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专版)
专栏：
国产影片对市场的祈望
《灯塔世家》导演 宋江波
一个月前我厂的宣发部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电影公司发了故事片《灯塔世家》试映拷贝。可有一个省的发行公司就在十天前以“这样的题材不宜炒作发行”为由把拷贝退回来了，还有五六个省不说要也不说不要，一直不表态。这样的消息听了以后，让我心痛。《灯塔世家》是很容易拍得很枯燥的。在深入生活和修改剧本的过程中，我想了许多办法，使这个电影尽量地好看一些。过去我们对灯塔工了解得太少了，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太平凡；他们的令人崇敬在于他们太不看重自己，太不顾及自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但所有的人经过努力都可以享到天伦之乐，灯塔工离这一点都很远很远。我在接近他们熟悉他们之后，与他们有了很深的感情。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这些默默的付出，了解灯塔工的沉默寡言不是他们的心肠不热，而是平常他们太缺少说话的机会了。
我认为，建立有序的富有活力的电影市场是电影制片业走向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没有好的收入就没法再投入，这是常理。长影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最近把宣发部门人员和职能都做了重大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吉林省委也非常重视，准备派出一个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带队的班子，去北京、上海等地学习新的宣发体制和手段，在吉林省内由长影和省市公司联手组建集团公司，搞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先把吉林的市场做好，再把东北的市场做好，然后向全国扩展。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市场应该更多地属于国产的优秀影片，中国的电影观众应该拥有更多的中国电影。（附图片）
第5版(专版)
专栏：
走创新之路
《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导演 杨光远
当我面临又一部革命战争历史片———《大进军———席卷大西南》的导演工作时，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区别于以往同类题材的创作。
首先，不再重复《大决战———辽沈战役》“人”与“史”并重的创作路子，也不着力渲染战争场面的宏大，要把战役进程的叙事推向后景，将镜头的焦点对准“人”。即不是重笔写“史”，而是刻意写“人”，以“人”“史”兼顾，而侧重于“人”的思路来结构全片。
刘伯承、邓小平是影片刻画的主要人物形象。对于刘伯承，影片中是以西南战役主帅的形象来刻画的。因此，不论是指挥部队“一刀子插到贵州”，实施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还是调动所部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湘西集结，打开进军西南的通道，直至严令主力如期截断敌人向西的逃路，影片处处展示着刘伯承作为杰出军事指挥家的风采。
西南战役的另一主帅邓小平的形象独具魅力。重场戏“逃兵事件”中，他果断、慧眼识才、善于刚柔结合的思想工作，令人心服口服，显现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我们还在影片中表现了他刚刚踏上解放西南的征途时，就关注着解放后成渝铁路的建设。邂逅铁路专家，在杯酒之间，他撂倒了对方，也撂倒了自己，却换取了铁路专家“两年半建成成渝铁路”的承诺。他以少有的激动，兴奋地向亲密战友刘伯承讲述着自己“打了个大胜仗”，接着又在“成渝铁路……成渝铁路……”的喃喃梦语中睡着了———在这里，影片形象动人地塑造了作为“普通人”的邓小平，揭示了他革命家、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和建设家乡建设新中国的情怀。
通过两人如何共事刻画刘伯承、邓小平截然不同个性。他们俩有明确的分工，更有密切的合作。在许多重大决策时刻，他们似乎都不用语言交流就能取得默契。他俩甚至根据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和不同的工作方法，常常一个装白脸、一个唱红脸地去处理问题。刘邓这两位开国元勋迥异的个性，亲密的战斗友谊，都会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影片还塑造了敌方的一些历史人物的形象。从塑造艺术形象的角度说，我也力图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塑造他们。在影片中，我们既表现了蒋介石对时局的错误估计，又描述了他一心一意在西南的“苦撑”。至于胡宗南，他既是蒋介石的忠实爱将，又与蒋在时局分析、战略部署上有严重分歧；他很骄狂，又很失落苦闷。宋希濂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他既对蒋介石深怀不满，却又宁死也要做旧政权的忠实亡灵……总之，决不简单化、脸谱化，才能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附图片）
