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党忠实的朋友竭诚参政的典范
——忆李鼎铭先生
马文瑞
李鼎铭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许多人都从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知道先生以及他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我在延安时期，与先生有一些交往，先生逝世之前不久还专门去看望过他，至今留有深刻印象。1997年12月11日是先生逝世50周年。适逢他的遗作《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和民族传统概论》一书出版，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在京召开缅怀李鼎铭先生的座谈会。这里谨就自己记忆所及和了解的情况，对先生的业绩和可贵精神作一些介绍，以表我对先生的真挚怀念之情。
李鼎铭先生是陕西省米脂县人。1881年生，1947年逝世。出身农家。少时因家贫，从师其舅父杜良奎（杜聿明之父）读书8年，曾在县试中取得第二名和州试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以后，又学习了各种自然科学知识，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先生早年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历时10余年，曾创办米脂县第一所小学，并在绥德、榆林等地执教，为振兴陕北教育，培养人才，推动社会风尚改革，建树颇多。中年以后，先生目睹陕北医药卫生落后、人民极感痛苦的状况，欲图有所改变，于是又精研中医，历十数载，通过刻苦钻研中医经典和广泛临床实践，成为陕北的一代名医。先生热心社会公益，倡教育，兴医药，关心百姓，不畏权贵，刚直不阿，故在地方上很有威望。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期间和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先生虽然持“不党不派”态度，但也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41年我党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民主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普遍实行“三三制”，先生作为中间派人士代表，于8月间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同年冬，赴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会上先后被选为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先生在任数年，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业绩卓著，于1946年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连续选任副主席。1947年国民党军队发动大举进攻，先生在陕北、晋西北艰苦辗转，积劳成疾，不幸于12月11日逝世。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对先生作出很高评价，号召人民对其功绩永志不忘。
李鼎铭先生的一生，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作出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作为我党的忠实朋友，首先响应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的号召，真诚与党合作，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因而成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党外人士与党合作的先驱者和杰出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进攻，中华民族有亡国的危险。党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严重形势，提出团结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主张，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社会上各阶级、各党派人士对党尚了解和认识不够，同时党内关门主义等倾向也还存在，使该主张的实现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李鼎铭先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出于爱国热诚，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加上其子李立果同志（共产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等人的帮助，于是毅然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决心“与共产党共患难，休戚与共”，因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以后，先生在延安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聆听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亲眼看到的大量事实，对党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党，是中国的真正希望和力量之所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战，实行新民主主义，中国才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在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由此，他不仅在抗战时期是一位党的忠实朋友，而且在解放战争时期也能继续与党合作，为推进人民民主革命事业作出诸多贡献。对先生的这一功绩，毛泽东同志曾予以高度肯定。他说：“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主义事业作出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李鼎铭先生等一批民主人士的带动和努力，在抗战期间和整个民主革命中，我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全国人民，调动了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的积极性，孤立和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因而促成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统一战线也由此而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
李鼎铭先生与党合作，亲身体会到共产党人对于民主人士能够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出最高的信任与尊重，同时自己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因此，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感愉快的时期。由于先生同党亲密合作，使他同不少党员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冬，他在边区政府临时驻地义合镇时，病得很厉害。我去看望，先生很高兴，并谈到他很想最后见毛主席一面，让我转告。说来也巧，据事后知道，当时正在杨家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同志此时也在念叨先生。可惜，因当时的紧张环境和繁忙工作，加之未料到先生很快就辞世，致使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毛泽东同志说：“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他还强调说：“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今天，我们党的力量同过去相比是强大得多了，但是就党员的人数而言，在全国总人口中依然只占少数。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同党外人士合作，同全国人民搞好团结。在这方面，李鼎铭先生作为党外人士与党合作的先驱者和楷模，是永远值得人们称道和学习的。
