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西汉档案两千年后公之于世
校《汉书》资料详备《神鸟赋》情深意长
李解民
1993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尹湾汉墓掘获的简牍中发现一批西汉晚期的政府档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震动。不久前，《尹湾汉墓简牍》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经确认，这些文书系一位名叫师饶的东海郡功曹的随葬品。功曹为郡太守府高级属吏，职掌吏员考核、任用的具体事务。文书包括东海郡的行政建制、吏员设置、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方面的年度统计数字，东海郡各级官吏的职名、俸禄、人数，240种兵车器等。它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郡级行政档案文书，是档案史、简牍史上空前的发现。它为研究汉代的政治制度、地理沿革、人口结构、垦田种植、盐铁经营、武器贮存等提供了较传世文献和已出简牍所记具体得多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一些关键性的空缺，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等史书和评判前人有关研究结论。
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方面的文献，也很值得注意。十分令人瞩目的是写在一组竹简上的《神鸟赋》。它是一篇亡佚了两千多年的汉赋。全文约660字，以四言为主，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了一个关于鸟的故事。通过雌鸟遭受盗鸟伤害、最后与雄鸟诀别的寓言，表达了夫妇、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赋中援引《诗经》、《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话，富于哲理。《神鸟赋》的发现，把曹植《鹞雀赋》一类俗赋的历史推前了二百多年，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时》、《行道吉凶》、《元延三年五月历谱》等多种数术资料，也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对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数术史的研究很有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尹湾简牍的隶书、草书极具特色，尤其是隶书异常精致，许多字只有2毫米见方，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和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书中发表全部简牍的原大照片，附有由硬笔书法家缮写的释文。
第11版(文化)
专栏：专稿
民族文化兴衰之所系
——“扫黄打非”九年感言
张慧光
●地方保护主义是非法出版活动的温床
●出版产业在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因盗版而不敢投入
●发动社会团体和广大民众参与，形成社会性预警系统
九年“扫黄打非”，声势和规模越来越大，引起各界群众的广泛关注。但是，也应看到，对“黄”与“非”还存在着一些观念“误区”。
首先，少数地方的领导只热衷于当地经济指标的上升，错误地认为出版物市场的问题无非是几本书、几张光盘的事，无碍大局。这是一种缺乏政治远见的短视行为。一些非法入境的出版物，包括电影电视盗版光盘，大量传播西方自我放纵和贪图享乐的人生观，给我国观众以深远的负面影响。至于那些赤裸裸的表现性解放、性滥交的淫秽色情出版物，更是毒化社会风气，严重腐蚀毁坏我们的青少年。如果听任这些瘟疫传布，导致社会物欲横流、精神堕落，那么即使现在把经济搞上去了，将来也会在这样的下一代手中糟蹋殆尽。
其次，有些干部为了本地区、本行业的经济利益，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包庇纵容非法出版活动。如某些地区非法出版、印刷、发行教辅读物的活动，全国“扫黄”办曾多次明令当地予以取缔。在此情况下，该市的个别领导仍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非法的个体印刷企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批销非法教辅读物的市场“为学生做了好事”，“不但不能取缔，还应鼓励”。于是当地非法出版活动变本加厉，其非法教辅读物的批销不到两年就辐射全国30个省市，年发行量达7000万册以上，对全国出版物市场构成严重冲击和恶劣影响。随着“扫黄打非”斗争的深入，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比如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管理体制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非法出版活动就有其存在的温床，不法分子就有保护伞。
其三，社会上存在“扫黄”不“打非”的倾向，对内容淫秽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认为应该扫除，但对一些盗印或非法出版的书（如字典、教辅读物）、盗版VCD、盗版软件等，则错误地认为，“内容无害又便宜，有利于文化教育，何必要打”。在挖出56条非法光盘生产线后，有不少人甚至担心买不到便宜盗版光盘了。
事实上，盗版盗印出版物，不仅对消费者、著作者、出版者的利益构成严重侵害，而且极大地掣肘了我国文化出版产业的发展，这种危害更严重、更深远。据报道，中国出版产业在亟须以高投入吸纳高科技从而获得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顾虑重重，裹足不前，深怕高昂的投入被盗版盗印者巧取豪夺，血本无归。而目前“因特”网上两万多数据库，7000万世界性用户中，英文西文已占98％。如果不及时上网，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将丧失绝好的载体和机遇。因此，盗版盗印等非法出版活动的危害决不亚于“黄毒”。
要达到长期有效地遏制“黄”、“非”泛滥，使文化出版市场走上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从根本上讲，必须依靠法律法规和科学完备的管理机制。
