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透视
再议
历史人物的评价
□李治亭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并不是新话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迄至80年代初，史学界就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从具体人物的评述，到理论的探讨，展开过数次大讨论，有共识，也有歧见，总的来说，成绩巨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历史人物呈极盛之势，堪称史苑一奇葩。更有出版界应社会之需求，竞相出版中外名人传记，有力地促进了此项研究热潮迭起。但从林林总总的名人传记或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确实也反映出诸多问题，故有再议的必要。下面，仅议评价中的两个问题。
（一）关于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建国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研读马列经典著作，肃清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的唯物史观，并运用阶级分析、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个人与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与评价。例如，从陈涉、吴广，直至洪秀全等历代农民起义领袖，被统治阶级诬为“叛逆”、“贼寇”。我们重新给这些被污辱的人物定位，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为曹操翻案，引发全国学术界争鸣，一改《三国演义》中的“奸雄”形象，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武则天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女强人”，长期被看作是“秽乱春宫”的“祸水”，这个案也给翻过来了。还有秦始皇、屈原、岳飞、史可法、王昭君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经过了热烈的讨论，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毋庸讳言，在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教条主义与“左”的倾向。特别是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高涨，史学研究与人物评价中的“左”的倾向也不断膨胀。到了60年代，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公式化、概念化，表明“左”倾已发展到了高峰。其表现是：将马列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当做现成的结论套在历史人物身上；摘引马列经典著作中某些词句，往历史人物身上贴“标签”；给历史人物定阶级出身成分，即是“阶级分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名言，常被引用而贬低乃至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此等等。
“文革”十年中，“左”倾已变为极左，上面提到的几种倾向恶性发展。全国大搞“评法批儒”，历史人物面目皆非，中国历史被搞得一塌糊涂！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泛滥成灾。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史学的春天。一场深刻的思想大变革，在史学领域广泛而持久地展开，评价历史人物及理论探索的论著，恰似潮水般涌现出来。总结这一变革的最大成就，是在理论上拨正了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克服了五六十年代沿袭已久的种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新观念、新方法的提出，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的认识，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
与此同时，部分论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如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有的直接否定，说阶级分析是“框框”，影响历史人物评价“创新”。此说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观点形成了尖锐对立。我国的史学发展史证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科学方法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系统而完整。它既不是极左年代盛行的单纯定阶级出身成分，也不是对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的简单分析。它首先要求对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特征及社会发展阶段做出明确的科学界定。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各阶级状况、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与历史人物的具体状况，都涵盖在“阶级分析”的范围之内。分析这些方面，就是要实事求是，不带任何阶级的或个人的偏见，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还应懂得，在阶级社会中，离开阶级分析是不能看清、也不能说清问题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条条、框框，而是我们观察与分析问题的理论指南，不能与西方史学所谓“系统论”等“三论”混为一谈，亦不可把我们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作方法与之相提并论。只要我们认真掌握、正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但不会影响我们创新，相反，必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经历了一场思想震荡与变革之后，近十余年来，史学界似无大的争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分歧。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历史人物论证或传记中，理论已经淡化，限于史实的罗列，缺少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因而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各自特点。理论之不足，是当前历史人物评价中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阶级分析方法，把历史人物的评价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是否要有一个基本标准？回答是肯定的。广大史学工作者曾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力图从理论上概括出评价的具体标准，提出了各种理论设计、条文似的规则，为历史人物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早在60年代初，已故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曾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六条标准。其主旨是，“要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民的感受来估价”，“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概括其本意，可称为“当时当地标准论”。吴先生对明代海瑞的论证，就是这一标准的实际运用。尽管这个标准不尽完善，但它无疑拓展了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思路，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与此标准不同，有些学者以历史人物千差万别，不应有一固定的统一标准，而是因人而异；或将历史人物分成几种类型，分别划定标准。这是一种“多标准论”，实际上是无标准。