李鼎铭先生的再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他在参政议政中，能够积极提出各种重要建议、主张和意见，真正做到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当时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
1941年至1942年期间，我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外有强敌压境，内有种种困难。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抗战，并使我们自身的状况得以逐步改善，这是刚参加“三三制”政权并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敏锐注意到的问题。为此，他总结历史经验，着眼于当时的实际困难，经过反复思虑，大胆向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当时，一些人对他提出这一建议感到不理解，有的人甚至表示反对，许多民主人士也对此建议能否被接受而感到担心。但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李鼎铭先生的这条建议提得好，对我们有好处，而且恰恰是针对着当时遇到的严重困难和各种弊端的，于是表示要认真采纳，后经党中央决定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实践证明，精兵简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之后，确实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能，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后来进行解放战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李鼎铭先生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7年期间，据我所知，还提出了其他许多很好的建议、主张和意见。如关于加强团结、发展经济、拥军、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科学化等。就以先生在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要求有职有权而言，许多文章都曾提到，当时确有这件事。我认为，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政权要搞好，就一定要使政府的工作人员职责分明，有职有权，大家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到应尽的职责。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先生当年之所以那样做，绝不是一种为谋取私利而伸手要权的行为，而是几千年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高尚情操的体现，是在民族危难时刻一切志士仁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心拥护和积极支持。如果说，没有这种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怀，李鼎铭先生也就不可能作为一名党外人士向党提出诸如“精兵简政”等一系列建议和其他意见。所以，我们今天怀念李鼎铭先生，就要学习他这种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坦荡胸怀与高度负责精神，学习他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竭尽心力的崇高风范。
李鼎铭先生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就是他十分重视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著书立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先生早年刻苦学习，遍读经史子集，通晓多门自然科学，博学多识，修养深厚。到延安后，又认真钻研马列主义，悉心阅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曾经研读过《资本论》、《列宁选集》等著作，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作过深入研究和思考，故在理论上颇有成就。先生曾撰写过中国古代哲学、中国数学、中国医学等多部著作，可惜在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时被毁坏，先生感到至为痛惜。现仅存先生于1943年在南泥湾休假时所写《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等文稿及有关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部分文章。其中，《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现已正式出版。先生还编纂有《蒙古历史教科书》讲义，成稿于80多年前，强调各民族平等，维护祖国统一，特别是赞扬蒙古族的历史贡献，至今对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和促进各民族团结有着重要启示。
李鼎铭先生离开我们已经50年了。今天我们怀念李鼎铭先生，联系当前的任务和工作，就一定要按照十五大的要求，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学习李鼎铭先生为党为人民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
——深切悼念伍修权同志
张万年 迟浩田
伍修权同志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不久前，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党的十五大。当时想，明年阳春三月，我们去庆贺他的90大寿。可时隔不久，他却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悲痛的心情难以言表。伍修权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历经风风雨雨，参与了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历史事件。他为民族的解放与尊严，为国家的繁荣与昌盛，为军队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和智慧，是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位资深望重的老首长。
大风大浪见大节
青少年时的伍修权，在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陈潭秋、董必武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在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身世沉浮不改初衷，风云变幻不辱大节，艰苦卓绝尤显风范。
