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悲怆的那一晚
她选择了中国
施晓慧
在京城的驻华大使中，以色列大使南月明的确有些与众不同。这不仅因为她是少有的几位女大使之一，而且是辞了部长来当大使的，还因为她对中国文化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北京人。在以色列建国50周年前夕，我有机会面对面聆听她讲述这一切后面的故事。她像往日一样，一袭挺括的职业女装，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乱，显得干练、端庄。几乎无须寒暄，她便切入正题。她的口才极好，抑扬顿挫，滔滔不绝。
在以色列，南月明女士是最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她从1973—1996年连续当选过6届国会议员，其中6年任国会教育文化委员会主席、8年任劳工与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在拉宾政府中先后任环境部长和劳工部长，是当时以色列政府中仅有的两位女部长之一。她至今感激母亲对她的教诲：“热爱劳动、勤奋工作”，这是她一生的座右铭。她说，在她全部的政治生涯中，她都在拼命工作，竭尽全力帮助弱者。她的才干与忘我的工作，使她在以色列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威信。1988年，她曾以工党第一候选人的资格入选第十二届议会。
1995年11月4日，是以色列全国最悲痛的日子，领导以色列踏上和平之路的拉宾总理在和平集会上被一名犹太极端分子枪杀了。南月明女士很早就是拉宾一家亲密的朋友，她与拉宾同一年进入议会，一直是拉宾最有力的支持者。那一天，她就在和平集会现场，并与拉宾总理的家人一起，在医院陪伴拉宾度过了生命的最后40分钟。她说，在那40分钟里，她每一分钟都在祈祷，企盼拉宾战胜死神。但是，死神还是把他夺走了。南月明女士说，那是她从政23年来最黑暗、最艰难的一天，她的精神几乎垮了，一夜无法合眼。就在那一晚，她决定退出拼搏了几十载的政坛。朋友们问她，退出政坛后做什么？她只说了一句话：想去中国做大使。不久她的申请被批准了。
为什么她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呢？大使告诉我，其实当时她只来过两次中国。第一次是10年前，她作为旅游者，在中国旅行了5个星期。她发现这是一个新奇的国度，不仅有美丽的风光，而且有不同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文化传统。第二次是1995年来中国参加世妇会。她说：“那次访华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我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国家，在七八年时间里，怎么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被这种神奇的力量所吸引。我相信了邓小平先生所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成功。”
在采访大使之前，我曾经偶遇一位以色列专家，是二战时的老英雄。他告诉我，南月明女士在以色列是以能干和直率出名的。如果她说她喜欢中国，那她就是真心喜欢。
果然，大使举出了她“非常热爱中国”的三个依据：第一，她佩服中国政府。她说，因为她一生中多数时间在从政，她在以色列深知治理一个500多万人口的国家多么难。她能想象治理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有多么重的责任。她认为，中国的政府有力量，中国的领导人富有人情味，并非常负责任。她说有两件事就让她信服了：一、12亿人口的国家，尽管还有许多贫困人口，却没有人挨饿；二、80％的农民，其中许多人住在偏远地区，却能让80％的儿童受教育。这是多么大的成功啊。第二，她崇敬中国人民。她说，中国人与犹太人一样，经历过许多历史的磨难，但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她不仅在北京，而且到许多省份接触过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她从他们身上找到了答案：他们热情、友善、勤劳与好学。她说，这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优秀民族品质。