一是要抓紧立法，补充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如打击制作、贩卖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犯罪，打击伪造出版单位名称和手续、擅自进行出版活动的犯罪等，目前尚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应通过对现有的一些法律条款，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经济秩序罪”、“危害税收征管罪”等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来尽快解决这一执法实践的当务之急。另外，对一些高科技的新型出版传播媒体如电子出版物等，亦应通过制定新的法规来加强有效管理。
二是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从严从重惩处非法出版活动。搞制黄、贩黄、盗版等非法出版活动的人，绝大多数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要狠挫其经济动因，打击才能奏效。
三是要健全并实行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如文化市场管理责任制、悬赏举报制度、书刊批发零售送审制度、大宗出版物提取寄送凭证制度、报刊审读制度、音像制品审查制度、凭证上岗制度、书报刊印刷销售年审年检制度等等，都是已被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既要靠专业管理队伍整治查处，又要充分发动群众和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监督，形成社会性预警系统。日本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开展了消除坏书运动。针对战后露骨地表现“性”和暴力的出版物、电影增多的问题，东京母亲之会联合会、中央青少年问题协议会、日本保护儿童会等社会团体，呼吁并广泛掀起了这一社会性群众运动，出版界也组成以自主约束为目的的“出版伦理协议会”，在民间开展了“不读、不让看、不售销”的“三不运动”，将“白色信筒”放在东京各主要车站前，以征集举报。我们开展“扫黄打非”，亦可借鉴这种有效做法。
第11版(文化)
专栏：
深长永恒的爱
——记首次公开展示的周恩来邓颖超通信手稿
本报记者 陈杰
岁月如长河。周恩来、邓颖超之间的往来通信保存至今已为数不多，其中有59封手稿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赵炜同志分别移交、捐献给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收藏展出，堪称领袖文物中的珍品。2月28日，这座朴素的纪念馆对外开放。两个伟大的灵魂相伴在一起，宛若他们生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自言“不像情书的情书”，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纪念馆展出他们的第一封通信始自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事件之日，周恩来从湘潭发往重庆，安慰邓颖超；最后一封有确切日期的信为1971年6月13日，邓颖超叮咛在危难中苦撑的周恩来保重身体，前后绵延33年。
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相爱始终的夫妇，从青春韶光到生命晚霞，他们的通信一直以“翔宇”、“翔”、“超”、“小超”、“来”、“阿来”、“颖妹”、“鸾”、“凤”相称。“望你珍摄，吻你万千，”（周恩来致邓颖超，1942．7．3），“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邓颖超致周恩来，1942．7．7）“深深地吻你！轻轻地吻你！”（邓致周，1944．11．12）缱绻缠绵，溢于言表。
在周恩来与邓颖超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时而战斗在一起，时而分散两地，“两地书”流露出深深的惜别、拳拳的眷恋之情。“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邓致周，1944．11．12）“窑洞地炕已做好……窑内暖融融的，愿你能快回来享受一些温暖啊！”（邓致周，1944．11．18）
1954年11月，周恩来到广州休养，路过他与邓颖超生活过的旧址，写信告诉在京养病的邓颖超，引起邓颖超的共鸣：“恩来———我亲爱的老伴：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三十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邓致周，11．16）
花，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的喜爱，以花寄情，是他们生活中相同的秉性。在他们鸿雁传书的手稿中，留下好几则这样的佳话。1942年7月周恩来因病住院，护士小姐知道周恩来爱花，送来野花数朵，藤萝两枝，一串葡萄垂于藤萝之间，相映成趣。他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此项病室点滴，乌可不记？又乌不告太太？”（周致邓，7．6）1947年，正在华北晋绥根据地参加土改的邓颖超压了一枝小花随信寄给转战陕北的周恩来，把“春色花香”“作为对战争忙、跋涉多、生活不定的你的一点慰问和念意吧”（邓致周，4．21）。1950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邓颖超寄上重庆红岩村的房东托人带到北京的水仙花，祈望来自红岩土壤的花“余香犹在”，慰藉远行的亲人（邓致周，1．21）。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邓颖超托人给周恩来带去一片红叶，在夹着红叶的纸背面，写下“枫叶一片，寄上想念”这样思恋殷殷的话；周恩来托信使捎回两朵日内瓦茶花，回赠邓颖超，“聊寄远念”（周致邓，6．13）。今天，红叶和茶花的两位主人都远行了，这深长的爱的信物保存在后人为他们共同修建的纪念馆内。
周恩来、邓颖超的爱情与革命相交织，他们患难与共，悲喜分担，特别是在对方处于危急险恶的时候，尤其显现出爱情给予的力量，闪耀出璀璨的光芒。1955年4月，邓颖超得悉周恩来在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途中遇到台湾特务机关图谋暗害的险情，禁不住写给一生“最亲爱的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请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些致引起我的悬念不安。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着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的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何况还有三十多年的经历和考验哩！”落款是“你的知己兼好妻”（邓致周，4．10）。
