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杜重远先生后继有人
——纪念杜重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平杰三
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纪念我党的忠实朋友，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先生诞生100周年。
杜重远出生于上个世纪末。当时，我国正处于外遇列强入侵，内受清廷腐败统治的黑暗年代。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鞭策自己。他满怀爱国热情，追求真理，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早年，他提倡实业救国，创办的沈阳肇新窑业公司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化陶瓷工业企业之一，并因此一举成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强占东北，毁灭了他的事业，也使他的梦想成为泡影。他认识到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的情况下，唯一的救国之道，就是唤醒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杜重远于1931年流亡关内，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上海，他将原由邹韬奋创办，后被国民党勒令停刊的《生活》周刊改名《新生》周刊，继续出版。因刊物高举爱国旗帜，宣传抗日，触怒了日本帝国主义，杜重远被实行媚日政策的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新生事件”。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压力下，威武不屈，坚持斗争。“新生事件”后，上海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并很快得到全国的热烈响应，对全国的抗日斗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也激起了广大海外侨胞的抗日怒潮，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杜重远从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直接接触，特别是与周恩来同志的频繁交往中，更看到了希望，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利用他同张学良的密切关系，向张学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希望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西北军和陕北的工农红军，共同对外，一致抗日。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转变态度，乃至以后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推动者之一，他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杜重远不为名，不为利，一切以爱国抗日为第一要义。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一不去国民党政府做官，二不去国外经商或在上海办实业，却主动请求去贫困落后、远在边陲的新疆去帮助建设抗日基地，培训抗日干部。经周恩来同志同意后，他于1939年初携妻子侯御之和内弟奔赴新疆任新疆学院院长，并引进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不久，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猛烈进攻，新疆省督办盛世才以为苏联支持不下去了，便撕下亲苏联共的进步伪装，残酷迫害前去新疆支援建设、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此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资本。杜重远被监禁并施以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坚持追求真理，最后被秘密杀害。
杜重远一生坦荡，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时代的楷模。他没有死在抗日前线，却在后方遇到了自己“同窗好友”的暗算。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就在他被监禁的同时，妻儿一家竟被丧心病狂地关在肺结核传染病房里，从此一家人染上了折磨终身的多种疾病。出生在牢房里的从未见过父亲的最小的女儿后来也放在这个传染病房里，命运更是悲惨。
抗战的胜利，日本的投降并没有给杜重远的遗属带来欢乐。侯御之带着三个孩子在政治的压抑、生活的艰难和疾病的折磨中苦捱着。直到1949年解放以后，杜重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侯御之作为杜重远的遗孀、我国早期留学日本的法学博士、前燕京大学教授被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一家人生活在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有了妥善的安置。但是多年的病魔缠身，使他们一家不可能像正常的家庭那样生活、工作和学习。侯御之不能到北京就职，三个孩子也不能去学校上学。这些孩子都很争气，他们在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学校的情况下，通过自学分别考取了上海外语学院、交通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可惜除大姐读到大学毕业外，其余弟妹均因病中途辍学。
值得告慰杜重远的是，他的一家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很好的照顾。侯御之身患晚期肺癌，经上海医务界组织会诊，成功地进行了特大手术，奇迹般地活到今天，今年已快90岁了。小女儿患有多种疾病，曾七次接到病危通知。一次大出血后生命垂危，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指示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努力抢救杜重远的遗孤，从北京用飞机送来急救药物，派出著名的专家，终于把她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现在杜重远的两个女儿已步入中年。大女儿杜毅颇有才华，她写的散文美丽动人，曾多次在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文艺作品并获奖。小女儿杜颖，弹得一手好钢琴，特别善于按古诗词格律作诗填词，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读来典雅清新。但是她们并没有成为作家或诗人、音乐家，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进入商海，像父亲那样办起了实业。
