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清官之乐
张安生
近读《康熙大帝全传》，知康熙非常注意奖掖扶植清官。他常常不是等清官死了之后才去考虑谥什么号，而是在清官还活着的时候就予以表彰重用。像大小于成龙、傅拉塔、张鹏翮、彭鹏、郭琇等，都是康熙发现并加以重用的廉吏。为了勉励地方官员做廉吏，康熙大力宣传做清官的好处：“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从来百姓最愚而实难欺，官员是非贤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尔等各宜自勉。”
“为清官甚乐”！这是康熙的看法。细细想来，不无道理。
清官甚乐，何乐之有？
乐在“口碑”。康熙认为“百姓最愚”，这是一种偏见，而看到百姓“难欺”，“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说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自古以来，为官贪廉，老百姓是最权威的裁判，谁也左右不了他们的评判，谁也堵不住他们的口。杭州西湖的苏堤、纵贯盐城的范公堤，是口碑；被康熙誉为“当今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每天吃粗米、青菜，江南人呼为“于青菜”，也是口碑；孔繁森、吴金印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部，都有口碑。“口碑”，是花钱买不到的荣誉，是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新闻传媒，是时光磨灭不了、风雨侵蚀不了的心碑。做官一趟，能得百姓一口碑，并非易事；退而求其次，留个好的名声，总是应该考虑的吧。若能做到这一点，比起那些被人戳脊梁的“官”，岂不是乐事！
人，活得快活才有意思。
谈物质，也许贪优于廉；而论精神，则廉乐于贪。
活得坦然，一乐也。清廉者，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心理上坦然，脚底下踏实，无朝不保夕之感，无风声鹤唳之惊。这种心理卫生带来的享受是贪婪者所不能体验到的。贪婪者往往担惊受怕，只要手伸得长，有谁能担保不会出事呢？被称为历史上的“贪污之王”的和珅，曾是乾隆帝的宠臣，谁知嘉庆帝一上台，就被抄没家产，责令自杀。
活得超脱，二乐也。人与物，本来人是主宰，物是被主宰。但常常出现相反的情形，人被物死死缠着，为物所累，为利所害。其根子是一个“贪”字。明代的王文濡曾经描绘过一种生活状态：“贪根种心，唯利唯金，蛊惑思虑，消铄精明，如醉如梦，虽生弗生，痴愚世延，骄奢祸程。”这样的生活，聚敛即便多，也无乐趣可言。
活得精神，三乐也。廉能生威。那是就主体与环境而言；对自身修养来说，廉能生浩然之气，廉能治缺钙之症，廉能养自然之性。这是因为有一个精神支柱，有一种信念和追求。有了这个精神支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按照既定的信念去追求，按照既定的准则去做人，按照既定的方式去生活。因此，廉者能够保持完整的独立的人格，而贪者则无人格、尊严可谈。廉者是生活的主人，是生活的强者，生活也必然会有滋有味，精精神神，充满无穷乐趣。
自然，以上所谈之“乐”会有人笑为书生清议。由他去笑吧。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漩流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怀念彭真同志
咏慷
彭真同志不幸辞世，引出了我一段尘封日久的回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仿佛舒缓的小河注入宁静的湖泊，既展不开秀美的涟漪，又扬不起腾跃的水波……然而也有一些往事，虽然时过多年，却还依旧历历在目，浪花四射，激扬飞溅，好似一条奔腾澎湃的江河。
我不禁回想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不久的一段往事来了。那是1965年12月，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高中学生……
岁末，进入了百花凋谢的季节。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真正是名副其实的“高天滚滚寒流急”，“已是悬崖百丈冰”！
12月的第九个夜晚，为了纪念“一二·九”革命学生运动三十周年，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会前，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部分大、中学校三好学生的代表。我和其他学校的三名中学生一起，也荣幸地参加了这次接见。
人民大会堂，高大、雄伟、壮观、肃穆，使人一进去，就感到她的亲切和威严。晚7时许，镁光灯频频闪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彭真同志和当时团中央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及一些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同志，一齐来到我们中间。
彭真同志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使我不由得想起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曾经以拉黄包车为职业掩护的传说。
他略带山西口音，十分健谈，讲话时根本不用讲稿，也不拿什么提纲，而是激情洋溢，滔滔不绝，一句接着一句，似乎没有什么停顿间歇之处，使人联想到滚滚东去的江水。他一边讲，一边还用眼光与我们这些听众作着情感的交流。
彭真同志阐述问题很透彻，除了讲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同工农兵相结合等道理外，还特别强调：一个人千万不能骄傲。“骄傲就容易犯错误。无论是谁，如果认为自己‘到顶’了，那就意味着他开始完蛋！……”
