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二○○○年的悉尼奥运会正在走近。
左图：澳洲人带着吉祥物举行奥运大游行。
右图：家庭主妇们端着晾衣篮边舞边行。
李学江摄于澳大利亚悉尼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人与象 潘泉摄于泰国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蓬皮杜夫人的中国情
果永毅
法国前总统蓬皮杜，晚年拖着癌症之躯，实现了戴高乐将军和他本人的终生夙愿：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同样忍着癌症晚期的病痛，自始至终全程陪同蓬皮杜总统。访问进行得完满顺利，为中法关系史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时至今日，不少40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记得这次访问。记者日前采访了蓬皮杜总统的遗孀，已临耄耋之年但仍精神矍铄的克洛德·蓬皮杜夫人。
记者应邀来到坐落于巴黎市中心卢浮宫街42号的克洛德·蓬皮杜基金会总部，乘老式铁厢电梯直达5层。走过幽暗的过廊，来到最里端的一间办公室，蓬皮杜夫人已经站在门口相迎。进得门来，透过落地玻璃窗，蓬皮杜中心大楼一览无余。室内装饰及主人服饰皆为清一色的米色，寒暄中得知这是主人偏好的色彩，象征“简朴与实际”。
落座后，记者首先从那次著名的访问谈起。老人的思绪像开了闸的江水一泻而下。她深情地回忆道，1973年，蓬皮杜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自1964年戴高乐将军在西方世界率先承认新中国后，一位法国总统的首次访华。戴高乐将军本人晚年曾几番计划访华，但直至逝世也未能成行，遂成终生之憾。蓬皮杜作为将军的亲密朋友和继任者实现访华，具有双重意义。她说，她曾陪同丈夫正式访问过英国、美国和俄国等许多大国，但这一次因为身体不适，未能陪同前往，至今想来，仍觉十分可惜。但是，蓬皮杜访问回国后，详细地讲述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使她有亲临其境之感，至今印象极深，这又弥补了一些缺憾。稍事停顿后，老人若有所思地回忆道，她和丈夫认识中国是从保尔·克洛岱尔的诗集《认识东方》开始的。这本19世纪末出版的诗集，很客观、全面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使人们对中国产生向往之情。蓬皮杜访华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为此，他感到很荣幸，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会见这位世界伟人。会见是在朴实、亲切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周恩来总理一直在座。蓬皮杜总统对周恩来总理印象十分深刻。因为，尽管政务繁忙，周恩来总理还是从北京到外地，一直陪伴着蓬皮杜总统，而且对他体贴入微，令他十分感动。蓬皮杜总统后来不只对一个人说过，周恩来是他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位。
谈起她本人的两次访华，蓬皮杜夫人更是兴致盎然。那是在1983年和1988年，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进行的两次访问。她说，回想起蓬皮杜访华时享有的接待规格，使她感到，她受到了近乎国家首脑的礼遇。更令她感动的是，时隔多年，中国人民对蓬皮杜总统的访问仍然记忆犹新。从古老而宏伟的北京、欣欣向荣的上海、迷人的长江三峡，直至美甲天下的桂林，她几乎遍访了中国。所到之地，处处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中国驻法大使蔡方柏曾对她说，她在中国广为人知。她简直不敢相信，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度里，能够“广为人知”！访问中，她感到中国人与法国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乐天达观、富有幽默感、拥有举世闻名的美食文化……然而，也有不同之处，中国人比法国人庄重、认真。她认为，可能是由于两国的文化背景不同。佛教使中国人待人温和有礼，富有同情心。儒学与道教则教导中国人处世不惊，泰然自若。她衷心地希望中国年轻一代人能够继承这些传统美德。因为这是令人赞美的中华文明的精华之所在，对各国人民都是有教益的。
夫人的第二次访华，已经过去10年了。其间，许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朋友常常对她谈起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最近，她又一次接到了蔡大使转达的中国政府的访华邀请，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表示，第三次访华将于今年9月成行。她期望在法中友谊的长途中继续跋涉，以完成蓬皮杜总统和她本人的未竟事业。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诺贝尔奖的偏颇
——对一九九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点异议
