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调查
沉重的“丢失”
——开架商品被偷拿现象透视
本报记者 崔佳
宽敞明亮的空间、排列整齐的货架、琳琅满目的商品、自挑自选的方式……开架售货的商业场所为人们购物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不仅消除了三尺柜台造成的繁琐与隔阂，而且使购物成为一种享受。然而，在我们欣喜于物质文明发展进步的同时，却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与精神文明建设极不协调的事实：那就是开架商品被顾客偷拿的现象比较普遍，已经成为困扰商家的严重问题。
惊人的数字
日前记者就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采访时发现：无论是大大小小的超级市场，还是百货商场的自选区，乃至书店、音像及文化用品商店，只要是开架售货的商业场所，几乎都存在着货品被顾客偷拿的现象。从流失的物品来看，大到名烟名酒，小到牙膏、文具，还有百货、食品、内衣、书刊、磁带等许多种类，用一位商场负责人的话说：“除了搬不动的，什么都丢过。”但总体来说，丢失较多的商品集中在体积小、价值高的日化用品及食品上。
在开架商场偷拿商品的人有多少能被商家抓住？这个比例无法准确计算。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最高的能达到50％，最低的则不足30％。然而仅以下数字已相当惊人：去年一年，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抓住153人，北京亿客隆商城抓住404人；朝阳区朝外商业街上一家超市仅今年1月份就抓住270人，而朝阳区另一家大型超市开业两年多累计抓获偷拿商品的人已达6000……
这支“偷拿者”队伍不仅人数较多，而且成分复杂：外地人与北京人比例相当；女性与男性比例相当，这些人年龄及文化程度跨度之大、职业涵盖之广足以令人震惊。应该指出的是，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盗窃的犯罪分子。让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顾客中，“顺手牵羊”、“一时贪心”而做出违法举动的也大有人在。他们或在衣服中夹带，或在包中偷藏，在被抓住时大多数声称“忘了交钱”或“一时糊涂”，但细问之下，不少人便承认：这已不是第一次。
无奈的防范
采访中，当记者问到商家对这个问题有无良策时，他们的回答是：没有好办法。但商家不能听由这种损失扩大，于是各显神通，又防又抓，以求自卫。
几家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型超市不惜巨资安装了电视监控保安系统装置，并在贵重商品上贴加防盗磁条，但这样也不能高枕无忧，同时还要组织便衣保安在场内巡视，增加保险系数。中小型开架售货商业场所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防盗则只能全凭人力。他们的营业员不仅要上货补货，还要看管好商品，经常是盯得顾客不自在，自己也累得不轻。在与“偷拿者”的实际较量中，他们不断吸取教训，改进方法：有的把易丢失商品货架移到显眼处，有的把曾经开架但屡有丢失的商品又撤进柜台，也有的在天棚上装上镜子，售架上贴上“警告”，还有的让营业员发现可疑人便上前“提醒”……
商家的原则是尽量防，防不住了也得抓。抓是最劳神的，既要打击偷盗，又不能引起名誉纠纷，没有十足把握就不出手。一旦确认无误，处理就简单了：对于数额巨大的或是惯犯，无疑要送交公安部门；对于“一时贪心”的顾客，商家的态度则不尽相同：有的商场没收商品后教育教育就放走；有的商场令其写下材料，象征性罚款；有的则按“偷一罚×”的内部规定进行高倍数罚款。尽管他们处理“偷拿者”的方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在遏制这种违法行为的效果上都收效甚微。
沉重的话题
开架商品被偷拿，不仅造成商家经济利益的损失，更反映出人们法制意识的淡漠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虽不能因为有人偷拿开架商品就惊呼“道德滑坡”，但这种违法现象的存在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记者了解到，在“偷拿者”队伍中，学生的比例占近一半，两次以上违法者也占近一半。一念之差如果可以教育，数度“伸手”则令人难以容忍。
面对这种现象，业内有关人士发出了呼吁：
呼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自重自爱，遵纪守法。文明的购物方式呼唤着文明的购物行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守法与违法，有时就在一念之差，增强法律意识，加强个人修养，树立靠自己双手去创造财富的信念，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时刻不松动的处事原则。贫富不均也好、物价上涨也好、环境引诱也好，都不应成为一个人违法行为的借口。陈毅元帅有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我们都应该堂堂正正做人，珍惜自己如生命般的名誉。