这些话，真是入木三分，石破天惊。然而我当时只感到它针对性很强，是鞭策自己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动力，还没有体味出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即业已尖锐地针砭到我们党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潜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骄傲自满等“左”的思想的危机。
彭真、万里等领导同志最后与我们合影留念，并一块儿观看了学生们自己编排的文艺演出。
晚上，回到家里，已经时过午夜。我抑制着困倦，及时地把彭真等领导同志的谈话做了整理，并把自己的感受写在一篇很长的日记里。
第二天，我把彭真等领导同志的谈话内容向师大附中的党总支作了汇报，并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了传达。学校党组织决定就这次学习领导同志讲话的时机，在师生员工中间进行一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确认识自己，反对骄傲自满情绪的教育……纷纷飞雪，似乎在三九寒冬，也能潜潜地化为热泉！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段往事，竟然成为半年后“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时师大附中党总支和我一起首当其冲地遭受打击迫害的“罪状”，惹来了无端的大字报围攻、大会批斗，直至遭受毒打，并被带上“反革命”等一连串政治帽子……
历史毕竟是无情的。它就像是一条壮丽森严的江河，尽管有着桀骜不驯的逆浪回冲……然而它永远不会停滞不前，而只会时时以不断探索的势头日夜兼程，奔腾入海！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和我们的整个国家一起，走过了坎坷曲折的路程。无论是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中，还是在风狂雨猛的逆境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教诲却始终牢记在我的心头。我一刻也没有消沉，更没有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这朵激流漩起时的小小浪花，像一盏晶莹明彻的灯光，日夜照耀着我前进！
第12版(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中央台“热心听众谱”、“广播札记”征文活动结束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山东兖州矿业集团联合举办的“热心听众谱”和“广播札记”征文活动日前圆满结束，《陈老总喜送收音机》等七十二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贵明）
“河西杯”办好文化产业征文揭晓 展示新时期群文工作者精神风貌的“河西杯”办好文化产业征文活动揭晓，《参与经济建设，繁荣社区文化》等二十八篇作品获奖。此次活动由文化部社文司、中国文化报、天津河西区联合举办。（史庆文）
第12版(副刊)
专栏：书海扬帆
拓展阅读的天地
辛平
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方式，近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讨论。让学生仅仅成为背诵的机器，让学生仅仅陷入词义的机械性的解释，还是为他们提供更为广泛的阅读空间，用丰富而优秀的文学读本、科学读本来熏陶他们的艺术感觉，来提高他们的理解力和鉴赏力，已经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思考，这显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稍微年长一点的人，也许还记得五十年代曾经出版过的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应该强调的是“文学课本”，而非现在这样的“语文课本”。这套文学课本，一共四册，第一册是先秦两汉文学，第二册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学，第三册是元明清文学，第四册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课文是《诗经》中的《关雎》，最后一篇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片断，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都被选进去了。而且，每一单元都有时代概述和文学史概述，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解，虽说是作品选，却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知识。这显然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使中学生在阅读大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逐渐丰富了自己。
一位著名的中学特级语文教师说过，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语文教材是不够的，中学生的许多想象力就是靠文学艺术才激发起来的。正是这位特级语文教师的话，启发了“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的主编陈思和。他感到，读文学作品，当然应该弄清楚语词的含义和文法的规律，但对于中学生来说，更应该通过阅读，获得一种少年男女对美的感受，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美感，还有透过语言艺术来获得人类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好心灵美好感情的特殊感受。这是靠心灵对心灵的呼唤，靠感情对感情的激发，靠智慧对智慧的启迪，绝不是简单的几句概念和几条定义所能传授的。作为一位大学教授和文艺理论家，陈思和注意到中学生这个庞大的读者群，他和那位中学老师一样，感到有责任丰富中学生的修养。这也就是主编一套青少年文库的初衷。
