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四十七年异国情缘
——一户中国农民和一个日本伤兵的故事
赵鸿远 文并摄影
河南省南召县太庙乡梁沟村是豫西南伏牛山下的一个小村庄。4月末的一天，小山村里来了一群日本客人，他们捐资8万元，用以建造梁沟希望小学。
此前，日本秋田县增田町町长石米男一行带着300万日元，到梁沟建起了“中日友好太（太山庙）增（增田町）植物园”。如今，这个近20公顷的植物园已初具规模，苹果、辛夷、柿子等果木繁茂，生机盎然。
小小的梁沟村对日本人怎么会有如此的吸引力？53年前的一桩往事给出了答案。
善良的中国农民收留了一个日本伤兵
1945年8月，八年抗战的硝烟正在消散。正是秋凉时节，孙邦俊像往日一样，不等天亮就起身到黑石寨去做小买卖。刚放下担子不久，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日本兵站到了他面前，双手比划着要东西吃。
说真的，他恨透了日本兵，可看着日本兵在秋风里瑟瑟发抖的样子，心里还是不落忍。他摸了摸怀里的干粮袋，掏出了两个窝窝头。这天傍晚，孙邦俊回家的时候，身后多了一位瘦小单薄的日本兵。
老伴张金荣不明白是咋回事，孙邦俊开导老伴说：“要是日本不打咱中国，他咋能弄成这样。咱要是看着他活活饿死，不是那个理啊。”就这样，一位连姓名也不清楚的日本兵便留在了孙家，一住便是47年。
到家不久，日本兵突然得了偏瘫症，卧床不起。孙邦俊夫妇四处筹钱请名医为他治疗。他们把家里不多的小麦面蒸成白面馍给他吃。寒冷的夜里，一有响声，孙邦俊准会披衣起身，替他掖好散开的被角。8个月过后，日本兵又能下地走路了。
1964年，孙邦俊病危。弥留之际，他把儿子孙保杰叫到床前一再嘱咐：“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位日本老人。我死后你们想办法找到他家人，让他一家人团聚。”
孙邦俊去世后，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孙保杰这位不到20岁的年轻人身上，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生活多么艰辛，他始终按照父亲的遗愿，精心照料着日本兵。
无数次的寻访，日本兵终于踏上归乡路
孙保杰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连日本在什么方位都一无所知，更何况日本兵神志不清。万般无奈之下，孙保杰给南召县政府写了一封长信，县政府立即与日本驻华使馆取得了联系。这时已是1986年。
1991年，日本播州友好访问团来到南阳，经过访问团的辨认，确认孙保杰的日本大叔是日本侵华时的士兵，但无法证实他的身世。虽然前些年在中国统一办理身份证时，当地给他起了一个日本味很浓的名字“小门野郎”，然而，对于一个记忆力丧失，无法讲日语的日本老兵来说，这对证明他的身份毫无用处。
不过，访问团将“小门野郎”的相片带回东京，刊登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引起了日本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位叫津田康道的老人端详着照片，越看越觉得像他分别40多年的朋友石田东四郎。为此，1992年4月，津田康道特意随播州友好访问团来到了中国。
光阴荏苒四十载，再见故人，津田康道恍惚犹如隔世。他用日语和汉语动情地呼唤着：“石田东四郎！石田东四郎！”日本兵毫无表情。津田康道又取出石田东四郎的父亲、哥哥、侄女的照片，日本兵看过后，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津田康道依然确信，眼前的“小门野郎”正是毕业于日本农业学院的石田东四郎。然而，离开故国已有54年之久，没有充分依据，他的亲人会轻易相认吗？作为生死与共的朋友，津田康道不愿意放弃一丝希望。
不久，孙保杰给日本寄去了“小门野郎”的指甲、头发、血型化验单及胸部X光透视片。经过鉴定，结果证实了津田康道的判断：“小门野郎”就是出生于日本秋田县增田町的石田东四郎。
1993年6月，专程来接石田东四郎的日本播州访华团再次来到了南阳。石田东四郎就要告别生活了47年的南阳“家人”，要回家了。孙保杰的妻子王成香从百里外为石田买回崭新的衣裤；儿子禄峰将日本爷爷的头发理得整整齐齐；女儿禄菊将连夜绣制的鞋垫放在日本爷爷的提包里……
当汽车载着石田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村庄的时候，孙保杰抹着眼泪不住地说：“送老人回国是好事，不能哭，要笑，笑了才好。”可是，当63岁的石田小十郎和他81岁的哥哥石田东四郎紧紧拥抱在一起时，这位坚强的庄稼汉止不住流下了热泪。
如今孙保杰已去世，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感动了石田东四郎家乡的人民。为此，日本成立了石田东四郎救援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开展募捐活动，募捐到的款项被用来资助中国河南那些纯朴、善良的乡亲。
