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批评中的主体观问题
赖大仁
钱中文先生曾在《人民日报》著文谈到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见1997年6月19日本报），对当今文学批评界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中肯的分析。沿着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思考下去，我感到在文学批评价值取向问题的背后，还牵连着一个文学批评主体观的问题。似乎可以说，文学批评主体观的问题倘若不能得到认真解决，则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我以为，当今文学批评中价值取向上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批评中“个人化”或“个体主义”的极端主体观相关。
人们都还记得，我国八十年代后期曾进行过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文学界的思想解放，激发文学主体的探索创造精神，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理论上的偏颇，即过于强调个人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的实践，忽视了文学主体性的时代社会内涵及其实践品格。进入九十年代，一方面受市场经济大潮的驱动，另一方面则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更使一些人的文学主体观愈益朝着个体主义的极端化方向发展，由此带来了文学和文学批评价值取向上的诸多现实问题。比如，极力消解创作和批评活动的社会责任感而强调个人文化立场，极力淡化文学的社会意义而推崇个人审美趣味，把文学活动完全看成一种个人文化行为；在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方面，否认有任何公认的社会规范，而将个人的审美感觉和趣味奉为唯一尺度，或者干脆否认任何价值尺度，提倡相对主义批评策略———既然每一个体的审美趣味和评判尺度都是至高无上且不可通约的，取相对主义立场岂不更为自在随意、皆大欢喜？只是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如钱中文先生所批评的那种文学批评价值取向上的消解性和消极性：从反社会规范的极端个体主义文化立场出发，对什么都不予承认，对任何价值都表示怀疑，并且直截了当地予以否定；或者反过来，站在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又对什么都予以认同，对任何价值都不置可否，放弃辨别，拒绝评判，结果只能是消解批评自身的存在意义，使文坛陷入多元混杂和一片浑沌。这些都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现在有一种看法似乎很流行，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主潮已是后现代主义，我国九十年代以实行市场经济为标志也正在加入这一世界潮流，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标志正是个人主义与相对主义；从现实看，商业化社会生活也已使得人的群体性下降，个体性上升，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个体本位文化，而处于个体文化时代的批评策略，理所当然应该是个体主义的。这种三段论式的推断是否能够成立，似乎大可怀疑。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世界上任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它尊重个人创造性和法定的个人权利，但在价值观念上明确反对个人主义而倡导集体主义；况且，通过市场经济途径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显然要依靠民族群体的共同奋斗，因此很难断言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体性会超越群体性，后现代主义或个体主义文化会成为主导潮流。其次，姑且认可在当今商业化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个体主义膨胀的事实，也并不等于说文化除了随波逐流走个体化道路之外就别无选择———就文化本身的功能来讲，它不能只是迎合时尚，而是更负有社会批判和规范的职责。借用古罗马批评家郎加纳斯的话来说，一个失去规范控制的社会，就会像一只没有了压舱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社会的发展，既需要鞭子，但也需要缰绳。如果说商业化的利益驱动像鞭子一样驱赶着人们在个体主义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文化不能也都去加入这狂奔的行列，更不能也充当“鞭子”使之加速狂奔，文化的功用应当是“缰绳”———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批判反文明反社会的现象，合理地制约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文学批评更应自觉担负这种职责。
倡导个体主义批评，还有一个似乎非常充分的理由，就是个体主义能有效地抵抗文化专制主义和思想僵化，因而，谁要是反对个体主义，就无异于维护专制主义和回到僵化。其实，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认识误区。文化专制主义和僵化无疑是要坚决反对的，但是用个体主义来反对专制主义，起码是开错了药方。个体主义在争得很有限的一己权利的同时，在整体上却导致一盘散沙，如何有力量来对付专制主义？弄不好恰恰适得其反，为专制主义的肆虐提供了借口和条件。只有建立在充分自觉基础上的共同抵抗和有力批判，才有可能真正打倒专制主义和僵化，五四以来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回到文学批评主体观的话题上来。前面说到，八十年代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存在某种偏颇，具体表现在比较偏重强调个体性而忽视对个体性的超越。我认为文学主体性虽然以个体意识的觉醒强化为基础和前提，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孤立的个体性层次，仅仅追求个体的自我解放和自我价值实现，那么它就是一种较低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尤其在个体意识比较褊狭的情况下，朝着个体自我表现的极端化方向发展，甚至有可能重新导致主体性的沦落；而更高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则要在充分自觉的个体意识的基础上实现对个体性的超越，自觉将自我存在与时代生活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这样的文学主体性才会有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才有可能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分析心理学批评家容格曾对“个人艺术家”和“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作过认真的区分，这对我们也许不无启发意义。