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专页)
专栏：
情注国防 心系长城
——周恩来对新中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王幸生 徐占权
1950年9月30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迎来了一周岁生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庆祝建国一周年而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讲话。他说：“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
历史将铭记周恩来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一
早在1947年12月5日，周恩来就起草了中央军委给东北局的电报，征询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及可能发展的条件。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由他“召有关同志商酌”负责组建人民空军，周恩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同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创建人民空军，首要的问题是人才。周恩来以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抓了创办航校的工作，对人员的选调，经费的保证，飞机设备的配置以及油料的供应等，都亲自过问。他在会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时说：“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干部和航校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紧锣密鼓，把建设空军这台戏唱好。”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3年底，空军已建立了20多个师及其它勤务部队，并在朝鲜战场上扬眉剑出鞘，初试锋芒，杀出了国威、军威。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人民海军的建设同样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1949年8月，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视察战火中诞生的华东军区海军时，就题词：“为建设中国人民的海军而奋斗”。经过他的精心筹划，1950年4月正式建立了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7月，他要求海军在支援朝鲜作战的基础上，研究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建设。周恩来审阅了海军制定的三年计划草案，并呈毛泽东审批后组织执行。周恩来多次视察海军，参加海军重要会议，为海军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1951年夏，周恩来在大连作短期休养期间，他视察了成立不久的大连海校，迎着浩荡的海风，他动情地对副校长张学思说：“我国是一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条‘海上长城’。”1954年4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海军建设的五年计划。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年轻的人民海军不断发展，不断成长。
从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相继建立起来，其后又建立了铁道兵。
1957年12月，中国开始筹建战略导弹部队。初建时期这支“神剑”部队隶属于炮兵。随着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1966年7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已有导弹部队的基础上，正式组建独立的战略导弹部队。经周恩来提议，这支部队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简称“二炮”。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逐步结束，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从战争状况转入正规化建军的新时期”。周恩来及时指出，在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不是在战争中进行锻炼，而是在保卫和平，保卫建设，保卫祖国边防的和平环境中进行锻炼。”在和平时期，教育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主要手段。
1950年11月，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指导下，总参谋部召开了全军军事院校及部队训练会议。会议起草了《关于军事院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用一个通宵逐字逐句审阅了这个报告并作了认真的修改。这份有重要意义的文件确定，人民解放军要在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以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作为军队长期的训练方针。为了推动军事训练工作的迅速开展，周恩来在百忙中经常深入部队，进行具体的检查指导。1953年11月2日，他在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的陪同下，在长江出海口检阅了“武昌”、“海河”号军舰，观看了鱼雷艇和海军航空兵的操作表演，对部队的训练工作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并题词：“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为了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努力。”1964年6月，在全军大练兵运动的热潮中，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和民兵的军事表演，兴奋地说：“你们表演得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军事训练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部队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对此，周恩来痛心疾首。为了固我长城，他不顾处境困难，接见了广州军区军级以上干部，明确指示，部队要加强军事训练，“支左不能占多了人”。随后，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着重研究部队的军事训练问题。明确规定全训部队除野营拉练外，全年步兵军事训练90天，技术兵种军事训练120天。这对在“文革”中使我军保持一定的训练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大革命时期就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深知治军必先治校，必须通过办院校加强对军队各级干部的培养，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现代条件下作战的指挥能力。1950年7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磋商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事宜。会议确定在战争年代各大区、各部队现有随营学校的基础上，改建和新建一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这次会议正式确定创建一所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并提议请我军著名的元戎、享誉中外的军事家刘伯承来主持办校工作。同年10月27日，刘伯承奉命进京，欣然接受了这一重大使命。周恩来立即与刘伯承对建校的各项事宜，从办学方针、校名校址、编制体制、领导干部配备到聘请苏联专家、起用旧军官任教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周恩来明确指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人民解放军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要努力把这两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全军高中级干部，力求在五年的时间内把全军师以上干部普训一遍。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在周恩来的具体关心下，人民解放军还先后组建了军事工程学院、高级步兵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军学院、装甲兵学院等，并在各战略区成立了一批高级、初级步校和专业技术学校，从而形成了初、中、高级相衔接，诸军兵种院校齐全的、完整的军官培训和教育系统。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26年间，周恩来在总枢百端、日理万机的工作中，亲自主持了军工建设和武器装备的生产，为我国军工生产和现代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周恩来在研究政务院的组织机构时就明确指示，在重工业部要设立航空工业筹备组、兵工办公室、电信工业局和船舶工业局等机构，负责组织军工生产并积极准备军工企业的调整工作。1950年7月，周恩来又委托聂荣臻召集空军、海军、总后勤部和重工业部，会商关于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造船厂和兵工厂等与国防直接相关的重点企业的建设事宜。1951年1月4日，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统一领导军工生产与建设，中央军委成立了兵工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