“现代标准论”把历史人物的评价引向“现代化”。依此标准，以今日之是非来衡量古人之是非；以今人之观念、思维来要求甚至苛求古人。尽管很少有人公开主张这种标准，实际上却在应用它评价历史人物，在五六十年代，已成为一种理论趋向。讨论朱元璋由农民“蜕变”为皇帝，不从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及农民阶级中去寻找根源，却认定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混入”起义队伍，对其“腐蚀”的结果。对农民战争领袖人物反封建的过高估价，也折射了某些人的这种评价标准。
在极左的年代，还盛行一种标准即“政治标准论”，是以阶级出身、政治立场、道德与气节等为标准，来评定好与坏。举凡帝王将相，即使做了好事，也得批判其“反动本性”。“政治标准”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根据眼前的政治需要，任意塑造历史人物。最可悲的是孔子这位大圣人，数十年间，评价反复无常。农民战争及其领袖也被否定，斥为是一种“破坏”力量，不能成为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受到改革开放的启示，把义和团反帝斗争不加区分地斥为“盲目排外”。历史人物的评价失去了它的科学性，而是随着政治风向定标准，牵强附会，简单类比，甚至直接影射。名曰“古为今用”，实则是糟损历史！
十余年来，上述那些不正常的情况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也出现一种倾向：凭个人好恶，对肯定的人物，评价偏高，有的不惜拔高，尽量不提缺点、错误。反之亦然。
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上述几种标准都不宜采取。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综合考察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包括主观意识、性格等），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活、生产及历史的发展究竟起何种作用，对后世有何影响。对于在社会其它领域（如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的活动，看其是否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承受下来，据其功过，给予评价。
这一指导原则，可以看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指导作用；二是坚持历史人物的实践标准，不仅要在当时当地检验，还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应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真实性，也就获得了科学创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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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多年来学界评价不一，甚至有些误解。在他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发表此文，以示怀念。
“兼容并包”思想辨析
□蔡建国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也容易遭到某些误解。他在提出和实践这一思想时，对所要包容的思想和内容是有所选择的，决非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在旧思想占据社会各个领域的时候，他要兼容的是新思想，保护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因此，在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刚刚传入我国，受到封建反动势力围攻的时候，客观地说，是“兼容并包”的思想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学说扫清了部分障碍，支持和保护了这些新思想在中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传播，它启迪和催化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兼容并包”一语，原是广采博收之意。蔡元培对“兼容并包”作了新解：在学术研究中主张要“兼容并包”，反对专制和绝对片面性；在东西文化的冲突中主张兼容中西，反对全盘西化和全盘国粹，提倡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的部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使之融合起来。当他在提倡和保护新思想新文化而受到封建旧势力的激烈攻击时，他回击道，我“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考察蔡元培思想的形成过程，“西洋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背景和因素。
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拯救中国，提出了各种有益的方案，寻找着救国的良策和道路。在这一日益高涨的潮流中，蔡元培在考察了晚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严峻状况，研究了西方世界强盛的原因之后，提出的教育救国和教育兴国的思想，便是其中根据当时中国国情提出的振兴中华的方策之一。而要振兴教育，首要的是改革不合时代潮流的封建旧教育，积极吸收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给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思想以一席之地。他深感中国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旧学的弊端，因此，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蔡元培，毅然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抛弃功名利禄，远赴欧洲留学，攻读西方学问。他以一个穷学生的身分，自费留学德国就达5年，在此期间，他深入学习了西方哲学、文明史和社会进化论方面的新知识，关心着欧洲文明由古代向近代过渡进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注意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考察西方文明的内涵和基本问题，即西方文明的精神。他一方面从西方文化的本源入手，把握其文化底蕴；一方面又从中探寻救国的新知，以实现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他希望通过对欧洲文明开化过程的理解，以回答当时中国出现的急切问题。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通过比较文化的研究，逐步发展了兼融中西的观念。他认为，对于中西文化要善于兼收并蓄，相为补充。他一身兼东西文化之长，成为“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他被誉为“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融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生，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在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蔡元培是在“五四”运动发生前的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他到任前，这一中国最高学府缺乏学术研究空气，封建腐朽思想泛滥。蔡元培到任后，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整顿腐败校风，改革师生的陈旧观念，肃清封建积习，活跃学术空气，使北大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首先从改变学生的观念入手，延聘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为教员，这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造北大的重要力量。他在聘用教员方面绝不论资排辈，坚持的标准只有一条，即学问和事业性，因此二十多岁的可以当教授，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可以执教于大学。在蔡元培发展和繁荣学术精神的原则下，他也容纳如辜鸿铭、刘师培等在政治或文化上持保守态度但确有学问的人任教员，对于那些没有学问的官僚政客甚至是有来头的外国人就不在他包容的范围之内，可见他的“兼容并包”是有原则的。北大通过改革后，面貌焕然一新，民主和科学的先进思想得到了光大。当被封建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的新思潮在北京大学出现的时候，蔡元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他一贯提倡学术研究自由精神和兼容各种思想的反映。正是他的“兼容并包”思想，使马克思主义能在北洋政府严密控制的北京大学作为一种学说，在学术上置于学派的地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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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请关注学风