在他看来，“个人艺术家”只是作为个人而存在，只满足于在艺术中表现个人的东西，而作品中个人的东西越多，反而越不成为艺术；“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则是一种超越了个体性的艺术人格，他是作为艺术家而不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艺术的本质正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域而与人类心灵对话。那么对于今天的批评家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个作为个人而存在还是作为真正的艺术批评家而存在的问题呢？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仍然坚持认为，一方面，确实应当充分肯定个体解放的意义，同时也需要尊重个人的创造性和探索精神，像列宁所强调的那样，必须绝对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将文学主体性仅仅局限在个体性的层次，乃至向个体主义的极端不断强化，确实会带来文学和文学批评价值取向上的失范，九十年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消极性现象，不能不说与此相关。如果说在八十年代的讨论中未能对文学主体性问题形成辩证的认识，那么通过对九十年代文学实践的批判反思，就理应获得更辩证深刻一些的认识理解。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鲁迅的胸襟和眼光
——读《鲁迅与宗教文化》
严昭柱
宗教不但以其信仰直接影响虔诚的宗教徒，而且通过影响历史传统、民间习俗等等，以文化的形式广泛影响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形成所谓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宗教文化主要与封建时代形成的传统习俗密切联系，然而对中国近现代以至今天的现实生活，一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对这种宗教文化给予深刻而科学的批判的，首推鲁迅先生。郑欣淼的著作《鲁迅与宗教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其中心内容就是介绍和研究鲁迅的有关思想，从而帮助我们推动今天的文化建设。读完该书，确实获得了许多教益与启发。
首先，鲁迅在对宗教文化的批判中，那种尊重历史、尊重科学、追求真理的态度反映着鲁迅广阔的文化襟怀，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鲁迅从来反对用简单的观点看待宗教，而坚持用历史的观点、分析的方法，注意宗教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其毒害、欺骗群众的实质。鲁迅在早期，着重对原始宗教起源的历史合理性与积极作用作了肯定。辛亥革命以后，鲁迅重视对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研究和批判，一方面大量地揭露和抨击了宗教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中肯地、历史地分析其积极方面。例如鲁迅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上，对佛教的传入作了深入研究，并热情赞扬了中国历史上那种对外族文化敏于探求、勇于吸收的“汉唐气魄”，进而提出了在文化上大胆开放、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事实上，鲁迅在自己的著述中，就把西方基督教以及其他外国宗教从文化的意义上加以借鉴和汲取，同时他又是有分析有批判的。这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对待宗教文化，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对待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无疑都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鲁迅对宗教文化的批判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现实性，使我们深深佩服鲁迅锐利的眼光，鲁迅的精深而丰富的见解，在今天对我们也是极有启发的。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鲁迅是“把宗教研究、宗教批判作为中国文化批判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进行”的，因而鲁迅总是“紧密联系当时的实际，把宗教问题同中国的社会改革、同旧文化的改革结合起来，同尖锐、激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同提倡科学、揭发和批判各种封建蒙昧思想和活动结合起来”。所以，鲁迅的批判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战斗的作用，而且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的价值。如关于道教的批判，鲁迅指出老子“不为天下先”、“不争”的思想，“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从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鲁迅指出庄子的“无是非观”，其实也是自欺欺人，除了用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以保全自己之外，“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鲁迅指出道教的符箓祝咒等法术的影响，不仅使义和团“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亏了”，还使传入的新学术新思想也带上“符箓咒”气味，以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这些现象以及鲁迅的批判，不是在今天也有认识意义吗？
这部著作还有相当系统的知识性，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宗教的发展过程，无论是佛教的传入及演变、道教的形成及发展、儒学的神学化以及与佛道合流的过程，作者都作了系统、清晰而扼要的叙述。这不仅能帮助读者对有关知识加以梳理，而且为理解鲁迅的深刻思想提供了必备的基础。这进一步使该书在宣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短评
让我们从现在出发师学军