1951年6月20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与副主任聂荣臻、李富春联名签署了《关于兵工建设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兵工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尽可能地研究制造一些适合作战需要的新武器弹药。”1952年7月26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兵工委员会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兵工建设的报告，指出：兵工工业要提早建设，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海军弹药的基础；报告还规定18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确定建设十几个兵工企业。这个报告批准后，1953年1月8日，周恩来又主持起草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新中国国防工业在初创时期和“一五”期间，方针正确，领导得力，发展迅速，成效巨大。到1955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装备得到迅速改善，步兵旧杂式武器装备大部淘汰，全军武器装备水平比新中国成立时提高了一大步。
周恩来敏锐地把握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认为空军在未来战争中将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建国初期，他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绣花针和自行车都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充分表现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凌云之志。空军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军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周恩来确定了“先维修，后制造”的发展方针。为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从人员的调集到资金的保证，周恩来一路大开“绿灯”。
四
周恩来对国防尖端技术研究的领导既是高瞻远瞩的，又是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调配，从发展规划的制定到科研攻关和试验的具体组织，都倾注了他大量心血和智慧。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接着在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下，我国的导弹、氢弹、人造卫星等相继研制成功。这不仅使我国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有力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维护和平作出了贡献。正如聂荣臻所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导弹核潜艇是最具威慑力的核打击力量，同时又是综合了核技术、导弹、现代舰艇等多种高技术的武器装备。周恩来自始至终抓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60年代初由于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一度下马，但由于周恩来的关心和重视，仍保留了由50多名专家、科技骨干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周恩来指示，核潜艇研制工程不能再迁延耽搁了。他确定研制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研制攻击型核潜艇，解决核动力用于潜艇和反潜鱼雷等重大技术问题；第二步研制导弹核潜艇。“文革”中，为了排除“武斗”等动乱的干扰，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了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潜艇研制人员不能乱，不能停，排除万难，完成任务。终于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我国第一艘命名为“长征一号”的核潜艇编入了海军的战斗序列；1983年，我国自己研制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装备了海军部队。
百年恩来，百年兴国。今天，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崭新的风貌迈向新世纪；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创业维艰，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为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所作的筚路蓝缕的巨大贡献。周恩来关于国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将永远指引和鼓舞我们继往开来，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创造新的辉煌。
图为1965年夏，周总理视察国防科工委某基地。（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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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育才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我党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对解放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估计，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他的发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正确主张，处处体现着实事求是精神和远见卓识。他一贯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十分关心、爱护广大教育工作者。他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一、在政治上正确估计和看待知识分子
在政治上正确估计和看待知识分子，是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前提。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周总理始终把知识分子视为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他说：“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知识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有知识分子政治上有了明显进步，业务上也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国家还培养了新的知识分子。但是，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不信任知识分子的倾向。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在1955年初就提出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加以纠正，以调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同年11月，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设想。同月，毛泽东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由周总理负责筹备这次会议。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实际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代表党首次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科学论断，正确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为党和政府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
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始终的贯彻。而周总理一直十分理解、信任、支持知识分子，始终坚决反对和抵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错误倾向。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讲话时，他再一次重申了党在1956年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进一步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月27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表现了巨大的气魄和胆识。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严重践踏，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和压制。在教育界，“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枷锁，教育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周总理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努力减少和纠正“文革”的错误，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1971年7月6日，他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上关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义正辞严地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胆识。周总理还具体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排除干扰，解除他们的精神压力，努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恢复教育战线的正常工作做了大量工作。1972年7月2日，周总理在接见美籍中国学者杨振宁时，对在座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教授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在周总理的具体领导下，1972年前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文教科技工作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局面不可能连续保持，但周总理在困难条件下关心保护知识分子的行动，却一直鼓舞着广大知识分子。