伍修权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1925年秋，他被我党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山大学校园并不平静，学生中成分复杂，各种主义、思潮互相影响，有的共产党员因信念动摇而转向国民党方面。伍修权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王明等人到中山大学后，拉帮结派，控制了学校党组织“共产党支部局”，伍修权拒绝参加王明的宗派活动。在复杂的环境中，他排除各种思潮和派别斗争的干扰，专心致志学习马列主义，奠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特殊的岗位上，他坚决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1933年10月，中央军委调伍修权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李德作风专横，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顾实际地瞎指挥。伍修权十分反感，在工作中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不少同志，维护了我军领导的威信。在武装斗争实践中，伍修权由衷地佩服毛泽东同志。在我党命运攸关的遵义会议上，他作为李德的翻译列席会议，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认真准确地翻译与会同志的发言，为会议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数十年后，毛主席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着伍修权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是没有反对过我的一个。”
十年动乱期间，他不避风险，不畏邪恶，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生想拉拢伍修权，指使人向他传话，只要跟康生走，康生就保你。伍修权在权势面前不图苟安，大义凛然地说，哪个要他康生保！造反派在康生一伙授意下，疯狂揪斗王稼祥同志，伍修权根据周总理指示，在中联部召开干部大会，介绍王稼祥对党的重大贡献，批评造反派的错误做法。1967年4月，伍修权为制止康生一伙在中联部制造混乱的倒行逆施，贴出一份公开阐明自己立场的大字报。4月8日，康生即伙同林彪经过策划，诬蔑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敌人”，给他扣上“里通外国分子”等种种罪名，从此身陷囹圄达8年之久。1975年4月，由叶帅点将，伍修权出任副总参谋长。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顶住压力展开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坚决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的种种倒行逆施。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中，他公正无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参与领导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正义审判。1980年中央成立审判工作领导小组，伍修权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的主犯，都是军中的“老资格”，伍修权被认为在资历、声望和素养上都足以震慑罪犯、驾驭局面，因而被任命为庭长。在不到两个月里进行的42次庭审中，伍修权出庭30次，主持了其中的16次。那时他已是72岁高龄，仍然挺直腰杆坐在审判席上，庭审结束后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参加有关会议，完全顾不上休息。在如何量刑问题上，面对社会上一片喊杀声，伍修权非常冷静地说：“我们都曾亲身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客观冷静地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气度。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伍修权自觉学习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他担任过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检查组组长，主持查处了若干大案要案。他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许多重要任务。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讲：江主席有魄力、有远见，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好领袖，人民军队的好统帅。弥留之际，他还深情地念着：“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胜利！”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伍修权坚持原则，跟党走不跟宗派走，跟真理走不跟权势走。这是他最为可贵的政治品格。
文韬武略著功勋
伍修权是一员儒将，戎马生涯几十年，几度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参与机枢，筹划大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叶剑英元帅曾经称赞伍修权同志“文武双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伍修权受党派遣，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从此投笔从戎，拿起了革命的枪杆子。1931年5月，伍修权克服艰难险阻回到国内，踏上中央苏区硝烟弥漫的战场。他英勇地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身负重任。长征途中，他作为三军团的副参谋长，受命组织部队抢渡金沙江，坐镇皖平渡口四天四夜，用几只小木船渡过了三军团的全部人马，自己则最后过江。过草地时，遇到敌人骑兵袭击，部队没有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他及时提出对付敌骑的有效战术，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以后又参加著名的吴起镇、直罗镇、东征等战役战斗，出生入死，奋战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伍修权是既有实战经验、又有军事理论造诣的军事干才。早在红军时期，他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全军政治训令。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伍修权奉命担任军委一局局长。他在叶剑英总参谋长直接领导下，深入研究敌、我、友各方情况，正确地判断了日军的战略动向。在日寇对我根据地实行“强化治安”和“大扫荡”等严酷斗争的形势下，他及时总结了将大部队化整为零，组成精干武工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的斗争方法；总结了在沦陷区和解放区边缘地带，建立两面政权掩护地下斗争的经验，通报各解放区迅速推广，对渡过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秘密调动几十万兵力准备围攻陕甘宁边区。我八路军主力在前线抗战，后方只有二三万部队留守，形势十分危急。卧病在床的伍修权立即回到工作岗位，在毛主席和叶剑英领导下，主持制定了发动解放区军民及全国爱国力量公开揭露敌人阴谋、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斗争方案，迫使胡宗南放弃精心策划的军事图谋。1944年5月，为了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伍修权协助叶剑英整理了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的解放区抗战情况报告公开发表，迅速引起国际国内各方面的重视，并作为反映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权威性材料广泛引用。1945年，伍修权参与起草了朱德同志在党的“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这些具有战略全局意义的重要工作，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是我党东北局最初的五成员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东北战场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他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从全局着眼，及时提出抢占营口，彻底切断东北蒋军海上退路的战略性建议，受到毛主席的嘉许。
