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评说
感受融合
——延边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张玉来
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采访，最令记者感动的就是朝汉两个民族从生活、生产、风俗习惯到情感、心灵的相互融合，就是那看似平常琐屑，实则蕴含深刻的对彼此文化的相互认同。
一延边朝鲜族有着与众不同的饮食习惯。狗肉、冷面、泡菜、打糕和大酱汤，可说是朝鲜族兄弟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五宝”。令记者称奇的是，这里的汉族兄弟也对这“五宝”情有独钟，所做泡菜、酱汤还颇受朝鲜族兄弟称道。而朝鲜族对汉族的饺子和炒菜也青眼有加，做起来相当地道。记者在月余的采访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在饭店还是在同行家中就餐，都是两个民族的饭菜一起上，“兼收并蓄”。
一天记者竟吃到了“狗肉饺子”。品味这外观并不稀奇的饺子，不难咀嚼出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狗肉是朝鲜族最喜欢吃的肉类，但向来没有用面皮包裹的习惯；汉族喜欢吃饺子，但也从无用狗肉作馅的传统，可见“狗肉饺子”确是延边朝汉两族饮食习惯相互融合的明证。
南相福州长告诉记者，多年来，在生产活动中，朝汉两族群众互帮互学，各自的生产优势早已融合在一起，形成共有的生产习惯。善于种植烟叶和苹果梨的朝鲜族农民热心地向不长于此道的汉族农民传授技术；善于种菜、养家畜和多种经营的汉族农民也诚恳地帮教原本对此颇为生疏的朝鲜族农民。
州社科院院长金钟国研究员说：“在延边，朝汉两个民族对彼此的生活、生产习惯的认同、融合，折射出两个民族炽热的亲情和强劲的亲和力。这在世界各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少见的。”
二延边建州伊始便在城乡广泛开展的“姐妹校”、“姐妹班”活动，在众多走向社会多年的朝汉同胞的心中编织起了一张解不开的故乡情网。
和龙市第五中学的教学楼是一幢乳白色的高大建筑物，其上乘的建筑质量和现代化的装修，在全州初中的校舍中首屈一指，有1200名朝鲜族学生在这里就读。朝鲜族校长姜应淳动情地告诉记者，原来的校舍是一幢平房，赶上雨天，房顶漏雨，门前进水。上级早就把它定为危房，但苦于没有资金进行修缮。捐资450多万元建起这幢教学楼的是一位名叫刘德全的汉族私营企业家。记者见到了衣着俭朴、敦厚老实的刘德全，他说：“我生在和龙，长在和龙，与朝鲜族兄弟自小就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战争年代，那么多朝鲜族先烈为国流血捐躯，我给朝鲜族少年盖个学校又算得了什么？”
延边大学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近千名中青年学者出国访问讲学，回国率达82％，大大高于全国高校的平均水平。那些与韩国有着亲缘关系的朝鲜族青年学子，是什么促使他们怀着热切心情回来报效祖国的呢？从汉城一所大学访问讲学回来不久的朝文系李承梅副教授坦言：“要说留在那里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我的条件算是很优越了，但我是喝海兰江水长大的。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的故乡是延边。虽然那边生活、工作的条件比延边大学好，但那里不是我的祖国。”
李承梅和刘德全的故乡情结表明，对巍巍长白山和蜿蜒多姿的海兰江的炽热的爱和深深眷恋，已使朝汉两个民族的心灵融合在一起。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育壮“常青藤”
——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书记陈森
陈森，1953年生，大学文化程度。历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95年任中共忻州地委委员、原平市委书记。
原平县是晋北第一大县，交通便利，人杰地灵。来这里任职，我深感责任大，压力大，可心中立志当好人民公仆的动力也大，反正咱就是一门儿心思，扑下身子，拉好车子，带领大家走上更加富裕的道路。
办实事是创政绩的重要标志，它的表现最直观，群众也最敏感，最欢迎。我常想，咱是人民一头牛，拉车耕地争上游。这“拉车”、“耕地”便是务实业，办实事，重实干，迈实步。实践证明，这是为“官”之本、爱民之藤，而且“本”要坚定，“藤”要常青！
时下“办实事”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口头禅。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谁不愿意多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但具体到一个地方，怎样确定办实事的目标，也还是需要动一番脑筋，细细掂量。近年来，我经常深入到普通市民和山区农民中间，和他们促膝交谈，听他们吐心声，发牢骚，提意见。这样一来就把群众关心的乡乡通油路、输送管道煤气和闭路电视普及作为头等实事抓紧办、大力办。