第5版(专版)
专栏：
谁不渴望爱情？
《非常爱情》导演 吴天明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回国后，我乘飞机去西安看母亲，邻座是一位带小孩的青年妇女。她说下飞机后要在咸阳市乘火车去陕南，但因飞机误点，开往陕南的火车她可能赶不上了，心里很着急。我建议她搭乘接我的小卧车到西安，那里是火车起点站，第二天早晨从西安乘车去陕南万无一失。可是，下飞机后她抱着孩子慌慌张张地离我而去，像躲避一只恶狼。起初我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她是把我当作坏人了。这件事使我很痛心。一些角落里发生的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使得人和人之间信任感淡漠了。每谈及理想和真情，都会被人奚落一番。友善的说你“传统”，不友善的说你“迂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能力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血腥掠夺与倾轧，但不能不看到，拜金主义正寻隙腐蚀着我们社会的机体，也腐蚀着文化艺术、包括影视艺术的机体。打开电视机，看看诸多影视作品中的豪宅华宴、灯红酒绿，大款小蜜、假贵族、假洋鬼子们颐指气使、搔首弄姿，这些影视作品所张扬的东西及其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与十亿多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现实人生有什么关系？号称礼仪之邦的五千年文明古国，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都不该丢弃美好的精神文化传统。作为精神文化传播媒介的电影电视，理所当然应该张扬国人的阳刚正气、人格力量和真善美。
坚定了这一信念，我拍了电影《变脸》和电视连续剧《黑脸》，接着拍了这部叫作《非常爱情》的影片。
很多人也许一生都没有获得过爱情，但没有一个人一生不渴望获得爱情。真诚、爱心、理解、信任永远是人类追求的优秀品质。人类如果放弃这些追求，岂不是自我降格为茹毛饮血的原始动物了吗？
《非常爱情》展示了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姑娘（舒心）经过十余年艰苦的拼搏，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艰难困苦，将受伤的未婚夫（田力）从植物状态中救助过来并帮助他恢复了体力和智力，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故事。
驱使舒心这样做的动力是她对田力坚贞不渝的爱情。但体现她崇高人格力量的不仅仅是对爱的执著，还有她坚韧不拔的意志、信念与强烈的责任感。舒心在救助田力的奋斗中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成为脑外科方面的专家。作为妻子，她是令人崇敬的；作为职业女性，她获得了事业的成功。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多么辉煌的生命！
第5版(专版)
专栏：
给五岁孩子拍电影
《快乐天使》导演 广春兰
回顾拍摄这个影片的几个月，真有说不完的“后怕”！当我几乎跑遍北京所有的幼儿园，选出七位五岁左右的小朋友扮演戏中的男主角、女主角、男女配角时，我发憷了：这么小的孩子们能演戏吗？一个半小时的电影里，他们能抓住观众吗？他们能记住台词吗？能站在摄影机前按“导演的要求”表演吗？开机后，会不会东张西望、会不会乱跑、会不会哭、会不会笑、会不会看镜头？一句话，会不会明白在塑造人物、完成一部电影？
果然在拍摄中，发生了一系列预料不到的事情：要拍罗贝贝对陶淘生气的特写，光还没有布好，贝贝就睡着了！好容易叫醒了，她已不耐烦地非要去外面玩！只好哄着她抱在怀里，还得抓住她不断动的小脚，抢拍特写。拍上课的全景，刚宣布：“好了，准备实拍，预备———”话音未落，贝贝大喊：“导演，我要拉屎！”于是全班小朋友都喊了起来：“我也拉屎！”“我也拉！”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发生了，大家全力扑上去为他们服务，直到他们一个个回到镜头前来为止。当然戏还得从新“启发”！只要现场不拍戏，天使们就会不停地跳跃、奔跑、欢笑。那天，一不小心，飞奔着的贝贝的头撞到同样飞跑玩耍的陶淘的脸上，陶淘脸鼓起了一个小包，青斑几天不消！大家给他热捂，化妆用底粉盖，都没用，只好拍摄时，回避这个发青的右脸颊，那几天，陶淘的近景特写，都只能是个“侧面”！拍摄期间，全体大人都把自己当做“快乐天使王国”里的一员，和孩子们一起高唱：“我是爸爸的快乐天使，我是妈妈的快乐天使……”很快大家都变成了哄孩子能手，成为孩子们信赖的叔叔阿姨，甚至照顾他们的吃喝拉撒的可亲的保姆！的确，你不哄他，他就不听你的话，他就要走，就要哭，就要干他们想干的事！也就是说每一个镜头都得哄着才能拍下去！