《现在出发》是青年作家王宏甲历时五年采写而成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写的是科研专家周国泰顽强地走科技开发之路并创造奇迹的故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而当代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中国尖端科技的研究不比西方落后，问题在于，许多科研成果没有能够及时地走向工程化和产业化，没有能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就是说，没有被开发。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科研院所和企业于是双双陷入困境。需要有一双“开发之手”把它们联系起来，组成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现代生产关系，否则，科研院所和企业就都不可能走出困境。
作品中的主人公周国泰比较早地看到了这双“开发之手”，因此，于1988年，组织一批科技人员成立起一个科技开发部，从此走上开发之路。他们在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在努力开发自己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把中国科技界和高等学府的院士、教授、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的科研成果和科研能力加以开发利用，为众多科研人员施展才华和抱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使一批又一批困难重重的企业得到运转，使一个又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他们挽起“科技”的手，挽起“生产”的手，也挽起“市场”的手。挽起“科技”就是挽起第一生产力；挽起“生产”，就是挽起产业大军；挽起“市场”就是挽起千家万户——如此将生产力从上游到下游的各个环节全部贯通，那就是长江之势，是众志成城、锐意进取，去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雄伟气象，怎能不奇崛响亮！
可以认为，他们的业绩，为我们提供了值得认真研究的经验性成就，昭示出中国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富有活力的走向。
《现在出发》在讲述周国泰的故事过程中，反复强调：我国的科研能力并不弱，我国的尖端科研并不落后，只是在如何迅速地将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开发为现实的生产力方面，严重落后。换句话说，不是我国科研达到怎样的高水平决定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而是落后的“开发”制约着我国的生产力水平。
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现在出发》视野是广阔的。活跃在书中的最大的主角，其实是“生产力”。它沿着东西方数千年生产力发展的轨迹，指出，中华民族从1840年那样一个严峻局面走到现代社会来，归根结底，要通过生产力的进步才能实现。能够以一个文学作品，揭示出这个必然途径，这样的作品是有自身独特的价值的。
《现在出发》这部作品对中国社会，对科技、经济、教育、市场、生产力，以及历史和现实等诸多方面所作的揭示，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作家王宏甲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力和前途所作的充满信心的描述，也动人肺腑，让人感到一种很实在的拥有。
不能说《现在出发》为这一切提供了答案。但是，确确实实，它为解答这些问题，都提供了积极的、广阔的、建设性的思考。
很多企业，守着机器，吃饭成问题；很多科研院所，拥有“第一生产力”，也不景气；很多大学生，与下岗职工一道寻找饭碗——这恐怕是当代中国社会绷得最紧的一根弦了。《现在出发》就敲在这根弦上，而且敲出了响亮的声音。
作者以一个小小的科技开发部的迅速崛起而阐发对科技开发水平的看法，进而试图通过解剖我国纺织业的问题，搞清楚我国工业化、现代化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他的选择是很有眼光的，开发第一生产力，揭示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科技界、企业界、教育界在改革中的基本走向。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摸得透，认识深，作品虽从周国泰入手，从一个科技开发部入手，但我们却感觉出作品是大气的。他认识到的是整体的宏观的问题，认识到了科技开发的重要，等于我们抓住了叩开未来大门的钥匙，因而，让我们沿着这一思路现在出发，不仅是每个人，而且是整个国家，迈开奋进的脚步，为时不晚。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金锚文学丛书”出版 首次以系列长篇形式展示人民海军战斗风貌的“金锚文学丛书”日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该丛书包括朱秀海的长篇小说《波涛汹涌》、李云良的《海之魂》、李忠效的《翼上家园》、徐宝琦的《青石门》、宋树根的《“T81”在海军陆战队》，以及黄传会的长篇历史报告文学《龙旗悲歌》。这套丛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是推动中国海洋文学发展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是一个了解海洋、了解海军官兵战斗生活的新窗口。（王闻）
长篇小说《百日阳光》作品研讨会举行 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协创研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范小青长篇小说《百日阳光》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品以苏南乡镇企业兴衰存亡为切入点，是一部深刻揭示社会大变革时期各个阶层尤其是乡镇干部的心理痛苦裂变过程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新的视角、现实主义的笔法回顾了苏南乡镇企业艰难的创业历程，揭示了那些从辉煌走向危机的“改革者”怎样在瞬息万变、旦夕存亡的现实面前，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艰难历程。（江）
“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研讨会召开 群众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联合举办的“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丛书所选案例不仅知名度高，而且许多细节内幕都是首次披露。作品不仅向读者展现了这些大案要案的发案、侦破的过程，更以深沉的笔调，叙述了刑警们的艰辛与无畏。同时，作品对犯罪心理的剖析、对罪犯人生轨迹的思考，具有较深远的社会学意义和警世作用。这套丛书包括《犯罪升级》（胡平著）、《原罪》（牛伯成著）、《梦醒魂不归》（杨黎光、蔡志明著）、《天府之国魔与道》（张成功著）、《冷血》（高红十著）、《走出噩梦》（张国擎著）、《迷失的灵魂》（刘益善著）。（长文）
