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化)
专栏：九州风物
吴门书林秀 妙墨飘人间
——写在《林散之书法集》出版之际
陆衡
林散之先生（1898—1989）生当碑学中兴之际。他初从乌江范培开习楷书，得安吴执笔之法，继从张栗庵进士学古诗文辞并书法；后至海上，从黄宾虹研习书画，得“五笔七墨”之秘；归后潜修，“大力煎熬八十年”。其书法，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尤浸淫于汉魏碑版并王羲之、李北海、米元章、董思白、王觉斯等。师古法，出新意。融碑入帖，刚柔相济，笔势多变，随手生发，无不妙造自然，使书苑沉寂已久的草书艺术再现辉煌。
在林老去世8年后的今天，他的艺术正日益显示出生命力。这真应了林老常讲的那句话：“要站住300年才算数。”苏州古吴轩出版社经3年的努力，在林老百年诞辰之际隆重推出涵盖先生各个时期代表作的大型作品集《林散之书法集》。
这部书法集精选林作近200件，清晰而全面地反映了林散之书法嬗变的过程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其书法可分四个时期：60年代之前，“乾乾循规矩”，从无法到有法。特别是师从黄宾虹后，走上了康庄大道，从用笔到结体都酷似其师。60年代，是其日后辉煌的蓄势期。退休了的林老被调入江苏省国画院，一心一意地沉醉于艺术事业。这期间，他临摹了难以胜计的碑帖，尤以汉魏碑版为甚。70年代，林老的书法进入了成熟期。碑与帖的融合已无迹可寻，并已突破了黄宾虹书风的笼罩，旗帜鲜明，个性突出。80年代，从有法到无法，人书俱老，天真烂漫，境界极为丰富。
形成风格，就是超越别人。这固然可贵，但不少艺术家就此结壳、作茧自缚。因而更可贵的是形成风格以后，不断地超越自我。唯其如此，才能成大师。林老是在76岁才成大名的。此后，他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的突破：一是散锋入草。他出神入化地驾驭长锋羊毫，“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觉更方”，提顿转折，涩进疾阻，似欹反正，将倒复起，而当笔枯墨尽之时，则蹲锋重擦，或绞转、翻转，墨华隐现，一片化机。二是打破了千百年来书法用浓墨的传统，成功地将绘画中的浓、淡、焦、枯、润、竭、宿诸墨法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加上长锋羊毫的运用，墨色更是千变万化。水墨交融，洇散渗化，有出人意表的情趣。
《林散之书法集》的出版，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诚如启功老所说：“散翁墨妙，飘落人间。吴门书林，集刊成册。海内学人，得而宝之，信快事也。”
右图：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979年作，林散之书画陈列馆藏（附图片）
第7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探究二十一世纪的国民素质
——评《培养独生子女的健康人格》
单光鼐
由孙云晓、卜卫主编的《培养独生子女的健康人格》一书，是近年来在独生子女问题研究中具有鲜明创新意识的著述。一群观察力敏锐的中青年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和学术领域，运用学术互补结成科研共同体，就独生子女健康人格及其培养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虽然各章节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却非但没有影响全书思想体系的完整，反而使得诸篇文字色彩纷呈，令人读来兴趣盎然。
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将先天遗传因素的考察搁置一边，重点研究影响人格的个体生活史，尤其是探讨家庭、学校和伙伴关系对独生子女人格的影响，并将大众传媒列为影响独生子女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这样得出的认识和结论也就显得更深刻和更贴切。
作者运用在全国范围内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独生子女人格调查结果，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如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具有五大优势，即充满自信、乐于助人、渴望友谊、自我提高需要较强和兴趣广泛。同时存在四大缺陷，即成就需要低、攻击性需要较强、勤劳勤俭较差、认知需要缺乏。这对于我们准确地认识独生子女群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孩子的课余时间如何安排？如何正确地使用大众传媒？该书以学琴、看电视节目、玩游戏机、欣赏卡通、上电脑网络等等为例，一一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这有助于那些一心想让自己的孩子掌握更多的实际技能的家长，那些一心想让孩子完全拒绝大众传媒诱惑的家长，公允地理解孩子的选择权利，客观地认识大众传媒。尤其值得赞许的是，该书还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改变家庭教育的14个观念”和“改变学校教育的14个观念”。
第7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向未来呈上一份绿色答卷
——李政道主编的《绿色战略》读后记
江思南
两年前，一位知名的平面设计师为当年的世界环保日设计了一幅户外海报。画面中心是一只30年前的“红卫兵”袖章，只是“红”字被历史的画笔圈掉，换上了一个“绿”字。这类由旧器物反衬新世风的艺术招贴平时不多见，便格外地令人震撼，也催人深思。近日读到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主编的《绿色战略》（青岛出版社出版）一书，也同样唤起心中的震撼与思索。
如果仅仅考察书名，会感到过分庄重，不像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那样富于文采，也不像《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那样浅白通俗。但通览全书，与作者们一起去检讨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状况与两难的选择，一起去探讨未来世纪里只能谨慎乐观的环境与发展前景，也许才会真正理解这份庄严、沉重的姿态，才能自觉地切入书中的命题。