□凤麟
报载：国内文坛、学界的一批专家学者，年前聚会沪上，共同评析语言学界在学风问题上呈现的“三多现象”。据悉，有的学人热衷于追求所谓“三多”：一是挂名“主编”的辞书多，多到几近“著作等身”的境界；二是此类编著内容抄自别人的多，多到被人告到了法庭；三是书中谬误多，有些差错令人瞠目结舌。云其为“现象”，因这类行径已非某一个人之专利，在眼下的理论学术界有其一定的典型性。“三多现象”的出现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理论学术界的不良学风必须引起重视。
综观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推动下，我国的理论学术研究确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新人辈出，硕果累累，许多老专家重新焕发了青春，众多中年学者挑起了大梁，成绩卓著的青年学者更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但也毋庸讳言，我国目前的理论学术研究现状，同时代的需求尚有一段不可忽视的差距，尤其反映在学风问题上，还存在不少负面现象。
理论学术研究明明是个“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营生，既要甘于清苦，又需耐得寂寞。可是，在学术园地中却产生了一股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有的学人为了早出“成果”，不愿作呕心沥血的耕耘，或者仓促拼凑出一些所谓“论著”，急于“问世”，或者胡编乱造，甚或不惜将他人学术成果“改头换面”变成自家论著，或者公然造假，伪造历史文献，盗名欺世，制造“轰动效应”（如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云云），这类“论著”一旦问世后，还急不可待地组织他人去吹、去炒；有的学人在处理学术研究和经济效益的两者关系上产生错位，为了尽快出“效益”，将目光紧紧盯在市场需求上，或者专注炮制“赚大钱”的“热销书”，为此不惜迎合某些社会成员的脾胃，热衷于制造那些格调低下的精神产品，坑害读者，或者为某些“赚了大钱者”去写书作文，甘当大款们的枪手；也有的学人对域外新知不愿作踏实细致的学习和研究，而是生吞活剥，满口“新名词爆炸”，不着边际地胡乱搬弄新名词和新概念，标新立异，借以吓人。在学风问题上呈现出如此等等的负面现象，虽然在我国繁花似锦的理论学术园地上，只是些不甚健康的枝蔓，但它却明明白白地反映出一个现况：在学风问题上尚有亟待正视或端正之处，倘若任其滋长蔓延，将会有损于理论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更有损于党和人民对理论学术工作者的殷切企盼。
这类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意味着什么？记得语言学界的专家在剖析“三多现象”的社会根源时指出，这类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侵蚀。应该承认，这一剖析是切中要害的。理论学术工作者如何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摆正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考验。“三多现象”的出现，深刻说明某些学人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和功利的驱使，成为理论学术领域中的“实惠主义者”。为了“实惠”，可以丢弃本业，去搞那些哗众取宠的泡沫式的“学术成果”，以博取一些“虚名”；为了“实惠”，可以抛却学术良知，不择手段地炮制那些违反科学的甚至格调低下的精神产品，以牟取一些实利。由实惠主义而引发的浮躁作风，说到底，乃是社会上不择手段追求私欲的歪风在理论学术界的折射，因为理论学术工作者毕竟不是生活在彼岸世界的桃花源中人。
那么，理论学术工作者如何端正学风问题上的偏颇呢？个中关键在于加强广大理论学术工作者的自身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真正确立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在治学实践中身体力行。学风问题，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或治学态度，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也是保证理论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宝。我们不会忘记，一大批老一辈理论学术工作者，正是坚持了正确学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研究，从而写出了一批闪烁时代特色的科学论著，不仅为中国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倘若要追询老一辈学者在学风问题上有何体会，那么，克服浮躁心理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条。诚如范文澜同志勉励青年学子时所说：“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虚骄习气，老老实实坐下来”；“躁的来源是冒进，是急于求成，不肯下苦工夫，不肯下慢工夫，想一鸣惊人，名利双收。做学问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来。”这位学术前辈的金玉良言，应该成为当代学人用以自省的座右铭。
对理论学术界来说，学风问题更是个治学态度问题。诚如胡绳同志在庆祝中国社科院建院20周年大会上所说：“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我们需要的是知识渊博、严谨务实、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严谨而不保守，坚持原则而不故步自封，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才是极需提倡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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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思考
余源培在《对公平与效率宜作多角度的审视》一文中指出，现在，人类社会面临着世纪之交，面对社会发展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思路。
首先是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将社会的发展主要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增长视为目的。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决不能顾此失彼。于是，社会发展模式向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模式转变。这种模式以“人”为本，是一种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全新发展观。它要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其次是提高效率途径的变化。传统的观念认为，效率只是单方面物质利益的无限追求的结果。现在人们认识到，人的自身中“存在着并孕育着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这就要求人们更多地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感受、人的价值。再次是对企业责任认识的深化。传统的观念认为，企业的唯一责任是经济效率，是利润第一。现代企业的定位，除了利润之外，越来越重视它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和道义责任。企业形象（包括效率）越来越同它的社会形象密切相关。新型的企业家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格和较高的道德情操，既要有效率意识，又要有公平意识。这些观点，有益于打开我们思考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思路。