石田（右）与孙保杰共进午餐。
石田与他的亲人在一起。（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什么在困扰国家图书馆
本报记者 钱江 江南
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公众对北京图书馆的服务寄予越来越高的期望。今年2月7日，北图推出了“全年候”开馆服务和其他一些变革措施。然而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北图，在接待日益增多的读者的同时，也面临种种困扰。
资金困难仍是个要说的话题
北京图书馆开馆一天的支出是14．7万元，怎么会这么多？
就拿善本书库来说，它收藏着27万多册善本书和164万册线装古籍，最珍贵的古籍或由两块樟木板夹着，置于定做的楠木盒中，或装进防尘布套内，一一平放在书柜里，一柜一锁，由专人分区管理。库内保安、防灾系统精良，有单独的空调机组维持20摄氏度恒温、50％—60％湿度，这些设备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在善本特藏部图书修整组，记者看到一位女工作人员正专心致志地用檀皮纸一点点修补敦煌写经手卷。据介绍这一手卷的年代为唐末五代，因年深岁久，残损严重。现在保存它们已不成问题，但要最终修复它们，却是一桩漫长而耗费巨大的工程。北图收藏的敦煌写经共1．6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残片，经多年持续不断的修补，目前已修复的仅几百件。
显然，仅保持善本库正常运转，就是一笔庞大的支出，更何况还有其他30余个阅览室？近年来国家给北图的行政拨款还是逐年递增的，但资金不足的困扰依然明显。今年北图全年开馆，增加了50多个工作日，计700多万元支出，这一问题就愈加突出了。北图新馆开馆至今已逾10年，初建时先进的设备逐渐老化，基藏库中四五万元一台的取书小车，如今故障频出，维修已属不易，更新难度更大；近年来，北图近2000名在职、离退休员工工资额占经费总数的比例，已由从前的1／3升至近1／2；馆内信息化、自动化进程举步维艰，从行政经费中挤出的资金每年只能完成一小部分工作，价格不菲的软件让他们望而却步。
缴书不全造成缺藏
北图业务处工作人员指出，作为国家图书馆，依法接受国内各种出版物，国内出版的所有书、报、刊都应由出版单位及时、完整地向北图缴送。但近年来全国各种书刊出版物的缴送率分别只有60％和40％左右，报纸仅20％。国家总书库收藏的完整性不能得到保证，迫使北图从购书经费中拿出相当一部分来购买补充未缴书籍，即使这样，缺藏仍不可避免。与应入藏数量相比，1995年缺藏图书5000余种，1996年缺藏近3000种，1997年我国出版社出版了11万种图书，北图仅收到6万种样书。
北图业务处处长李致忠说，按规定，定价百元以下的出版物，出版单位要向国家图书馆缴送3本。北图将其中之一作保存本，另两本为基藏本，可以借阅。另外还要购买3本，用于开架借阅。他为此呼吁，各出版单位要遵照有关法规向国家图书馆呈缴图书，树立积累完整的文化财富的意识，帮助国家图书馆履行职责。
来自一些出版社的意见说，眼下众多的赠阅不堪负担，出版社成了某些部门“大家拿”的地方。另外一些成套书籍、大型精印画册成本较高，出版社认为缴送影响了经济利益。对此，有关人士迫切希望国家将向北图缴送图书的规定写入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的方式推动出版物缴送工作的规范化。
读者分流势在必行
增加开馆时间、简化入馆手续、扩大开架范围、增设阅览座位，北图在提高服务质量、适应公众需求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但要从根本上改善图书馆的服务，还有个提高图书馆事业整体水平的问题。
我国图书馆事业整体水平欠发达。以北京为例，市内各级图书馆才有21家，平均每个北京人图书占有量仅0.6册，大力发展各类基层公共图书馆才是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不同的读者、不同的需求，应当分流向不同层次的图书馆。据北图一位工作人员说，有的读者到北图只是在报纸阅览室看看股市行情、在期刊阅览室翻翻消遣杂志。很难批评这样做不对，但诸如此类需求完全可以在区级图书馆、街道图书室得到满足，无须占用国家图书馆的信息资源。
不少读者对北图阅览室座位太少、进门有时还得排队、几种借书证发放范围太窄等颇有意见。其实换个角度看这些问题，正好说明了读者分流至不同层次图书馆的必要。
也有读者对北图电子检索不便、馆内标志设置不明确等提出意见，北图正在探求解决之道。据透露，近期北图还将有大的改革动作，比如对一些机构设置作调整、深层次开发图书资源、加快文献信息化进程、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等。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群众满意是最高奖赏
