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巴金谈“全集”
——读《巴金书简——致王仰晨》
王建辉
手头的这部书信集是当代编辑出版史的一份宝贵资料。写信人和收信人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书出版时，写信人九十三岁，收信人也有七十六岁了。书是由收信人编成的，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是关于《巴金全集》的通信（其中第二百一十六页信与一百八十九页同一信误作两函），最早的一函作于1985年1月，最晚的一件是1995年3月，十年间的这些信函也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全集的专题书信集。
出版全集是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具有地位的一个标志。巴金对于出版自己的全集的态度是审慎的和严格的，虽然早在三十年代时青年巴金就梦想过将来出全集送朋友。到了晚年，1981年曾有人请巴金写作关于《鲁迅全集》的一篇短文，他婉拒了，因为“不敢写。要写，得花功夫认真考虑。敷衍了事，先生生前最讨厌”。这也间接表明他对全集的严肃态度。从书信集来看，八十年代中期，他的这位好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王仰晨提出了编辑出版《巴金全集》的动议，巴金也是一再犹豫，最后把编辑工作交给了自己信赖的友人。在编辑出版全集的十余年间，巴金给编辑者写了二百余件信札。在这些信中巴金表明了自己对于全集的看法，虽然巴金自己说搞《全集》无经验，只能说是在摸索，要多多实践后才知道怎样编好些，但由于巴金曾经是一个老资格的编辑，因而巴金的这些见解带有某些普遍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关于有无必要出版全集的问题，在巴金看来，一个作家，有选集就可以了，不必都出全集。1982年巴金为四川的一家出版社编了十卷本的选集。巴金说有四川的十卷本《选集》就够了（第一百五十九、一百七十五页）。他说他不想搞全集是因为他想被大家忘记，安静地再活几年，再写几本书留给后人。后来巴金改变了看法，“我活着的时候还可以指指点点，出主意，想办法，你也多少了解我。让你来搞，这样总比我死后别人搞好些”（第一百六十三页）。这里说到了一个作家生前能出全集的一个好处。
关于编选的总方法问题，他表达了两个基本的观点：一、不赞成“初版本原则”；二、全集不求“全”（第一百五十六页）。第一点的意思，作家的文章是要修改的，而且一篇文字往往有不同的修改，全集的文章要以作家自己满意的底本入选，同时要用几种本子对照，可以减少一些错误（第一百六十五页）。第二点的意思，巴金曾多次解释说，对尽可能全部的全应当有个限制（第一百六十二页），如一定要全，有些不像样的文章可以按年代顺序作为附录编在卷末（第一百五十六页），最好是“存目”就行了（第一百五十七页）。这样两点的依据可以归结为，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虽然他不能删改历史（第三百四十七页）。显然他的意见是，最好作家认为不满意的文字不收在全集里。他也明确表示某书某文“不应收入《全集》”（第一百六十七页）。
关于技术形式和进度问题，他也表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如关于佚文收录应有标准，“一定要严格，能不要的就不收。我早期写的文章，有些自己也不想留下，现在更不必借《全集》而流传”，佚文卷“有些文章收入时也希望慎重些，不要让人以为这是我现在的思想和主张”，有的文章“我参加署名不过表个态，不能算是我的文章收入我的《全集》”。此外他“还有一点看法，像反胡风、反右一类文章可以编在一起作为附录。批判文中的口号标语都可以删去。早期文章中的过头话和不必要的文字也应当删除”（第二百八十二、三百二十二、三百三十五页）。关于全集中的作家年谱和年表，“我想在《全集》中加入《年表》是为了便利研究工作者……借用它作为‘附录’给读者一点方便”（第三百四十六页）。对于书信集，他的意见是“我主张以人为序，你若以年为序，我也不反对”，他一方面表示“还有日记、书信等等，我也不想在我生前看见它们印出发卖”，“人活着就征求书信，不大好。这样会弄得我自己连信也不敢写了”，一方面又认为书信收得越多越好，而书信集的注则越少越好，因为注不清楚，而且“首先要求不伤人，其次才是自圆其说，以后可以要求体例的一致”（第一百五十九、一百八十三、三百二十九—三百三十、三百七十六页）。
巴金将共计二十六卷的全集的编选工作，交给他以为值得信赖的一位编辑去办理。“这全集应当以你为主，你是主编，我是助手”，“我自己是不会搞的”（第一百六十六页）这既表明一种个人的高尚友情（如巴金说让它作为我们友情的纪念），也是对于编辑者的信任。他常常对编辑的意见作出让步，他以为作者和编者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全集》编得好一点，对读者更有用处（第二百七十页）。而这位编辑将巴金的这些书信编辑出版，更是对于全集的一个贡献。这些书信不仅反映了一位作家和一个编辑的长期合作，而且也是晚年巴金心路历程的一种映照。巴金在有一通信中说：“关于出版工作我有一点经验，也有一点看法，现在没有时间写出来”（第三百九十页）。可是从这部书信集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巴金对于自己的全集的全部见解，说这也就是巴金的“全集观”，也是相去不会太远的。这部书由文汇出版社新近出版。
第8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靠城拆城
李树杰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的山海关人则是靠城（长城）吃城。老祖宗修下的长城没有抵御外来入侵，却给山海关的后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财富。据说山海关去年的门票收入就达四千五百万元，要顶一个富足县的全年财政收入。可让人吃惊的是，有的山海关人并不珍惜这老祖宗的偏爱，竟抡起镐头将这六百多年的长城扒掉了三十五米：不久前秦皇岛市文化局有关人员进行长城例行检查时发现，山海关区南水关七号敌台南侧二十米处被扒开一个豁口，长达三十五米。