陈彩虹
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发明“期权定值公式”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新闻媒体热烈报道之时，经济学界不少人士却感到有些意外与茫然：难道经济学的最高成果就是那么一道A＋B＝C类的数学算式？
颇感意外的首先是两位获奖者本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在他们看来，如此的公式是“玩出来”的。连同1995年去世的费希尔·布莱克教授，他们仅仅是出于兴趣而开始研究期权交易，根本没有想到研究的结果会大量运用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实际操作之中，更没有想到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获奖者不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并不能作为否定其价值的依据。
应当说，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数学公式，对于单个“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者而言，有某种分析风险与收益的作用。但是，它所涉及的“经济”领域，是人类经济社会运行中强烈不确定性的领域，是巨大投机活动的场所。作为这样一种福祸未卜投机运作之中的计算公式，其历史使命可能不仅是短期的，还可能是负面意义的。而且，在经济学的深层意义上，这一公式既不代表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又不代表经济学方法上的创新，它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重大的表彰之处。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以服务于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为目的。“期权定值公式”所涉及的“虚拟产品”及其市场，现实生活中表明的是风险远远大于它的价值，既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运作，已经上演过无数幕金融灾难的悲剧和闹剧，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日本大和银行巨额亏损，以及至今还未完全平静下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无一不与“金融衍生产品”有着直接的关系。可见，从“金融衍生产品”对社会经济已经带来的巨大波动与震动，可以肯定人类的这种“创新”所奏响的并非都是“福音”。对于一个服务于如此险象环生市场中的算式，应当不难判断它对于人类经济进步的作用决不是明晰正向的。
本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多或少有着记录经济学发展路线的意味，也或多或少有着引导经济学研究方向的作用。如果让根本不涉及到真实经济财富内容的“算式”获取经济学的皇冠，将使人们对此奖的评定是否与经济学的发展有确切联系大大怀疑；而对于有意追随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一代，则如同陌生人在巴黎凯旋门外面对数条发射状道路一样茫然，不知该读谁的著作。
其实，以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过几多的历史尴尬，多种得奖的经济学理论并未从后来的经济实践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印证。但是，所有这些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魅力，毕竟经济学是不能试验而只能经验观察与说明的学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根据这些理论而产生的政策建议，也具有强烈的时空限定性。我们根本就不能指望经济学里产生什么世世代代永恒正确的理论，因此，也就对诺贝尔经济学授奖的某些历史的尴尬，给予更多的宽待。而且，正是“某种历史缺欠”带给经济学的风险，使经济学研究具有特殊的魅力。
但是，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们不能从评奖的历史中取得经验，不能够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海洋中寻找到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学说，而只是试图通过向数学领域的靠拢，来实现“永恒的正确”，那与其说是减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风险，不如说是引导经济学理论走入一种虚无境地。这是一种善良的愚蠢行为，最后将使经济学的风险，转化为经济学的灾难。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影坛
巴西的新电影运动
吴志华
