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毕生重教爱中华
——纪念父亲庄希泉逝世十周年
庄炎林
我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我的父亲庄希泉先生，走完他“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百年人生历程，离别我们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1988年5月14日父亲辞世之后，党和人民对他一生业绩的高度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海内外侨界人士对他的深切悼念之情，使我至今感怀不已，铭记难忘。在那最为悲痛的日子里，我追思父亲历尽沧桑的人生之路：他从一个辛亥革命时在海外加入同盟会的旧民主主义爱国者，求真务实地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奉献一切，直到在新中国担任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以95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名永存中华民族史册。我深切地感到，父亲这位世纪老人一生饱经忧患、历尽坎坷，而他晚年最为欣慰的是，亲眼看到了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亲眼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伟大历史变革，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无限生机和活力。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对祖国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平生无憾事的父亲，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每当他回顾自己的经历，叙说他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难割难舍之情，讲述他对香港和台湾的特殊情感，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之心，那种此志未了、此愿未遂的感慨，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值得欣喜的是，10年后的今天，父亲未了的心愿又有了历史性的进展。在纪念父亲逝世10周年之际，我追思他斗争业绩的一些片断……
父亲和我母亲余佩皋一起，从1917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南洋女子中学，至今仍为新加坡名校）开展华侨教育，探索“教育救国”道路起，不仅毕生重教兴教，而且始终是和他的爱国斗争紧密结合的。他创办的南洋女中在新加坡首先响应“五四”运动，带头上街示威游行。英国殖民当局为了限制、扼杀华侨教育，镇压华侨爱国活动，抛出了苛刻无理的《海峡教育条例草案》，激起了新马地区300多所侨校师生和数百万华侨的义愤。父亲和母亲联合陈寿民、张国基等华侨教育界人士，发动了一场震惊马来半岛的“争人权，反苛例”的斗争，在抗议书上签名者达20多万人。父亲作为3名请愿代表之一，被殖民当局忌恨在心。他们下令拘捕父亲并把他关进监狱，进行秘密审讯。父亲以被华侨誉为“伟丈夫”的英勇气概，坚贞不屈而又机智果敢地与殖民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最后，“总督违法败诉，庄希泉予以释放”。这场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南洋侨界，大长海外侨胞志气，大灭殖民当局威风。但是，殖民当局恼羞成怒，在父亲和母亲结婚第二天，又无理下令拘捕他，并判处“永远驱逐出境”。父亲回国后，和母亲等人一起编写了数十万字的《南洋英属教育之危机》一书，揭露殖民当局的罪恶行径。接着，他们在爱国侨胞支持下，在便于华侨回国就学的厦门庄氏祖业之地创办厦南女子中学。
厦南女中以教育和救国相结合为宗旨，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努力培育人才，又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前列。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厦南女中师生带头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为受难同胞募捐。为此，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和国民党右派相勾结，将父亲无理拘捕并押送台湾。母亲遭暗枪袭击后，在反动军警包围厦南女中要抓捕她的危险时刻，在亲朋好友帮助下，从学校后山脱险。此后，父亲虽然奔波于海内外投身爱国斗争，但他一直倾心文化教育事业。在菲律宾父亲与王雨亭创办《前驱日报》和经营进步电影，在上海他曾担任地下党活动阵地的泉漳中学的董事长，与我母亲余佩皋等一起创办曙光公学、强华小学。抗战时期在香港的险恶环境中，他还创办了建光学校、立华女中。建国后，他更是积极支持促进华侨教育事业，对十年浩劫摧残教育事业的恶果十分痛惜，晚年还担任华侨大学董事长，为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同时，他深感我们对教育重视不够，投入太少，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兴慨叹。今天，可以告慰于父亲的是，党的十五大已经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江泽民总书记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向世人郑重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我深知，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父亲，在天之灵听到党和政府历史性宣告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确立和实施，定会倍感欣慰。同时，父亲为教育事业而奋斗不息的精神，也一定会激励人们为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而多作贡献。
作为爱国华侨领袖，父亲在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中，和台湾及香港、澳门有着特殊的感情，对祖国的统一格外期盼。1925年7月4日，父亲因在厦门联合社会各界声援“五卅”受难同胞，抵制日货，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即以我祖父庄有理曾在台湾经商，有台湾居留证为由，无理地把父亲作为日本侨民（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统治）强行押送台湾审判，引起了厦门80多个团体出面交涉抗议。上船离港之时，面对数千示威声援的送别群众，父亲大声疾呼：“我是中国人！”父亲在台湾监狱被关押9个多月，受尽折磨，不屈不挠，在多方营救和舆论压力下，日本统治当局只得将他释放，但规定他只能在台湾和日本居住，不能回中国大陆。父亲当然不肯就范。他想了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先到日本东京停留一段时间，再搭乘途经上海去台北的轮船，当船经靠上海码头时，他乘人不备，丢下行李，离船潜回上海市区。尔后，他即申办中国公民证，并在报上发表声明：“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且特意取名“庄一中”，刻一方章，以明心迹。这段经历，使父亲对台湾怀有特殊感情。而香港、澳门，又是父亲和我从事革命活动关系密切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菲律宾移居香港，一方面创办学校，安置内地流落香港的青少年，培养抗战人才，一方面又发起组织与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和台湾革命同盟一起救济难民，出版《战时日本》杂志，全力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同时，他又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由海外向延安和内地输送抗日人士。1938年7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就是父亲要安排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知识青年去延安。我从踏上香港土地那一刻起，亲眼见到中国人在香港地位之低下，所见所闻，时时感到一股屈辱之情徘徊心头。面前的香港早在英国统治之下，而身后的祖国大陆又遭日寇铁蹄践踏，胸中愤恨，怎能平息？当父亲带我到中共驻香港办事处，见到连贯同志等亲人后，我真是热血冲腾，恨不得马上奔赴延安投身火热的抗日斗争。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交通阻塞，一时去不了延安。