从1988年起，姊妹俩被组织批准去香港，在国外亲戚及父亲生前友好的资助下，先后开设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远源有限公司和杜氏贸易公司，并分别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她们虽然身体不好，各种疾病不断复发，还要照顾长年卧病在床的老母亲，但是她们继承了父亲的奋斗精神，以超出常人的毅力，付出比一般人加倍的努力，在重重困难中开创自己的事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她们同英国、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有实力的财团建立了咨询和代理关系，并广泛地帮助上海、北京、江苏、浙江、河南、内蒙古、陕西等地引进外资，特别着力于帮助各地利用外资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她们能捕捉时机，忍着病痛奔走于香港、上海、北京和国外进行联络介绍，组织谈判，通过因势利导，化解矛盾，完成了一个个重大的引进项目。去年签约、今年部分投产的日产40万吨净水的上海大场自来水厂就是由杜氏贸易公司帮助引进、由英国两大财团投资、香港16家外资银行联合贷款的我国第一家按国际通行的BOT方式建设的重大项目。目前她们正在为我国四个城市引进外资建设规模更大的发电项目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有进益，她们不忘回报社会，造福人民。不久前，上海市为整治苏州河工程建立专项基金会，杜毅和杜颖捐献100万元，成为这个基金会的首批基金。
在此之前，为发扬光大杜重远的爱国主义精神，她们姊妹两人根据组织指示，负责收集整理杜重远的遗作，编辑《杜重远文集》。她们带着病痛，经过三年的努力，这本文集连同她们作的注释已于1990年出版。当她们在海外开办公司以后，侯御之曾执笔向台湾的张学良将军试投了一封报告近况的问候信。1989年11月，她竟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的回信，据了解，这是张学良在台湾恢复自由后向祖国大陆亲友投递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来信和像片都收到了。甚慰。你含辛茹苦抚养重远三个子女成材，重远有知，亦当含笑地下，我也为你感到骄傲”。
第7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受益终生的教诲
——深切缅怀彭真同志
顾昂然 杨景宇 宋大涵
1997年4月26日23时4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彭真同志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着的祖国和人民。转眼经年，在我们的脑海里，彭真同志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见，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于是，便写下了这篇纪念文字。这固然是为了寄托对彭真同志的怀念和敬仰，更是为了重温并牢记他老人家的教诲，这教诲有言传，有身教，丰富、深刻，亲切、生动，我们会永远牢记，并将受益终生的。
追求真理服从真理
彭真同志幼时取名傅懋恭，在后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后改名彭真。有人问过，这名字是不是追求真理的意思？我们未曾听他讲过，不敢妄自演绎。不过，他老人家的确经常对我们说，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
彭真同志自从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认准了只有这个主义才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推翻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复杂，顺境也罢，逆境也罢，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正因如此，他在1992年9月一度病危时，才能够心地坦然地说：“我一生无憾。”
记得大约三年以前，彭真同志有一次谈到党的历史，颇动感情地说：“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它是威武雄壮的，又是艰难悲壮的，既可歌，又可泣。”在他自己的经历中，就曾坐过六年半国民党监狱，“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九年身陷囹圄，三年放逐商洛山区。用他在十几年前的话说，“入党60多年，1／4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不过，每谈及此，彭真同志又总是把它作为革命者难免经受的“炼狱”。有一次，他谈到在敌人的监狱里开展绝食斗争时，风趣地说：“当时，我的（肺）结核病和痢疾很严重，搞绝食斗争，我没有饿死，倒是把肚子里的细菌给饿死了。”高墙挡不住他对读书的一贯酷爱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敌人的监狱里，他认真、系统地研究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处境下，仍在关心、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历史的与现实的、正面的与反面的经验，又重新认真、系统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无纸无笔难不住，他有自己的“创造”，红红绿绿的牙粉袋和画报纸被他撕成一条条、一块块，边读书、边思考，重要之处就用嚼烂的米饭粒粘上不同的记号，作为“批注”。当我们帮助他整理狱中物品时，面对八本很特别的马列著作，真是感慨万千。对于彭真同志来说，无论多大的磨难、多大的冤屈，都动摇不了他的信仰和理想，都泯灭不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他说：“我是个乐天派，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看来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历史的长河里算得了什么呢？”为了把那八本书作为党的珍贵文物保存起来，我们重新给他买了“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专供老同志阅读的全套34部大字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8年过去，老首长离开前，又留下了他反复研读过、里面画着各种不同颜色标注的这一套经典。彭真同志常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新的时期、重要时期，我们都需要结合新情况读书，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这样，就能常读常新，每读一遍都会有新体会。”不论是谁，如果看到一位八九十岁高龄的老革命家在灯下专心读书的情景，都会深为感动的。
人们还会记得，1965年9月，在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已经相当严重的形势下，彭真同志发表了《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方针，指出：“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理，按真理办事嘛。”以这些思想为基础，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二月提纲”。时过不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点“惹了大祸”，“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但是，他始终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而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十几年后，他几次重提这件事，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讲的，但并不是我的创造。