭塞，土地瘠薄。为改变落后面貌，王永祥带领群众起早贪黑，削岭填沟，治山不止，先后改造治理小山沟40多条，架桥两座，建塘坝4处，改善粮田灌溉面积600多亩。他还发动群众，见缝插针，植树造林，原先几乎寸草不生的荒山坡如今拥有了1500多亩山林。
秃岭变成了花果山。然而一个现实问题始终困扰着他：村里老一辈人都没啥文化，自己也大字不识一个，可不能让孩子们也没文化了！他联络村里的泥瓦匠整修了校舍，而后逐户动员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85％以上。
王永祥1984年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反而比在职时更忙乎了。他主动把家搬到距村3里开外的山坡上，承担了管护全村山林的义务。
我们一路攀登来到王永祥简陋的护林小屋。在这个乱石砌成的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点的还是煤油灯，最“现代”的物件就是一只儿童玩具式望远镜。王老汉告诉我们：“那是用来观察山林火险的。年纪大了眼神不济，这东西还挺管用。”
前年正月初二早晨，老汉正是通过这只望远镜观察到山坡上冒起了浓烟。他匆忙赶到出事地点，见一片树林已窜起了火苗子，一名村民被大火吞噬。王永祥二话没说，扑上去撕那人着火的衣服，等他把双手拿出来，整个手掌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了。现在，他没有一个健全的指头。我们问他后悔不后悔，他说：“这点伤比起战争年代算不了什么。唯一后悔的是上了年纪跑得太慢，到底没把那个人救出来。”
风风雨雨10余年，经他管护的1500亩山林完好无损，自己还补栽了80多亩。王永祥心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真正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每当他累得气喘吁吁瘫坐在地上的时候，一想起那个梦，一想起如今儿子、儿媳也来到山上安了家，就又充满了“搬山”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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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微笑着向生活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