这套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青少年文库”，计划一共出版十六辑九十六种，分两批出版。目前已出版第一批，八辑四十八种。出版的八辑包括古典名著漫游、传统文化浅说、唐宋诗词赏析、现代文学读本、少年小说译丛、开拓心灵世界、知识就是力量。请知名的专家学者和作家来为青少年编写普及读物，提高青少年各方面的文化素养，让他们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不断吸取营养，使心灵之花得以健康开放，这是值得做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无疑，这样一些读本，会成为青少年课外阅读的新的天地。
从青少年的全面成长角度说，的确应该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不能把他们仅仅关在笼子一样的小天地里。让他们读文学作品，读科学家感受生活感受科学的故事，都与讲授课本知识一样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重要。应该让他们有时间有条件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并且在文学作品和百科读物的帮助和引导下，逐渐认识它，丰富它。正是根据这一需要，“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在阅读范围和编辑方式上力争摆脱学究气，以引起中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附图片）
第12版(副刊)
专栏：
小板凳（油画） 王宏剑
第12版(副刊)
专栏：
他的艺术青春常在
——纪念布莱希特百年诞辰
叶廷芳
今年2月10日是德国伟大戏剧家兼诗人布莱希特百年诞辰。每当我们缅怀这位杰出的艺术家不平凡的一生，总是对他充满崇敬。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不长的五十八年作家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文学遗产（他的全集有厚厚的三十卷之多），更由于他的这笔遗产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而是依然充满活力和新鲜感，即使在冷战的年代，这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依然能冲破意识形态的壁垒，让他的艺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受到欢迎。
布莱希特是举世公认的戏剧革新家。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不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而是常规以外的独创。他怀着伟大的艺术抱负和自信心，首先向欧洲传统戏剧美学的尊神——亚里士多德提出挑战，认为他的以“引起恐惧和悲悯”为要旨的共鸣说或“净化论”已经“不合时宜”，并提出“间离法”（或曰“陌生化效果”）来取代它，又以“叙述体戏剧”去打破亚氏的“戏剧性戏剧”，进而超越了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型”剧艺学，建立起独树一帜的“表现型”剧艺学，从而对二十世纪的世界戏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布莱希特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是宝贵的：他敢“破”又敢“立”，而在“立”的时候，他并不像有的先锋艺术家那样轻率和随意，动辄以口号相标榜。他严肃认真，力求以科学为依据。为此他流亡回国后，即积极争取建立起自己的剧团，进行切实的舞台实验和探索，说明他的一点一滴的艺术成就，都是经过艰辛的劳动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艺术实验是多么不容易，因为要取得成功是多么艰难。无怪乎同样经历了表现主义的先锋运动，他吸取了这一运动中的新锐的艺术精神，却能避免许多人常犯的通病。这里用得着美学家桑塔耶那的一句话：“一百个创新作品里，九百九十九个都是平庸之作，只有一个是天才的产物。”布莱希特无疑是艺术革新家中成功的佼佼者。
不容忽视的是，布莱希特的艺术革新工程主要成就是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实现的。这就是说，他的创作的旺盛期正值法西斯势力猖獗、他的祖国乃至欧洲经历着空前的战争浩劫的时期。作为纳粹的敌人他不得不离开德国，随着战火的蔓延东躲西藏，先后辗转好多个国家，带着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就在这些动荡的岁月里，他一方面与别人创办反法西斯刊物，坚持对敌斗争，同时，仍不放弃艺术上的抱负和追求。他的大部分剧作包括上面提及的几部奠基之作恰恰都是在1938年至1945年这段战火纷飞的年代写成的，它们当时就被搬上苏黎世话剧院的舞台，轰动一时。与此同时，他的“叙述体戏剧”的理论也日臻完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第三国际”的操纵，这期间德国左翼作家队伍内部爆发了文艺思想的派别之争。布莱希特组织上顾全了大局，未公开交锋，但他默默记下的约八万字的思考性笔记，以历史唯物论的开阔视野，批驳了“唯模仿论”的“形式主义”教条，拓宽了现实主义的概念和思路，使之与现代主义相贯通，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这可以说是他的艺术之所以有持久的生命力并能获得广泛传播的奥秘之一。
布莱希特之所以值得我们纪念，还因为他的思想、理论和作品中厚重的“中国情结”。他不仅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作品中经常出现中国题材或音乐，而且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学和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对中国文化或哲学的爱好程度只要提一下他卧室中唯一悬挂的那幅画就足够了：那是一幅孔子的像，它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相伴在他枕边的墙上，不管他搬迁到哪里。他对毛泽东著作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的研读也十分认真。他甚至还把毛泽东诗词翻译成德文。他对中国的戏曲更是赞美有加，尤其是1935年在莫斯科看了梅兰芳的表演以后，更觉得找到了他艺术追求的异域知音。为此他不止写了一篇文章来完善和丰富他的导表演理论。