第四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2月22日在德国首都柏林落下帷幕，巴西影片《巴西的中心》在300多部风格各异的外国新影片中一鸣惊人，夺走了最佳故事片奖——金熊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女主角的巴西著名演员费·蒙特内格罗摘走了最佳女演员的桂冠。消息传到巴西，影视界一片欢腾，这是继巴西影片《诺言的代价》在1992年获得戛纳节金棕榈奖之后，又一部国产影片登上世界领奖台。《巴西的中心》导演萨勒说：“它表明巴西国产影片正在恢复昔日的辉煌，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重视和好评。”
《巴西的中心》由若奥·卡内罗编剧，讲叙了一位退休妇女与一位寻找父亲的儿童之间的故事。女教师朵拉退休后，生活艰苦，只好天天到里约热内卢火车站，为那些目不识丁的进城打工者代写书信，赚钱维持生活。一天，一位叫若苏埃的儿童，在母亲的带领下来找朵拉，请求她代写一封信给从未见过面的父亲。信中流露了孩子对生身父亲的思念之情。朵拉对孩子的处境深为同情。没想到，几天后，若苏埃的母亲便在一场车祸中身亡。朵拉决定带着孤苦伶丁的若苏埃离开繁华的城市，千里迢迢地到巴西内地去寻找孩子的父亲。一路上，两人相依为命，抱着对未来新生活的希望，不停地在寻找、寻找。影片将里约火车站称为“巴西的中心”，因为它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点，来来往往的民工都要经过这里，同时它也是集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中心地带。
费·蒙特内格罗在影片中扮演了退休教师朵拉。她说，影片的故事情节简洁，然而，所表现的人类情感却非常丰富。导演萨勒也说，“影片的中心思想是表现朵拉的人格。巴西的中心是城市生活。城市生活表面上五光十色，喧闹繁荣，然而，实际上生活的背后却是人际感情的淡漠化。朵拉带着若苏埃长途跋涉，到内地农村去寻找父亲，实际上是在寻找生活中的家庭温情。影片通过朵拉和若苏埃这样一对年龄、性格反差很大的陌生同路人，能够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揭示出人类需要家庭的温情和需要相互帮助的同情心。”
萨勒今年41岁，是一位年轻导演，他曾拍摄了故事片《外国人的土地》和《伟大的艺术》以及多部纪录片。拍摄纪录片的经历对他拍好《巴西的中心》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在选择实地拍摄场景时费了很大的功夫。因为，“作为纪录片的导演，我学会了如何尊重现实，我不愿为图方便而随意改变表现影片现实的场景”。影片是在距累西腓市27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拍摄的，以便展现巴西东北部典型的农村场景，那里旱情严重，土地荒漠，灾民流离。导演通过城市与农村生活的对比，揭示了当地农民对生活的执著，对土地的希望，对宗教的虔诚和对生活贫困的无奈。正因为这样，《巴西的中心》一片所反映的现代巴西都市和乡村的风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这在巴西电影中是不多见的。
蒙特内格罗是一位演技丰富的老演员，在巴西影视界享有“电影皇后”的美称。她在50年的艺术生涯中，先后出演了上百部的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如今68岁高龄的她，仍然活跃在影视界，常常是话剧、电视剧和电影同时开拍。她说，“朵拉是巴西电影中很少出现的人物形象。她是在社会体制下被遗弃的老妇人。然而，她具有典型的巴西人气质，性格活泼、无拘无束。”蒙特内格罗恰如其分地把握了人物特定的内在性格和丰富的感情世界，使影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主题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
扮演若苏埃的小演员维尼修斯年仅9岁，初出茅庐，就与著名老演员联袂出演，对稚气未脱的维尼修斯来说，是很难的。导演萨勒说，维尼修斯是从1500名候选儿童演员中选中的。他聪明伶俐，加上蒙特内格罗的指点，成功地扮演了若苏埃。一老一少配合默契，使影片格外动人。
《巴西的中心》获国际电影奖是巴西电影创作改革后的成果。政府的音像法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大力促进了社会各界对电影创作和生产的支持。电影工作者也开始跳出过去着意暴露和渲染暴力、色情、吸毒等社会问题，偏重商业利润而忽视作品思想内容的窠臼，将笔触转向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反映人们寻求正义、积极向上和炽烈的情感，因而使电影创作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内涵。继1996年《四人行》一片获奥斯卡提名奖后，巴西新电影《绑架美国大使》又入选参与今年奥斯卡奖的竞争。面对巴西影片接二连三在国际影坛获得好评，巴西著名导演卡卡·迪埃戈斯和沃特·利马指出，“巴西电影正步入繁荣时期”，它表明“只有生产高质量的影片才能获奖，才能赢得观众”。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梵蒂冈向犹太人道歉
朱满庭
