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破题：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
津江
对工作进行破题，是求发展、抓落实的一个有效方法。邓小平同志在论及农业时，曾经讲到农业文章很多，要我们破题。比如，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他还说，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这种破题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抓农业，也适用于抓其他工作。只有善于破题，各项工作才能在谋求发展中不断得到落实。
把工作深入下去，需要破题。我们不论从事何项工作，如果只满足于粗枝大叶的观察和一般化的了解，就不可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只有通过破题，弄清它的各个方面、环节及其相互联系，才能揭示其内在规律性，站在全局上把工作分解开来，逐项做深做细做实。庖丁解牛，所以得心应手，实际上就包含着这个道理。
实现工作目标，需要破题。比如，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在每一个时期，不仅要从工业、农业、科教等各条战线作出规划，而且还要从每一条战线的各个方面，结合实际研究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预定的目标，分门别类作出努力。各个方面的目标都达到了，实现总的发展战略才有可靠的保证。犹如万里长城，它是在每一段的每一块砖都定位落实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在推进我们事业的各项工作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又需要根据新的要求进行破题。经过这样由低到高的循环往复，我们的工作才会不断发展，我们的事业才会不断前进，直至达到远大的目标。
攻克工作难关，需要破题。破题，就是各个击破。饭要分口吃，事情要分件办，问题要分个研究解决。遇到难题，更要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加以克服。在确定阶段性目标前提下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基础上实现阶段性目标。通过各个击破，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必能引起全局的改观。战争年代，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以少胜多，最终消灭武装到牙齿的强大而凶恶的敌人起过重大作用。在建设和改革年代，我们同样要用这种办法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怎样完成这个任务呢？就是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解放思想，确立“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新观念，从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帮助国有企业增资减债，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等多方面进行工作，并在这些工作中，研究解决好一系列难点特别是关键性的难点问题。这许多相互关联的难点各个击破之时，就是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之日。
工作中少讲空话，多干实事，需要破题。比如，把教育抓上去，是实现发展战略的关键一环。而要抓紧抓好教育，就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具体地贯彻落实，像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样完善？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的伙食，怎样改进？师资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加强？都需要各级领导深入调查研究，拿出有效的措施和切实的办法逐个解决。各项工作皆是如此。这样去破题，就一定要转变靠说空话过日子的形式主义作风。这样去破题，就是真正地办实事，也是“领导就是服务”不可缺少的内涵和责任。
各项工作的破题，都要围绕着大局。这个大局，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比千河归大海，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振兴中华，是我们对各项工作破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10版(理论)
专栏：
哲学的力量
赵剑英
眼下，哲学在一些人的思想中似乎失去了昔日“神圣”的光环。然而，当我们回眸2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就不能不被哲学那磅礴无比的力量所折服。通过这场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而才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才有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这场哲学观念的讨论，实际是一场严峻的政治较量。这场较量事关中国何去何从，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场讨论中，哲学作为锐利的思想武器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示。
德国诗人海涅曾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马克思非常欣赏这句话。他认为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就非常需要有“思想的闪电”来照亮德国大地。他还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然而，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便会发挥出巨大的力量。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历史证明，哲学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时代前进的号角。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历史性巨变都是在正确的哲学观念指导下实现的。一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次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前一次巨变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化（即反映中国具体国情和民族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哲学或军事哲学论著，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后一次巨变则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实现的。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和活力，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及国际声誉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改善。而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则是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场哲学问题的大讨论，才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把我们党和人民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因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号角。
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哲学不是没有用武之地，相反，它发挥着重要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在这一实践探索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情况。因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决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我们必须把这一思想路线坚持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决定我们行动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万万不可疏忽轻视。
目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迈向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一定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异常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但是，无论国际国内社会生活发生怎样的风云变幻，我们都必须做到“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邓小平理论，就是已经写入党章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要在这个理论的旗帜下，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更开放的胸襟对待实践、对待世界。可以相信，通过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必将获得新的发展。同时，中华民族也必定会实现伟大复兴。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在世纪之交，重温20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无疑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坚持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文化学术事业的兴衰，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极端重要性。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掌握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就能增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第10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根治重复建设从何入手
郑新立