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消费者群体的宣传和教育。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保卫部针对学生偷拿文具多的现象，在寒暑假前夕与附近学校联系，请学校对学生进行守法教育，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如果我们的居委会、派出所、消费者组织及各企事业单位都能在日常工作中重视对所属消费者群体进行守法教育，加强法制宣传，群防群治的局面就会出现，商场的保安部办公室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令人难堪的场面。
呼吁出台相关法规或行政管理办法，由执法部门执行，以有效打击违法行为，又避免因商家私自“惩罚”而引起纠纷。但目前情况是，公安部门处理这类“偷拿”行为时因精力有限而效果不佳。商家私自“惩罚”，既缺乏法律依据，又容易造成被罚者与商家的纠纷甚至报复行为。如何有效打击违法行为，达到教育及防止再犯的目的，又能在法律范围内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这是目前急需论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开架商品被偷拿现象屡有发生，其原因已远远超出商业范畴，我们期待着社会各界有关人士对此给予关注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使一些消费者严格自律，遵纪守法，使我们的开架商业场所不再充斥着紧张与对峙，而是充满着自在与温馨。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聚焦
生命在绿色中延伸
湖北随州市高城镇七里塔村共产党员傅本发，原来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20岁那年，在水库工地劳动中，一块巨大的石头无情地砸断了他的脊梁。生命虽得到挽救，但他的下肢却高位截瘫。面对无情的打击，他哭过，绝望过，但他终于挺了过来。
从此，七里塔的荒山坡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青年挖山不止，年年有一片荒坡披上新绿。冬去春来，寒暑十九载，傅本发累计植树5000多株，绿化荒山200余亩，培育树苗10万多株，学会了20多种果树的栽培、嫁接和管理技术。他多次被各级党委和政府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去年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
湖北随州市委宣传部
罗毅 晓林摄影报道
图①吃罢早饭，傅本发便拄着双拐，艰难地向荒山坡上迈进。
图②傅本发只能坐在草垫上挖树窝，每挖一个树窝几乎要花一天的时间。
图③傅本发的午饭都是在山上吃，很简单，是自带或由年迈的母亲送。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朴素人生
平凡的母女
——我所认识的周恩来的亲属
李蕴清
看电视片《百年恩来》，忽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我熟悉的人，这不是国盛大姐吗———周总理的侄孙女儿！她正在回忆当年目睹周总理出差回家和邓颖超拥抱的情景。望着屏幕上国盛大姐那对大眼睛，我不由得回想起往事。
那是1966年的冬天，在“文革”热浪的推动下，我从北京步行到石家庄国棉一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各种“造反派”的小报，只听见几个陌生的讲话声传了进来。原来是串门的女工，其中有一个是江浙一带的口音，因为我从小在南京长大，听到这种口音觉得格外亲切，不由得坐了起来。只见是一位普通女工，中等个儿，穿一件蓝色的大棉袄。头上戴的白色工作帽罩住了头发，露出了一张典型的南方姑娘的脸。瘦瘦的，皮肤白净细腻，一对大大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这几位女工是因为我而来，想听听北京的情况。我和她们聊了起来，很快便和这位大姐熟了。她说叫周国盛，在检验科工作。临走时，她邀请我去她家玩。
第二天，我应邀去了她家。这是一幢筒子楼，周大姐和她母亲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里。屋里除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几乎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虽是简陋，却收拾得十分干净。周妈妈已是一头银发，但非常利落，为人和蔼可亲，一个劲儿地嘱咐我，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不容易，要注意身体。交谈中，得知她们母女日子过得艰难。周妈妈过去靠当保姆养活女儿，一直到女儿高小毕业到国棉一厂当工人。不知是因为同情她们，还是觉得和她们谈得来，以后我便常去那间小屋，一直到离开石家庄。
1969年冬天，我在内蒙古插队。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集体户的同学们准备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去大寨学习。当时从北京到阳泉必须在石家庄换车，而且是后半夜的车，非常不方便。我想起了国盛大姐，又一次来到那间小屋。母女俩看见我们高兴极了，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同学们也一点儿不觉得拘束。周妈妈可忙坏了，她可能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人的饭，几乎是尽其所有了，还从邻居家借来了碗、筷和凳子。吃完饭，大家和母女俩聊天，说够了，笑够了，便在床上、地板上，横一个竖一个地睡着了，把母女俩挤到了别人家。到了后半夜，大姐叫醒了我们，大家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了那间小屋。