本月中旬，梵蒂冈教廷发表了一份文件，第一次正式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没有提供充分的保护是错误的，并表示道歉。文件发表后，犹太教方面并不太满意。以色列的犹太教长说这个道歉“泛泛而论”，令人失望。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基督教与犹太教结怨两千年，其最高权威如今做出这个姿态，还是不寻常的。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可说是一个既伟大又不幸的民族。犹太人对西方文明有独特的贡献，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也是绝无仅有的。西方文明有两大来源，一是独尊上帝的一神教，一是崇尚科学的理性思维。上帝观发端于希伯来民族，而理性思维来自古希腊。犹太教脱胎于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的原始信仰，却又大大超越了这些信仰的宗教素质，这就是否认偶像崇拜，提倡人的尊严。希伯来人确信，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被赋予了在正义和邪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而崇拜偶像只会使人失去自由和自尊；匍匐在没有生命的偶像脚下，就没有完整的人格。这种通过信仰上帝来维护人类自身尊严和道德的观念，成为西方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犹太教的这种素质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宗教与科学本是不相容的。但希伯来人认为世界的井然有序是上帝的杰作，而这种宗教观念与后来希腊人在理性思维中得出宇宙受某种规律支配的看法又有重合之处。因此，犹太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仍有思想遨游的天地。受严格戒律约束的犹太民族涌现出许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正是这个道理，西方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时也发展了科学。
然而，在近两千年中，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犹太民族却在西方备受歧视，屡遭迫害。溯根求源，就不能不说到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恩怨史。早期基督教原是犹太教中的一派，在公元一世纪后才脱离犹太民族成为独立宗教。而一旦与犹太教分手，信“新约”的基督徒便与信“旧约”的犹太人陷入严重的对立。基督徒认为犹太人不承认古代先知预言的弥塞亚（意为救世主，指耶稣基督），是一种罪恶，进而把耶稣之死归罪于犹太人，从而造成排斥犹太人的宗教狂热。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统治地位的确立，失去家园的犹太人长期被排犹主义所笼罩，处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当然，历史上的排犹事件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宗教动机。在纳粹德国，希特勒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迫害和大屠杀。这种行径与宗教隔阂不能相提并论，但相沿成习的排犹主义也确实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提供了感情基础。历史积怨与二战往事成了世界两大宗教间难以排解的块垒。
这次梵蒂冈用官方文件的形式谈及与犹太教的关系，主要是对二战这段历史给个说法。对此，梵蒂冈并未直接承认当时的教皇有过错，而是说在纳粹排犹时，很多国家把犹太人拒于国门之外，与对犹太人怀有敌意或反犹偏见有关。而在排犹主义问题上，梵蒂冈对字眼抠得更紧，承认反犹太教不对，但坚称反犹太教与排犹主义是两码事。文件最后的说法是“在天主教会内部长期有一种对新约的错误解释，造成了对犹太民族的敌对感情”。
无论如何，梵蒂冈的举动意在与犹太教和解，总是件好事。二战中犹太人的苦难实在太深了。物极必反，二战后犹太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改观。以保守称著的梵蒂冈天主教会也要适应这个潮流。再者，教皇本人的态度对梵蒂冈也有重大影响。保罗二世任教皇后，多次作出接近犹太教的表示。去年梵蒂冈教廷专门讨论了反犹太教问题，他又明确谴责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视情绪”。有消息说，2000年，保罗二世还要访问犹太教圣地西奈山，以做庄严道歉。一部“旧约”，一部“新约”，两千年中引起多少恩怨，现在人们还在为摆脱这历史的重负而努力。抚今追昔，令人感慨系之！
世间大多数宗教原本是劝人行善的。而直到今天，宗教矛盾还在引发流血冲突。宗教领导人如都能为化解宗教冤仇做点事，让新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将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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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苏丹英雄马赫迪
