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五大 贯彻十五大
关键在于领导状况的改善
——海信的启示
鲁设策任理轩
编者的话：“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努力使部分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十五大的总体部署而对今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提出的具体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各方面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千重要，万重要，搞好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最重要。青岛海信集团的实践说明，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改善领导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干部职工的素质，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将有关这个集团改善领导状况的调查报告刊发于此，希望能给读者以启示。
学习十五大
贯彻十五大
近年来，部分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经营困难，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实现这一“改善”的关键，是企业领导状况的根本改善。这是近年来一批发展较快的国有企业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最近我们对青岛海信集团调查中得到的可贵启示。
有过硬的领导，才会有过硬的企业
青岛海信集团是90年代我国电子行业脱颖而出的一匹“黑马”。1993年6月底，海信（当时叫“青岛电视机厂”）的净资产是8913万元，如今已经达到14亿元。同时，整个企业已经从产品单一的电视机厂家，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以资本为纽带，集科、工、贸于一体，在国内外拥有5个全资子公司、19个控股公司和若干个参股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同行业唯一一家通过ISO9001国际国内认证的双料企业。海信为什么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但第一位的，是有一个过得硬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硬”在哪里呢？
首先，“硬”在精神状态上。“一切为了海信的发展”，是海信领导者的共同信念。因此，他们心能想到一处，话能说到一起。凡是有利于海信发展的事，都努力地去想、尽力地去做。有了问题，遇到困难，谁也不推诿、不埋怨，共同想办法、找出路；有了成绩，面对荣誉，谁也不争、不抢，你推我让，共同珍惜。领导班子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企业还能搞不好吗？反观一些走下坡路的企业，其领导班子往往精神萎靡，养尊处优，畏难怕苦，争功诿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还讲什么经营状况的“改善”。如同一个民族，只有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样，一个企业的领导班子，只有始终保持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状态，才能带领企业走向兴旺发达。
其次，“硬”在领导决策上。从1992年至今，海信面对的家电市场千变万化、险象环生；海信内部产品、产业结构一再调整，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不论是遇到“难关”，还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海信领导层从不退缩，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决策。从大规模变革内部组织结构，到建立“岗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新的人事、分配机制；从扩大产品门类和经营渠道，到资本营运，跨地区兼并，再到办国外分公司，等等。这些事关企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决策，有效地引导海信不断地跃上新台阶。为什么海信领导班子能够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原因在于他们始终抓住两条：一是重大决策严格按照科学决策程序办事，“不跟感觉走”；二是重大决策坚决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的智慧搞民主决策，不搞“个人说了算”。
第三，“硬”在知人善任上。“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企业领导。像海信这样现代化程度高的大型企业，生产流程复杂，环环相扣，销售线长面广，各自为战，如果用人不当，很容易导致“街亭失守”，满盘皆输。多年来，海信一直严把用人关，出以公心，任人唯贤。他们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把“伯乐相马”变为“竞赛选马”。在干部的任用、考核上，把“解放思想，敢做冒风险的创新者；廉政勤政，做问心无愧的管理者；深入实际，做解决问题的能手”作为必要条件。这种任用干部的机制和条件，有效地保证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目前，在海信上上下下那么多的领导、管理岗位上，几乎都是能各展所长的人才。
海信集团领导的用人观，不限于选用几个好干部，而是着眼于全体员工素质的提高，强调对全体员工的知人善任。人的素质决定着企业的素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包括领导干部和技术人才在内的全体员工。有人说，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其实，应当说是企业员工综合素质的竞争。在海信的经营哲学中，他们信奉“一种好的素质等于一百种知识”，始终把提高人的素质摆在第一位。海信集团总裁、党委书记周厚健提出：“一个成功的企业首先生产的应该是人，其次才是产品。”正是这种“首先生产人”的观念，使海信的企业文化建设找到了根基，也使对提高人的素质、对每一个员工都要讲知人善任的认识，上升到了理性高度。依此，他们一方面广揽人才，每年接收一二百名大学毕业生，优化人才结构，带动人才升级；另一方面，以“求人、育人、用人、留人、晋人”为重点，积极开发企业人才资源，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和技术培训，着力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他们把每一个员工都视为对海信集团的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努力为每一个员工提供充分体现其价值的舞台。
找准改善领导的着力点
决策正确，用人得当，这是许多企业领导想做而做不到的，为什么海信能够做到呢？主要原因在于海信的领导者始终把改善领导的着力点放在“责任、学习、理解、自律”这八个字上。
首要的是责任心。这是海信集团领导班子对领导素质的第一个要求。他们认为，责任心是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一个企业的领导对企业和社会有责任心，才能在逆境中顽强奋争，对工作精益求精，带领企业不断地对社会作出贡献。许多企业亏损了，破产了，往往就是那里的领导缺乏责任心所致。讲领导干部的“德”，最主要的就是看他的社会责任心。在海信领导层，“责任心”是叫得最响的一个词。从总裁到中层干部，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为的是尽到责任；做决策思之再三，用干部慎之又慎，想的还是责任。企业面对市场，他们想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奉行“高质量产品，高水平服务”的原则。海信是国有企业，他们想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振兴民族工业的责任，于是，坚定不移地提出并坚持“高科技起步、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强烈的责任心，使他们在决策中既勇敢又谨慎，在工作中既“有我”又忘我，奠定了过硬的领导基础。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现今我国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市场、新的科技、新的企业运作方式，以及具有新的观念、新的特点的顾客和员工。如果没有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及时跟上，就无法实施正确的决策和领导。因此，努力学习，善于学习，就成为改善领导的基础和条件。海信的领导者不论工作有多忙，从不放松学习。