在办实事中，我们还注重确立发展一方经济的长远战略，不把眼光局限在时下公益福利的圈子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把前景广阔的大营温泉开发、“两河一基地”工程、校舍标准化建设和扩容6000门程控电话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列为重点实事。当然还要量力而行，家有几件事，先从紧处来，向群众喊了超越实际可能的大话，到头落空，反而丢了信用，失了信心。所以在确定今年办九件实事的棋盘上，既有六大农业项目、两大工业技改和11万伏变电站等长远型项目，又有关系职工和农民切身利益的家属宿舍建设和闭路电视增容万户工程。
实事定得顺民意，更要办得得民心。既然向群众亮了牌子，就要发扬拼搏精神和坚韧毅力，漂漂亮亮、圆圆满满干成它！在这方面实施领导分工包干责任制、工期质量保证制、现场办公制、财务公开监督制等，把办实事变成讲民主、讲效率、看作风、看廉洁的舞台，变成锻炼人、培养人、考验人、选拔人的阵地。这样办实事，我们干部的形象才能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亲切起来，光彩起来，高大起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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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一缕
职工来信必复
“老总信箱”暖心
谢小玲 赵自力
群众有困难找领导，最怕的是石沉大海，没了音信。铁道部怀化总公司总经理陈章连处理群众来信，却养成了一个习惯：亲笔给职工群众写回信。陈章连说，不管有什么困难，总得对群众有个说法。今年一季度，“怀铁”就有28名职工收到总经理的回信。
怀化总公司管辖近千公里的铁路线，从远的工区小站来一趟总公司机关要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职工有困难找上级部门，担心各部门“踢皮球”，就把信直接写给总经理。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陈章连，深知一线职工的苦衷。职工遇到难题，满怀希望地给领导写封信，却落得剃头挑子一头热，这很容易伤职工的心。担任总经理后，不管工作怎么忙，陈章连都要阅读每一封职工来信，作出批示，并亲笔给职工群众写回信，对职工的困难，想方设法给予解决；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要求，进行解释；对群众的建议，给予鼓励、批转。3年来，陈章连先后给190多名职工写回信，职工群众亲切地说：这是我们的“老总信箱”。
今年3月底，吉首工务段职工卢盛雷来信诉说他因尿毒症及双肾萎缩等多种并发症，于去年9月份实施了肾移植手术，手术时和手术后需要使用大量的自费药品，经济上十分困难，此时12岁的女儿又不幸将腿摔成粉碎性骨折。现在，职工医院有些排异性药物又不能及时保证，只好写信向陈总求援。陈章连接到来信后立即批示有关部门到职工医院、吉首工务段了解情况，要求按规定保证卢盛雷的用药，同时回信安慰他安心养病，并派信访部门立即将回信及他个人的500元资助款送到卢盛雷手中。
“老总信箱”在总经理与一线职工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现在给“老总信箱”写信的已不仅仅是求援解难，更多的是给老总提建议、当参谋。去年，铁路运输市场出现滑坡，不到3个月，陈章连收到42封职工群众来信，从退休老人到一线职工，在信里给总经理出了不少好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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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科技素质不可少
李文生
云南昌宁县更戛乡党委和政府制定了一条新乡规，不懂农业实用技术的领导不合格，不能带领群众依靠科技脱贫致富的领导不称职，乡级领导、一般干部、村干部完不成所包村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指标的要分别予以劝其辞职、停薪留职、辞退等处理。规定实施两年来，全乡有5000多人依靠科技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面貌迅速得到改变，更戛乡因此成为全省科技先进典型。
更戛乡的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思想理论素质、政治素质和良好的作风外，科技素质也应该是干部素质的重要方面。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就要到来。虽然农村经济相对来说大多还处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状态，但是作为乡、村一级的基层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具体部门、具体行业的起码的科技知识，决策的时候就难免会有盲目性，工作中的指导性、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以己之昏昏”，当然不可能“使人昭昭”，更别说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了。