全书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五大支撑能力”学说，即“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环境能力”、“稳定能力”、“智力能力”，并作了定量研究，建立了数学模型。由此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分解为四个子系统，即人口战略、资源战略、环境战略、稳定战略。书中还进一步提出判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五项基本要素：资源的承载能力、区域的生产能力、环境的缓冲能力、社会发展的过程支持（即稳定程度）、社会管理的调节能力。这些思维成果深深吃透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绿色战略》的成书并非一人智慧，而是基于1994年由李政道倡导并主持的“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发展研讨会”的130余篇入选论文。会后，李政道请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牛文元教授协助他对论文进行了全面审读，历经近两年的反复修订，精心编辑而成目前的这部文集。它对于关心中国环境前途与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部富有启发和引导性的读本。它也将作为一个“中国声部”汇入到世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合奏之中。
第7版(文化)
专栏：文化现场目击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住久了，会忽发奇想，假如有个地方，靠山未进山，近城不进城，四时花不断，八节佳果香……
龙泉驿：都市人圆梦“桃花节”
本报记者 祝华新
这是古代乱世中的白日梦：在山间清流中荡一叶扁舟独行，穿过一个幽暗的洞口，眼前豁然开朗：桃花林夹岸，芳华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1000多年来栖息过无数拒绝俗世恶浊的高贵灵魂，抚慰过多少辗转于沟壑之中的平民百姓的身心创伤。
现代都市人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住久了，在某个春意盎然的早晨也会忽发奇想：假如有这么一个地方，靠山未进山，近城不进城，“四时花不断，八节佳果香”……有桃树、枇杷树、梨树、桔树、李树、葡萄架、茉莉花，以及黄荆、马桑树、巴毛等野生绿色藤蔓植物，还有喜鹊、画眉、野鸡、野兔、布谷鸟出没其间。在粉红色的桃花丛中，一张张桌椅早已摆好，亲朋好友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玩牌嬉戏，生意伙伴把酒言欢，顺便品尝一下农家的腊肉和新鲜蔬菜。当天可以回城，如果流连忘返也可以夜宿农家，或就近找一家星级宾馆住下。等到第二天醒来，都市生活的喧嚣和疲惫已被淘洗得一干二净。
成都人好福气，从市中心往东19公里就有这么一个理想的去处———龙泉驿区。这里有17万亩果园，1500万株果树，1300多个品种，年产2亿公斤水果，简直是一个“水果王国”！“王冠”理所当然由水蜜桃夺得，因为它早在50年代就作为特供品摆上了国宴，如今龙泉驿又是全国三大水蜜桃基地之一。从1987年起，成都市与龙泉驿区联合举办“桃花节”，每年几十万游客，到今年已是第十二届。
“桃源中人”的进退观
当年第一个引进水蜜桃的大学生，竟从成都回到乡下定居；如今隐居山中的果农又不堪寂寞，为推销果苗四处奔走
龙泉驿种桃有2000年历史。这里温暖湿润，日照充足，汉唐时就已田园阡陌。明末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虽有清初湖广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但种植业的颓势似乎一直未能扭转。
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龙泉驿出了个奇人，成为引进水蜜桃第一人。他叫晋希天，本是一名大学生。在成都念书时，一次社会考察的机会，他被康定、峨眉一带的农家果园风光深深吸引，转而倾心园艺学，先在校内、后在家乡试种水蜜桃。1941年，他正式辞去华西大学外文系讲师职务，安居乡下做一个果园主。这一年他38岁。直到74岁时辞世，他再也没有回到城市居住。
在世人眼里，一介书生的晋希天，在果子成熟后领着几个挑夫去成都沿街叫卖水蜜桃，这情景多少有点怪异。由此，我们也许能对传统书生的处世之道有深一层的理解。即使是环境所迫而局促一隅、与世无争，他们作为诗经和楚辞濡养的性情中人也不会变得心如枯井、碌碌无为。一旦因缘际会，让他们迷上某件难登大雅之堂的琐事，他们也一定会钻进去，发展出一门大学问来。晋希天在乡下著书立说，留下《龙泉山果树栽培》书稿，可惜毁于“文革”。
如果说晋希天更接近于传统的士大夫，把种桃作为修身养性之道，那么周永年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现代科技传播者。当初桃树虫害特别严重，“十桃九烂”，政府只好号召居民吃“爱国桃”。每年经济损失几十万元，伤心之极的果农一下子砍掉了30万株桃树，发誓永不再栽。周永年不负众望，带领同事研制出虫害防治办法。如今的水蜜桃果大色鲜，肉厚味醇，猛增至700万株。
这位从重庆城落户龙泉驿38年的高级农艺师，没有一点功成身退的念头，因为“还有一些科研项目尚未完成，放心不下”。
今年38岁的邹大明，是全区第一个卖果苗的人。他自任总经理的成都市名优果品开发公司，拥有几百亩枇杷基地，近几年虽是销售低谷，但年利润也有50万元。中学刚毕业时，他与女友相中了美满村的一个山坳，如今夫妻俩在这里依托山势盖起了气派的楼房，周围满目葱茏、不见人家，俨然世外桃源。经常有外地的县长、书记亲自驱车来到山中，请他去传授技术，这些年他走过了一二百个县市。不过他也有抱怨，慕名前来访问这位“成都市十佳农民”的人太多，每年接待费就有20万元，对一个家庭来说无论如何是太多了。
守望葱茏待客来
“观光农业”成了招商引资的法宝，旅游、休闲、度假基地能否延伸出一条机械、电子工业走廊？
龙泉驿区的领导守着这一方宝地，深知这漫山遍野的花果中别有洞天。这里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区长唐荣新感叹：龙泉驿要加快发展，只能靠招商引资，不然财政收入只够吃饭。如何吸引资本呢？他们响亮地提出了“观光农业”的概念。书房村的农家乐、龙泉乡的万亩观光果园、山泉乡的桃花故里寻踪游……全区成片景点有300多处，龙泉驿人发誓要建设一个成都市东部最大的旅游、休闲、度假基地。