第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宝藏令她仰慕不已。她每个周末不是去参观美术馆或博物馆，就是去听音乐会。她来中国不到两年，已听了70多场音乐会，大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看了约30次京剧，访问了北京的戏曲学校、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院。北京的40家博物馆和20多座寺庙，她也基本都去过。到外地出差，若逢周末，一定要去游览名胜古迹。她说起去过的名胜，如数家珍：龙门石窟、白马寺、商代遗址、少林寺……但她印象最深的还是敦煌石窟。她说，那些手工彩绘的雕塑，简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品。但她仍嫌自己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太少，于是，把外交学院的教授请到使馆来开讲座。
她说，能作为一名在中国工作的以色列人，她感到非常自豪。她说，以色列在教育、农业和高技术方面有很多优势，她要尽使馆的最大努力，为促进两国的合作与友谊做些贡献。
南月明大使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使馆的人都知道她爱说的两句话，一句是：与外交部的联系是使馆的重要工作，但不是全部；另一句是：我是驻中国的大使，而不是仅驻在北京的大使。她来中国不到两年，已访问过包括西藏在内的18个省份和自治区。她会见当地的领导人，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经常带着10—20家以色列公司下去，一起商谈合作项目。每到一个省，她还要至少去一所大学访问。她说，与青年人接触就能触摸到中国的未来。她曾应邀到中央党校参观和演讲，介绍以色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曾在西藏拉萨与300多名学生交谈，讨论教育的作用，也讨论犹太人的历史。她说，她发现中国的青年一代是富有责任感的。
南月明大使没有子女，但她对中国儿童的教育却非常热心。她说，犹太人有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这是以色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前不久，她在全国妇联偶然听说了一项扶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的活动，她立刻要求参加。今年3月，她率领使馆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延庆县二道河乡的一所山村小学。她们向小学捐赠了一台录像机，并转送了以色列妇女组织捐赠的电视机和广播磁带。她说那个山村很穷很小，小学校只有3个班。但令她感动的是，孩子们的衣服虽然很旧，却个个收拾得清洁得体，有良好的精神面貌。他们还访问了一些家庭，那里的农民对人非常热情。她说，我被他们纯朴的友情感动了。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决定帮助他们。大家一起凑了一些钱，准备每个月去看他们一次，随时解决他们的困难。说到这儿，大使骄傲地告诉我，她已参加了希望工程，扶助两名贫困学生接受教育。
南月明大使说，将来假如有一天她要写自传，至少会有三部分内容：童年、从政和在中国的经历。她说，中国让她学到了很多东西，中国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话题。（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东京馆里赠诗日本朋友
符浩
去岁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今年又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二战后中日关系中的这两次重大外交活动，我均有幸参与其事，实属难得。
此次我因公第二十次访日，正值樱花开放，可以说，又是一年花好月圆时。令人惋惜的是日方当年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有功之臣，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以及缔约时的福田赳夫首相和园田直外相等都已先后离开人世。