伍修权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的开拓者之一。留苏回国后，他就在中央苏区新创建的红军学校执教，为培养我军早期指挥人才和建军骨干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兼任过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着力培养军事人才。抗战胜利之初，一批日本空军人员向我军投降，伍修权根据彭真同志指示，亲自出面做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们为我军工作，使我军能够很快在牡丹江建起第一所航校。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辗转到达东北葫芦岛，伍修权代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欢迎和慰问起义官兵，并以他们为基本力量，在丹东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航校、海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军空军、海军的创建做了人才准备。
伍修权又是我国大规模军事工业的创业者之一。抗战胜利后，我军出兵东北，经略两满，党中央就有利用东北工业基础和丰富资源建立后方基地的战略意图。1947年，伍修权奉命主持东北军工生产。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和发展了一批兵工厂，生产出大量武器、弹药和装备，不但满足了东北战场我军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还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粟裕同志曾经说过，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东北的大炮弹。
伍修权还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对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战争年代，他善于把隐蔽斗争手段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渠道捕捉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很多特殊任务，为党中央、毛主席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资料和对策建议。他到总参谋部工作后，大力加强情报战线的思想、组织、作风和手段建设，开拓了我军情报工作的新局面。他高度重视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研讨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亲自掌握国际重大事件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纵横捭阖负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身负重任，不辱使命，表现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风采。
建国之初，新中国受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敌视和经济上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我国外交大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49年12月，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随同毛主席、周总理访问苏联，参加举世瞩目的中苏会谈。当时毛主席要求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意思就是要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伍修权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图参与起草条约草案，并对条约的文字翻译作了严谨的修改。毛主席、周总理回国后，伍修权等同志留下来与苏方继续谈判，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性和专业性协定，为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新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外援。伍修权卓有成效地贯彻中央的外交路线，为发展那段令中苏两国人民永远难忘的友好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下令把美国第七舰队开进我国台湾海峡，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我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制裁侵略者。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我派代表团出席联大，参加讨论“美国侵略台湾案”，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毛主席、周总理考虑要选一员武将，最后决定派伍修权为特使率团前往。他不辱使命，在联合国讲坛上不卑不亢，慷慨陈词，理直气壮地痛斥美国的侵略行径，义正辞严地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他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整个世界，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少年的气一下子吐了出来，使全国人民特别是海外侨胞扬眉吐气，备受鼓舞。有的作家撰文指出，在1950年的世界十大新闻中，第一条是朝鲜战争，第二条无疑是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这样指着美国的鼻子直斥他们的罪行，不但在近代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1955年1月，我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南斯拉夫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驻南大使的任务很艰巨。周总理问伍修权：“你去当这个大使，怎么样？”伍修权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衔命持节，出使南斯拉夫，致力于发展中南友好关系。他利用各种机会，直接与铁托总统接触，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尤为可贵的是，他不囿于成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南斯拉夫道路”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认为南共根据本国的特点和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探索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外国党的经验，其精神是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有效的。他的报告受到中央重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虽受到错误批评，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为促进中南友好不懈努力。