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中，盲目、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屡禁不止，成为一个顽症。从纺织到家电，从机械到汽车，重复建设使不少行业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需求，引起过度竞争，造成了巨大浪费。重复建设问题不解决，投资效益就难以提高，优化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不可能取得大的进展。下决心根治不合理的重复建设，是当前改革投资体制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重复建设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在条块分割的体制下，以行政审批为主要特征的投资决策体制，造成投资的责权分离，决策失误；二是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三是信息不灵，对市场需求缺乏深入调查和正确预测；四是长期以来粗放经营形成了复制落后的扩大再生产方式。由此可见，解决重复建设问题，需要从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入手。
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是消除不合理重复建设的根本途径。重复建设是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结果。只有通过市场的选择，使那些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建设项目和企业能够迅速集中资金，才能使落后的建设项目失去生存条件，进而有效地克服重复建设。
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努力使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对投资活动做到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只有使企业真正承担起风险责任，企业才会认真做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主动关心投产后能不能尽早收回投资。这样才能从投资的决策上，防止盲目重复建设。
按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商业银行应对申请贷款的投资项目进行独立评审，自主决策。对属于盲目重复建设的项目，银行可根据对项目评估的结果，拒绝提供贷款。政府也不能再干预商业银行贷款。这将从金融体制上切断盲目重复建设的信贷资金来源渠道，使重复建设成为无源之水。由此，对商业银行项目评估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既是抑制重复建设的有效手段，也是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客观要求。
对政府财政拨款的投资，应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实行企业化经营，从而把国有资本投资的经营职能同政府对全社会投资的宏观调控职能分离开来。政府部门可以集中精力搞好投资总量和结构的调控。对国家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可采取招标的形式确定项目的承担者。政府投资也可以委托授权的出资人，包括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授权的国有企业集团来进行。政府授权的投资机构应拥有投资决策权、财产收益权、资产经营权和选择经营者的权利，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财政性投资应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性建设项目和能够带动结构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财政性投资以及政策性贷款投资，作为国家掌握的财力，应成为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结构调整任务的诱导性投资，对全社会资金投向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符合国家发展政策要求的方向，从而有效地避免重复建设。
国家投资管理部门应全面搜集、分析各个行业的投资信息，并及时对社会发布，使企业及时了解国内外市场供求状况和在建生产能力，从而克服投资决策的盲目性。
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这是克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条件。现在，有许多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关键在于技术储备不足。要把引进技术同自主开发结合起来，扩大企业投资对技术方案选择的余地。
第10版(理论)
专栏：
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萧前 张曙光
内容提要：●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源泉及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价值的源泉及价值的检验者；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中，蕴含着“实践也是价值的标准”这一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充分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
●要依据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未来前途，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理解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曾对这场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既是对历史上真实情况的总结，也预示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使我们国家和民族充满生机和希望。事实的确如此。正是由于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我们才得以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才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回顾20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回顾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所取得的进步，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要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发挥思想先导作用，不断地开拓各项事业的新局面，一个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结合起来，在一切工作中都要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判断标准。
实践：认识的源泉及检验真理的标准，价值的源泉及价值的检验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初，我们也主要是从认识论上肯定“实践”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则以其首创精神和现实力量，把我们对实践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更是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是他们肯定和发展自己的价值创造活动。我们之所以尊重实践，推崇实践，根本原因正在这里。这同时说明，从实践出发，就是从人的最大的实际出发，从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马克思也正是从这样的实践出发，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变革。
在现实实践和理论研究两方面的推动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认识论走向价值论，“实践”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双重尺度——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也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物的尺度是外部对象的尺度，它规定了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求真，即必须得出客观地反映事物性质和规律的真理，这在认识上是使主观符合客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要单方面地顺应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是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的。要使外部对象服从人的需要，就要发挥人的内在尺度的作用，即从人的需要和能力出发，并按照对象的性质和规律所具有的可能性，改变对象的某些原有的规定性，使之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有用物、价值物。运用人的尺度于对象，是为了使对象符合主体，这也就是求利、求善、求美。显然，离开物的尺度去发挥人的尺度是虚妄的，而离开人的尺度去谈论物的尺度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使实践达到成功，我们必须求真，但我们又不是为求真而求真，求真必须与求功利、求善美结合起来。这也就是客观和主观、客体和主体合规律、合目的的统一。实现这个统一，我们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合乎人的需要、充盈着真善美光辉的价值世界。
其实，人的实践的目的不仅反映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更反映这两种尺度在人的实践中的统一、整合。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列宁所说的“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就是指价值。由此可见，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源泉及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价值的源泉及价值的确定者即检验者；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中，实际蕴含着“实践也是价值的标准”这一重要思想内容。
正是实践本身的性质和哲学理论的逻辑使然，在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邓小平同志又响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特别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生产关系性质以及一切工作利弊得失的根本尺度。因为生产实践是实践的最基本形式，生产力是生产得以进行的最根本力量，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只有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才能不断得到进步，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得到提高，人才能越来越趋近于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