在我到达东京之当晚，承蒙徐敦信大使做东，有幸与旧雨相聚，有田中内阁时的官房长官、89岁高龄的二阶堂进先生；有曾应田中之托，在其访华之前数次来中国与周总理就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行磋商的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生；以及现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委员长的林义郎先生和野田毅、清水正夫、平山郁夫等友好人士，欢声笑语中忆旧说新，兴致盎然。诸位高朋虽多年逾古稀，犹豪情满怀，壮心不已，令人赞佩。
席间，触景生情，吟咏了几句；并书赠在座的日本老朋友：
东京馆里重相会，
回首当年百感臻。
故旧知交多已逝，
音容笑貌记犹新。
胆识雄才写青史，
和平友好连城珍。
星移斗转看寰宇，
沧海桑田信是真。
注：作者为中国前驻日本大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五彩缤纷霍利节
李文云 李建国
初到德里，便赶上过印度教的重要节日——霍利节（今年是3月13日）。相传古时有个魔王不敬天神，反而让人们崇拜他，但他儿子却对神灵十分虔诚，魔王一再干涉无效，盛怒之下竟要把亲生儿子烧死，但善良的人们不断往他儿子身上泼水，儿子安然无恙。从此，便有了这个以泼水为特色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可以互相泼水、泼洒色彩，所以又叫洒红节。被泼得越湿、越花，越吉祥。节前，我们的房东以及中国同事都劝我们这一天不要出门，以免弄一身很难洗掉的颜料。报纸上也登出医生的忠告：过节时不要使用劣质颜料和水气球，以免伤害眼睛。为了防止青年人在校园里打闹、嬉戏，德里的大学在霍利节前一天便放假关门。出于好奇心，我们决定入乡随俗，冒一下“险”，和德里人一起过个霍利节。
节日当天上午，我们一出门便碰上房东向我们问候“霍利快乐”。房东家的几个警卫和一个女仆走过来，给我们脸上抹上一道道红的、粉的、绿的粉末，并致以节日的祝贺。我们还没上路，便已成了小花脸，头上、身上也被撒了不少彩粉。一路上，看到不少脸上五颜六色的小伙子和孩子们站在街头路口，向行人和过往车辆撒彩粉，或用水枪喷水。我们的车窗没有关严，所以惨遭水枪“袭击”。
我们认识的这家印度朋友姓古普塔，先生供职于一家公司，太太是医生，典型的印度中产阶级。他们约了兄弟姐妹和几个朋友，到郊区他们弟弟的小庄园去过节。古普塔先生一家都换上了较为随便的衣服，因为一天下来，衣服肯定要不得了，他们说最后都是送给穷人。妈妈为两个十来岁的女儿在脸上、头发上抹了保护油，大女儿挎上收录机，当然忘不了拿上几包彩粉。我们从朋友家出来，又被一群邻居围住。他们相互问候拥抱之后，便是互相涂抹彩粉。两个小姑娘不愿意弄得太花，拼命躲闪。古普塔夫妇倒是毫不反抗，索性让人们涂个痛快。不一会儿，这夫妇俩便一个成了“红脸关公”，一个成了“黑妹子”。我们两个外国人也未能幸免，但稍有关照，小花脸变成了中花脸。
中途，我们随着古普塔先生一家又去看望了他们的两个朋友。见面之后，照例是问候、拥抱、涂彩。其中一家人早已“挂了彩”，这回只是“锦上添花”；另一家的男女主人看上去还没出过门，脸上还很干净，但迎客之后，无不变了“脸色”。爱开玩笑、爱热闹的古普塔先生仍不死心，非要把躲在楼上的主人的女儿喊出来。女主人推说女儿要考试了，但还是被叫了出来。女孩子正在医科大学一年级学习牙科，穿一身黑色的“库鲁达”（印度民族服装），光着脚，亭亭玉立，非常腼腆。古普塔先生毫不留情地在她脸上抹了两抹红色并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
当我们到达小庄园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钟，先来的客人已经在等候。那是一片足球场大小、修剪精致的草坪，带有自动喷灌设备，四周绿树环绕，边上还有一个小水池。草坪中央，摆放了几把白色休闲椅，十分赏心悦目。大家见面寒暄之后，接着便是互相涂抹颜色，转眼之间都变成了大花脸。庄园的主人恰好新婚不久，因而新郎新娘便成了大家“攻击”的主要对象。古普塔先生一把抱起新娘子，把她扔到了草坪边上的水池里。然后就是一场大水战，成年人和孩子们互相撩水，用水枪喷水。当大家从水池出来时，每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刚才还清澈见底的池水，也变成了红不红绿不绿的颜色。野餐之后，大家又伴随着音乐，光着脚在草坪上边唱边跳起来，借着温暖的阳光，烘干身上的湿衣裳，淘气的孩子不时向别人脸上抹颜色、喷水。
