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两会专版)
专栏：代表团专递
甘肃
加快农业产业化
李小舟
“不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甘肃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一个热门话题。
人大代表、甘肃省省长孙英说，五年来，甘肃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仍有二百八十万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一要继续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二要认真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提出的再造“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重要批示，动员和带领全省人民积极投入改造山河的伟大实践。三要积极稳妥地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发展一批有一定规模、有带动能力并与农民利益共享的龙头企业；扶持一批较突出的县（市、区）加快发展步伐，使之成为全省的特色农业强县。四是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乡镇企业快速、健康发展。五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继续实施“十大扶贫行动”和以修梯田、铺地膜、打水窖为主的基础工程、以骨干项目为龙头的连片开发和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贫困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等五项措施。
孙英代表最后说，我们要认真贯彻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决议，立足甘肃实际发展市场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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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团专递
山西
深化改革抓落实
本报记者 龚雯
在分组讨论中，山西代表团谈得最多的是改革。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代表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省过去五年的进步得益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三晋的今天，今后继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
胡富国说，山西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穷省，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国有大中型企业数量很大，体制改革任务很重。全省上下达成了一个共识：山西的出路是改革。我们提出要充分认识和紧紧抓住当前的大好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左”的束缚，树立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精神，坚持走改革之路。
胡富国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山西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抓好这个重点，山西全省的经济才能驶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我们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了到二○○○年实现“三个基本目标”（即国有企业基本走出困境、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全省农村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决议。可以说，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就看落实。
胡富国认为，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就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这次会议将要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顺民意，得民心，我们山西一定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省内实际，积极做好机构改革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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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
拓展优势促发展
本报记者 顾玉清
云南代表团在审议《报告》时，深深地体会到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重视和关心。代表们在发言中，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抓住机遇、多途兴滇、加快发展的思路。
令狐安代表指出，在过去的五年中，云南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云南地处边疆多民族地区，且94％是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因此与沿海发达省份还有很大差距。云南省在着力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同时，将通过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加快对交通、能源、农田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李嘉廷代表说，要加快云南的经济发展，必须培育和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认为，根据云南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四个方面做文章：一、以个体私营企业为重点，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二、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三、发展外向型经济。四、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巩固支柱产业。
尹俊代表认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开放的成效，是实现云南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点。云南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应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和重点，全方位推进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王天玺代表指出，云南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基础、兴科教、调结构、建支柱，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全省上下将按照这个思路，不等不靠、苦干实干，推动云南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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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员议政篇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本报北京3月14日讯 记者王政、刘泰山、薛飞报道：听取并审议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的《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连日来，代表、委员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尤为关注，认为报告对去年经济工作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普遍赞同明年突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注。
经过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代表、委员们对今年的经济形势充满信心。他们议论最多的是今年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其影响因素。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代表认为，报告计划今年经济增长率从去年8．8％降为8％，保持适当的高速度，是符合实际的。同时继续调整经济结构，下大力气解决重复建设问题，提高经济素质，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他认为，就今年的经济形势来说，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相对来说，靠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报告中计划明年增加1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可行的。