为了对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举行隆重的纪念，日前中国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界和首都的文学、戏剧界以及对外友协联合成立了筹备组织，准备在5月中旬召开纪念大会和为期四天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届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还将把布氏的名剧《三个铜子儿的歌剧》搬上舞台，香港的话剧界也将来京上演布氏的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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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茶楼
丢不开的笔
谢逸
爬了几十年的格子，写了不少的方块字，但有的是写了丢了，并不剪存；有的写得不行，烧掉了。现在留下的只有散文、杂文和随笔，已结集出版的有两本，第三本早就整妆待嫁，但一直找不到婆家，管她呢。
我摇笔杆是从写散文开始的。抗日时期桂林成了文化城，报刊如雨后春笋，文艺园地花团锦簇，我从未写过文章，但为了凑热闹，1940年起我和笔结下了姻缘，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文章虽然幼稚，但笔锋常带感情，也反映了各方面的社会面貌，那时年轻，生活动荡，东奔西跑，接触到各种事件和人物，因此就写得踏实一些，而我在解放后所写的散文，由于生活稳定，很少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因此写出的散文就比较平淡，缺少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更证明了生活是写作的源泉，缺少不得。
建国后是整天坐办公室，开会座谈，空余的时间很零碎，无法动笔写较长篇的东西，加上平日耳闻目见，常有感触，很想发而为文，因此从五十年代起，我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上写了杂文，从此骑上虎背，就下不来。六十年代初，我还在一家省报上写了题为《园边杂话》的专栏，两年内发表了百多篇，这是鼎盛时期，笔不停手，虽苦如乐。在“文革”中，就为这些东西而被乱批乱斗，差点儿家破人亡，当时曾发誓丢笔不干，但“文革”后又提起笔来了，情缘不断呵。但写杂文我主张点化。因此多用轻松的笔调，平淡的语言，不板面孔，只像扯家常似的和读者对谈，这较易被人接受，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对坏人坏事是应严厉对待的，软皮条不行，而翻阅我的杂文，就没有投枪匕首，更不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是杂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我却忽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缺点。
四十年代初我就在报上写了随笔，但现在已收集不到，现存的都是建国以后写的，我在随笔和杂文里，用了很多典故，曾有人说我贩卖古董，脱离现实。其实，写古代的好人好事又有什么不好呢？我的随笔内容也很杂，既谈山川文物，也评诗论词，既歌颂正直清廉，也表彰英雄气概。这些都是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继承了固有的光辉传统，即使是谈端砚，讲宣炉，也能给读者一些知识，还可激发起群众的爱国热情，我曾想将一个个古代好人好事如实地写出来，以帮助读者认识典故和历史，问题是我写得不够多，不够好。
应该多写一些，拿些更好的东西出来，但我知识浅薄，功力不足，至今仍是束手无策，加上岁月无情，转眼间已将我变成八十衰翁，整天躺在病床上，无能为力了，只好望着天花板着急。想当年，韩愈曾长叹自己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为自己不久存而悲伤，那时他年未四十，而现在我却八十了，弃世也是无悔的了。回想生平，一身布衣，两袖清风，日子过得倒逍遥自在，如今撒手归天，别的都舍得开，只丢不下这支伴我一世的秃笔，我曾多次想张大喉咙叫声“拜拜”，但却叫不出声来，无可奈何，难舍难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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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谈
领导莫当“报账筐”
徐向东 郝俊文
“接待领导是个筐，不能报销的发票往里装。”
“主管接待的领导能批准吗？”“他超标准接待，我夹几张发票，彼此彼此，不会不同意。况且，这些钱大多就是这些领导让花的。”
这是笔者偶尔听到的一位负责接待工作的人与好友的一段对话。其“暗渡陈仓”的奥妙不言而喻。这使我想起了一位纪委书记的告诫：“别接受超标准接待，当心有人以接待你为幌子，报销大笔非法开支。”怎样才能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呢？领导干部的务实、廉政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位领导下去视察工作，每到一地，他都首先给接待单位打招呼：“务必按规定标准接待，我是要记账的。”他说到做到，每顿饭后，都让秘书记下消费情况，离开该单位时，打开账本请接待人员审核签字。这样双向监督，既防止了超标准接待，又堵死了被人当“报账筐”的后路。
坚决不上超标准接待的宴席，不去营业性舞厅跳舞，不上麻将桌。领导干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那些想让你当“报账筐”的人，就没辙了。事实上被当做“报账筐”的人，大多是那些不那么干净的人。只是他们捞了一根鸡毛，结果被说成抓走了一只鸡罢了。
第12版(副刊)
专栏：
春意（中国画） 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