我急于早日到内地抗战而不愿久居香港，父亲便安排我到广西，在桂林参加地下党工作，投身抗日游击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即告沦陷，在香港的许多著名爱国人士处境十分危险。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驻香港办事处直接指挥，在香港开展了一场艰难曲折、险象环生的成功的秘密大营救活动。父亲就是在这次大营救中，回到广西桂林，继续投身抗日文化教育活动。此次在香港被党营救脱险，父亲和我对党的感情愈益深厚。因而，当1942年7月，中共南方局工委遭破坏，广西地下党也遭破坏的非常困难之际，父亲不仅利用华侨的关系，帮助地下党进行联系和妥善安置，支持我从地下党广西大学支部出来担任省委交通联络员，而且为了解决地下党面临的经济困难，主动提出运回和变卖留在香港的家产，供地下党作抗战经费。在党组织支持下，父亲和我及地下党员梁林等一行7人，从桂林长途跋涉到广州湾、澳门。父亲因目标太大而留驻澳门，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设法进入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把动产全部运回变卖，带回广西作为党的抗战活动经费。这段难忘经历，我至今历历在目。抗战胜利后，父亲作为著名侨领在新加坡等地，时而也在香港，联系海外侨胞，支援祖国解放战争。解放前夕他根据周恩来同志电示，专程从香港飞赴新加坡，当面转达中共中央邀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回国担任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侨联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深感有1／3人口是归侨、侨眷的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量海外侨胞和内地亲友会晤之地，恰恰是使海外侨胞了解新中国的重要地区，因而要特别重视和做好在香港的海外联络工作。而每会见一次香港的亲友同胞，他都会想起当年在香港的斗争经历，期盼香港早日回归祖国之情也油然而生，同时又会情不自禁地讲起他和台湾的特殊关系，总想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多作贡献。直到百岁辞世之前，他还是那么深情地期盼着祖国早日统一。今天，我们终于洗刷了历史的耻辱，香港已经顺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明年澳门也将顺利回归。“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地实施，也必将对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我深信，父亲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
江泽民总书记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讲话中深情地说：“我们要感谢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们，他们在近代百年间，为挽救民族危亡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我们更要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一切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建立的千秋功业，为祖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纪念父亲逝世10周年之际，我感到分外欣慰的是，父亲海内外的至亲好友为了更好地纪念他，实现他在弥留之际愿将遗留财产为未竟事业再作贡献的遗愿，在各方面支持下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庄希泉基金会已经成立。为了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董寅初、霍英东、马万祺、罗豪才、庄世平、徐四民、徐展堂、黄克立等33位海内外著名人士联名提案，要求在厦门厦南女中旧址及庄氏祖业故居建立庄希泉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中共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呈报，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并经中央领导同意，中央已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庄希泉纪念馆。我们一定要在各有关方面积极支持下，切实办好庄希泉基金会和建设好庄希泉纪念馆，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统战工作论坛
推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何佐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创造，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既是中共十五大的重要精神，也是实现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宏观目标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下参加人民政权，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逐步发展为我国的一项政治制度。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奠定了政策基础。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使这一方针更加完整。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9年，中共中央在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多党合作的基本理论、政治原则和重大措施。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进一步作为国家意志确定下来。去年，中共十五大又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崭新的制度，既有别于某些国家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各民主党派参政，都不是为了各自党派的私利，而是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利于避免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弊端，也有利于避免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混乱，将一党领导和多党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和广泛政治参与的统一，国家稳定和社会进步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根本性的变革，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比如，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增长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如何得到更大范围、更加切实的包容和满足；对各种腐败现象，如何通过建立更完善、更有效的监督机制包括民主监督来制约；面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日益增多的热点、难点问题，如何使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等等。我们要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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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者·公仆
——记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陈宗兴
刘南燕
农工党成员陈宗兴是著名的人文地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经济地理专业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区域科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目前区域经济研究这门可为宏观生产布局决策提供依据的学科已在国内蓬勃发展起来。
校长：抓教师队伍建设和重点学科建设