中国一拖集团总经理方刚代表认为，报告中提出要将投资重点放在农林水利、铁路、公路、环保、高技术产业化和城镇住宅等方面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农林水利、环保等作为新增投资重点，是非常明智的，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质量，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湖北省十堰市市长马荣华代表对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的提法十分赞赏，他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这几年宏观调控之所以取得实际的效果，连续几年的农业丰收是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个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我们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同时我建议搞好粮食生产的总量平衡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避免出现粮食大省卖粮难的问题。
中国地质科学院王弭力委员认为，报告中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我国长期发展富于远见的措施，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注意防止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决不能走以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道路，我们应该尽快使全国人民都懂得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内涵。
湖北省武汉铁路分局37／38次车队主任王丽代表告诉记者，老百姓关心房改，但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既不利于人民生活，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报告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建立住宅建设和消费的新机制，深得民心。她说，经济和社会发展既是国家大事，也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我们真诚希望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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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委员信箱
兼并联合不能赶时髦
政协委员 宋春迎
《报告》在讲到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时，强调要防止简单拼凑搭配和盲目扩大规模。我认为，这剂“预防针”打得好！
企业兼并联合不能赶时髦，一定要在有利于实现产品优势互补，有利于提高企业自身素质，提高产品竞争力，有利于实现低成本扩张，以增强抗风浪能力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可兼则兼，可联则联，以免生吞活咽，伤胃毁身。我们当地有一个“蛇吞象”的例子，一个并不具优势的小企业，在行政部门“动员”下，“吃”掉了一个比自己大几倍的大企业，结果“蛇”死“象”腐，吃了赶时髦、脱离实际的亏。神马集团在10年内兼并、联合了8家困难企业，资产总额由当初的10亿元增至目前的52．6亿元。究其原因，就是量力而行，量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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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委员信箱
港口建设须有法可依
人大代表 黄恩元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杜绝重复建设。这表明国家要加大对经济建设的宏观调控与管理的力度。而加大宏观调控与管理力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经济建设必须走上法制轨道，做到有法可循。现在有法不依的情况和无法可循的状况还有不少。比如，目前我国港口建设从总体上看是有序的，但是由于没有港口法，港口建设重复、混乱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现在一些地方只要有资金，谁都能建港。国家建港，地方建港，据说有个别地区个体户也在出资建码头，出现了港口建设布局混乱、互争货源的局面，造成严重的浪费。港口建设应由国家交通部门统一规划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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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走笔
精神文明要反复说
袁晞
听全国政协文艺界的小组讨论，耳闻委员们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肺腑之言，感受到了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拳拳之忱。
作家冯骥才说，精神文明要反复说，要考虑现代化的负面影响，重视人的环境、生命的环境。文学艺术家要为社会承担文化责任，社会重功利时，文学艺术家要给人以理想。电影艺术家谢晋说，投资建设大楼、大桥，可以定期封顶、通车，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仅有钱就行，不是几朝几夕就能定期完成的。版本学家李致忠说，古人云，“礼治于未然，法治于已然”，精神文明就是“礼”，是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因素。美术家肖峰说，文化投入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有“硬比例”。老作家李準说，风成于上，俗成于下，精神文明要上下都重视。说到底，一个国家要有灵魂、要有民族精神的核心……
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物价涨幅要控制在3％以下，世纪之交的中国保持着喜人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时候，精神文明显得愈加重要。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生活中不是还常见淡妆浓抹的小姐拳脚相加、西装革履的先生满嘴脏话、豪华轿车中飞出浓痰吗？青山绿水间布满塑料袋、易拉罐不是风景胜地常见的景观吗？不是还有强迫孩子辍学经商务农的家长吗？不是还有坑蒙拐骗的商家吗？不是还没有禁绝黄、赌、毒吗？
试想：即便有一天下岗的人先后再就业，国民也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6％的青壮年文盲也扫了盲，但是我们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上述种种丑恶现象依然存在，那么我们能有文明幸福的生活吗？我们还能自称“文明大国”、“礼仪之邦”吗？如果我们的国民素质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就不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提倡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赞成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是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情，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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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父女两代人一样中华情
——访人大代表费斐女士
本报记者 郑德刚
整齐、简朴的衣着，清晰、明快的谈吐，再加上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使费斐看上去既有内地职业妇女的某些特征，又有香港上层人士特有的风雅和从容。说起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她显得十分投入，讲起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的打算，她在记者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那种使命感。
费斐一家人都同祖国有着极深的渊源。其父费彝民，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是香港《大公报》的第一任社长，在香港和内地都享有盛名。费斐的母亲也曾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父亲已故去多年，而母亲虽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仍每天坚持收听内地的广播，关心着祖国的一举一动。”每当说起父母，费斐总是一往情深：“我父亲一生爱国爱港，光明磊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仍然为正义而奔波。他那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深深地影响我的一生。”
