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高山仰止
相思年复年
袁鹰
去年6月的一个黄昏，在洛杉矶一家中文书店，陪同我们的华文女作家黄女士指着一本记叙周恩来总理轶事的书问我：“你可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过美国？”
我摇摇头：“他没有来过美国。”
“是吗？”她似乎有点不信。
“是的，他确实没有来过。”我加重语气：“但是他为许许多多中国人到美国来打开了大门。”
黄女士盯住我几秒钟，随即说：“我懂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许多在美国的华人都很崇拜他。”
黄女士原籍湖南，在台湾住过，移居洛杉矶也已多年。她的经历同周恩来总理似乎并无任何牵涉，也从没有见到过他，但她以如此郑重的口吻谈到周恩来，使我不免有点惊讶。浪涛滚滚，岁月悠悠，没有冲淡人们对他的思念与崇敬。
1991年12月，风雪的莫斯科，我冒着严寒去看望一位五十年代曾经作为记者长驻北京的老相识。那时正是苏联濒临崩溃的前夕，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一起将莫斯科压得冷峻无声。我们静静地喝酒，轻声地谈话，不无伤感地回忆往事。从他家壁上悬挂的中国画，谈到他在北京的日子。说到他几次参加过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的脸上突然泛起红晕；说到他听到周总理去世消息时，他的眼镜片里闪动着泪光。然后，他叹了一口气：“我们就缺少一个周恩来。”霎时间，宾主都寂然无声，兀自啜着冷酒。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去世一二十年后，不论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仍然深深地想着他，一年复一年，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一个中国人去世后，在他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异域他乡，还有人怀念他，记住他的音容笑貌，这样的人，又能有几个？
1980年我去过联邦德国，在西柏林，一位市议会议员请我晚餐。这位议员性情豪爽，口若悬河，我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到最后，我才礼节性地表示希望他去看看他从未去过的中国。他立刻说：“我相信我会有机会去的。但是我最想认识的一位中国人，却永远不会见到了。”
“谁？”
“周恩来。”
我一时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只能举起高脚杯向他敬一杯酒。
在亚洲国家我们的友好邻邦中，动人的记忆更多，似乎无处不在。1963年9月，我同诗人闻捷访问巴基斯坦时，在风光如画的拉合尔，作家谢哈布先生对着皇家花园，说七年前在这儿举行过欢迎周恩来的大会，那天拉合尔倾城出动，瞻仰中国总理的风采。周恩来披着人们为他献上的闪光的花环，向台下成千上万人再三挥手致意。谢哈布说自己参加过多次群众集会，很少见到那样热烈的场面。
“我们不只是欢迎一位大国的总理，而是接待一位真诚的朋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总理、总统、国王，我们见过不少，但是，真诚的朋友是难得的。”
1988年，我又一次去巴基斯坦，又一次去拉合尔，又一次来到二十五年前漫步过的皇家花园，陪同我们的阿格罗先生又说起当年那次盛会，他不是拉合尔人，没有遇到谢哈布的好机会。但是他说了另一件事：1964年周恩来总理又一次访问巴基斯坦，在首都伊斯兰堡种了一棵象征中巴友谊的乌桕树。阿格罗先生说：
“那棵树现在又高又大了。每个巴基斯坦人走过树下，都会想到种树人的名字。”
同样，前几年在仰光，缅甸的朋友陪我们瞻仰大金塔时从如林的佛龛中，指着其中一座，介绍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捐资兴建的。他说大金塔的佛龛成百上千，每天来的人成千上万，但这一座佛龛，缅甸人谁都知道它的来历。仰光有不少老人，都能记得三十多年前那位中国总理同他们一起欢度泼水节的情景。他身穿缅甸民族服装，围着大方格统裙，他那亲切的笑容和爽朗的笑声，时隔三十多年，好像至今仍然留在仰光街头。
有一位曾经参加过三十多年前勘定中缅边界的官员还告诉我一件事：当时的缅甸总统曾授予周总理一枚新创设的最高勋章，这勋章的名字十分奇特，也很了不起，叫作“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以表彰周恩来在顺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中的杰出贡献。
我感到，外国朋友对周恩来最长久、最深沉的思念，还是在他曾经度过青春时光的东瀛。八十年代，我有幸两度拜谒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一次樱花似雪，一次枫叶如丹。第一次去时，诗碑刚建立不久，其时满眼樱花，落英缤纷。我们肃立碑前，默读碑上镌刻的《雨中岚山》诗句：“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凝眺面前汩汩流淌的大堰川碧水，遥想六十多年前一位青年志士从中国渡海东来上下求索终于找到革命真理的喜悦心情，禁不住思绪如潮。
