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透视
文化问题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因现实文化的多层面，不同的文化渊源和价值观念，造成文化视角的差异，由此产生对文化观与文化研究方法的不同见解。各种学术观点的讨论和交流，有助于深入进行文化问题研究。
文化观与文化研究方法评述
□谢龙
文化问题是学术研讨的热点，也是各行各业以及学术界和非学术界之间相互沟通的热门话题之一。当今有关文化观和文化研究方法的诸多见解，因现实文化的多层面和基于不同文化渊源和价值观念的文化视角的差异，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是不同观点的碰撞也是深化文化问题研究、正确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和文化研究方法的契机。这里，我们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迫切需要，择取与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针具有直接意义的不同见解，从三个方面予以评述。
文化与人的关系
文化与人的关系问题，关涉如何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与文化建设的目标。不同见解有的虽大相径庭，但对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是区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却有共识，认为文化是人的创造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强调文化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把文化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因对文化作为实践产物的具体理解有分歧，由此引发对文化的本质和内涵的不同意见，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两种：
一是文化与人的关系，仅限于以创造精神财富的实践或精神生产为基础的关系，把文化仅当做精神生产的产物，即是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组成的观念形态。这种看法并不否认文化要通过语言文字与其他物质载体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其价值在于观念，离开观念的载体就无文化可言。对文化限于观念形态的观点，一般称为狭义的文化观。
二是认为文化和人的关系既然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那么文化就不仅是精神生产的产物，而且是物质生产的产物。人的一切创造物都是文化，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部分之中，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化就是社会。对这种将文化扩展到全部社会活动的观点，一般称为广义的文化观或大文化观。广义的文化观并未把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完全等同，而是认为文化就其外延来说与社会是重合的，就其内涵来说则是社会无法取代的。广义的文化观认为人创造文化，同时文化又塑造人，对文化的内涵着重从人本身作为历史主体的发展的角度给以规定，并由此从多方面考察文化的本质，比如把文化当做创造价值的活动、体现在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价值取向中，以及历史主体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等。还有一种看法，明确地把蕴涵在实践活动与成果中的人的素质、能力与价值取向，即兼具社会和个人形式的人格，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或“内核”。这种文化蕴意，恰恰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的确定上，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四有”公民作为文化建设的目标，表明以人格为内核的文化不应局限于观念形态，而应扩展到全部社会活动。
文化与经济、政治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问题，关涉如何正确认识文化的功能，如何落实文化建设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方针。狭义和广义的文化观一致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以下简称“三分”），但如何正确对待“三分”有不同看法。
狭义的文化观把文化只是当作观念形态，认为“三分”是合理的、科学的，并且明确指出经济、政治不是文化，如把文化扩展到经济和政治，也只是指渗入其中的精神因素。坚持这种看法还强调只有把文化当做人类社会一个组成部分，才有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言；如果文化和社会的外延完全重合，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无从谈起。
广义的文化观认为，仅从文化的观念形态来说“三分”是合理的，这是制定文化建设的纲领与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实际上文化并不限于观念形态，还有经济和政治形态的文化、物质和制度形态的文化，以及更为具体层面的社区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等。它们作为文化，与经济、政治、物质、制度以及社区、乡村、企业、校园等等的外延，既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同或重合的一面。外延不同的一面指其中精神因素及其物质载体，对此广义的文化观并不否认，思想文化有着和经济、政治相并列的方面，并作为各个领域和层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企业文化就把职工业余精神生活及为此而建立的种种设施当做它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
广义的文化观更为强调的是文化在外延上与社会重合的一面，明确认为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部分外延相同的文化是以人格因素为其内核的，这表明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决不能仅仅从其并列的外在的关系上去理解与掌握，这会忽视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的内在关系。不论什么形态的文化包括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果离开它们的人格内核，也会阉割文化的基本蕴意，使之不成其为文化。据此还认为把文化“泛化”到衣食住行、花鸟鱼虫等实物之所以不可取，并不是由于其中没有文化蕴意，而是“泛化”便难以揭示与辨析其文化蕴意，把无关的东西附会为文化，因此貌似重视文化，实际上降低了文化品位。强调文化的人格内核在于展现文化的特定角度，即文化注重从是否有利于人本身发展这个价值尺度评价社会发展的各个侧面和各种社会现象，这也正是文化渗透于经济、政治的最主要之点。无疑，文化价值尺度是内在于判断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这表明文化渗透并扩展到全部社会活动。文化观念确立与否，取决于能否自觉地掌握这种有利于人本身发展或人格塑造的文化价值尺度。
不同文化的共性与个性
不同文化共性与个性或同和异的探究，为通过文化的古今中外对话促进综合创新，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打开一条通路。在不同文化比较的众多见解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意或无意都从各自理解的共性和个性出发进行论证。以“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以下简称“合一”和“二分”）作为中西文化的区别能否成立的论争为例，对共性和个性有不同的思路。