1984年的夏天，我从南方回北京路过石家庄，特地去拜访了国盛大姐。这时，周妈妈已经去世，大姐成了家，住在一个十分普通的大院里。直到这次见面，大姐才告诉我，她是周总理的侄孙女儿。她说，周总理生前对她要求非常严格，不让她对任何人说是周总理的亲属，只教育她好好做一名普通的工人。几十年来，她认真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去做。一直到周总理逝世，国棉一厂的领导和工人才知道，周总理的亲属就生活在他们中间。
望着大姐那对大眼睛，听着她平静的述说，我感慨万分。她们母女真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然而正是透过这种平凡，使我们看到了周总理伟大的人格。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昆明“育迪职校”骗钱记
黄绚 张泗泓
（一）
1997年12月6日，“昆明育迪职业培训学校”（以下简称“育迪职校”）的学生们按“校长”陈世民的安排，从昆明市地质建材中专“育迪职校”宿舍搬到黄土坡旅社“等待安排工作”。9日，学生们回到学校一看，“校长”办公室和教师宿舍都已空空如也。
“校长”溜了———“我该怎么办呀？交了1000元学费，连一天课都没上呢！这钱找谁去要啊！”来自云南云县的陆庆华呆了。
呆了的又何止陆庆华！这次集体受骗的学生共有90多人。他们向“学校”交纳了不同金额的学费。学旅游管理的70多名同学每人交了1700元，学驾驶的6人每人交了3500元，学保安的8人各交了1000元。
10日下午，记者来到黄土坡旅社，看到学生们所持当初的录取通知书上赫然盖着“育迪职校”的公章，明白无误地写着：“学校保证安排就业，如不能安排就业，则退还全部学费……”
据了解，学生们“在校”期间最多的上过1个月课，驾驶和保安班的学生则1天课也没上过。虽然署名“昆明地质建材中专”、“昆明育迪职业培训学校”的联合招生简章说“上3个月课，实习3个月”，可是有的学生才刚刚到校，“学校”便停了课。课虽未上，学生们却莫名其妙地拿到了毕业成绩单。每人交50元钱后，一纸毕业证书便发了下来。12月7日，“校长”陈世民谎称为大家分配工作，把同学们带到旅社住下后就一去不返。
（二）
据介绍，昆明地质建材中专近几年由于办学经费紧张，走入与社会力量联合办学的行列，注册建立了“育迪职校”。1996年7月，他们与陈世民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书”。根据协议，陈可在“育迪职校”租房办学。同年10月签订了第二份“联合办学协议书”。
第二份协议书内容不仅仅是租房协议。其内容扩大为：甲方（昆明地质建材中专）以“育迪职校”的名义与乙方（陈）共同联合开展办学活动；在乙方提供学生就业的用人单位接受函前提下，甲方负责办理学生结业证及就业证。
协议双方“法人代表”签了字后，甲方才想起陈世民的身份问题。因陈拿不出自己的身份证，得不到“昆明现代企业人才培训中心”担保，甲方没有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但不知何故，甲方还是把自己的教室租给了乙方。
此后，陈世民打着“育迪职校”、地质建材中专的牌子到各地州招生。记者约见昆明地质建材中专校长张宗康时，张一再解释：陈世民和我们中专的关系主要是租用我们校舍这个关系，我们从没同意他用我们的牌子招生，根本不知道他盗用了我们的名义。直到1997年11月，我们才发现他用我们的名义四处招生，招生简章上盖着我们的公章。我把他找来，收缴了他私刻的假公章，并要他安排好学生，承担这一系列问题的法律责任。
“育迪职校”招生“老师”黄建国在招生过程中一直以“育迪职校副校长”身份出现。黄说，地质建材中专一直都知道他们招生用“育迪职校”的名义和牌子，也承认“育迪职校”的学生。每次招生都要去地质建材中专校长张宗康那里盖章，盖了两次。后来（1997年10月）因为“陈校长”欠张校长房租费，张校长不给盖了。陈为了招生方便就私刻了一枚，后被张宗康发现，把陈骂了一顿。11月底，陈把假公章交了上去。
（三）
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有着一套严格的审批检查制度，但陈世民的所谓“育迪职校”在长达一年多的招生办学时间里，竟然没有被有关部门查出问题来，实在让人费解。
所幸这一事件已引起当地重视，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尽管人们有理由相信，事件最终会有个说法，但知情人的心情无不沉重：一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人，竟能在毫无办学条件的情况下，热热闹闹地“办学”赚钱，而且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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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家之言
四十也惑
陈建平
人到四十，应该是不骄，不怠，不躁，不惑。然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这个四十好几的人，既惑又躁，尴尬万分。