提高基层干部的科技素质，思想认识问题是首要的。更戛乡具有土地面积多、森林资源多、草山牧场多、适宜生长作物多等“四多”优势，但过去却未能将这种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者缺乏科技意识。提高科技素质的基本途径，就是要像江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习应该从实际出发，结合自己所领导的部门、行业，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客观上讲，像更戛乡那样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把考查干部的政绩与能不能依靠科技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挂钩，奖优罚劣，也是促使干部提高自身科技素质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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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8年前的那个月夜，福建省东山县铜钵村的147名青壮年被迫远走台湾，此地空余近百青春少妇，“寡妇村”名不胫而走。海水悠悠，情也悠悠，时空怎能割断归乡路？
东山归去来
本报记者 江宝章
黄定寿时常想把往事从自己的记忆中赶走，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无边的思绪仍会涌上心头。
那是1950年，黄定寿22岁，在东山县铜陵电话局当话务员。5月4日，当他踩着月色回家的时候，下弦月正孤零零地挂在又冷又深的天穹，四周一片寂静，喧嚣了一天的海浪和风沙渐渐平息，铜钵村慢慢地融入夜色之中。凌晨3时许，一阵突如其来的砸门声、吆喝声、哭喊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许多村民已经被国民党军拉到了村里的祠堂前了。当时仅200多户的铜钵村，147名青壮年被即将溃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强行掳去。黄定寿侥幸躲过一劫，然而他的小弟和伯父却未能逃脱厄运。一夜间，铜钵村失去了147个家中的顶梁柱，留下了91个青春少妇。三天三夜，铜钵村炊烟不举，突如其来的悲伤几乎使他们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铜钵村从此成了“寡妇村”。
今年的3月27日傍晚，当记者来到铜钵村去台老兵黄韵奇先生家时，恰逢老人下午刚刚从台湾回到家中，老先生告诉我，这是他第二十五次回家来。
“那天正是农历三月二十三，是我29岁的生日。”今年77岁的黄韵奇老人依旧记得村里的妇女追到海边，哭天抢地，悲痛欲绝。也许预感此行就是永别，临行前，他把身上仅有的18块光洋都塞到紧紧拉住他的太太的手上。从此盈盈一水，顿成天涯。
在黄韵奇先生家，记者见到了他的结发夫人：布衣青衫，脸上一片平和，青春被岁月蚀尽，生命的滩头只留下激情退去后的空阔。
海峡亲情终究隔不断，哪怕是在最严酷的年代，人们也在不停地寻找、呼唤。60年代，一些去台老兵通过新加坡、香港等地辗转与家人联系；80年代，两岸关系刚一解冻，一些退伍老兵便倦鸟投林般地扑向几十年魂牵梦萦的老家。黄韵奇老人依旧记得，1984年他第一次回到家乡，面对已从青春少妇变成白发老妪依然苦等着他的太太，面对34年未曾相见早已长大成人的儿子，恍然有隔世之感，积聚了30多年的思念几天几夜都倾诉不尽，以至于嗓子都哑了。回台时，他给在台的东山老兵们一下子捎去了200多封家书！
从那以后，去台的东山老兵陆续返回老家，省亲祭祖，投资兴业。当年147条汉子如今只有60余人在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福建东南一隅的小岛上，创办了许多企业，以此报答家乡和先人的养育之恩。电信业的飞速发展，使村民们与台湾亲人的联系方便了许多。19万人口的小县，竟拥有程控电话2．5万部，每月与台湾通话达5000次。让大家遗憾的是，两岸至今仍未直接通讯、通邮，电话、邮件仍要通过第三地转接，既费时又费钱。
让黄韵奇老人高兴的是，家乡一年比一年更美、更富裕了。当年黄先生第一次回东山，电视、衣物等带了几大包；如今他回家，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具，什么都不用带了。黄老先生现在是高雄东山会馆会长，他的儿子黄进耀则是东山县台联会会长，父子俩在两岸共同为家乡的建设和亲情牵线搭桥，也可算是海峡两岸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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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无悔人生
雷场智多星
本报记者 张帆
李智伦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都会使你注目：一米八几的大个，一张黎黑的脸，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付无可挑剔的威严军容。这位云南省军区扫雷部队的指挥长，总让人产生了解他的冲动。
李智伦17岁入伍，30年来干的都是工兵的活儿。从70年代末开始，他就像棵木棉树一样，扎根在边境的山水之间，边境上的每一场硝烟中几乎都有他挺拔的身影。