与孩子们相处中，我们的电影和电影人和孩子们建立起了感情，影片最后拍“游泳池”和“大演出”那些难度大的戏时，有的孩子从根本不自觉演戏到自觉了，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全部孩子自己配对白，是一件难以设想的事。在录音棚里，尽管打破了许多“规矩”和做法，给操作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们录到了孩子们自己的声音和语言，使影片真实可信生动。（附图片）
第5版(专版)
专栏：
挖掘平凡生活中的诗意
《大众电影》主编 蔡师勇
现代生活犹如一股飓风，电影艺术在其中颠簸，试图以最新的高科技手段和巨额投资来追赶风速。无论从电影与现实，还是电影王国内部来看，这都很像一场竞赛。那么，最终的赢家究竟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字：人。
只要艺术继续关注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世界、人的性格力量和道德状况，这种和谐就可以继续保持下去。———以上是我最近看完《非常爱情》、《灯塔世家》等优秀影片以后的最深感触。
《非常爱情》展现了一幅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男女同学之间朦胧爱情的图画，又讲述了一个在银幕上习见的爱情经受情侣一方伤病的严峻考验的故事。在仿佛“老套套”的外表下，影片倾注全力描写女主人公舒心如何为她所爱的田力医治失忆症，最终取得胜利的苦难的历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却是一个近似童话的真实的故事。在实际生活中，出现这种故事的概率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舒心为田力所付出的一切，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状态———常人身心所能够承受的极限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里，舒心的性格与道德力量，得以充分展示。这是足以和史诗相抗衡的诗意，来源于平凡生活中的诗意。
《灯塔世家》取材于百年电影创作史上的一个“盲点”———寂寞的灯塔工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从极端的不甚确切的意义上说，近似流放者。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精神上的寂寞。这种寂寞同样构成对人类身心能力极限状态的挑战。然而，齐家四代人，都痴痴地继承着这份事业。这岂不又是足以和史诗相抗衡的诗意，来源于平凡生活中的诗意吗？
应当牢牢记住：人自身，始终是艺术的核心。人民大众的平凡生活，它们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诗意，而诗意，是对于一切艺术的最高赞美。
第5版(专版)
专栏：
我演舒心
《非常爱情》女主演 袁莉
初读这个剧本，我觉得舒心在向我挑战。从青年到中年，从十七十八岁到三十多岁，极其复杂的心理历程，舒心和我有着很大的距离。我佩服那些经过艰苦奋斗，终于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人们。当我有这个机会来表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不能让他们的形象因为我而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演员在现场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感到自己与角色的心理状况一致统一，这种时候，我感觉到她的痛苦，我享受到她的欢乐，我和她统一起来———当然尝到这种幸福是要花费许多艰辛的，几乎不可能在每场戏中都达到这般境界。
剧中有好几场戏是我称之为重场戏的，如田力摔伤后，文文劝舒心放弃对田力的治疗。那一场戏是在南京的城墙上拍的，当时剧本提示舒心蹲靠在墙垛旁，很疲倦地把头埋在臂弯中，仅仅这两行字，我的眼前人物形象一下就鲜明起来。我被舒心感动了，经过许多天的奔波，终于把田力从四川运回南京，而南京的大夫又给舒心十分绝望的结果，此时只有好友文文陪伴在身边。虽然身心十分疲乏，但舒心的内心却十分地坚毅。这场戏我没有刻意设计动作，我用心去迎接舒心。舒心不相信她的爱人从此再不能醒来，“他还年青、他的体质很好、他为什么不能康复？如果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会用一万倍的努力去争取的。这些都是舒心的台词，但一遍又一遍地默读这些台词，我突然觉得我就是她了，一切的戏都是自然地流露，是舒心的爱与坚韧不拔深深打动了我。（附图片）
第5版(专版)
专栏：
一份答卷
《大进军——席卷大西南》编剧 陆柱国
近年来，不少描绘重大革命历史、塑造革命领袖人物的优秀作品，相继出现于银幕之上。《大进军———席卷大西南》（以下简称《西南》）的文学剧本也可以说是向它们学习的一份答卷。