四年后的秋天，又一次到京都。日本朋友似乎明白我们的心情，刚在饭店放下行李，立即驱车出城到岚山。没有樱花，只有枫叶，但是碧水依旧，青山依旧。那天并非星期日，游人不多，诗碑前却仍有几束凭吊者放置的鲜花，不知道献花者是谁，也不知花瓣上留着的是雨珠还是泪珠。我们来得匆忙，没有带鲜花，只献上一瓣心香，依次在碑前行礼。日本朋友一样地也深深三鞠躬，神情肃穆虔诚。我默诵他早年诗句“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想到他离开人世忽忽已近十年，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相思又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无尽的缅怀，无尽的追忆，将陪伴我们这一生，一代又一代，将会永远记住一个光辉的名字。于是，一切空洞的赞歌，一切矫饰的颂词，都显得苍白和多余。
周恩来总理的品格、魅力和爱心，有如充塞苍溟、浩淼无涯的海洋，我这极其有限、极其零碎的见闻感受，只不过是其中几滴水。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东瀛飞鸿
保护民众的大树
——缅怀周恩来总理夫妇
池田大作（日）卞立强译
每到樱花盛开的季节，我总要想起周恩来总理。
他是一位非凡的伟大的政治家，浑身都渗透着对人民的爱。
总理说：“我是五十年前樱花盛开的时候离开日本的。”他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五四运动”。自那以后半个多世纪，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历史。
我跟他说：“总理，樱花开放的时候，您再来一次日本吧。”
“是有这个愿望。可是，恐怕很难实现了。”
这是1974年12月，离他逝世仅一年多时间。看他的样子，好像全凭气力在燃烧着生命的火焰。
总理接见我，是当天突然决定的。接到通知时，听说总理长期卧病住院，考虑他的健康，我一度谢绝过。可是，接见是总理自己的意思，我能做到的事，只是要求尽可能缩短接见的时间。
车子在夜幕降临的北京市内奔驰。下了车，走进大门，总理早已在那里等着迎接我。后来听说那是市内的一家医院。
“您是第二次访华了。”这是总理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我半年前第一次访华时，因为病重，未能见我。现在病情好转，见到我很高兴。———总理如实地谈到了他的病情。
总理跟我说：“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交往。”“中国决不作超级大国。”还说：“二十世纪的最后的二十五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彼此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
平等的立场———明治以来，日中两国一次也没有过以平等的立场缔结友好。日本总是欺凌中国。对待几千年来受过种种恩惠的恩人的国家，不要说“报恩”，反而不断地干出许多惨绝人寰的暴行，永无彻底赎罪赔偿之日！
我的大哥是在缅甸战死的。他在中国打仗时，曾经一度暂时回国。当时我还是小学生。他对我说过：“日本太残酷了！中国人真可怜啊！”
日本战后根本没有向中国人赔罪，一直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一直阻挠到最后。对强者阿谀奉承，对其他的人则盛气凌人。———这是一个多么没有“心”的国家啊！所以，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看不到真理。
随着成长为“经济大国”，令人感到这种傲慢越来越严重。其实，如果日本要向中国赔款的话，据说要五十年的时间才能赔完。这样，无疑对日本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周总理说：“我国不要求赔偿。日本人民和我国人民同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如果要求赔偿，还是要同样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来支付。”日本人在梦里都不要忘记这种高尚的“心”，这种恩义和宽大。日本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今天的繁荣。
正如这些话所表明的那样，总理所重视的第一是民众，第二仍然是民众。就日中友好来说，总理也是“以大众为基础”来推进的。当年之所以选择在野党公明党作为日中之间的渠道，对社会党所作的努力之所以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想都是由于重视他们作为“国民代表”的立场。
对于我个人来说，早在我们见面的十来年前，就已经得到种种传话。听说在六十年代初期，总理就跟曾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先生说过：“创价学会是以民众为基础。要重视创价学会，同他们交朋友。”
民众是大海。大海不起波浪，任何船只都不能前进。