安国章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大多也熟悉苏丹传奇式的民族英雄马赫迪。最近，我应邀到苏丹采访，有幸踏上了马赫迪生活过的土地，实现了凭吊马赫迪陵墓的愿望。
马赫迪陵墓坐落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恩图曼东南隅。整个建筑呈圆锥形，是集苏丹民族和伊斯兰建筑风格为一体的宫殿式建筑。马赫迪的棺椁停放在大厅中央，周围有栏杆护围，栏杆外右侧不远处有一石碑，清晰的碑文记载着马赫迪家族的年谱。据说，英国和埃及部队1889年攻占喀土穆后曾掘坟鞭尸，将马赫迪的头颅砍下运往英国。但苏丹朋友说，马赫迪一直长眠在他生活过的土地上。
在马赫迪陵墓左侧50米处，有一简陋的建筑，低矮的土墙围着一座有3层结构的苏丹老式土房。这里曾是马赫迪的接班人阿卜杜拉的住宅，现在成了历史博物馆，馆内陈列的实物、图片、文字再现了当年苏丹人民在马赫迪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与殖民主义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
马赫迪原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1844年诞生在苏丹北部尼罗河上的拉巴布小岛。父亲是造船工人。马赫迪童年时就熟读《古兰经》；青少年时代，曾在尼罗河沿岸过流浪生活，深切体会到平民的疾苦。
马赫迪生活的年代正是苏丹遭受外族统治的年代。19世纪20年代，苏丹沦为埃及的属国。70年代，苏丹被英国人控制。外族统治者肆意霸占土地，任意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疯狂地掠夺黄金、象牙等宝贵物资，将黑种人惨无人道地投入奴隶市场。
当时在苏丹穆斯林中流传着这样一种传说：穆斯林遭受苦难时，就会出现一位伟大的马赫迪（即救世主），以拯救教徒。马赫迪利用这一传说，开始周游苏丹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并提出了“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猛烈抨击外族统治者贪得无厌草菅人命的罪行。
经过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1881年，时年37岁的艾哈迈德在白尼罗河上造船工人较集中的阿巴岛发动了震惊整个非洲乃至世界的武装起义。当时他公开宣布，他就是“人们期待的马赫迪（救世主）”，从此他改以“马赫迪”的名字，呼吁建立“处处公平”的社会，号召人民对外来统治者进行圣战，把他们赶出苏丹。
陈列馆内陈列着马赫迪部队的服装和使用过的剑、棍棒、矛等兵器。其中最醒目的是马赫迪起义军使用的红色战旗，尽管历史的年轮使其有些陈旧，但依旧是那样耀眼。马赫迪的战旗曾使当时的苏丹总督极为震惊。1882年6月，苏丹统治者集中了当时英、埃在苏丹的大部分人力和物力，组成了一支庞大远征军，妄图歼灭马赫迪。然而，马赫迪起义军力量迅速扩大，所向无敌。到1882年底，马赫迪部队兵力已达10万，而远征军却全军覆灭。
马赫迪起义部队的节节胜利和发展壮大，使英、埃统治者如坐针毡。他们搬来了救兵———曾焚烧过中国的圆明园、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他们吹嘘说，“只凭他的名字就会发生奇迹”。1884年1月，戈登抵达喀土穆后，首先企图分裂起义部队。他亲自写信给马赫迪，并委任他为科尔多凡国王，还随信寄去了委任状和一套官服。马赫迪义正词严地回敬了戈登。他在给戈登的信中说，我不需要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至于礼物，“原样退回”。马赫迪还礼尚往来地送给戈登一套起义军穿的白色长袍和头巾，劝其投降，改恶从善。
戈登恼羞成怒，决定对马赫迪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秘密要求英国的大批援军火速从水陆两路向喀土穆进发。马赫迪闻讯后当机立断，于1884年8月调动大军将喀土穆围了个水泄不通。戈登的部队在城里如瓮中之鳖，加之粮草不足，部队战斗力日衰，而援军又远在千里之外。他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来临，在给沃森上校的信中写道：“成功已没有希望，我向沃森太太、你和格雷厄姆告别了。”
1885年1月26日拂晓，马赫迪向喀土穆发起了总攻，英勇的战士们渡过寒冷的白尼罗河，直逼总督府。昔日不可一世的戈登正要仓皇外逃，愤怒的战士用长矛刺进了他的胸膛。这个手上沾满苏丹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历史的惩罚。
到1888年夏，除红海港口萨瓦金地区外，马赫迪部队解放了苏丹全部领土，苏丹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换取了国家的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政权。恩格斯先后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称赞马赫迪的起义战士“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是“勇敢的榜样”。
离开陈列馆，太阳已西垂，但不远处马赫迪陵墓雄伟的圆形顶端在夕阳余辉下仍闪闪发光，璀璨夺目。苏丹朋友说，马赫迪是苏丹人民的骄傲，他的精神一直在鼓舞、激励着苏丹人民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