过去拆城的多是不懂法缺少知识的农民，他们将拆下的墙砖垒猪圈。这一次拆城的却是懂法知法的区政府。而且，这个区破坏文物已不是第一次，1996年4月就曾以影响绿化为理由拆掉了省级保护文物“八国联军英国营盘”。
更令人忧心忡忡的是眼下这股拆城破坏文物风越来越盛。1997年4月连接明长城的宣化古城墙一千二百三十米被区蔬菜公司拆除建立了二十间平房出租。这个我国自唐代就有、历代大修十四次，比西安古城还长的省重点保护文物，就这样在我们手中少了一公里多。另据报道，南京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总统府的围墙也被人临街拆了一大段，建了一个饭店。不仅破坏了建筑本身，还破坏了文物的整体形象。
扒城的原因当然是现在诸多破坏文物者们普遍的口吻：妨碍了经济建设。山海关区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振振有词地说，保护文物应该，但不能阻碍经济建设。拆了这段长城，可连接两条南北相通的道路，缓解交通紧张。
照此观点，我看法国的凯旋门更影响戴高乐广场的交通，北京的前门、西安的城墙都拆了，大街更敞亮。你也拿着镐头去拆吗？
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保存了六百多年的古城，躲过了战火纷乱的年代，躲过了打砸抢的“文革”，却毁在了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进步的今天。这既愧对祖宗，也难向后人交代。就算拆了这段长城，打通了道路，促进了经济，可由此换来的价值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
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一旦失去就成了千古遗恨。尤其是长城，它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史，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团结和精神不屈的象征。世界上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引以为骄傲。敢向它抡起镐头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其实文物和经济建设，说到底并不是一对矛盾。比如，以文物带动的旅游业就是山海关区的第一大经济支柱。人家成千上万的旅游者不远千里万里去山海关，难道就是看你的城市道路建得有多么好？多么平？还有那个宣化，被河北省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没有这古城墙，还有什么资格称为名城？
这些年我们一边大兴土木建造一些假古迹，一边又不断地毁掉一些需要格外保护的真古迹。说穿了，一些人鼠目寸光，只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出发。他们不从保护民族文化宝贵遗产的角度认识问题，而是急功近利，把文物当成了摇钱树。对那些一时还“摇”不来钱的文物就弃之如敝屣。一旦妨碍了一星半点利益，就不惜以破坏文物为代价，来换得那点眼前利益。
现在是讲法治的时代，对这种破坏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的有关责任人，应该有个说法。有不法分子乱挖恐龙蛋，蹲了大狱；有胆大妄为者扒了熊猫皮，判了死罪。对上述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不能因为是“集体讨论通过”的就放弃了对个人法律责任的追究，否则就不足以刹住眼前这股破坏文物的邪风。
（作者单位：河北沧州化建宣传部）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忆肖等编著的《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译释及墨迹欣赏》已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为了缅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著名学者罗竹风同志，由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罗竹风纪念文集》，在罗竹风同志逝世周年之际问世。该书由赵朴初同志题写书名，李储文同志作序。
△潘运告、何志明编著的“中国画论”丛书第一辑五种，即《汉魏六朝书画论》、《初唐书论》、《张怀瓘书论》、《中晚唐五代书论》和《唐五代画论》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诗人纪鹏汉俳《拾贝集》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珠珠散文集《男兵女兵调色板》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刘金杂文随笔集《吹沙居乱弹》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王乾荣杂文集《玫瑰色的新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张聿温的散文、随笔集《美丽的错觉》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带角的耕牛
李丹平
弯弯的弓
挽在头顶
绷紧负重的生命
将铁犁射向荒芜
弓在头顶挽着
千百年都是这种姿势
当生命
一步一步走到终点
头顶的角被锯下
却依然弯着
没有松懈
然后做成号
做最后的呐喊
第8版(副刊)
专栏：
国色天香（中国画）
赵秀云（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