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了，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这还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979年4月，他在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这是多么坚强的党性，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操！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不少老同志说：彭真同志讲话，站得高，看得深，深入浅出，实实在在。问题不论多么复杂，经他一讲，就会使人豁然开朗。我们也有同感，只是当初并不清楚个中“奥妙”，不过是从直感上体会到彭真同志经验丰富、水平很高。后来接触多了，才悟出了一点道道。不错，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过各种各样、错综复杂、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的实践经验的确是丰富的。而在千变万化的实践中，总是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抓得准、干得实，则是源于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彭真同志常说：“科学的理论是客观事物运动内在规律的反映，它是解决战略问题的。只有学好理论，才能从全局上、发展上、本质上把握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规律性，才会有预见性，不致就事论事，甚至迷失方向。”
彭真同志的理论造诣高、功底深，我们早就听许多老同志讲过。可是，1991年初，当《彭真文选》定稿时，他却说：“我是做实际工作的，不是理论家。人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我是实际联系理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就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它、解决它，处理完一件事，再去处理另一件事，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彭真同志的理论素养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是从具体实践中总结出规律，又用它直接指导具体实践的。他说：“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新的实际产生新的理论，并且根据新的情况发展理论、修正理论。历来如此。”通过参加整理、编辑《彭真文选》和彭真同志的三本专集，我们突出地感受到他的全部讲话、文章（反映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彭真同志对实事求是的深刻领会，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又是直接受益于毛泽东同志的。彭真同志多次讲过，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1937年。当时，他是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到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讲的一段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说，看问题，第一要客观，不要主观；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第三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只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党内许多问题就好解决了。彭真同志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为毛泽东同志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比较通俗，简单明了，又很深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从那时起，他就认定了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1941年9月，彭真同志担任党校教育长后，有一次问毛泽东同志，中央党校的校训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当年冬天，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礼堂正面的墙上。从此，实事求是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表述。
彭真同志对实事求是的娴熟运用，突出表现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显示出创造性地开拓新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革命家的胆略和组织才能。在延安，他说过：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观点，方法是彻底的辩证法的方法。这个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不变的，但随着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在处理问题时却又千变万化，有极不相同的表现。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这个指导思想始终如一。他说：实事求是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要变。我们就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事”相应地去求不同的“是”。“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似乎也好懂，而真正做到，却是很难的。要全面掌握“实事”，还要下苦功夫去“求”，求出来的“是”又要反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决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够做到的。
如果说彭真同志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的话，就是善于把科学的思想方法变为科学的工作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中有四句话：‘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先是去粗取精，只选决定问题必需的、有关的材料，去掉无关紧要的材料。然后，去伪存真，经过鉴别，去掉假的东西。接着，由此及彼，因为本质是存在于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最后，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他说，这四句话缺一不可，并且顺序不能颠倒。就我们的亲眼所见、亲身体验，他运用这种方法处理问题的一个范例就是“两案”审判。1980年，彭真同志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在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中，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这里，关键是罪证。为了使这次历史的审判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彭真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经他亲自看过并认真作了研究的书证材料就有一米多厚，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最后作为认定10名被告所犯罪行根据的873件各种证据，无一没有经过他手。