我生性恬静，唯爱读书，八小时之外，也时常喜欢写点什么，日磨夜练，倒也有些文章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自然这些文章幼稚浅薄，这点我非常清楚。所以，从来没有奢望过将来要戴顶“作家”或“评论家”的帽子。但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前不久我在一家省级刊物发表的杂谈《借权当忌》，竟引起不少编辑部、出版社的关注。
先是山东的一家刊物给我寄来了鼓舞人心的稿件入选通知书。他们认为，我的那篇稿子“系统地总结与交流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宣传价值，拟将编入《改革与探索》大型文集中。来函希望我在收到通知的15天内，将本人的简历、原稿复印件、照片和回执寄至中国当代决策文萃丛书编委会。同时要求入选单位或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协助订书20册，多订不限。说实话，尽管要协助征订那定价186元的精装本非我所能，但文章能入选，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我半生为文，不就盼着能留点精神财富激励后人吗？事不宜迟，我赶紧按照编委会的指示一一照办，静候佳音。
过了几天，一封落款为“跨世纪改革发展文献丛书编辑部”的黄色信封又飘然而至，我的那篇稿子又编入了《中国·时代战略文库》。这是一部“权威、系统、规模宏大”的社科经典图书。其中对“一系列跨世纪课题”都有“精辟新颖的论述和探讨”。特别令人自豪的是，“文章作者主要来自改革发展实践的前沿，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把握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使他们的文章既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读到这里，我过去不愿承认“文人无用”的自卑感顿时一扫而光。谁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应该是人到中年出才俊。我甚至想到，初唐四杰向往边塞抗敌御侮，实在是年轻文人的轻飘和狂热，笔墨文章同样可以建功立业。我的杂谈不是马上就要列为“图书馆、资料中心、社科界专家学者及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的必备书目”吗？不过，这本“耗资巨大”，约1000万字，精装大16开本，每套628元的“权威”著作，我这个工薪阶层无论如何也拜读不起，只好忍痛割爱。
之后，“跨世纪中国改革之路”，“中国当代理论文集”，“走上新世纪”等名目繁多的入选通知书又雪片般地向我飞来。捧读那一行行“热情洋溢”的文字，我有一种被愚弄、被嘲笑、被欺骗的感觉，且越发变得面红耳赤，心律过速。我那篇杂谈，何以连连入选，身价涨得连它的作者也不敢小觑？看来，对于那些耗资巨大，过多过滥的出版物也该认真地整一整了。因为，动辄上百近千元的书价，这些动不动就冠之以“权威、系统”、“必备书”名目的书，价值到底有没有这么高？这不仅隐含了不明不白的经济漏洞，而且本身也是一种严重的奢侈浪费行为，实在当忌！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短波
哈尔滨破获诈农案
年初以来，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经济科以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为重点，加大打击力度，连续破获几起欺诈农民的案件。一月初，黑龙江方正县农民陈某赶到南岗公安分局经济科报案，说有一人同他约定要买四百袋大米，大米运到与买主商定的哈市一家饭店后，买主让他两天后来拿支票。可是买主一去不见踪影，存放在饭店的大米却在不断地被拉走。接到报案后，该科集中警力，昼夜守候，终于将准备把货物全部拉走的犯罪嫌疑人董晓生捕获，两万七千元货款全部追回。黑龙江日报社 尚应鑫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短波
北京做好行车保障
北京市公汽一公司第五保修分公司在两会召开期间，积极配合运营一线搞好行车保障工作，做到二十四小时救急抢修服务，接抢修报告十五分钟内出车；文明生产，车辆保养竣工后车厢内外无油迹。对协作区近七百部公交车辆进行了普检，为两会期间运营一线用上满意车，市民用上放心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北京公汽一公司 段建伟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短波
新余IC卡电话常被“卡”
不久前，记者在江西新余钢铁公司广场，试图用IC卡打电话，结果三部电话机有两部不能使用，或显示“出错”，或卡不能到位。
在新余市邮电局话机维修班，记者看到，烟盒纸、塑料纸、废IC卡、铁片、锯条、硬币等杂物放了一抽屉。维修班副班长宋立师傅对记者说：“这些都是从电话机读卡器插口内取出来的。越是公用电话多的地方，IC卡电话损坏得越严重。在新余钢铁公司广场，邮电局设置了三部IC卡电话后，我们每天都要到那里去维修。”
据了解，新余市邮电局投资二百多万元，在市区设置安装了一百五十部IC卡电话，给市民尤其是外地人带来很大方便。闹市区的IC卡电话一个月话费收入三千多元，这就给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业务造成冲击。于是，有的人就往话机中塞异物，摔话机手柄，甚至剪断电话外线，以示不满。
本报记者 傅丁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