一种思路侧重个性，赞成把“合一”和“二分”作为中西文化区别，认为这是从文化本身的价值理想、思维方式层面考察源于中西各自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形成的中西文化的“个性”，并用这种本世纪前期就已提出过的论点，重新梳理、开发典籍文本中有现实价值内容，参与由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引发的对“人和自然关系”问题的反思，试图重建人类中心主义。
另一种思路侧重共性，反对把“合一”和“二分”作为中西文化区别，认为“合一”和“二分”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是从社会实践一般规律层面考察源于人类社会共同历史背景所形成的人类文化的“共性”，因而不能作为中西文化的“个性”，试图为中西文化的共通性提供最为普遍的现实基础。
再一种思路是个性和共性并重，既从文化本身又从社会实践一般规律层面考察中西文化，赞成把“合一”和“二分”作为中西区别，但反对把这种区别绝对化，因为这种区别是依据中西文化主导方面所给予的规定，在非主导方面还存在着共通性。中西文化的共通性源于社会实践一般规律，但又不能以此取代文化本身的考察。否则，不仅“合一”和“二分”作为中西区别不能成立，而且众所共识的把重道德和重知识、重整体和重个人、重精神追求和重物质享受等等作为中西的区别也都不能成立，因为“区别”涉及的双方都是社会实践不可缺少的基本方面。有鉴于此，这种思路遵循“共性寓于个性”的辩证法，明确指出，考察不同文化共通性的意义在于揭示古今中外对话的可能性，考察不同文化差异性的意义在于揭示古今中外对话的必要性。古今中外对话所依托的不仅有使古今中外相沟通的社会一般规律，还有制约时代和地域的间距与差异的社会特殊规律，掌握社会的一般和特殊规律才能立足现实，以我为主，对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给以正确定位。这样便可走出由于定位不明、企望“现成拿来”而导致的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误区，并且摆脱偏狭“个性”和抽象“共性”的束缚，把共性和个性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做到广开思路，从多方面开发优秀的和有益的文化资源。这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中的理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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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美国的企业兼并浪潮及启示
□席宇梅 赵春明
企业兼并在美国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自19世纪60年代起，共经历了五次高潮。
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5—1904年间，被兼并的企业达3010家，兼并资产为69亿美元。这次兼并浪潮的主要特点是：以横向兼并为主，即有竞争关系的、经营领域相同或生产产品相同的同行业之间的兼并。其目的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减少竞争对手，消除重复设施，大量中小企业合并为一个或几个大企业，即小小联合。
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1915—1930年间，共有12000多家企业被兼并。这次以纵向兼并为主，即生产和经营上互为上下游的企业间的兼并，大企业兼并中小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兼并并存。
第三次兼并浪潮发生于50—60年代，60年代后期为高潮。1960—1970年间，兼并收购共25598起，被兼并企业超过2万个。此次兼并浪潮的特点是：以混合兼并为主，大垄断公司间互相兼并，产生出一批跨行业、跨部门的巨型企业。
第四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75—1992年间。此次兼并数量变化不大，但兼并资产的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兼并形式呈多样化趋势，一些中小企业或是依靠先进的科技，或凭借金融支持，或依靠投机买空卖空的杠杆作用兼并大企业，达到了“小鱼吃大鱼”的目的。
从1994年起，美国掀起了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1994年企业兼并交易额达3419亿美元，1995年企业兼并为9152起，合计5190亿美元，1996年达10200起，涉及金额6588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本次兼并的显著特点是：大企业进行强强联合，跨行业、跨国界兼并，通过资产重组和优势互补，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我国的企业兼并是从1984年开始的，作为深化改革的新思路至90年代已蓬勃发展起来。研究分析美国历史上企业兼并五次浪潮可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企业兼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市场经济中择优汰劣的竞争过程，实质上是资本、人力、技术等资源不断向高效益领域转移，从而实现优化配置的过程。企业兼并是实现资源的转移和优化配置的最佳方式之一，它既可以产生新的资源组合，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又可以避免两败俱伤和产生大量失业人员。我国许多在发展初期由于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而导致资源没有得到很好整合的企业，可以通过兼并，实现存量资产的重组和合理配置，实现规模经济。
其次，兼并活动不应受到行业、地区乃至国界的限制，在形式上也可多种多样。由上可知，美国企业兼并先以横向兼并为主要形式，随着垄断的形成和反垄断法规的出台，有了纵向兼并的需要，又由于竞争的加剧，混合兼并开始占据上风，巨型公司应运而生之后，兼并形式更加向多样化发展。在兼并的空间方面，美国的企业兼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跨行业和跨区域的特点，从第三次浪潮起，则具有了跨国界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重和形式上不够灵活多样，必须打破条块分割，促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甚至跨所有制、跨国界的兼并与重组。在形式上，不仅要鼓励大企业兼并小企业和强强联合，还应鼓励中小企业间的兼并，使不同企业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第三，企业兼并是一种市场行为，要积极稳妥地培育市场中介机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兼并是在市场竞争中通过等价交换实现产权流动的一种典型的市场行为。在企业兼并中，市场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寻找和评价目标企业、进行可行性研究、财务安排，到价格谈判、达成交易、清算资产，以及资产重组等一系列环节，中介机构的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国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部门在兼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今后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使企业成为兼并的主体；同时，积极稳妥地培育市场中介机构，中介机构也要加强行业自律，提高服务水平。
第四，企业兼并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的保障。美国在过去100多年里制定了一整套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兼并服务。企业兼并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尽管已经颁布了《公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会计法》等有关法律，但在企业兼并的许多问题上还存在空白，地方上的政策又五花八门，已无法满足企业兼并活动的需要。因此，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使市场竞争机制在企业兼并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