彭真同志的革命实践活动再次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唯物辩证法威力无穷，永远是所向披靡的。
集思广益多谋善断
“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是中国古人的话，彭真同志拿来经常引用，却赋予它以全新的、丰富的内涵。
彭真同志多年来形成了一个习惯，他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有了新体会，总要约上身边的、下面的同志“边读边议”，这实际上是他教育干部、培养干部的一种方法。我们跟他最后一次读书，是在1991年4月初他突患重病之前，读的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方法还是边读边议。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靠什么来维持、检验、加强？列宁讲了三条。我看，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实践是群众的实践。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认识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了群众路线，党和国家就会变质。这是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有了政权的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根本性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上，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点大意不得。
彭真同志所讲的道理，都是他的亲身体验，又是他历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一件事情来了，他总是把有关的材料拿来亲自看，直接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即使有了初步看法，也不轻易端出来，而是提出问题，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多听、多看，力求把握矛盾的焦点与实质；然后，多议、多想，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他说，多谋善断，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彭真同志总好像有一种魅力，在他面前，看着他那平易近人、诚挚倾听意见的神情，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愿向他讲，敢向他讲，不能不讲。他常对我们说：“‘官’当大了，本来就不大容易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危险的。在我身边工作，我讲了一个意见，如果你们都说赞成，那就等于还是我一个人的脑袋想问题。如果大家把不同的意见都提出来，那就成了几个脑袋加起来想问题，就可能想得更全面一些。听不同的意见有好处，自己错了，改正，当初想得不够周到，补充完善。总之，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从他作委员长的时候到退下来以后，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世界变化很快，国家变化很快，社会变化很快，思想不能僵化啊！僵化的标志就是固执，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能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见。人到老了，容易固执，思想僵化了，还自以为是。我已经八九十岁了，总有一天也可能会因为对实际情况难以全部掌握而固执己见的。到那时候，只要你们一旦发现这种情形，就请你们拉住我，不要叫我讲话、做事，不然的话，对党不利，对人民不利。今天就算拜托诸位了！”每次听到这话，我们都为这位老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境界深受感动。
彭真同志常说，做工作、办事情，一是提出问题，二是分析问题，三是处理问题。三个环节，前前后后是不一样的。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提得准不容易，也是要深入实际，抓住事物运动中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的。分析问题，为了求得真理、明确原则，一旦有了看法，切忌自以为是，而要自觉地“八面树敌”，这个“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人，而是说要听取不同的意见，经过比较、鉴别，最后又往往集中为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意见。所谓正确的意见，就要经得起驳，驳不倒，才算站得住。这是办事的原则性。原则是不能掺水的，是就是，非就非，真理只有一个。要敢于坚持原则，一下抓住本质，一竿子插到底，把问题说透。只有自己坚定，才能说服别人，让别人也坚定起来。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但是，处理问题要谨慎、周到，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有灵活性，善与人同。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则。总之，坚持原则，团结多数。
集众思，是为了广众益。彭真同志在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同时，又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反复讲：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的党和国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观点来的。人民委托我们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人民是主人，我们是公仆，这是事物的本质。在他的心中，人民重千斤。他说：“在我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彭真同志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又使他的这种感情得以升华，明确地把“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处理各种问题的基本准则。
严肃认真精益求精
50年代，彭真同志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对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明确地提出过一个要求，就是要“用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他说：“有句古话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是有道理的。不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而以低标准来要求自己，和落后的攀比，就会弄得没有出息。这是自甘落后、妄自菲薄的表现，会使工作缺乏朝气，缺乏创造性，缺乏进取精神。”他对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曾给三种官僚主义作风画了像：一是“看洋片”，看了那么多，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二是“打排球”，把应该解决的问题当球打，互相推；三是“山药蛋”，各管各的，互不商议，互不关联。他说，这三个东西害死人。