1958年10月，在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伍修权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他深入研究国际共运形势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支持和配合王稼祥部长向中央提出对外政策建议，主张采取和缓方针，注意策略，尽可能争取一个相对平静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与各国共产党的交往中，他贯彻中央意图，坚持我党的原则立场，以灵活的策略和方法，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八年间，他接待了大批来访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率团出席友好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大会，扩大了我党的国际影响，维护了我党的独立和尊严。
伍修权是我军军事外交的开拓者和领导者。1938年2月，他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根据中央指示与苏联接触。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兰州成为我党我军对苏军事交往的重要枢纽，接转了苏联为支援我国抗战派出的自愿航空队，接收了由苏联运来的军援物资。1946年4月，中央派伍修权担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工作中既要和国民党代表打交道，又要和美国人打交道。他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战场上夺到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任务。1975年4月，伍修权在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主管军队外事工作。他按照邓小平同志确定的大政方针，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影响，顶住“四人帮”干扰，主动配合国家外交，积极开展军事外交，邀请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同时派出军事技术考察小组学习外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增进了我军与友好国家军队的友谊。他还非常热心地从事民间外交和统战工作，晚年担任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中苏、中俄友好协会会长和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接待了许多外国军政要人与知名人士，联络故旧，会晤归侨，为祖国统一、香港回归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
精神风范昭后人
伍修权在其革命的一生中，十分重视修身砺德，具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他赤心报国，为人民的事业忘我奋斗。留苏学业结束后，他被选派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生活相当安逸。但他心系祖国，甘愿放弃优裕的条件，回国参加武装斗争。他重事业，轻名利，识大体，顾大局，能上能下，荣辱不惊。1933年10月，担任红军师政委和分区司令员等领导职务的伍修权，奉命去给李德当翻译；长征途中，部队减员缩编，他主动要求由军团副参谋长改任团参谋长；建国初，他从战略区领导的岗位上，调任外交部司长。每次工作变动、职务升降，他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有所贡献、有所建树。1982年，伍修权以实际行动响应邓小平同志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在总参率先提出退居二线。他在担任两届中顾委常委的十年间，下部队、进工厂、到农村、去学校，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弘扬优良传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两个文明建设尽心尽力；同时还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许多有益的思考。垂暮之年，他仍以“奋斗一生如一日，晚晴高唱晚节歌”明志，殚精竭虑地为党工作。党的十五大前，他用颤抖的手写好了参加大会的发言提纲，开幕式那天，他早早起床，提前到了会场。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异常虚弱，但仍然坚持参加了三次会，真正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奉献到底的精神。
他清廉朴素，一向把物质享受看得很淡，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文化大革命”初，红卫兵去抄家，原以为他官那么大，生活一定很奢华，但看到的却是简单的木板床、洗旧的被褥，床单还是磨破后从中间裁开，再从两边接起来的，他们竟被感动得写出“大字报”，表示要学习伍修权的老红军作风。在当副总参谋长时，他让秘书从机关大食堂把饭打到办公室吃，晚年一双布鞋穿了4年也不肯换掉，家具大都是70年代配发的。他对亲属子女约束很严，家风清正，尽管他与海内外许多豪商巨贾有较密切的往来，但要求子女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不允许利用他的声望和关系经商谋利。
他胸襟开阔，宽宏厚道。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他的诚朴宽厚。他从不苛求于人，对待同志和下级总是和风细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召和影响他们。
他重情重义，肝胆照人，对师长、对战友、对人民有着真挚而深厚的感情。长征过草地时，他过度劳累，体质很不好，但看到军团司令部文书黄玉昆病卧路旁，就立刻把他扶上自己的骡子，一直带出草地。黄玉昆后来感激地说，是伍修权同志又给了我一条生命。他常说，人民是父母，人民恩情重如山。战争年代，他曾把唯一的儿子托养在甘肃地下党负责人罗扬实同志家，后来孩子回到身边，他让儿子改姓罗，以不忘养育之恩。十年动乱期间，有一家人因受其牵连而落难，他在“牛棚”里念念不忘，被囚8年，不吸烟，不喝茶，从极少的生活费中省出200元钱，刚出“牛棚”，就叫前来接他的女儿把这200元钱给那家人送去。
他勤奋好学，一生酷爱读书，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少年时，他就有秉烛夜读的习惯，母亲因此给他取了个“夜猫子”的外号。他的小弟叫他“猫子哥”。他除了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结合工作钻研业务。1980年，他受命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盛夏酷暑之中，搬个小板凳在办公大楼的地下室，悉心研究法典。晚年离职，他没有一丝一毫地放松学习，真正做到了周总理提倡的“活到老，学到老”。
伍老的崇高风范和业绩，将长留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