政府精心地呵护着这片绿色的原野，为“观光农业”的产业化煞费苦心。这里成了国家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型三高农业示范片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虽然“观光农业”面积已占龙泉驿区总面积的40％，他们仍不满足。为把整个龙泉驿区都变成一座山水公园，区委、区政府推出两项重要举措：一是鼓励农户在房前屋后的七八分“林盘地”种上果树，二是把10多万亩荒山荒坡和残次林逐步推向市场。每年推出50块荒地，在当地电视台播出广告，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居民承包租赁、入股联营，政府免收税金。每逢节假日，单位职工和居民带着工具去承包地里“躬耕”，种点豌豆、蚕豆或者果树，也是龙泉驿一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不正是陶渊明所推崇的纵情山水、怡然自得？据报道，美国的旧金山市内有60多个公园交民间管理，市民只要掏上50美元，就可以租一块地种蔬菜和鲜花。谁说仍在现代化的山路上艰难地爬坡的中国人，就不懂得现代养身之道呢？
今年桃花节期间，一个题为“加快实施成都向东发展战略研讨会”同时在龙泉驿举行。龙泉驿把守着成都出川、出海门户。他们投入8亿元支持基础设施，一改“弯弯街，石板路，吊脚楼，煤油灯，鸡公车”的旧貌，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水、电、路、气和通讯系统。通过每年一度的桃花节，华东的龙丰食品集团来了，北京某部委的“世界农园”来了，11年来先后引进830个项目，其中年产值过亿元的16个。区委书记弓继权的心中装着一幅龙泉驿的美好远景：到2007年，新龙泉驿就可以崭露头角了———它将是大都市的生态屏障，农田也是城市绿地的一部分；它还将是成都的机械、电子工业走廊，最大的卫星城。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是对消逝中的小生产生活方式一曲感伤的挽歌，而历史本是无可挽回的。守着近在咫尺的成都闹市区，龙泉驿人一边发奋劳作，一边平静地呷一口本地产的茉莉花茶，快节奏、高效率和田园意趣完满地结合到一起。在此，记者不禁想起另一位龙泉驿的奇人———本世纪初与陈毅、李维汉等人一道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的刘子华。他居然发现各星球和各卦爻密切吻合，并利用八卦理论推导出太阳系可能存在第10颗大行星。直到1981年美国天文学家声称在太阳系中发现一颗未知行星后，他那天才的猜想才像出土文物一样重放异彩。龙泉驿人就是这样，以非凡的想象力搅拌着传统与近世文明，圆一个现代人的桃源梦。（附图片）
桃花盛开时节的龙泉驿，恍若一座大型山水公园。
第7版(文化)
专栏：
暨南大学出版社校勘出版《花笺记》
“第八才子书”重归故里
潘雅琴
日前，《花笺记会校会评本》首发式在广州举行，校勘者、美籍华人学者梁培炽先生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该书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康熙五十二年静净斋版《第八才子花笺》为底本，参考十数种版本，详考慎证而成，现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金圣叹曾经独具慧眼地把《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和《西厢》称作六大“才子书”，后人又把《琵琶记》增益为第七“才子书”，而岭南奇书《花笺记》则有第八“才子书”之誉。《花笺记》成书于明末清初，其故事内容在广东粤语地区及海外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已发现的最早版本是康熙五十二年的静净斋藏本。以后的几百年间又陆续出版了十多种版本。但静净斋版本国内尚未发现，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1927年郑振铎先生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读到静净斋版《第八才子花笺》后非常兴奋，赞叹此书“颇能脱出一般言情小说的窠臼”。《花笺记》在越南传播的时间比在西方早得多，而且还影响着越南喃字文学的发展。尽管喃字是越南希望创造自己独特文化的开始，但喃字文学多取自中国文学的原型。越南喃字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花笺传》便是取材于《花笺记》而写成。以后虽经由不同作者修订、润色，但内容与故事情节与《花笺记》仍基本相同。
歌德78岁时读了《花笺记》的汤姆斯英译本，这是歌德一系列中国阅读中的一部分。这种阅读对他的思想和艺术观有所触动，这在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中和歌德的《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中有明显的表现。特别是在创作《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中对中国格调的运用，表明着歌德对中国精神的某种理解和接受。这又与他后来提出“世界文学”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的谈话中说：“我越来越深信，诗是人类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
“读书宜择善本”。梁培炽先生对《花笺记》的辑校、标点有着高远的立意，且用力甚精。对于原版中有碍于一般读者阅读的粤语方言词语，梁先生也作了必要的注释。已有的《花笺记》各种版本，有的回目是60回，有的是61回，有的是64回。梁培炽先生发现增加的回目，内容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因此，不予编入会校会评本，使本书仍保持60回的原貌。新版《花笺记》将钟戴苍对每一回的首评、腹评及尾评依原来位置穿插其中，而对“二酉斋花笺文章”则结合文中内容分别编排在各回目之后，使原文与评点、评论浑然一体，有利于读者深入领会故事内容与艺术手法。钟戴苍对各回的点评，仿效了金圣叹评《离骚》等六大“才子书”的笔法，至细至微，又大胆泼辣，个性鲜明，值得我们注意。
第7版(文化)
专栏：
直面转型期社会
——社会学在中国人民大学
本报记者 傅昌波