中共湖北省监利县委书记 杨道洲
杨道洲，现年45岁。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先后在乡镇党委副书记和书记的岗位上“摔打”了23年。曾任湖北钟祥市工业局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1995年7月任监利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1998年5月任中共监利县委书记。
我长期在基层工作，与老百姓接触较多，因而把群众对干部的好恶臧否看得很重。
1997年夏，网市镇沙矶头村因为社会治安太差，全村来政府大院上访并点名要见县长。机关里有些干部劝我别和村民见面，担心发生冲突。我想，农民遇到困难上访说明他们信任政府，我有什么不见的道理？我走过去听他们倾诉，尽力安抚激动的村民，以真诚拉近双方的距离，村民们渐渐由开始的比较冲动变得心平气和了。
过了不久，我带着县公安局、血防办、畜牧局、民政局等部门的干部，如约来到沙矶头村现场办公，帮助整顿治安，扶贫解困，制订发展经济的具体方案，沙矶头村很快改变了面貌，老百姓十分感激党和政府。
沙矶头村的转变，让我们感受到了树立群众观念的重要。从那以后，我与几位副县长商定，以电视提前预告的方式，公布县长信访的时间和地点，每位县长都要面对群众掏心里话。这种沟通的方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我们也因此较好地解决了下岗职工、企业亏损等许多现实难题。
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但不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这要求我们遇事多换位思考，从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急出发，来考虑我们的工作。
1996年夏天，监利遭受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长江防洪和群众安全成了头等大事。我提议将原计划用5年改造的全县最大的电排站一次改造到位，另外筹资新建一个泵站，需投入2700万元。以县里当时的财政状况，条件还不成熟，有人建议此项工程是否缓一缓。我在办公会上做工作：“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天就愧对人民一天！群众急需的事，困难再大也要办好！”1997年初，县里压缩其他各项财政开支，挤出钱来将这两项水利工程全面开工。
我把群众满意看作对自己工作的最高奖赏，常常为此吃不香，睡不着。但我觉得，以我一人或几个领导干部的寝食不安，换得监利140万人民的安居乐业，何尝不是一种快乐。（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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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无悔人生
梁子湖畔养龟王
钱志新 郭胜军
鄂东南的梁子湖畔，绿水青山掩映着一片曾被烈士鲜血染过的热土，这就是被誉为“鄂南小延安”的革命老区武汉江夏区保福乡。
如今，一片规模宏大的工厂化水产养殖区拔地而起，为风景秀美的梁子湖增添了几分时代气息。这里有1.2万平方米温控养殖池、40公顷常温养殖池，加上办公、科研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初步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目前，以中华草龟为主，加上山龟、金钱龟、七彩龟、闭口龟等多个品种的1000只种龟、10万只幼龟，从河南、江西、福建等地来到梁子湖畔落户，形成了庞大的龟家族。
是谁，对龟鳖如此钟情？是谁，对梁子湖如此厚爱？
他，就是湖北多人多集团董事长、总裁凌然。
3年前，多人多集团投资3800万元，征用梁子湖区的267公顷荒山、荒湖，创办了武汉多福科技农庄，以特种水产养殖为龙头，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梁子湖一带气候适宜，发展水产养殖得天独厚。喝长江水长大的凌然，决心报效这块热土，带动周围的群众脱贫致富。他和他的同伴们采用“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实行集约化养殖，走产业化的水产养殖道路。农庄帮助农户建立养殖池，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龟苗，并提供技术咨询、培训、饲料供应和病害防治等综合服务。农庄统一收购农户养大的商品龟出售或深加工。如一户养100只龟，年收入可达1．2万元。现在，农庄免费给10个示范户赠送龟苗，扶持他们发展，以带动当地千家万户都来养龟，力争在短时期内将保福乡建成独具特色的“养龟专业乡”。