他们重点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市场经济理论，增强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能力，同时注意学习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贸易、财政金融等现代科学知识以及国内外先进企业发展经验。他们的学习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注重“走出去”，注重紧密结合本企业的发展实际，注重把学习心得上升到理论高度，努力形成“自己的东西”。从1993年开始，他们分期分批地选派领导班子成员到大学进行企业管理专业培训；坚持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研讨和考察活动，了解最新信息，开阔眼界；坚持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向第一线的员工学习，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多方位、深层次的学习，极大地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因而在决策、用人的时候心明眼亮，胸中有数，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海信自己特点的领导方式和企业管理理论。例如，他们提出了“企业等腰三角形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由管理进步、技术进步为两腰，职工素质为底边所组成的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面积是企业的实力和业绩；“组织稳定三纽带论”，认为维系企业的组织稳定，第一要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偏重于核心层），第二要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偏重于中坚层），第三要有适当的物质利益（偏重于外围层）；“资本经营三化论”，一是资产重组效益化，二是投资方位多维化，三是资产营运集约化。
理解、关心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现代大企业领导已不再是个人领导，而是集体领导。为了工作，海信领导班子一班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从未因此产生过个人恩怨，影响过工作配合，因为大家理解———“都是为了海信好”。理解才能沟通，才能形成凝聚力。在上下级关系中，他们更是提倡互相理解、关心和支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敬人”为第一要义的海信精神。在海信，不管是总裁还是普通员工，都能把“尊重人、理解人、团结人、帮助人、信任人、关心人”放在心上。“以心换心”的结果是“非亲胜亲”，职工也同样把理解、关心和支持领导当作自己的责任。海信集团还通过职工持股等方式，使企业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员工们真正感悟到了“企业兴亡，员工有责”。共同的利益，相互的理解，为海信的上上下下营造出一个宽松、和谐的心理环境，进而使整个领导系统处于良性运行状态。
在自省、自律中不断完善自我。领导是一个过程。对于有所成就的企业领导者来说，作出一两次正确决策、用准一两个人才并不难，难的是“长此以往”。极易生成的骄傲会毁掉他们的领导事业。因此，有无严格的制度约束，有无真正的自省、自律意识，常常是领导者成败的界碑。海信的领导者对成绩和荣誉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除了树立企业和产品的公众形象之外，从不大肆宣扬。海信领导班子开会，讲海信的问题，谈自己的失误，以及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经常性的主题。他们常说，一个人、一个班子、一个企业所以能够进步，其动因就在于能不断发现并自觉地克服自己的不足。因此，他们总是特别注意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出了问题，该是谁的责任谁承担。如果没有明确的责任人，或者是全局性的问题，则由“一把手”承担责任。自律往往比较难，必须有他律做保障。海信集团的领导者严格执行党委会工作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等。就这样，他们逐步地完善着自我，改善着领导。
海信经验引发的思考
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关键，在于改善企业的领导状况。现代企业，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组成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社会群体。但是，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领导者，是企业的大脑和神经中枢，组织企业的运作，决定和指挥企业发展行为。企业的成败，关键在于领导。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方面的问题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制度是可以改革的，而且始终是在“领导”的作用下改革的，其中，企业领导的作用就相当大。其次，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可谓健全和完善，可是在那里，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注册，不是每年也有成千上万的企业破产吗？其主要的原因大都是领导和管理问题。因此，“领导是关键”可谓是中外同理。
改善企业领导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并把它引导到企业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说领导是关键，并不是否定群众的作用，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群众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海信，在其他许多好企业，经验一再证明，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能够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有能力积累更多的资本；群众有无穷的智慧，有办法赢得市场竞争。问题是，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并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随便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是需要领导者用真心去呼唤，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挖掘、去调动。有些企业垮了，不是因为那里的群众“不行”，而是那里的领导没有“挖掘”、“调动”的本事。海信的领导是过硬的，主要是他们呼唤群众有真心，“挖掘”、“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本事过硬，因而对群众有感召力、凝聚力，能够团结更多的群众做出更大的事业。因此，所谓改善领导，最重要的是应记住：“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改善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企业和政府的共同任务。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内因是主要的，市场、体制、国家投资等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海信的经验证明，只要企业领导是过硬的，什么样的外部困难都可以克服和化解。但是，国有企业毕竟是在政府的领导之下，政府对国有企业如何领导，对企业及其领导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因此，改善企业领导，不能不讲改善政府对企业的领导。海信的发展，可以说是与它的上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的。当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应该在多方面加以改善。首先，要通过明确的法律和制度，真正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不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务，使企业领导真正有权去尽自己的责任。其次，企业领导干部的产生要突破单一委任制的方式，应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向职工代表大会、股东大会、董事会选任领导干部过渡。再次，政府要向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国有企业发展。
第10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宣言书：开辟新时期新道路
韦典华