作为战友和伴侣，为对方身体健康牵挂关爱，一直是周恩来、邓颖超通信的内容。“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最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邓致周，1950．2．3）“自从你入院，我的心身与精神，时时是在不安悬念如重石在压一样……所以，我就不自禁地热情地去看你，愿我能及时关心着你的病状而能助你啊！……我想你一回来，我的心身内外负荷着的一块重石可以放下，得到解放一番，我将是怎样的快乐呢！”（邓致周，1942．7．7）
在十年浩劫的非常时期，周恩来顾全大局，殚精竭虑，长时间地工作。望着周恩来疲乏不堪的面容，邓颖超看在眼里，忧在心头。如今，人们得以看到当时她写在总理办公桌上的几封便笺，情驻字字句句：“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三十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1971．3．3晚11时）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通信，是两位共产主义者携手写下的人生的大书，它立于天地之间的每一页都在昭示世人：什么是诞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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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雨忆旧梦 沧桑话“三联”
朱希
1998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成立66周年，是三联书店正式合并50周年。
上海滩，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开辟“五口通商”的最大商埠。国民党政府称上海为“特别市”。上海的确是个“特别市”。在20世纪前半叶的黑暗年代里，张作霖在北京可以肆无忌惮地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蒋介石在南京，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剿杀”国民党统治地区众多热血青年。对于上海滩上先进分子的革命活动，却鞭长莫及。这里面包含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社会势力的矛盾统一关系。上海滩有“五卅”运动和三次起义的光荣传统，上海滩是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大本营，更是众多具有科学头脑的爱国志士荟萃之处。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唤起了东方睡狮：“醒来吧！”“奋斗吧！”于是，由黄炎培题写刊头的《生活》周刊，“其兴也勃焉！”主编邹韬奋的每一篇“小言论”，都代表着全国文化教育界、工商企业界明智人士被逼着发出来的无可扼制的救亡图存的最强音。胡愈之为万千读者打开了世界知识的大门。集合在新知书店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经济学家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论证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完成新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读书生活出版社则推动读书界解放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并且送来了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的全译本。总的说来，三联书店的出版物发挥了民族民主革命号角的作用。绝不能小看66年来世界东方新开垦出来的一小片出版园地上的三棵幼苗。徐伯昕、黄洛峰、华应申等开创的新型出版企业，肩负着思想文化战线的历史重任。他们受命于危难之际，奋斗终生。皇皇五千种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可与日月争辉。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是作为一名文化战士，亲身经历了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大翻身的艰苦历程。1933年7月8日，我参加了“生活出版合作社”的成立大会，以后，又参加了上海新知书店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大后方办书店。1939年6月30日由我负责的金华新知书店和由陈其襄负责的金华生活书店，同时被第三战区宪兵队“奉命查封”。这一年11月，我用“金华书店”名义，出版了邵荃麟编著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向全国发行。1941年12月，我们在桂林创办了“远方书店”，出版了桂林国际新闻社同志们编写的《论太平洋大战》、《日本国力的再估计》、《烽火中的澳大利亚》、《今日印度》等书。三联书店从30年代起，就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和出版发行业的一面旗帜。
为了做出更大贡献，建议三联书店组建成为现代化的股份制的企业集团；必须拥有最精致的印制设备和科学管理的发行系统；在全国重要城市，设置标准的服务部门，跟新华书店开展友好的业务竞赛。愿我同仁勇挑重担，迅速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愚昧盲从的意识形态和落后现象，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修养、道德素质、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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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香一缕
让文化经典娓娓道来
——“野骆驼译丛”读后
姜渭渔