湖北多人多是一家以实业开发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集团从第三产业起步，经过3年艰苦创业，生物工程、特种养殖、商业贸易、餐饮娱乐、房地产开发等业务已拓展到东北、华中、西南和香港等地区，目前总资产达2．1亿元，下辖20余家全资或控股企业。
凌然告诉我们，孩提时就喜欢到河边抓龟玩，现在成了养龟人，平时工作再忙，休息日总要抽空从武汉市区赶到农庄来走走，不来心里不踏实。他领我们走进全封闭的温室养龟池，但见龟池左右两行排列，非常整洁，池中的乌龟探头探脑的，但一听见说话声，就都缩回到水里去了。凌然边走边向我们介绍龟的品种，龟的习性，爱吃什么食物，龟有什么常见病，怎么防治，说得头头是道。看来，凌然对养龟是着迷了，也入道了。
凌然说安徽有个“养蟹大王”，自己决心成为一个“养龟大王”。他派人到湖南、江西、福建、山东等地收购种龟，一时间，种龟大涨价，800元钱1公斤也要。最初，凌然按养龟的一般经验，有比例地放进100只公龟，300只母龟。当他以一只母龟产20个蛋计算出应产6000只龟苗时，专家笑着给他解释，所谓一公三母为鳖，三公一母为龟，是指龟鳖最佳繁殖配对的比例。其实，按3∶1的数量投放公龟和母龟，才最利于子龟的繁殖。
这件事给凌然以很大的启发。养龟不能只凭热情，必须讲科学，必须依靠专家。一个偶然的机会，凌然听说荆州有位曾经留学日本的养殖专家，就三下荆州，说服这位名叫司开松的专家走到养龟队伍中来。司开松被凌然的精神所感动，到了农庄埋头苦干，潜心研究，精心管理，成了龟鳖王国的大总管。
洪湖一位姓樊的技术人员，听到凌然三下荆州请专家的故事，主动带着一个助手来到农庄；华中农业大学的数名学生也要求来多福农庄干一番事业。农庄现有60来人，本科生、硕士生占40％，其余的也都达到中专以上水平。高素质的人才无疑给农庄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如今，多福农庄已经取得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水产研究所的支持，他们的专家组经常来农庄指导养殖。谈到这些，凌然动情地说：“有这些真心爱龟的专家朋友支持，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一缕
黄小目和他的文化夜校
本报记者 赵鹏
“黄校长好！”“黄老师好！”随着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劳累了一天的黄小目又精神抖擞地站在了自家门口，招呼着来自四邻八村的学生。快10年了，每当夜幕降临，黄小目和他的女子文化夜校就这样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农家妇女。
在福建省云霄县，黄小目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了。“别看现在别人都叫我校长，其实当初我连小学都没毕业！”一见面，黄小目就揭起了自己的“老底”。“要说怎么会想起办个女子文化夜校，那话可就长了”。
1979年，20刚出头的黄小目带着几个兄弟搞起了粮食贩运。一搞生意，免不了要和账目、票据打交道。这一下可苦了只上到小学四年级的黄小目。别说这些不会看，就是给人家写个欠条都不会。1983年，云霄县政府开设干部职工业余学校，黄小目积极报名参加，成了全校仅有的一名自费生。
从商海再入学海，黄小目深切地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能不能让更多的农民有学习的机会？”就在他入学后的第二年，黄小目自己掏出2万多元，订购了30多种刊物，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家庭文化室，向全县农民免费开放。
1991年，黄小目又拿出20多万元，在县城里盖起一栋四层楼，打出了“云霄女子文化夜校”的招牌。“男娃们要读书，女娃们更要多读书！”每名学生除了收取15元学费外，黄小目包下了其余所有费用。不当老板当老师，这一下可苦了黄小目一家人。白天，夜校是幼儿园，黄小目的爱人管做饭；晚上，黄小目又要教课，又要操心各种杂事。夜校总面积有300多平方米，他家却挤在了其中的两个小房间里，其他全部改造成了教室。
黄小目自费办夜校的义举，感动了许多人，也感动了福建省和漳州市教委。1992年，有关部门的领导赶赴云霄实地考察，并为夜校破例提供了全省统一的高小毕业证书。1997年9月，黄小目被国家授予了第二届“中华扫盲奖”特等奖。
谈起将来，黄小目说，过两年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了，他要让儿子回来，办个农业技术培训夜校，有条件了还要办个下岗职工培训学校。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特色即优势