在日中两国关系冷到极点的1968年，我之所以敢于呼吁恢复日中邦交，也是由于我认为，没有同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广大民众的友好，任何和平及未来展望归根结底都是空想。
“明年春天樱花开放的时候，我想去日本。”和周总理会见四年后，在我第四次访华的欢迎宴会上，坐在我邻座的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对我说。
在樱花开放的季节，邓女士为了实现周总理的遗愿而来到了日本。那是1979年4月的事。不巧东京的樱花开得早，盛开的樱花已被春天的风雨打落。我想请她看总理所喜爱的日本的樱花，只能给她下榻的迎宾馆送去了一棵八重樱。当她看到在创价大学校园里扎根的“周樱”、“周夫妇樱”的照片集时，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
其实在周总理夫妇住居的院子里，以前曾有过两棵樱花树。他们俩虽然精心地爱护，但其中一棵终于枯死了。邓女士告诉我，她很遗憾未曾在两棵樱花树下拍照留存。
我曾经两次拜访总理夫妇在北京中南海的住居。1990年最后一次拜访时，邓女士谈起要赠我总理的遗物。谁都知道他们夫妇的生活非常质朴，我不能接受总理为数很少的重要的遗物。虽经多次谢绝，但邓女士坚决不让。她说：“我深知总理生前对先生的心情。所以决定要赠送给您。”我接受了总理生前爱用的一把象牙裁纸刀。
“这是先生和总理的友谊的纪念。希望您看到它能回忆起总理……”邓女士说。同时还赠送我一个她自己爱用的玉石笔筒。悲伤的是现在这也成为遗物了。
回想同总理见面时，正是他同残暴的“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期间。总理一身承担着十亿人民希望稳定的“愿望”，像一棵参天的大树屹立不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把总理当作亲人的中国人民的恸哭声，震撼了山河大地。邓女士也正是胸怀着总理的这种“愿望”，而活到她生命的最后。
我们也希望能像总理夫妇那样活下去。不论碰到多么无情的风暴，也要尊重民众，为了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生活在民众之中，始终贯穿着对人类的爱。
我祈求，总理夫妇期待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的“心”，也能在日本人的胸中开出花朵，永远在日本列岛上遍地扎根。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春天
于沙
因她，冰川流出媚的曲线；
因她，柳条抖开绿的浪漫；
因她，鸟翅扇动风的畅想；
因她，花影摇曳蝶的思念。
是她，叫荒原分娩蓬勃；
是她，叫石头生长语言；
是她，叫僵蛰变为活脱；
是她，叫消瘦化作丰满。
她哟，为人生浓烈爱意，
她哟，为世态淡化凉炎。
她哟，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
她哟，名字叫——春天！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天涯落日
陈忠干
火辣辣的脾气温和了，
西行路上慢慢地打开火扇；
煽亮了鹿回头上的星辰，
点燃起街道椰林下的灯盏；
温暖着大海的浪里白条，
热情地美容亚龙湾飞鸥、
归帆……
赶送斜阳的一弯新月，
勾起半边玫瑰色纱帘。
太阳累了，
悄悄地躺进软床花枕，
顿然间拢起那把金篾折扇！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白帆心影
面对大海
刘德安
美丽的海南岛四面环海，犹如一颗镶嵌在蓝缎子般南海上的明珠。住在海南岛与海朝夕相处，总觉得该写点关于海的文字，否则就有些辜负了大海。
三十年的时间，我居住在古城西安，身处关中，又极少走出潼关，无缘拥抱大海。久居黄土地未见大海之前，我是极想看看大海的。有时想到大海，便涂抹几句分行叫做诗的东西，唱几句海的赞歌，幻想一番，满足对海的渴望。八十年代末，当我随着南下闯海的大潮，客居海岛之上，对海有了切身的体会。
记得第一次和还是恋人的妻子乘海轮驶出珠江口，望着浩浩的大海直发呆。未来的妻问，头一回见到大海有何感想？是呀，我此刻该是激动万分高喊一声，大海，我来了！或是作出初见大海时的兴奋状不能自已。谁知面对朝思暮想的大海，我却默默无语。海的博大，海的深沉，海的壮观，足以使一切语言贫乏无力，未见到大海之前的任何想象激情都会在大海面前荡然无存。面对大海，我除了惊叹大自然的创造力外，还能说什么呢？
及至客居琼岛，海不再遥远，不再陌生。家居离海滨只有一公里，平时闲来无事，或是读书写作累了，我便站在八楼的阳台上向海眺望。离海虽近，无奈日常繁复的工作和家事竟使我无暇和海亲近，加之城市高层建筑雨后春笋般耸起，挡住了看海的视线，久而久之竟和海生疏起来，一年中看海的机缘屈指可数。
看不到海倒也罢了，谁知竟怕起海来。
一次，我从海南回内地，在船上被风浪摇得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二十七个小时的航程，躺在铺上不敢吃饭，不敢下床走动，到了广州像大病了一场。另一回，我从广州到海安过海峡，谁知恰遇台风，几千人被困在狭小的候船室。我买了一张草席，在地上躺了两天两夜，台风过后回到海口，整个一个盲流形象。总算是领教了海的脾气。