近代欧洲有一种读书方式挺令人羡慕，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轮流朗读一部刚刚出版的诗歌、小说，或者一本通俗的知识读本。在这里，读书既是一种知识的探求，也是一种亲情的聚会，更是一种人性的交流。如今这种悠闲的读书方式已被电视、广播、电脑等更现代化的传媒所代替。
人类知识领域已变得如此浩瀚无边，任何个人都再也无法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每一门知识或者学科又变得如此精微细致，同一领域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几乎无法对话，更不用说研究者对公众说话了。不少学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人类面临的如此困窘的局面，他们呼吁专家和公众之间要寻求沟通，让新的知识为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人所理解，让少数人的专利品成为大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享受。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野骆驼译丛”正是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可喜一步。这套译丛以西方著名作家的通俗文本为编译对象，在这里晦涩的哲学、深奥的历史、神圣的宗教、繁琐的法律、难以言传的音乐等都变成了亲切自然、人人可读的“故事”。值得强调指出的是，通俗易懂的故事并未泯灭人类追求与探索的精华，通俗只是使知识从灰蒙蒙的阁楼走进宽敞明亮的大厅，让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更为人性化而已。
威尔士的大名大概无须笔者赘言，一本畅销全球的《世界史纲》曾经使满面尘垢的历史学家们相形见绌，他的书被老百姓抢购一空。当年梁启超旅欧讲学期间曾身临其盛况，亲嘱其子梁思成细心研读并翻译成中文，让国人一睹威氏风采。而到了文革后的80年代，谢冰心、吴文藻夫妇及费孝通等著名学者有感于此著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又将《世界史纲》的增订本重新翻译给国人。《文明的溪流》便是威尔士本人在《世界史纲》的基础上创作的缩写本。自此一般读者不必去仔细研读那洋洋近百万字的大著，只须花上几天时间，便可轻轻松松领略地球如何从无生命的混沌状态演进到如今的现代文明。
法国著名音乐史家保罗·贝克在《音乐的故事》的序言里说：“我无意强求任何人阅读《音乐的故事》一书。如果读者碰巧喜欢，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碰巧的是全球几百万及至几千万读者都喜欢这本精巧的小书。您无须对音乐有任何专业知识，音乐的历史就是人类生命激情的历史，是人类生存和观念变迁的历史，每个普通人都曾经或者正在参与音乐发展的过程。在《音乐的故事》中，从古希腊音乐到意大利歌剧，到后期浪漫主义，直到现代派音乐没有优劣之分；从巴赫至贝多芬，再至舒伯特和比才没有谁更伟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任何时期的音乐都是平等的。人们可能会忘记音乐故事中的某些细节，而书中独到的见解永远会铭刻在心中。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的还是《法律的故事》。约翰·麦赞恩集律师和哲学家于一身。笔者曾涉猎过中外不少法学著作，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过一本像《法律的故事》这样，将历史上最著名最繁杂的诉讼案件叙述得如此娓娓动听，将复杂的法理及其形成过程解析得如此条缕分明。你会在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了解财产继承，婚姻契约，商业交易，衡平法和普通法，辩护律师和陪审团等一系列法律的概念。
纵观“野骆驼译丛”，每本书涉及一门专业程度很深的知识学科，但是每本书都是用极诚恳的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没有生僻的专业用语，没有新潮的现代词汇，几乎所有的字词《新华字典》都可查到，具有高中文化的男男女女们都可以流畅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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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图书大辞典》展示新中国出版轨迹
全面展示四十多年来新中国出版图书精华及成就、共15卷19册约250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
自新中国诞生至1992年，我国累计出版各类图书约84万种。1992年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决定，编纂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中国图书大辞典》。全国500余家出版社组织约5000位撰稿人，精选书目，撰写辞条。
《中国图书大辞典》由宋木文、刘杲担任主编，杨牧之任常务副主编。全书精选近10万种有代表性的图书立目，寓评于介，便于检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资料性和备考功能；还设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要目》，选收图书近万种；设立《丛书要目》，收入丛书4000余种等。（杨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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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店前卡通人 促销新手段
上海商家推出促销新手段。这是淮海路上一店家请来的卡通人物在店前招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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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孤儿有新家 博爱情无价
孤儿苏学伟（中）在自己的新“家”里唱起了歌。上海市自1994年起开展“好心人抱一抱孤儿”的活动，去年又有40多名孤儿被收养。（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