施芳
不久前去云南采访，总以为能领略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结果却多少有些遗憾。
走在那些大街小巷，让人疑心是在内地的某个地方。举目望去尽是一些或高或矮的楼房，街道旁挤着一家家专卖店，即便在极偏远的村寨，民族特色也正在一点点消失。早些年，这些地方打出了“旅游兴市”的口号，对各个景点进行了一番改造，结果却失却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游人不免抱怨：“早知如此，千里迢迢来这里干吗？”
也就在这个地方，素有“芒市谷子遮放米”之说。遮放米堪称米中精品，清朝曾被列为“贡米”，但是产量不高。当地人便学着其他地方改种普通粳米，结果产量倒是上去了，可是毫无特色可言，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粮食大量囤积在仓库中。
应该说，许多欠发达地区近年来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他们很愿意学习一些先进经验，项目投资上也舍得花大钱。这与原先的保守、封闭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也确实给那些落后地区注入了现代活力。然而，一些地区在追赶先进的过程中，却丧失了自己最有特色的东西。不从自身条件出发，一味效仿，别人的优势往往转化成了自己的劣势，花了钱，出了力，却难见效。
一个地方制订发展规划时，要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首先应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色，放弃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在把别人的经验拿来时，也要先审视一下自己，是否具有相应条件，如若不行，当机立断刹车才是。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出租车站缘何车马稀
陆雄飞
制作精美的出租车站牌，是1995年底经北京市政府批准，由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设置的。
然而，两年多来，这种为方便乘客打车、出于安全考虑的站牌，并没有得到司机和乘客的认同，大部分人打车依然是“哪里方便哪里招手”，站牌几成一种摆设。笔者在儿童医院前的一个出租车站牌旁观察了将近40分钟，在站牌下打车和下车的乘客只有4人。在西四南大街的一个站牌下，笔者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在站牌下打车和在非站牌下打车的比例达到了1∶5。
在西单北大街，笔者问一对年轻人为何不到站牌下去打车，他们说打车就是图个方便，在路口打车比在站牌下方便。而一位姓孙的乘客回答得更为坦然：“打车不是乘公交车，我爱在哪儿上就在哪儿打。”
其实，早在1996年，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就专门发布文件，规定出租车要在站牌下停靠，乘客要在此上下车。对此，出租车司机心里都很清楚，但由于大部分乘客都不能按规定上下车，他们只好“就范”！一些司机也表示，有些街道站牌设置得太少，没法按规定来做。
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副局长常复琼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乘客和司机“按章办事”的观念不强外，站牌设置少确也是一个制约因素。从1995年底至今，出租汽车管理局先后分两次在各主要街道设置了129块站牌。由于街道多，有的街道只设置了四五块，这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打车的需要。而且，站牌在设置上也不尽合理，有的街道过密，有的街道过稀，设置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应在乘客最需要的地方设，也没有形成网络，这样不仅在管理上给交警增加了难度，在实际运营中有的站点也与公交车站发生了冲突。
针对这些弊端，常副局长表示，今后有关部门将加大宣传力度，改变司机和乘客的乘车观念，同时在管理上要与交通管理部门进一步协调好关系，加大执法力度，规范司机和乘客的行为。站点的选定要以便于公交车停靠和方便乘客上下车为切入点，既使公交车畅通，又使乘客打车方便。目前，其他150块站牌正在紧张安装，预计在今年底完成。他说：“到时，出租汽车站牌点将形成一个网络，出租车司机既跑得起来，又能停得下来；乘客既上得来，也下得去。”
题图：空落落的出租车站。南政 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