但不管如何，海是美的。在那些生长于内地从未见过海的人们心中，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你看，海平静时，蓝缎子般的海面上缓缓驶过的巨轮和点点白帆，特具诗情画意；月光朦胧下的海，宛如披上一层薄纱般静谧，充满柔情蜜意；清晨彩霞染红海面，太阳冉冉升起，让人感受到无穷的生机。假若在中秋之夜立在海边，遥望“海上生明月”的空明景象，你定会铭记难忘。海就是这般的浪漫可爱。海也有它的另一面，狂风掀起海浪，涛声如雷，狂暴恣肆，令人望而生畏。大海虽有其两面性，对人类还是无私的，它并没有要求人类给予它什么，却奉献给世界数不尽的宝藏。
在大自然中，海是最能引人无限遐思的。自古至今，文人雅士们写下了数不清的关于大海的诗文；多少仁人志士英雄王侯面对大海发出穿透古今的慨叹。历史上魏武帝曹操，大诗人李白，民族英雄文天祥，伟人毛泽东都面对大海思绪万千，写下了壮丽的诗篇。面对大海，贤哲们留下千古不灭的感叹和哲思。历史学家说，大海是一部历史教科书；思想家说，大海是一部思想启示录；军事家说，大海是血与火的战场，铸就一部人类海战史；人类学家说，也许人类就诞生在大海之中；文学家说，大海是美文佳作的源头；艺术家说，他们从大海中获取灵感；社会学家说，大海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新途径。是呀，覆盖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蔚蓝色的大海，的确记载了人类文明的脚步，是一部活的文明史书。世界史上，当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创造“蓝色文明”，人类文明史也就揭开了新的篇章。大海是神秘的，大海又是悲怆的，它深藏着无数悲壮的故事和传说。没有人能真正看透大海，就像我们不能彻底了解一个人一样。最令我敬畏的是海的博大，在海的面前，人是多么渺小，面对大海，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否可以少点名利，坦然处世？
没见过大海是一件憾事。来看看大海吧，哪怕你面对大海沉默不语。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松风竹韵
记住这位“洋委员”
邓友梅
今年是全国政协会议换届的年头。五年参政议政，留下不少美好回忆。举例来说，有几位中国籍的“洋委员”（应叫作华籍洋人），就给我极深的印象！
政协休会期间，我参加“外委会”活动。有次到一个乡镇企业办得出名、经济效益显著的县城视察。看过与外国合资的服装厂、皮革厂、玩具厂，接下来与当地干部座谈。这地方是作为先进典型公开介绍过的，在发展经济、脱贫解困方面确实有明显成绩，当地干部也听惯了捧场话。有几位开头发言的人在提出意见同时，也免不了附加几句赞扬。我身旁坐着位大鼻子黄头发的“华籍洋人”政协委员。别人发言时，他作了个不以为然的表情，就低下头喝水，一声不吭。过了一会，会议主持人忽然叫着他的名字，客气伸出手说：“请您说几句吧！大家欢迎！”说着带头鼓掌。等掌声停歇，那位委员用带洋腔的中国话说道：“我说话不好听，怕你们不欢迎！”当地同志马上说：“欢迎批评，什么话我们都爱听。”那委员便站起身来：“既然这样，我就说两句。请问门口那辆奔驰轿车是谁坐的？”人们一下都被问愣了。会场里嘁嘁喳喳，却没人正式回答。那位委员便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那辆高级轿车到底是谁坐的？”一位企业负责人举手，小声应道：“是我坐的。”那委员马上冲着他说道：“你知道在西方这是什么人坐的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气哼哼地说道：“那是大资本家，高级官员坐的！连发达国家也只有富豪才坐得起，咱们不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你们这里不是刚脱贫吗？一个厂长就坐这种豪华车？你坐得安心吗？”
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了，鸦雀无声。那位委员又指出我们参观的合资工厂，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条件等方面有严重的不合格状况。有位企业负责人想辩解，说曾经有关部门检查过，领有合格证。他摇头：“这一套我懂！可我也懂什么叫危害工人的健康！我就是大夫！”他愤慨地责问：“这种情况在他们欧洲和美国允许吗？他们不允许干的事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干？！中国人不是奴隶……”“说得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比他发言开始时热烈多了。
我对他肃然起敬。方才记起有本材料上介绍过，他是和白求恩一样，当年为支持我国人民抗日，漂洋过海从西方世界来到这个东方国度的。经过几十年战斗，他跟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结下深厚感情，他离不开它了，决心加入中国国籍，由贵宾变成了它的主人。
我曾想：他那么直率发言，是否跟西方人一向直来直往的习性有关？也许他还没学会中国式的含蓄和谦逊？