十五大报告指出，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是一个郑重的科学论断。
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党内外发出强烈呼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实践和指导思想的错误，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遇到了“左”的政治路线和“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不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不能否定，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不可能进行，我们无法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
邓小平同志最先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1977年4月给中共中央写信，5月和7月两次谈话，着重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由此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全面展开，实践标准有力地冲击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又是邓小平同志，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以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明确支持当时受到压制的真理标准讨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精辟阐述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有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转变，才有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才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理论。
邓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鲜明地发表并精辟地阐述了许多重大理论观点，如：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必须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讲话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振聋发聩，威力巨大。它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从挫折和困境中奋起，坚持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但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在新的实践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要根据中国具体实际，在改革开放中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一篇著名讲话，联系着一个著名会议———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讲话的基本思想理论和主要观点，都写进了三中全会公报。这篇讲话成为标志新时期开始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以此为开端，新道路的开辟波澜壮阔地展开，新理论的开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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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敏锐的战略眼光
——“邓小平理论风格”系列谈之七
张江
所谓战略，就是对革命和建设的全局具有指导意义的计划和策略。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几乎所有战略问题上都表现出极其敏锐的战略眼光，为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这包括“三步走”的战略任务，以农业、能源交通和科技教育为核心的战略重点，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格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等。可以说，这种独到的战略眼光体现于整个邓小平理论之中，并构成其鲜明的风格。
邓小平同志是战略家。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总是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全局，把握全局，高瞻远瞩地提出和解决问题。想当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亲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改变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略格局。“文化大革命”后，他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从我国国情出发，反复思考和酝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战略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真正从战略上解决了中国的长远发展问题，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
邓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敏锐的。
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根本。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的社会主义实践都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复杂矛盾。怎样解决这些矛盾？邓小平同志说，“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他带领全党逐步地探索和提炼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它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方向，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给社会主义以新的生命力。它是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有了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重点。中国要发展，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抉择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求全党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发展中我们的战略重点又是什么？“一是农业，二是交通和能源，三是教育和科学。”教育和科学又是关键，为了把教育和科学搞上去，宁愿牺牲一点速度。这种在千头万绪中抓重点，抓住重点就扭住不放，排除一切干扰，宁愿在其他方面有所牺牲的精神，体现的正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所独有的敏锐，以及那种一往无前、大开大合的气魄。
立足现实，运筹长远。战略管的是长远，又不能脱离现实。从现实出发谋划战略，在战略展开中解决现实问题，这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突出特征。我们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加速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作长期的斗争。
战略是方向性的，实现战略必须有具体的战术去配合。战略战术紧密结合，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拿出具体政策”。比如，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扩大开放，引进外资，解决建设上的资金困难；抓上海这张王牌，把上海先搞起来等，都是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且有很大成效的措施，保证了战略的实施和实现。
第10版(理论)
专栏：
优化税制 促进两个转变
崔俊慧