从北师大研究生院毕业后，陈宗兴来到西北大学。1995年52岁的陈宗兴被任命为这所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校长。陈宗兴十分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抓重点学科建设，他认为这是学校建设的关键。西北大学现已形成的重点学科——地质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是国家确定的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都有博士点、博士后和配套的实验室等。为稳定教师队伍，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向骨干教师倾斜的政策，建立了中青年教师激励机制。作为党外知识分子校长，陈宗兴很注意与党委的关系，经常沟通，重大决策请示党委，党委一班人对他也很尊重。因此，西北大学党政关系协调，陈宗兴有职有权，胜任愉快，亦获得上级表彰和全校广大教职工的好评。
副市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陕西省高校多，科研院所多，综合科学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理论脱离实际，优势没能充分发挥。往往科研成果发了论文报了奖，即束之高阁。陈宗兴敏锐地看到这一点。1997年担任副市长期间，他分管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工作。在市委领导下，陈宗兴注意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挖掘潜存的科研成果，使之在高新区“孵化器”的帮助下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他注意培养科技含量高的经济增长点；他努力为科研人员创造好的条件、宽松的环境；他注重在高新区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实行“小政府，大服务”的机制，强调不让行政部门过多干涉企业正当、合法的经营行为，这些都得到投资者的广泛赞誉。高新区这一经济增长点推动了西安市的经济发展。1997年9月，西安高新区经国务院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四个对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国际科技工业园区之一。
副省长：殚精竭虑，培养跨世纪人才
今年，陈宗兴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主要分管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他深感身上担子之重，因为培养跨世纪的人才是关系到我国科教兴国的大事。就教育方面而言，他面临两大任务：1．“双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本世纪末基本扫除文盲。2．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搞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教育资源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陈宗兴认为，应围绕国家提出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来进行，打破条块分割，做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合理发展。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有利因素。陈宗兴组织的班子正在进行全面论证，以期拿出一个全省统筹的并具科学性、可操作性、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陕西省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规划与实施方案》。
我们相信陈宗兴在新的岗位上会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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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主党派简介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
抗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雷洁琼、郑振铎、柯灵等，在敌伪的统治下，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马叙伦、郑振铎、柯灵等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经过充分协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该组织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领导人。
1949年9月，民进代表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雷洁琼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民进的一些领导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其中，马叙伦任教育部长。
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初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是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建国后，民进以《共同纲领》、全国政协《章程》的总纲为纲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准则，制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民进各级组织带领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进入新时期以来，民进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积极对国家经济建设、教育和文化出版的改革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建议；协助中共和政府贯彻落实对知识分子等方面政策，维护人民教师的利益和尊严；面向社会开辟为“四化”服务的新领域，在讲学办学、科技咨询服务、智力扶贫、海外联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民进发展成员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人士为主。目前，民进已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会员人数6．5万余人。民进中央历届主席是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现任民进中央名誉主席是雷洁琼、谢冰心、赵朴初，主席是许嘉璐。民进中央主办有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民主》，设有开明出版社和开明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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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学 科研 党务一肩挑
——记安徽省民盟主委、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岳书仓
童宣
去年5月，民盟安徽省九届一次全委会上，岳书仓再次以全票连任省委主委；在闭幕不久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他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岳书仓说：“自从1983年走上了民盟安徽省委的领导岗位后，我感到担子重、责任大，时刻将民盟的自身建设和发展挂在心头。”他将教学、科研、党务一肩挑。
作为一名教师，为了党的教育事业，他呕心沥血、哺英育才，仅硕士、博士生就有50多名。在承担国家“宁芜火山岩地区铁铜矿床研究”课题时，他摔断了大腿；在参加“新疆305项目”时，他发着高烧登上列车，抱病爬上3400米的高峰；1996年暑假，他已65岁高龄，还带着课题组穿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入到新疆昆仑山与西藏阿里交界处做研究。