印度朋友还告诉我们，霍利节的另一个重要习俗，就是往日的冤家对头，在这一天相互拥抱、泼洒涂抹彩粉后，过去的仇怨都烟消云散，大家和好如初。今年的霍利节，恰逢印度大选组阁出现僵持的关键时刻，印度政坛的风起云涌，为霍利节增添了浓重的色彩。第二天，报纸上刊出即将登上总理宝座的瓦杰帕伊涂满红绿颜色的头像，照片说明是：瓦杰帕伊脸上涂上了霍利节的色彩，这是胜利的色彩。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和看守内阁总理古杰拉尔也分别向人民致以节日的祝贺，希望这多彩欢乐的节日使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幸福。如果霍利节这古老的习俗能够成为印度当今政治的真实，印度的霍利节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荷兰水城阿姆斯特丹
丁刚 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五脏是人类共同财产吗？
李彦春
这是一堂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日语教学录像课。盒带题目：《你的五脏是人类共同财产》。片子讲述中年人樱井夫妇的儿子哲哉因车祸脑死，而心脏完好。历经两个月考虑，樱井夫妇决定把儿子心脏捐献给急需者。他们认为儿子身体的一部分借他人之躯继续存活跳动，证明儿子仍活在人世。于是，他们定期看望儿子心脏的载体——A君，并祝A君保持健康，长命百岁。
樱井家中没有镶黑框的哲哉照片。哲哉房间一如生前，一副碗筷常年摆设。逢A君来家做客，必坐在哲哉生前位置倾听樱井叮咛：“多吃点，再添碗饭；乘电车时，不要追赶；啥事发生，保持心情平静……”A君告辞时，樱井不舍，攥着A君手说：“下次做寿司给你吃……”
给A君做移植手术的佐藤教授说：“五脏是人类共同财产。你活着，它是你的；你死了，它便是别人的，你无权把它随骨肉烧掉。当然，这是我个人想法……”
录像刚放完，美国同学丹尼尔拿出一本汽车驾驶执照，晃向众人。“彬本老师，同学们”，他情绪激动：“这是我遗嘱的一部分，你们听好。”说着，他大声朗读执照背面文字：“本人愿意服从佛罗里达州制订的法律，万一突遭不幸，愿意捐献遗体，供需要者使用。”“这是我所在州的法律，不得违反。”他耸耸肩膀说。
日语教师彬本尚子问他本人如何看人体器官移植，丹尼尔两手一摊：“这个录像，很有趣，嗯，人死了就是死了嘛，借人身体生还，我看瞎扯。假如某天，上帝召我去了，角膜、心脏、肾脏，谁需要就给谁。”
“不，我不愿意。”韩国基督徒金顺子举手反对。她涨红了脸，话语急切：“基督教义要教徒完整献体才能上天堂，肢体破碎的人只能下地狱。我不愿意死后身体四分五裂。”
“是的，是的。”印度佛教徒加依卡拉频频点头。
金顺子环视同学，目光落在德国人希凯身上：“听听你的想法，好吗？”希凯捋着她美丽的金发，一字一顿：“我愿意捐献。”与希凯同桌的巴西人欣嘉则拽着希凯的衣袖颤声道：“可怕，你不觉得可怕吗？”彬本老师笑笑，把头转向几个中国人。几人依次回答：“本人愿意捐献，家属肯定不签字”；“全尸最好”；“如果捐献了，恐怕会留下缺德的骂名，如连个全尸都没留下等等”。“老师，有多少日本人赞同医生的想法呢？”“恐怕一半以上吧。目前私人财产死后共产的教育已在小学的品德课上开讲。”彬本一脸严肃：“我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问我死后愿否捐献五脏，我说愿意。她不信，要验证件。你们看”，彬本说着从钱包里抽出三张捐献卡——角膜、心脏、肾脏。
“老师，您认为我的观念不人道吗？”金顺子敏感发问。
“不”，彬本语气坚决：“宗教信仰，我无权指责。就我个人而言，假如突然脑死，而另一病人急需健康心脏，我的心脏能在他体内继续正常跳动的话，总比两人皆亡好吧。”金顺子沉默。
“老师，我想起在中国听到的一个故事”，张锋举手发言。彬本点点头。
“有一对恋人”，张锋说：“结婚前夕，女子突遭车祸，脑死。男子深爱女友，遂在女方家人的同意下把她的心脏移植给了一心脏严重衰竭的女患者。男子天天持花探望病人，实际上是探望病人的心脏。日子久了，俩人渐生爱情，男子提出结婚请求，说是为了爱，三颗心共同生活。后来俩人真的结婚了。”
“因为爱情”，张锋讲完故事后谈体会：“这样的人体器官移植，虽然离奇，但能理解。像录像中的哲哉借陌生人身体生还，嗯，太离谱了。这样，还是听您说吧。”
彬本站起来，在黑板上写下“生死观”。
“同学们”，彬本指指录像盒带：“生死观因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经济状况、生活习惯不同而不同。比如，日本的墓地盖在都市住宅区，随便兜转何处，便见成片墓地卧于楼前楼后。日本人见怪不怪，外国人则不可思议。听说中国的墓地是建在人迹罕见的僻静处。”