作为经济体制有机组成部分的税收制度的优化，对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税制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并重点突出效率，这样，一是有利于为政府征集到适度的或必要的税收收入；二是有利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三是有利于促进有效的税务行政管理；四是有利于促进税制的国际协调。
两个根本转变是渐进的，税收促进两个转变需要分步制定实施办法。税制改革既不能超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也不能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税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同国际通行税制接轨，逐步缩小税收优惠范围，努力规范税制，促进公平竞争。
深化税制改革，应从不断增强政府财力的要求出发，合理扩大税收征收范围，开征一些具有重要聚财与调节功能的税种，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开征用于保护国内市场的反倾销税，完善用于调节金融市场的证券交易税、资本利得税等。要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把具有税收性质的规费改为收税。如将现在由民政、劳动、人事部门等多方征收的社会保障“费”，按国际通常做法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并建立专税专用的收支体系。这有利于规范征收形式和支出标准，有利于全社会的公平分配，同时还可为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奠定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基础。还应课征环境保护税，将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内在化到社会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环境资源。对公路或其他交通渠道征收的规费也应改为课征交通税。要适当改变现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体制，尽可能扩大共享税范围。为了更好地发挥流转税的主体税种作用，应进一步理顺流转税的征收范围，将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适当提高地方的分成比例或采用中央转移支付的办法解决影响地方收入的问题，发挥增值税的调节作用。增值税由现在的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有利于在社会存量资产调整中企业间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和联合经营。应鼓励存量资产由不良企业向优良企业转移。研究改变下达税收计划采取的基数加增长比例的办法，下达税收计划应参照GDP，并逐步做到以此为主要依据。在考核企业经济指标时，应重点强调四项指标，即产值资金占有率、产值利润率、产值税收率、税利入库率，鼓励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有效增长。
优化税制，促进两个转变，归根结底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税收政策推进经济增长最有效的途径，是促使税收手段同国家产业政策、国家科技进步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密切配合。应该研究制定和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发展。通常可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减免税、投资税收抵免、优惠税率、出口退税、加速折旧、盈亏互抵等。要有效地运用这些税收优惠措施，鼓励发展高科技产品，推动科技进步，加快发展以电子信息为先导的新兴技术产业，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努力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鼓励企业的联合与兼并，有效地促进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特别是要鼓励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联合，对这样的企业可考虑在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上直接给予减免优惠，也可以在增值税方面采取先征后退的办法予以支持。可以根据企业的隶属关系，确定由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返还。特别是要鼓励强强企业联合、兼并，尽快形成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企业集团，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抗风险能力，更大范围地占领国际市场。设计税收优惠政策应把握两项原则：一是无差别待遇原则，即今后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应立足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统一实施，一视同仁。二是效益原则，即设计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论是对象、内容，还是优惠方式和程度的选择，都要使税收优惠所付出的代价能够换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近期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取向应侧重于鼓励企业投资，针对目前一些国有企业自有资金下滑、负债率不断提高、缺乏发展后劲的状况，采取以税收抵免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和技术更新，尤其要鼓励企业跨国经营，以此推动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投资推动型的准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在实施出口退税优惠政策、促进对外贸易方面，应多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提高出口退税率。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仍恢复征多少退多少的办法，以提高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扩大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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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简介
春贵
中央党校董德刚的新著《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经济哲学引论》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选题重要、理论联系实际、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经济哲学专著。
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总结世界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参考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当代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探讨和论述。该书以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具有劳动和物质条件两个源泉的思想为指导，以当代物质生产中劳动与资产两个要素为主线，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探讨了如何通过促进生产力要素及其结构的优化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以马克思关于生产者与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关系构成社会结构基础的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与所有者两个主体为主线，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探讨了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新型利益关系，从而为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主体动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