1991年11月，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在5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就有161块大小雷区和100多万枚各式地雷。在战后恢复重建的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仅文山州就有4700多人受到地雷不同程度的伤害，小小的富宁县田蓬镇，一个83人的边境寨子，却只有81条腿。雷障一日不除，边境永无宁日，李智伦奉命担任了第一期扫雷大队的副指挥长。
作为当时部队里唯一的一名扫雷教官，李智伦肩上的担子之重可以想见。上任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指挥所搬到阵地上和士兵们住在一起，这一搬就再也没下来。每天李智伦带着战士们进入雷场，从干部到士兵，一个个手把手地辅导。如何探雷，如何识别地雷，如何将地雷从地底下取出来，他都一一做示范。对扫雷的危险，他比谁都清楚。每当官兵们劝他别动手，站在旁边动动嘴就行了，李智伦总是半开玩笑地说：“危险你们还要让我走开？要死死到一起！”
熟悉李智伦的人都知道，老李是一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人。一次下雷场，李智伦连摔了两跤，把左腿的膝盖摔裂了，但他还照样天天去勘察雷区，谁劝都不听，谁拽都拽不下来。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落下了后遗症，走下坡路非常吃力。记者问他，为什么不下来接受治疗？李智伦笑了笑说：“那个时候我就是腿断了也不能离开阵地啊，这叫瞎子打婆娘，松不得手哩。”
第一阶段扫雷任务完成后，部队进入休整，而李智伦却没闲着，他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另一场战斗———编写《山岳丛林地大面积扫雷教材》。这是李智伦多年的扫雷实践经验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书中不仅有实例的介绍，还有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扫雷官兵们津津乐道的18种扫雷方法、20种扫雷手段均出自此书，李智伦因此也得到一个响亮的称号———“雷场智多星”。
和好多军人一样，李智伦对自己的家人欠着一份还不清的账。用妻子的话讲，昆明的家对李智伦而言，几乎是过路打尖的旅店，家里有什么困难，妻儿在做什么想什么，他都极少过问。说起自己的家，李智伦显得又愧疚又无奈：“我这个家，多亏了她们母女俩，能理解支持我这个扫雷兵。”（附图片）
李智伦（左一）在勘察雷区。 梁蜀生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
IC卡电话何以被卡
本报记者 傅丁根
IC卡电话因其使用方便、计费准确而受到人们欢迎，渐成时尚。但近日记者在江西钢城新余市采访时却发现，IC卡电话机常被异物卡住，让人持卡兴叹。
在新余钢铁公司广场，记者试图用IC卡打电话，结果3部电话机有两部不能使用，或显示“出错”，或卡不能塞到位。此后又有多位持卡人前来打电话，都是摆弄一番之后，无奈地走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去打。
在新余市邮电局话机修理班，记者看到一个抽屉里堆满了香烟盒、塑料纸、废IC卡、铁片、锯条等杂物。维修班副班长宋立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从话机的读卡器插口中取出来的。奇怪的是，在公用电话亭越多的地方，IC卡电话损坏得越严重。来新余钢铁公司广场办事的人很多，周围有六七个公用电话亭。自从邮电局设置了3部IC卡电话后，我们每天都要去维修，而且往往是上午修好，下午就不行了，下午修好，第二天就不行了。”
据了解，新余市邮电局投资200多万元在市区设置安装了150部IC卡电话，给市民尤其是外地人带来很大方便。在闹市区，有的IC卡电话一个月的话费就能达到3000元，这就给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亭业务造成了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有些公用电话亭业主就人为地往IC卡电话中塞异物，摔电话机手柄，甚至剪断电话线，以示不满。这就忙坏了维修人员，他们每人每天都要东奔西跑维修话机七八部次。尽管邮电局已经配合公安部门在暗中查访，但收效甚微。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老知青们跳起欢快的民族舞。 朱运宽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也许在这里留下的不仅仅是欢悦，也许对这里的回忆总有些苦涩，但他们毕竟在这块土地上挥洒了青春的热血，编织了青年时代的梦想。三十年过去，老知青们重游故地。没有伤感，没有悲戚，没有怨艾，他们依然满怀豪情，关注着这里的发展，目的只有一个——
圆梦第二故乡
本报记者 任维东
重返潞西
春节刚过，滇西重镇芒市，阳光明媚，正是甘蔗成熟的季节。在通往中缅边境的320国道上，出现了一列由上百辆各式汽车组成的长长的车队，引得不少百姓驻足观看。
当年在这里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回来了。