“我们国家也一样的”，希凯、欣嘉、金顺子、加依卡拉齐声回答。
“老师，日本的墓地为什么建在闹市区呢？”张锋逼问。“这个”，彬本红了脸“我……也不清楚。我娘家的住宅就是在一片墓地背后。据研究日本文化的专家说，日本人供奉自然之神，阴阳界共度晨夕，人间地狱无障无隔，彼此安然相处最自然。又如外国人评价日本人婚礼不笑，葬礼不哭，是因为日本人认为这两个阶段并不特殊，而是自然过程。”
“自然地，A死亡，遵A生前所愿，给B未亡之物——角膜、五脏等。我赞同佐藤医生的话，自然给了我身体及身外一切，活着，拥有它，死了，一切撒手共产。上天堂入地狱之说是虚是实众说纷纭，但舍己救人终归是善事，捐己器官救人不会成为下地狱的恶因吧。同学们”，彬本把三张卡成扇形展开，“拥有它们之前，我正经思虑过一阵的。”
铃——休息的时间到了，来自8个国家的14名同学没出教室。张锋走向彬本，毕恭毕敬：“老师，这盘录像带借我复制一下好吗？”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复活节随感
李学江
基督教有两大节日：圣诞节和复活节。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讲，复活节应比圣诞节来得更为重要。
今年复活节期间，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开展了一次信众调查，结果颇为有趣。其第一问题是：复活节来临之际，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答巧克力的占54％；答一个很长的周末假日的占39％；答想起复活节农展会的占21％；而答想起这是个宗教节日的只占20％。另一问题是：复活节期间你打算做些什么？答全家团聚游玩的占80％；会朋访友的占78％；答吃圣诞巧克力和小甜面包的占66％；答要好好休息一下的占61％；答打算去教堂的只占38％，而真正前往者又远低于此。
耶稣受难日那天，记者陪友人来到联邦公园游览，这一向是首都的重要庆典场所。寻着歌声走过去，见教堂唱诗班正在这里唱圣歌，但台下冷冷清清的只五六人而已。复活节（4月12日）这天，当记者驱车来到海滨小城巴特曼斯贝，不仅数十家汽车旅馆家家爆满，而且从海滨到河畔，家庭拖车和帐篷星罗棋布。在这么重要的宗教节日里，在这个基督教国家里大多数人想到的不是耶稣受难与复活，而是吃巧克力和甜面包；不是去教堂唱诗祈祷，而是到海滨观光旅游。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澳一主教哀叹道：复活节已经完全被商业化了！
其实，多次调查显示，现在西方社会中，相信上帝存在和耶稣复活传说的人已越来越少。多少世代以来许多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在著书立说，考证和质询这些宗教传说的真实性。但真正给宗教以致命冲击的还是科学的进步。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神学教授马求斯·博格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导师和社会预言家，一个“执迷于相信上帝存在的犹太人”罢了。他于最近写道：“那些在中世纪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教义和信条已不再能左右可透过伽利略望远镜观察星空的人们了，一切古代的神礻氏和魔鬼都已被那个神奇的镜片从天宇中扫除得无影无踪。”其后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是给上帝创造万物的神话以当头一棒。而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则终于将教会从学校中请出。1982年教廷给伽利略平反，标志着宗教对科学的屈服。去年基因羊多利的诞生，人类对火星的探索，无不含有对迷信的冲击，以致教皇保罗二世在今年复活节守夜布道中不无伤感地承认：“现代人对于自己主宰宇宙的能力是如此地自信，以至于不能承认创造者（上帝）所留下的奇迹了。”