去年视察、参观陕北，我又和他结伴。在西安革命博物馆，人们看到有张历史照片，拍的是毛泽东接见外国专家，照片上那位外国专家正是我们身边的这位委员，顿时欢呼起来。他却连连摆手，躲到一边独自看展览去了！有人还喊他，同来工作人员小声说：“别叫了，他原来跟前边那队人走的。知道有这张照片，进门后故意落在后边，没想到又赶上了我们这一拨……”这时他一面急忙离开人群，一面举起手中的说明书挡住了半边脸。我才明白：原来他很懂得什么叫含蓄和谦逊，也习惯于中国人的习性！上次发言完全是出于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感！胸怀坦荡，尽职尽责！也许他的话欠全面，也许当事人还有理由解释，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表达的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和崇高品格。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红尘绿思
走不出的荫凉
李炳银
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忘记不了故乡村头的那棵大槐树。
那是一棵几个成年人合围起来才可以环抱的大树。在许多老年人的心里，这大树是有着灵气的神树。长年不断地总有人向其供奉香火，祈祷平安。在村上的孩子们心里，这大树就像是一座天生的乐园。一年的时间里，不管是春夏秋冬，总有一群孩子在这里玩耍。大伙在这里跳方、打弹子；在这里爬上树去捕蝉，在树下乘凉嬉戏；在这里用叶茎编织小玩艺，在这里晒太阳取暖。谁家的孩子到了吃饭时还没有回家，只要大人冲着大树的方向喊一声，就准能听到回应声响来。我儿时的许多时光是在这大树下度过的，大树是我生命和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
或许是因为对大树有着这种特殊的记忆和感受，所以我喜欢大树。1980年，我到了长白山，看到大片的森林中有那么多粗壮笔直的大树，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大树，我甚至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大树。在我的感觉中，大树不是一般的树。大树都是和人有感应的，有沟通的可能的。每当我站在一棵大树的跟前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去拥抱大树，仿佛有许多话儿要对她说。我曾经在泰山脚下的东岳庙里，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以及其它不少的地方，邀大树为友合影留念。一棵棵不同的大树，使我有了一种相同或不同的回忆，有了一种爱意和向往，似乎也有了一种依靠和安全的感觉。
服役时部队正好驻扎在北京西郊的潭柘寺里，这儿恰有许多古老的松柏，还有被人称为“银杏王”的白果树。在几年的服役期内，终日和这么多的大树为伍，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不小的享受。我时常探访大树。到了一个公园古刹，我总忘不了观赏那里的大树。一棵大树，仿佛是人的好老师。从她身上读到岁月沧桑。大树是历史的年轮，大树是历史的符号。
然而，大树是越来越少了，少到了人们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来保护她。这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悲哀！如今，我们在广大的乡村田野，几乎完全看不到大树。我故乡的那棵大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要“破除迷信”而被砍伐了。如今，每到夏天，在酷暑难挨的时候，因为没有地方歇凉，就会想起和一再地念叨起那曾经给人们许多阴凉和欢乐的大槐树。没有了大树，也就没有了荫凉。没有了大槐树的故乡，是不完整的故乡。现在，不光广大的乡村田野里见不到大树了，即是一些还被人称之为森林的地方也是没有大树的。没有大树的地方是不配叫森林的。1991年5月，在去九寨沟的路上，过了松潘县城不久，就看到路边的山坡上有成片的大树被从齐胸的地方拦腰锯断。当时，我的感觉非常痛苦。我不理解人为什么这样对待大树？在那些似乎是散置各处的无头的身躯面前，我好像看到了淋漓的血流布满了大地，听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痛苦的呻吟。我为那些虽然是我的同类，但却有如此行为的人感到羞耻。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树是先人和大自然为人们创造的福分，为后人提供了生活的愉快和财富。因此，人们在有机会享受大树的恩泽的时候，人们就应当对先人和大自然有一种感激的心情。那种不记先人和大自然恩泽，不知道爱惜和珍视这种恩惠，只把大树视为天生的、现成的财富而滥肆砍伐的见识和行为，是一种无知与贪婪的表现。在大树面前只有无知与贪婪，这是人性的残缺和扭曲，也是既愧对先人也愧对子孙的事。
大树曾经是我美好的记忆。
大树是我今天的梦想。
我愿人们爱护一切的树木。
我愿人们多栽小树，护卫大树。
大树是自然的历史，是人认识自然的读本。
大树成林的时候，也会是人们美好梦想最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