有幸赶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变化最深刻的时代，社会学理应并且已经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出贡献
社会学在我国是一门重建的年轻学科。新中国成立时，30年代曾在中国颇有影响的社会学被判认为属资产阶级学科，进而被停建。直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社会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这门学科才真正开始在中国生根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成长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之一。
现任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说：“我们有幸能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变化最深刻的时代，作为研究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学者，我们应该可以并且已经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出贡献。”
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人大社会学系的学者们针对那些对我国社会运行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做了大量的科研和社会调查工作，为国家及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例如，1995年关于中国公民环保意识的研究成果被国家环保局所采用。1996年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被国家计委采纳。1992年关于中国城乡居民保险意识的研究成果被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重要决策依据。
人大社会学系的学者们较早地注意到了改革之后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问题，并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研究。1996年2月，《新华文摘》刊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警告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过快，并指出，“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只有使社会上的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层，达到小康水平，才能保证结构上的稳定，使社会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城市农民工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人大的社会学者对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了多年研究后，呼吁有关部门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来作决策。他们认为，奔走、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工已经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形成了市民、农民工、农民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三元社会结构”。这一代农民工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群体，他们走出农村和土地，是为了将来能有美好的生活。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农民工的下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将在“浙江村”、“新疆村”等都市里的村庄里长大，虽然可以目睹都市的繁华，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一些孩子甚至不可能上学，会渐渐地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往往与种种反文明、反规则现象相联系，其实质是人们丧失了奋斗、上进的信心，这是比经济上的贫困更可怕的。所以社会学者们认为，我国应该从现在起就采取相应的措施。
由沙莲香教授主持的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性格研究”和“中国女性角色发展与角色冲突”方面取得了首创性的成绩。潘绥铭教授长期主持婚姻和性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在“青少年性教育现状及对策”、“提高婚姻质量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果，在一些鲜有学者关注的领域如“中国艾滋病高危群体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一些重要的成绩。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教授说，人大的社会学能有今天的繁荣，除了学校领导和兄弟院校社会学界同仁的关怀和支持之外，靠的是两条，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方向，二是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注重实证研究。他说，在30年代写出著名《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曾经在人大社会学所工作，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给人大社会学学者以教诲，两位老先生所倡导的实证研究作风在人大社会学系得到了留存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