最后，应未雨绸缪，重视反垄断问题。从美国企业兼并的历史来看，竞争导致优胜劣汰，企业兼并同时出现垄断，因此反垄断问题也相应而生了。我国目前这一问题尚不尖锐，但也宜及早制定反垄断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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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东非洲发展报告》简介
□王君
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关于地区国际形势的年度报告《1997—1998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理论工作者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中东非洲是世界上动荡多事的地区。中东被称为“世界热点中之热点”，非洲则是世界上政局复杂多变的地区。全面及时地论述一年来中东非洲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状况，有助于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
《报告》分为综合、政治、经济、国际和资料等5篇。在综合篇中，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政治篇中，则对中东非洲地区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中东和平进程、中东国家关系出现的重大变化、非洲维和形势和联合自强问题作了系统论述；对一些国家内部发生的重大政局变化，如伊朗的大选、土耳其的政府更迭、扎伊尔和刚果的内战以及塞拉利昂的军事政变等按国别进行了评述，不仅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而且对发展前景也作了预测。在经济篇中，既有对中东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全面的回顾与展望，又有对埃及、乌干达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具体分析。对海湾国家的石油生产和整个地区的贸易、承包劳务、投资市场走向也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在国际篇中，对西方大国的中东和非洲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进行剖析，由此可以看出中东非洲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该报告还对我国与中东、非洲关系的新发展作了全面介绍和评述，对1997年底我国与南非建交也作了专门的论述。资料篇内容有：这一地区1997年简要大事记；国内出版的有关中东非洲地区研究的重要成果目录和经济统计资料。
该《报告》是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课题，由西亚非洲研究所赵国忠、温伯友、杨光主编。参加编写的除该所研究人员外，还有外交部、对外贸易经济部和中联部等中央、国家机关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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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
□张永桃
王惠岩教授撰写的《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思想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现实指导性相统一的政治学专著。该书以其独特的构架、立意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对当代政治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就内容而言，这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基本理论，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对国家的本质与作用的独到见解。作者认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主要体现为，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而这个秩序就是由一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秩序。只要维护了社会秩序，就是维护了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从而体现了国家的本质。这些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作者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提出和论述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失时机地转变政府职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发展的前提，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就是要使政府从对社会经济组织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控制转向目标控制。政府机构改革的要害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二、关于邓小平的民主与法制理论，作者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特别是对邓小平关于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党的领导等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论证了邓小平的民主与法制理论是符合当代我国国情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民主与法制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对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的理论的阐发，论证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根源和必要性；通过对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的阐发，论证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具体途径和方式上，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政治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搞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一套；通过对政治体制包含三个层次的阐发，论证了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
四、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对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进行研究，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当代科学决策理论密切地结合起来。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决策论两者的归宿都在于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侧重为我们提供宏观思维方式，而科学决策理论侧重为我们提供具体操作方法。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正确进行决策。这些富有创意的论述，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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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动态