芒市，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和潞西市市府的所在地，也是这次知青大返乡活动的主要地点。30年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约有上万名昆明、北京、上海、成都的知识青年远离家人和故土来这里插队落户，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一道战天斗地，洒下了青春热血和汗水，为开发建设祖国的西南边疆做出了贡献，也与“孔雀之乡”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去年底，潞西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一年一度的景颇族目脑纵歌节之际邀请老知青们回乡看看。这一消息很快从边陲传到了省城，又从昆明传到了北京、上海、成都。老知青们奔走相告，相约重返德宏。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薛元生和省国税局的张志鹏选择了十分别致的返乡方式。他们不怕山高路远，决定结伴骑自行车前往。在将近1000公里的山区公路上他们骑行了5天，终于安全抵达芒市。
2月11日一早，上千名老知青打着“老知青向父老乡亲们问好”、“离别潞西数十载，今日返乡觅亲情”等横幅，列队从街头走过，走进目脑纵歌节会场。广场热闹非凡，礼炮声、鼓乐声和欢笑声交汇在一起，身着鲜艳节日盛装的傣族、景颇族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老知青们的到来。老知青们情不自禁，迈着有些生疏的民族舞步，融入到欢乐的人流中，重温昔日的纯朴乡情。
现任《云南文艺评论》副主编的朱运宽是这次集体返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主动担当了为这次活动搞摄影、办影展的任务。老朱为了办好影展，接连熬了几个通宵，还自己垫付了部分资金，与朋友一道仅用8天时间，完成了160多幅照片从放大到布展的全过程。
12日下午，三台山乡的两位乡领导热情地把他接回了邦典村。这是德昂族聚居的小山寨，朴实的山民像过年一样欢迎他，光香喷喷的饭菜就摆了10桌。1969年2月，年仅17岁的朱运宽从昆明来到这里，一干就是5年，被评为州里的先进知青。寨子里的老人们依然叫得出他的名字。老房东、原生产队长番兴朝，今年70多岁了，更是激动地拉着朱运宽的手，问长问短。年轻的乡长赵志刚向朱运宽介绍说，三台山乡这些年来粮食年年丰收，通了电，通了水，日子越过越好，希望老知青们今后多回来走走看看，帮助发展。老朱听了备感欣慰。那天，老朱喝了很多酒，和乡亲们围坐到深夜。
真情回报
早在1994年底，就有近百名老知青自发返乡。在那次活动中，云南裕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老知青赵祖源与德宏州委领导达成共识，在这里兴建糖厂，用实际行动帮助边疆人民致富奔小康。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一个总投资4．8亿元、可开垦13万亩荒山的龙江开发区已经开始建设。
这件事给了德宏州、潞西市领导一个很大的触动和启发：虽然这些年德宏州经济、社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有不少贫困落后的地方，当年的万名下乡知青如今已纷纷成才，这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如果运用得好，对德宏经济的发展无疑会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于是1997年7月，由潞西市委、市政府出面牵头，“潞西市知青联谊会”正式成立了。这次千名知青大返乡活动，便是他们精心策划的杰作。
当年还是孩子气十足的知青，现在大多额头上有了皱纹，鬓角上添了丝丝华发。在事业有成的今天，面对当年生活战斗过的第二故乡，他们开始思考怎样为边疆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再尽一分心力。
来自北京的知青宋宁说：“我忘不了潞西的父老乡亲，忘不了德宏这片热土，忘不了我们用青春热血浇灌过的土地。”
赵祖源董事长说：“因为我是知青，我就有回报故乡的一片真诚。”
这次返乡活动，虽然时间只有短短数日，但其效果和影响却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这次返乡的知青竟多达1200余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自费赶来的。
已成为云南省内知名专家的老知青褚嘉佑、舒仕恒等人，联合其他学者举办了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学术讲座，传授知识。在经贸洽谈方面，一批老知青企业家与潞西市委、市政府达成了在芒市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一座“知青城”的协议，由老知青所在的企业出资金和技术，兴办或改造三个工厂。
这里有这样一串感人的数字：轩岗乡的知青们捐资15万元，建起一所希望小学；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董事长、老知青吴新元，代表公司捐资15万元在他当年插队的江东小区修路办学校；万通公司张鹤龄董事长等12位老知青捐款10万元，其他返乡知青捐款10万元，共同设立了“潞西市教育基金”。
德宏州委书记何远灿说，老知青重返德宏，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再教育到主动返乡、用真情回报故乡建设的自觉过程，是“知青情结”升华为“知青精神”的过程；这种“知青精神”再也不是恩恩怨怨的迷惘，不是悲欢离合的伤感，不是怨天尤人的彷徨，而是资助教育的爱心，是排忧解难的奉献，是扶贫帮困的创业开发，德宏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