我的学习心得，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写战争，切忌写战役过程。把创作精力用在战役过程上，无异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因此，在《西南》的剧本创作上，我略去了为解放大西南而召开的所有会议———从政治局会议到党支部大会。把剧中人从无休止地讲形势、讲任务、讲方案、讲部署、讲战略思想、讲重要意义的地图前面和会议室里彻底解放出来。坚决摆脱战役过程和部队编制表对创作的束缚与干扰。哪件事可以出戏就写哪件事，哪个人可以出戏就写哪个人。
二、重在写人，特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人。对于刘、邓，《西南》不仅表现他们在军事上指挥有方，而且表现他们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例如小平同志在进军途中狠抓成渝铁路的建设，刘帅热情关注胜利以后军事院校的创办），同时还着力于表现他们高品位的文化素养。既表现他们治军上的严肃，又表现他们生活中的幽默。既表现他们的亲密无间，又表现他们的性格差异。
三、努力寻找矛盾，深入揭示矛盾。故事、人物、情节，离开矛盾就一无所有。《西南》努力揭示国民党嫡系部队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同时，努力地揭示国民党嫡系部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的主要征兆。宋希濂从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到最后彻底背弃蒋介石，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我军方面，《西南》所描写的“逃兵事件”是当时既普遍又尖锐并且最具代表性的矛盾之一。通过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显示了小平同志处理矛盾的果断性与艺术性。
在迟早解放重庆的问题上，《西南》也没有回避毛泽东与刘邓之间的不同主张。历史证实了刘邓力主早日解放重庆是完全正确的。还有，刘邓之间的性格差异也是矛盾的特有表现形式。《西南》有几场戏，正是由这种“差异”形成的。
四、大胆进行艺术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不过，这种虚构必须建筑在扎实的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必须令观众信服，否则，虚构就会成为对生活的捏造和对人物的歪曲的同义语。譬如：现实生活中，小平同志早在进军西南之前就亲手调查研究成渝铁路以往的历史和筹划未来如何修建。影片中，他在火车上以对饮的方式去做铁路专家的工作那场戏就是在这样的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诞生的。
同样，小平同志处理“逃兵事件”，刘邓在雾重庆的街头与小学生的交谈，嘉陵江的告别，给军长打电话等等，均属艺术虚构。
第5版(专版)
专栏：
让《快乐天使》走近小观众
中国儿童电影厂厂长 窦春起
在儿童故事片《快乐天使》的策划、摄制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着：怎样让这类反映低幼儿童生活的影片走近小观众。这里面有两重含义：
其一，如何使影片的内容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将他们熟悉的生活艺术地再现于银幕，使小观众观看影片时，能够调动起他们有限的生活体验，引起他们的共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快乐天使》的剧本获得了第一届夏衍电影文学奖，有了较好的文学基础。导演的二度创作基本上把握了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动作。
我曾和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起观看这部影片，当他们看到熟悉的街景、风光、幼儿园等环境会高兴地拍手；对旋律优美的主题歌也会学着唱，到影片结束时，就能大声跟着唱起来。但是，当银幕上的情节不吸引他们，离开了他们那独特的视角的时候，小观众就会躁动起来，这里，恰恰是我们创作者应当引为戒鉴的地方。总之，从影片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应力求为小观众喜闻乐见。
其二，影片完成后，怎样让更多的小观众看到，这是需要制片和发行放映单位作极大的努力才能做到。多年来，儿童影片的发行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及有关方面的关注，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不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影片质量的因素，也有发行放映中运作的因素，还有社会有关方面（如学校）配合的问题。
像《快乐天使》这样反映低幼儿童生活的影片，可以考虑创造一个让年轻的父母与孩子一起看电影的机会和环境，这样观赏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