（摘自《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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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正确理解“批判继承”
罗国杰在《弘扬优良道德传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和统一的指导思想。我们所强调的批判继承，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有扬弃的批判继承。我们所说的批判，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而是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在批判中包含着继承；我们所说的继承，并不是把某些“好东西”原封不动地拿来，而是在继承中改造。“弃糟取精”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强调这一继承是经过咀嚼、消化吸收的继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某些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道德传统，也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我们都承认，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是中国的优良道德传统的体现。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它仍然需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抛弃其时代的局限，赋予其新的意义。应当看到，范仲淹所说的“忧”、“乐”，既有对广大人民群众命运的关怀，也有对宋王朝统治的兴衰的“忧”、“乐”（其中当然有对国家关怀，也蕴含着对君王的“忠诚”）。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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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由隗瀛涛、邓卫中主编的《历史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一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研究的历史科学如何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课题探索出不少好途径、好形式，提出了不少颇为中肯的好建议、好方法，其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是本书的一个较为显著特点，因而它对历史科学如何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的问题作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科学回答，并进一步充实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科学内涵。（吴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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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怎样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刘义生在《政府职能转变难在何处，应如何突破》一文中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变，要做到：第一，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政府职能转变，并不是说政府的一切职能都要转变，而主要要求转变一种职能，即政府不要再直接管理企业。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内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把政府的一般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政府行政系统不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其次，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而且只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宏观管理和监督；国有企业则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第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组织机构。要有计划地调整优化机构设置，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功能齐备、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党政机构设置和组织体系。把专业经济部门撤销或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对社会管理部门也要进行合理调整，增设和强化那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管理监督、社会保障、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第三，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政府管理方式要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法律手段为主。第四，合理划分政府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一是纵向划分政府机构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安排好政府的指挥控制系统；二是横向划分政府各平行职能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解决好内部的分工协作问题。
（摘自《前线》杂志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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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
刘起釪撰写的《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新著，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谈日本《尚书》研究情况，下编谈日本《尚书》文献情况，各有特色。作者多年来专门研究我国最古的一部史籍《尚书》，先后出版了《古史续辨》、《尚书学史》等专著。作者曾两次被邀赴日本讲学，得以深入搜访探研日本丰富的《尚书》资料，才完成这部专著。
（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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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新探索》
郭德宏、姜士林主编的《中共党史新探索》一书，已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为了推动全国党校系统的中共党史教学和科研，中央党校于1997年下半年举办了全国党校系统“现代文化杯”优秀党史论文评奖。评奖范围是1991年7月至1997年7月公开发表的论文。经过认真评选，46篇论文荣获一等奖。这些论文大多数质量比较高。（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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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转轨历程》
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撰写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考察经济为重心，结合考察社会管理和政治制度，比较全面地揭示华北地区近代时期社会变迁的状况，追溯其从传统向近代化方向艰难转轨的历程。该书从农业与农村、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陈鹏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