费斐出生在香港，但在北京读书、工作21年。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经受了“文革”的磨难，也同所有中国人一起，体验到了祖国强盛的激动和振奋。1985年，她因父亲生病的原因，从内地回到了阔别20余载的故乡香港。此后，费斐虽然转入商界发展，但心仍与祖国紧紧相连。香港回归前，她又全力投入到香港回归祖国的筹备工作。
谈起今后的打算，费斐告诉记者，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是她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为此，她专门成立了一间咨询公司。费斐说：“我要利用这间机构，为祖国内地的招商引资和外国企业到内地从事商务活动提供服务。”费斐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为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青少年儿童认识祖国、了解祖国文化做些事情。”
说着这些肺腑之言，费斐的眼睛潮湿了：“香港繁荣稳定要靠我们，更靠下一代。”她说着，目光中透着坚毅和自信。（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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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场好不愁牛羊少
本报记者 刘亮明
夜已深，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宝日胡吉尔嘎查（村）特木尔巴特尔代表和赤峰市达兰花嘎查斯尔吉嘎瓦代表哥俩谈兴不减。
“总理也知道咱草原的事，《政府工作报告》里好几次说到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就对了。俗话说：草场好不愁牛羊少。”两位牧民代表越聊越激动。这几年，宝日胡吉尔嘎查变化很大，牧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羊多了，钱也多了，去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多元。家家户户蒙古包换成了砖瓦房，看上了大彩电。达兰花嘎查过去是有名的穷村，去年人均收入也上到了近1600元。“多亏上面重视早，这些年帮助牧民大搞草牧场基本建设，要不哪有眼下的好日子哪。”
如今，嘎查的牧民已认清草场是命根儿，家家户户每年要花不少钱围建草库伦，打井建饲料基地。可是“牧民的力量还是太单薄，牧业基础还不行呀”。说到此，老哥俩焦虑起来。牧区面积大，牧民居住分散、投入有限，很难从根儿上治理草原。
“这回好了。”特木尔巴特尔欣喜地说，只要国家重视了，上下一齐使劲儿，就不愁草原不绿，牧民不富，边疆不稳。“咱们受益，也不用挨子孙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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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读书的人组织起来
——陈寿朋等20多位代表的建议在落实
本报记者 周庆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倡导读书的风尚，采访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陈寿朋教授，他说自己也有一个多年的心愿：为全社会形成出好书、读好书、评好书的良好风气出一把力。
作为八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委员，陈寿朋在1996年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与20多位代表共同提出第2132号建议，希望组建全国性的读者协会，并提出了具体设想：以全国2565个县以上公共图书馆为依托，组织会员制读者协会；在图书馆与读者间建立渠道，向有专业需求的读者提供图书；组织专家推荐导读，组织读书竞赛、读书夏令营等活动；加强已有地区性、行业性读书俱乐部、读书协会的管理；开展国际交流等。
今天看，提出这一建议的针对性仍很强。陈寿朋说，在人大检查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偏僻、贫困的县镇，图书馆很少，有的已名存实亡，可是，歌舞厅、游乐场等却不少，一条街上七八家，青少年、青壮年迫切需要学文化、学科学，可是缺少条件。较大一点的城市，书店、书摊不少，但学术、专业性的书籍较少，这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全民素质的提高不相适应。为此，我们联名提出了建议，并一直奔走于有关部门之间，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陈寿朋教授介绍，我们在呼吁社会支持的过程中，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和宣传、文化部门的充分肯定。今年1月，九部委在全国组织实施的“知识工程”，就把成立中国读者协会作为重要方面，最近读者协会筹备小组已起草了章程草案，落实了办事机构、办公地点，还争取到社会捐助，目前正在依法申请社团登记。
陈寿朋说，作为学者，我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我愿以微薄之力，和同志们一道，为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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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①中科院院士徐性初委员，在讨论中，就执法时如何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谈自己的看法。本报记者李石营摄
②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中），在会议间隙向代表团驻地的安保执勤人员了解治安情况。
本报记者王忠家摄
③民进委员陈凌孚说，《政府工作报告》很好地总结了五年的工作，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报告。本报记者徐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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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教兴国：
大学校长想什么
本报记者 康燕
韦穗委员是安徽大学的副校长，和其他参加“两会”的大学校长一样，从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那天起，就一直面对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这样的发问：“你们怎么想，怎么做？”厦门大学校长林祖庚委员坦言：一看到科教兴国这个字眼，我就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许多同行也都这样想，但科教兴国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教育工作者不可能“包打天下”。
记者与近20位大学校长进行过交谈，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学校的特长是培养人，搞科研，必须而且只能扬其所长。但这只是科教兴国的基础，人才也好、成果也罢，能为社会所用，才能显示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
来自石油大学的陈勉委员讲到一件事儿，某石油公司钻井时，头两口井都失败了，白花了几万元钱，第三口井在咨询了大学里的专家后获得了成功。林祖庚委员很感慨：“用这件事来说明教育资源的浪费，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脱离，再生动不过了。”
那么，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是学校的事，还是企业的事？政协委员、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李明直言，学校和企业都有责任，但目前看来，需要在两者之间架一座“桥”，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着企业，如此，企业的需要和学校的才智，才能“走到一起”。政协委员、四川外语学院院长冯光荣出主意：可以考虑办一个类似“新产品开发中心”的机构，使之成为信息、技术的集散地，专门指导企业将科研成果开发出新产品。
林祖庚委员说，素质教育有小学、中学的问题，也有大学的问题，这就是创新的问题。现在教师上课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钟，不是讲，就是写，没有启发式教学，没有创新。
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认为，科教兴国，首先要国兴科教。但目前国家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不可能满足实际需要，不妨把目光转向社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走到终身教育的时代，大量职工下岗再就业，已经显示了教育的作用。
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副校长许敖敖认为，政府应以实际行动支持高水平大学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以使其更好地发挥辐射作用。
政协委员、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说，21世纪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时代，竞争会非常激烈，而人力资源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大学校长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