慕紫诗词作品研讨会召开中国诗歌学会日前举行了“慕紫诗词作品研讨会”。慕紫原名李延麟，他从自己大量诗词作品中筛选、结集出版了《吟啸集》。与会诗人和专家认为，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民族命运和时代精神，热情地讴歌改革开放的崭新风貌和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业绩，由衷地赞扬崇高的人格精神，字里行间洋溢着民族正气和爱国情愫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深沉内在地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素质。（文一）
新版《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出版 21世纪出版社新版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作者：董宏猷），以中国当代四至十五岁的少年儿童的梦幻世界为描写对象，深刻揭示了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生活背景中的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生活，展示了一个宏大而又独异的艺术世界。作品以飞扬的想象、朴素的文字、纯真的情感为我国儿童文苑增添了一株不可多得的奇葩。对此书的修订新版，是21世纪出版社探索生产精品图书的一条有效途径。（杨文）
长篇报告文学《忠诚》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等单位举办的长篇报告文学《忠诚》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由赖妙宽创作的这部报告文学，通过长期深入的采访，准确、生动地描述了福建漳州“110”巡警支队战士们的精神风貌和成长历程，塑造了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人民警察的形象，表现了广大警察队伍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尚品格。与会者认为，作品以现实生活为素材，进行了典型人物的塑造，具有感染力和教育意义，是一部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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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永不瞑目》（长篇小说）
作者 海岩
作家出版社出版
欧庆春和李春强、胡新民从同一所刑警学院毕业，又分到同一个刑警大队成为工作上配合默契的同事。庆春面对两个同样优秀的男人的追求，她选择了其貌不扬却沉稳老到、充满智慧的胡新民。就在新婚前夜，胡新民不幸以身殉职。他的角膜在燕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肖童身上得到了复活。因此，悲痛中的欧庆春常常去医院看望肖童。
父母远在国外、生性孤独的肖童竟热烈地爱上了英姿飒爽又温柔可亲的欧庆春，庆春也被肖童青春的勃勃朝气所感染，并因此有意回避李春强对她的追求。正在这时，肖童却因为一件偶然事件与“毒枭”欧阳天的女儿欧阳兰兰结识。庆春希望肖童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跟踪“毒枭”，传递情报。肖童只身深入虎穴，不料遭欧阳天的暗算染上了毒瘾，被迫与欧阳兰兰假戏真做。生死之间，肖童痛苦地思念着庆春。
与此同时，李春强带领着他的刑警大队明察暗访，跟踪追击，在全国各个关卡布下天罗地网。在广州火车站，已成惊弓之鸟的欧阳天带着女儿仓皇出逃，欧庆春一行及时赶到。欧阳兰兰在最后一刻终于明白了肖童的身份，搏斗之中，肖童与欧阳兰兰双双倒在了血泊里。
在医院里，欧庆春再次含着眼泪在捐献肖童角膜的表格上签字。她确信那双眼睛已经永远留在了自己的心里。
《永不瞑目》拓宽了缉毒小说的视野，使读者阅读时产生紧张与轻松、悲痛与愉悦、惋惜与愤恨等多种心理感受，从而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快感。（山泉）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与文艺的新发展
黄力之
十五大报告指出：“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这样，文化的基本功能原则上体现于它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之中，十五大报告概括为，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简言之，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反映与促进。
文化反映经济、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十五大报告对这一原理的重申，并非只是重复，而是强调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构成、形态作出新的、动态性的理解，避免将这种文化误读为非社会主义的或者超越社会主义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并不是指过去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或模式，而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反映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文化“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并不会自行解决相适应的问题，而必须经过文化主体的积极探讨和求索。单就这一点看，反映功能的实现本身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文化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这属于文化相对独立于、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的理论命题之逻辑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这里，相对独立于是指文化的发展自有其特殊规律，并不是完全与经济、政治同步的；而反作用则是指文化作为经济、政治的结果，也可以对其原因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我们所说的文化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是立足于明确的价值取向的，即文化要促进经济、政治健康地朝着为人民大众的目标发展，而不是畸形地发展，背离既定目标。
文化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政治的健康发展，原因在于：文化无论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是作为人类精神的物化形式，既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又无时无刻不对人的精神世界、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着人的灵魂。这样，具有一定先进的文化思想、文化素养的人们，就会用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来要求、规范社会的经济、政治行为，使之在社会进步的总目标下获得更快的发展。