商品大潮的冲击，是宗教日渐式微的又一缘由。每逢宗教节期，制造商、广告商挖空心思，花样百出，将各式圣诞节礼物、复活节兔子巧克力等抛向世界的每一处角落，每一个家庭，全世界都像一个大商场，购物狂潮淹没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去年底一项有趣的民意调查问道：如果你能随心所欲，你最乐意做的事将是什么？美国人回答，最想干的事是节期能够不受财力限制疯狂大购物；其次才是坐航天飞机和当美国总统。至于去教堂和上天堂根本排不上名次！记得1993年，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准许大型商场周日可以开门6小时，从而打破了周日不准营业的传统。因为这会诱使人们去商场观光采购，而不是去教堂听布道宣讲，此提案曾遭到教会的多次抗议，但终归是人心难违。这也反映出教会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的无奈心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梵蒂冈自己的商业利益也是遍布世界各地的。
是的，西方宗教正在走向式微，不过在可预见的将来，教会还不会消亡。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急剧变动的社会里，它仍是一部分人寻求心灵安慰和精神解脱的一片绿洲；另一方面，教会自身也在寻求改革和抛弃部分迷信与偏见，力争不被时代所抛弃；同时它也力图在社会上扮演某些和平与和解的角色，从而让人们觉得它还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以争得一席存在与发展之地。不过，宗教要想通过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来争得人心，已不得不采用世俗化方式，它已更多地表现为人们节日狂欢的借口和点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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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内瓦遇热心人
峭岩
在日内瓦逛大街，是件愉快的事。无论是在豪华高雅的超级市场选购，还是到大街上的小货摊闲逛，都令你目不暇接、留连忘返。
那一日，我们带着选购的心爱东西准备返回时，被告之“大巴”要到机场接人，我们自行返回住地。说在火车站乘3路电车便可到达我们下榻的大学生城。
于是，我们向着火车站的方向边走边逛。待我们把经过的铺面、摊点、高屋看了个够，火车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情急之下，我在纸上画了汽车的形状，又写上“3”的字样，拦住行人便问。无奈语言不通，连说带比划，路人仍不明白。
这时，走过一位高个子青年，他看我们有困难求助，大大方方地说：“3路电车在那边，走，我领路！”我们喜出望外，跟在青年人的身后。我说：“你会汉语？”他说：“马马虎虎！”
我们越过一条斜街，一辆电车驶过来，青年人说：“到啦，这就是3路。”我们正欲答谢，那青年人示意让我们买票，并陪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车。电车进站后，他又和我们一起上了电车，我们以为他和我们同路。其实不是。青年人挤到司机跟前，说明我们下车的站是大学生城，到站时请司机关照一下，然后就下车了。电车缓缓离开的一刹那，我们相互频频挥手致意。到此时，我们悬挂的心才放下来，舒了一口气。不知是谁说：“真是老外雷锋啊！”
青年人的行为和我们所看到的瑞士人的微笑，在脑海里形成一种十分美好的亲情，使我们在这个本该陌生的国度里却不陌生。
又一次，我和一同事到一位华人朋友家做客。谈兴很浓，美酒很香，归来时已深夜1点钟。当我俩回到下榻的大学生城旅馆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门关了，灯黑了，敲了半天也没人应声。糟了，看来今晚要露宿街头了。我俩一筹莫展，在门外转来转去。
忽然，一辆小轿车停到门前，下来一位中年妇女，她似乎明白了我俩的处境，马上挥一下手让我俩跟她走。路灯下，我们从她的微笑里见到了诚恳，于是随她来到旁边的一个小门。她掏出钥匙将门打开，进到楼里，我拿出早已写好的寻问条，说明我们是住在B楼214房的，她点点头，又将我们带到地下室，穿过一段通道，果然到了B楼一层。我俩惊喜地笑了，连声感谢人家的好意。直到我俩走上二层她才招手回去。原来，她是隔壁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地下通道和我们住的楼房相连。我们当时心里真是感激，若不是遇到这位热心人，我俩那一夜不知惨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