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充分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深刻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
回顾党的历史，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把对真理的捍卫和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负责统一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追求真理、谋求人民利益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宣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都维系于他们的社会实践，归根到底维系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共产党的伟大使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放到第一位，既是坚持客观真理，又是从根本上维护人民利益。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集中体现在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中。求“是”就是求规律，人类社会的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它内在地包含了人的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在人的活动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作为生产活动主体和历史推动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力量，最终必定能够战胜一切反动阶级的倒行逆施，实现自己最大最根本的利益。所以，讲实事求是，不仅可以获得真理，同时也将揭示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要求。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列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凭借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文革”结束时，不仅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且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以至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颇有市场，而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倒要冒很大风险。
“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同志就毫不含糊地批评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复出之后，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还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随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而且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事实上成为全党一致拥护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邓小平同志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键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同志抓住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和消灭贫穷这一根本点，说明他正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来看待社会主义的，他所理解的这种社会主义，也正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正确体现。
正是因为把生产力放在第一位，所以邓小平同志认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并明确地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恰恰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它有利于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悉心探索，邓小平同志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显然，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和邓小平理论，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诚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有机统一的典范。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一定要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由于我们党的一贯倡导和率先垂范，实事求是已经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要求和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背离实事求是、割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统一的现象仍不鲜见。有些人口头上也讲实事求是，但思想深处却没有实事求是的地位。他们所看重的实际，往往不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及其条件这一最大的实际，不是实际中具有远大前途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东西，而是实际中某些“流行”、“时兴”的东西和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权势、金钱和某些僵化的不合理的体制，都曾经被一些人视为最大的“实际”，并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和向导。比如，谁都知道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有人不管变革“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对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多大好处，却要绝对地把生产关系说成是目的，把生产关系置于与生产力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再如，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基本制度已经初步地然而又有力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但是有人却无视这个实际，总想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又如，一些人在工作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造假数字，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这哪里是我们党倡导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完全是从个人或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出发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行径，所坚持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因此不仅背离和否定了客观真理，也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无可置疑，我们办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更不能从本本出发。但实际是充满矛盾并处于变化之中的。从实际出发这个命题本身就意味着现存的实际只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从实际出发有一个走向何方的问题。而这恰恰是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和解决的。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创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许多重大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理论上许多重大创新和突破，都是我们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我国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结果。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我国实际，是颇不容易的。它既要求我们有很大的理论勇气，又要求我们有很高的实践智慧。因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和变革实际，使现实发生革命性变化，又同时要以现实中所蕴含的生活乳汁、新鲜经验和实践的创造精神，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和新的现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决不能畏首畏尾、回避矛盾或搞折衷调和。抱残守缺、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只是关注实际中对自己眼前有利的东西，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书本中合乎自己口味和需要的字句感兴趣，以此“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那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严肃而科学的命题的亵渎与践踏，而且是对实践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实际的双重背离。我们讲真理观和价值观，首先就有一个主张和信奉什么样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问题。那就是能否实事求是，能否依据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未来前途，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理解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当像他们那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实践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