彭真同志历来是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他那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他那兢兢业业、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开拓进取的工作精神，早已有口皆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1979年2月他恢复工作，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刚设立的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时，再一次显示出他的“个性”：任务越繁重，问题越复杂，他的革命激情、工作热情就越高涨。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快立法的要求，他以77岁的高龄，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立法活动，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一个法、一个一个问题，甚至一个一个主要条款，他都亲自调查、研究、推敲，重大原则问题请示中央决定。他经常强调说：“法是给全国立规矩的，一点马虎不得。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有问题，在法通过前改过来比通过后再改要好。”由于劳累过度，他曾因病住院，躺在病床上还要听汇报、作指示。有一天，中央要开会讨论刑法草案重大原则问题。那一天，彭真同志发高烧39摄氏度。他对护士说：“小同志，请你给我打一针退烧针，只要退烧一个小时就够了。”他就是这样拿着汇报提纲走进中南海勤政殿的。在彭真同志的主持、领导下，三个多月就拟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选举法、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草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全部通过，开创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这在古今中外立法史上都是堪称奇迹的。
许多同志反映，彭真同志讲话，连稿子都没有，信口讲来，就让人听起来那么过瘾、解渴，许多难题立刻迎刃而解。其实，他何尝有过一次是“信口”讲话！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为了准备一次讲话，他总是要全面了解情况、抓住主要问题、反复研究思考，讲话提纲写了一遍又一遍，重要提法改了一道又一道，一天不讲，一天不停，若几天不讲，就几天睡不好觉。1985年6月，他到天津看望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老部下，本来是没有准备讲话的。6月30日傍晚，市委领导同志说第二天是“七一”，希望彭真同志向市委扩大会议讲话。为了准备那次讲话，83岁高龄的彭真同志一直熬到了凌晨4时。第二天，他就新形势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问题，讲了一个半小时。彭真同志就是这样“信口讲来”的。每次讲话之后，整理成为“要点”，他又总要反复推敲，一字一句审定。他几次要我们学习陆机在《文赋》中讲的，“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彭真同志对这句话作了新解，说：意必称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这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言必称意，这是科学的叙述方法。1986年3月2日，彭真同志在公安部礼堂向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作报告，从上午9时30分讲到下午1时，站着讲，未休息，一口气讲完。讲过之后，3万多字的记录稿提炼为8000多字的讲话要点，他又推敲、修改了9遍，才印成正式文件。他说：“谁让你当了‘官’呢？讲了话，人家是要执行的。不搞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影响下面工作，不认真不行啊！”
彭真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很爱护，又很严格，寓爱护于严格要求之中，不仅绝对不允许利用工作条件，特别是打着他的名义为个人办事情，而且向他汇报情况必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是一，二是二，不允许说“大概”、“估计”、“差不多”这类的话。我们都曾因为办事马虎受过他的严厉批评。他尖锐地说：“过去做地下工作，马虎一点，就会人头落地的。没有经过生死考验，就是不成熟！”批评之后，他又往往很耐心地说：“我可能对你们太苛求了。请你们理解，我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判断的，情况搞不准确，判断错了，要误事。”
我们在同彭真同志的接触中，亲眼目睹了他为党的事业、人民利益殚精竭虑的感人情景。除了散步、游泳两项强身健魄项目以外，就是认认真真学习、兢兢业业工作，使人常常痛感他实在是太苦、太累了，而他的脸上却又总是洋溢着欢欣和幸福。1991年春节前后，他在杭州边休息、边工作了4个月，经过体检，完全健康，没有任何毛病。于是，他又激发起投身工作的炽烈热情。3月先视察了秦山核电站和北仑港，又立即北上到上海，视察浦东，与市领导同志座谈，日程排得很紧。彭真同志从来关心战友、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甚至对我们这些晚辈也是关怀备至，常提醒我们“要劳逸结合，不要搞得太累。超负荷工作，短期可以，长期不行。身体累垮了，想工作也不行了”。只是在这一点上，他是从来没有身体力行过的。这次也是一样。从上海到济南，坐下来就安排在山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当时，我们实在担心他难以承受那么大的工作量，于是多次劝他注意休息，不能过于劳累。他不但不听劝，还少有地发了火，说：“共产党员活着就要工作。不工作，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由于连日疲劳过度，4月11日早晨彭真同志突患中风，右身瘫痪，住进医院。在病床前，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们都很难过，深深自责没有尽到责任。彭真同志却很乐观，说他要再站起来，他一定能够再站起来。果然，他在晚年，以惊人的毅力和钢铁的意志，先后两次战胜病魔，连医生都说他“创造了奇迹”。
1988年6月，彭真同志《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一书出版前，他一再说：“这些讲话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是集体经验的总结，可以说是一本‘协力集’。如果这些讲话有一些作用的话，应该归功于大家，归功于集体。”彭真同志一生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是我们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他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他走了，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就是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在新的征途上，我们决心继承他的遗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胜利地推向21世纪，贡献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