二、对知识分子平等相待，真诚相处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首先对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平等的态度。周总理一贯反对轻视科学文化、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他尖锐指出，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
在实践中，周总理率先垂范，善于同知识分子真诚相处，平等相待，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真诚的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周总理许多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事迹深深感动了许多人。比如，周总理登门拜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充分肯定他的优点，同时也提出严格的要求，帮助他改造进步，并亲自做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周总理还把自己在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上写的介绍人意见用信抄给程砚秋，表现了真诚的同志之情。他关心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的工作、身体、入党问题的事例，也是十分感人的。
周总理对待知识分子，从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自居，丝毫不摆领导者的架子。1951年9月29日，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从自己的经历谈起，与教师们谈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完全是以同志式的、平等的身份讲话的，丝毫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谈到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自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30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虽然担任了政府的领导，但不知道的事情，没有明白的道理还很多，还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他语重心长地希望知识分子建立这样的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接着，他又就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思想问题、为谁服务问题等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知识分子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讲到最后，他诚恳地说，讲了这么多“心里愿意说的话”，如果自己讲错了，请大家告诉他，这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种平等相待，真诚相处的感情溢于言表。当年聆听过总理那次谈话的一些同志，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周总理由衷的敬佩。
三、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专家学习
周总理强调各级干部要善于学习、了解和掌握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规律，逐步从外行变为内行，这样才能领导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
周总理一生谦虚好学，经常接触知识分子，善于从他们身上了解和熟悉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的规律。他指出，“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他总是注意倾听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在1957年6月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教育改革问题时，周恩来就指出“教育部门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是有缺点的”，对老教师的意见和经验重视不够就是缺点之一。1957年，他曾亲自处理上海交通大学的迁校问题。在处理过程中，他亲自找交大的负责同志和许多老教授谈话，并提出几套方案，分析利弊，耐心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由他主持的会议上，他说，高教部部长让我下决心，这个决心不好下，还是请交大师生回去讨论，把讨论的意见提出来，再由高教部作出决定。又如，50年代周总理亲自过问密云水库的修建，始终体现了尊重专家的精神。当时，清华大学派出由教授、讲师和应届毕业生组成的设计组常驻工地。周总理每次听取水库工程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意见。他要求指挥干部要尊重设计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他特别要求设计负责人张光斗教授对设计上的重大质量问题一定要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周总理对设计组提出的采用混凝土防渗墙等办法及时给予支持并设法保证实施，因而使密云水库出色地解决了坝底河床渗流这一大难题。
周总理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主要管大政方针，不要干涉具体业务。对一切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应该让他们发挥所长，对于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要任意干涉。他还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个重要方针，并为贯彻这一方针，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践证明，贯彻“双百方针”，是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搞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保证。
四、关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周总理要求各级有关部门都要关心知识分子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特别谈到要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要消除许多单位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不关心的现象。他还要求在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怎样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他还指出：“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也应该作出计划”，认为很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吸收党员，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必须予以纠正。他提到有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要求入党的愿望时，特别讲到“天津六所高等学校讲师以上教师291人，申请入党的有106人，占36.4％。”他认为1962年党员应在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中达到1／3左右。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必须不断改造自己。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周总理提出三条原则：首先，思想转变必须通过本人的自觉；其次，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次，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他还概括提出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条道路：一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三是通过一般的理论学习。实践证明，周总理提出的这三条途径，对我国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成长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周总理希望知识分子“又红又专”，他不赞成那种完全脱离业务工作的抽象的政治。50年代末期党内出现了强调“红”而忽视“专”的偏向和以参加政治学习、政治活动的多少作为“红”的标准的做法，甚至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给许多积极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周总理对此给予了严厉批评。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时，详细阐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并举例形象地说：“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这对那种“拔白旗，插红旗”的简单粗暴做法是多么有力的驳斥，对深受压制和排挤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巨大的安慰和鼓舞！
今年3月5日是周总理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周总理虽然离开我们22年了，但他的音容宛在，他对知识分子包括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至今仍感动和激励着我们。我们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员工一定不会辜负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加倍努力工作，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不断做出新的贡献，这是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