合作与发展
——京九沿线地区与社会发展研讨会综述
□彭南林
最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深圳市委、市政府联合召开京九沿线地区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大京九经济开发的作用与地位，区域经济长远规划与合理布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合作开发，是这次研讨会最为集中的话题。
与会代表认为，京九沿线拥有开发潜力和资源优势，开发京九对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十分有利。开发京九必须统筹规划。只有规划先行，才能防止地区间的产业结构雷同和恶性竞争的弊端，加强京九经济带的地区间联手合作。
关于农业问题，代表们认为，作为欠发展的沿线老区，应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大力发展副业、庭院经济、农业产业化基地和乡镇企业。京九沿线的农业开发，应当坚持科教兴农的方针，注意实用技术的推广，引进适应发展大农业的技术型、实用型人才。注意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转变，发展“三高”和生态农业，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抓好黄淮海平原农牧产业基地、鄱阳湖区水域养殖产业基地和赣中南粤东北热带林果产业基地的建设，把京九沿线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的规划之中。发展沿线农业，应走“市场＋技术”的路子，因地制宜建设“星火”产业带，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逐步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应尽快建立起“市场—加工企业—生产基地—农户”的一条龙体制，把分散农户的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连接起来。
与会代表指出，大京九正面临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转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党的十五大提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机遇。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否则，就会陷于被动地位。面对机遇，我们需要一方面抓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另一方面抓信息技术，并要转变靠政策优惠的观念，树立制度创新的观念。
会上还讨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有代表指出，京九沿线地区的优势在于它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要注意保护资源环境，建立节约型经济体系，把资源效益放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施以合理利用资源为核心的资源环境保护战略，防止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性开发，设立资源保护区，以保证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质量。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和强有力的执法监督体系，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保障京九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针对京九沿线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京九沿线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若干个“发展极”和若干个“次发展极”，若干个区域性中心市场和股份制大型综合商社。应重视京九两端作用，在京九全线的经济合作中，北端是北京、天津等具有文化和科技优势的城市，南端是香港、深圳等金融、信息、贸易中心，南北两端是互促互动的关系。中间有阜阳、九江、南昌、惠州等城市，经济发展已具一定水平，与两端的互补性也很强。要注重城市功能的合理划分，建设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形成不同层次的城镇群网络，让沿线具有优势的重点城市、重点产业及重点产品成为辐射源。要充分利用深圳的区位优势和先行优势，发挥“扇面”的辐射功能，使深圳成为京九地区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和“二传手”，成为外商向沿线地区投资的服务基地，把京九沿线上的人民带动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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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新书架
《社会转型与心理变迁》
刘崇顺撰写的《社会转型与心理变迁———改革与社会心理研究》一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问题，是应用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的、有开拓性的研究领域。作者首次提出“改革心理”概念，认为改革心理与一般社会心理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在于前者具有突出的变异性。全书贯穿了对改革心理特征的具体分析，还涉及到改革心理的社会成因、具体条件、基本形态、社会效应、变化趋势、调控方法等诸多方面，初步探讨了改革心理研究这一领域的理论建构。（小晖）
《民族伦理学》
由熊坤新撰著的《民族伦理学》一书已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别对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和族别伦理思想等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它对于拓宽民族学和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积极的作用。（文溢）
《真理观研究》
姚传旺主编的《真理观研究》，是一部七卷本系列专著，它全面系统地阐明古今中外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军事家的真理观，揭示了人类认识史上真理观的产生和发展。最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首批推出三卷：《中国哲学史上的真理观》、《西方哲学史上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真理观》。整个系列专著内容丰富，材料翔实，体系完整，是全国几十位长期从事真理问题研究的专家艰苦努力和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探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群英）
《二十一世纪经济学前瞻》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主编的“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经济学、经济学教育”研讨会的论文集———《二十一世纪经济学前瞻》，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收录的几十篇论文中，专家学者研究和探讨了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和趋势，经济与科技、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自然相互关系，未来经济学说以及经济学研究方式手段将如何发展等问题，对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学发展走向作了预测。（李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