几多艰辛，几多收获。岳书仓先后主持和承担的数十项国家和部委重点攻关研究项目被评为国内领先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他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他也因此而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以及部科技进步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4年又荣获安徽省徐悲鸿教育基金一等奖。对此，他说：“那只是奋斗的结果，而不是奋斗的目的。”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崇高的道德境界。
作为民盟安徽省委领导人，对于民盟的思想建设，他坚持把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放在首位，坚持在新盟员中大力加强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多党合作理论以及党派历史的学习和教育。岳书仓要求各级组织都要把发展新成员的政治质量放在第一位。在领导班子建设上，他努力维护班子的团结。他作风民主、办事公道，严格遵循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尊重各位副主委。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职能。岳书仓要求参政议政的题目要有的放矢，切忌泛泛而谈，搞形式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盟员的提案不断增多，立案率逐年提高。岳书仓早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就针对减轻农民负担、科教兴农等问题提出提案。为了加快安徽省石油资源的开发利用，他亲自前往美国寻求外商投资和国际合作。他以行动为盟员树立了榜样。
民盟安徽省委在岳书仓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努力，盟员的思想素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民盟的各级组织得到了健康发展。民盟安徽省委的班子也已成为一个学习、团结、勤政、廉洁的好班子。在中共十五大路线方针指引下，在岳书仓的继续领导下，新一届民盟安徽省委将会以崭新的姿态跨入21世纪，为安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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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外人士学习的基地
——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
1956年，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和民主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经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协商，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决议，创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学院命名，周恩来同志批准学院的建设方案。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同志担任了学院的首任院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2年2月，根据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形势发展的要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复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庆祝中央社院新校舍落成暨纪念建院36周年、复校10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为学校亲笔题写了校名，江泽民同志题写了“爱国、团结、民主、求实”的校风并发了贺信，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社院的性质、任务、地位和建院目标。
根据现有的办学条件，中央社院每年培训各类学员800人左右。它的培养对象，以民主党派高中级领导干部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为主，着力培养跨世纪的非中共领导干部，同时培训统一战线系统的领导干部。根据培养对象的特点，中央社院坚持自我教育的原则，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是学习邓小平理论；还要学习党的统战理论、方针、政策，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历史文化等基本知识，实行三个结合（自学与必要的辅导结合、理论学习与工作研讨结合、校内教学与社会考察结合）的教学方法。42年来，学院共举办各类班次120多期，培训学员7000多人。学员分布在祖国四面八方，已经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骨干力量。
当前，中央社院正按照江泽民同志贺信提出的建院目标，坚持“高层次、有特色、正规化”的办学方针，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为培养出更多的统一战线人才而不懈努力。
（佘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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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
情系山区“三下乡”
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至十二日，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共同组织情系山区“三下乡”服务团深入黔江地区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三下乡”服务团主要由西南农业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市曲艺团、市歌舞团等三十七个单位的七十位民主党派专家、教授、演员组成。服务团历时七天，行程一千五百公里，先后在彭水、黔江、酉阳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及三个县下属的郁山镇、冯家镇、龙潭镇等六个地方为二万余名山区各族群众举行义演、义诊和义务科技咨询。（陈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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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
市委重视政协建议
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市民革市委常委、杭州市民革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张少华同志的一则“建议将统战工作列入部分中共党委部门的工作计划内”的提案，引起了中共杭州市委的高度重视。市经委认真研究了此提案，落实了三条措施：把统战工作作为党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列入议事日程；把统战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全市年度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促使该项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把统战工作作为考核各级党委党建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平时加强检查指导，保证该项工作的真正落实。（闵革 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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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
非公有制企业吸纳下岗职工
最近，江苏省及南京市工商联在南京联合举办了非公有制企业招聘下岗职工及各类人才活动，组织五十九家非公有制企业会员参加，提供再就业岗位五百多个。招聘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前来应聘的下岗职工和各类人才达三千多人，其中有六百多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意向性协议，四十多家非公有制企业完成和超额完成了预定的招聘计划。（何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