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建设一开始就定位于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基点上，遏制了全盘西化、国粹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对主流文化的侵袭，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培育出了大量的“四有”新人，从而促进了经济和政治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面对世纪之交的新机遇，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在新一轮发展中，文化的促进功能大有用武之地。
为什么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映、促进功能为文艺开拓了新领域、使之迈上新台阶呢？这里既有普遍理由也有特殊理由，前者是指文化的共性所致，后者是指文艺的特殊性会对文化建设作出特殊贡献，或者说使文化的功能特殊地发挥作用。
所谓文化的共性制约指的是，文艺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一个部类，当新的文化在建设中形成时，自然也就包括了一种新的文艺的形成。因为，文化本身只是一个形而上的集合概念，只有各种具体的观念形态、物化形式产生并形成时，才会有更高层次的新文化的形成。例如，我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由新的民主政治学说、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进化论的发展观、直面人生的审美思潮共同构成的。可以说，当文化主体提出新的文化建设这个历史主题时，也就注定了新文艺的建设势在必行。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有多大，文艺的新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有多大。当然，这只是一种抽象的制约，更重要的还在另一个方面，即文艺的特殊性方面。
所谓文艺的特殊性对文化功能的特殊发挥，是指文艺在反映、促进经济、政治时，由于其审美特征的存在，使它采取了与其他文化形式不同的形式，从而产生出特殊的文化功能。因此，当人们对大概念的文化功能有着新的要求时，文艺的特殊功能也就会获得新的发展。
就反映功能而言，文艺的反映比起其他文化形式的反映来，更加生动、直接、丰富，它能够通过艺术形象，使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成为活生生的人生过程。读者也许不会对抽象的经济、政治理论感兴趣，可是容易被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所吸引，不知不觉地在对审美形象的感受中体味不同的经济、政治结构，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立场。对反映功能发挥到极致的作品，文化史、艺术史便会对其敞开大门。众所周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巨著，都是以其反映功能的极致而不朽的，它们以审美文化的形式铸就了历史的活化石。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形式来，它们的影响要大得多。恩格斯在说到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时，就认为道德家、政论家等人无法匹敌小说家。
现在的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阶段性，经济、政治的新的基本特征业已形成，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比而言是最好的时代已矗立在人们眼前，史诗的诞生已有了社会前提。可是，文艺的审美反映还显得有些滞后，就是说，这个方面的文化功能还未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由于对“左”的文艺形式的厌弃，由于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盲目崇拜，一些人在文艺观念上矫枉过正，把反映论、现实主义当成过时的东西予以抛弃，助长了追求怪异、远离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改革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场革命，人们对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性变革不可能一下子看得很清楚，那种史诗性的作品也就难以产生。现在，客观条件已日趋成熟，只要文艺家恢复自己的审美感受能力，重新审视反映的文学价值，也就能够创造出深刻反映当代社会的史诗性作品。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近一二年的文艺创作中，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人间正道》、《大厂》、《分享艰难》等等，可以说立体地、全方位地反映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既有深刻的社会进步，也有改革过程的艰难以及社会风气的复杂，不同于某些津津乐道于堕落、腐朽的“痞子文学”，也不同于廉价地把改革描绘成田园牧歌式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看到正义、崇高、人性在面对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的艰难同在时，如何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可见，文艺审美反映功能在当下的恢复，既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映功能作出了贡献，也给自身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艺对经济、政治的促进，也有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的特点。因为，文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恩格斯语）的东西，其审美特性是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的统一，它不可能在实践操作的层面上直接对经济、政治产生作用，对文艺不能有过于急功近利的要求。但是，任何形式的文化促进功能归根结底总是要通过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文艺又是与之契合的。文艺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审美对象化，在抽象意义上，它能使人“直观自身”（马克思语），从而净化人的心灵，使人更加人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有大写的、人化的人才能推动社会经济、政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