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学访谈
不久前，《光明日报》发表了张锲的抒情长诗《生命进行曲》。这首长诗发表之后，很快便引起了反响，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近日，听说张锲因病住院，记者特地到医院采访了他。
沧桑如歌 一片真诚
本报记者 邵建武
在医院病房里，我们谈起他的新作《生命进行曲》，病中的张锲脸上露出笑容。他把《光明日报》编辑转交给他的厚厚一摞读者来信交给记者。在进一步采访中，我还知道了这首长诗对于作者的分量。他曾经连遭“胡风集团”牵连、错划右派分子重压、文化大革命摧残，又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风云的激荡，对明天满怀信心，一腔激情，融铸成诗。《生命进行曲》中那些沉重的诗行本是生活所致，那些高昂的调子原是由理想和信念谱成。
张锲说：“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作为一个和新中国一同成长、一同经受曲折、又一同迎来充满欢乐充满胜利的喜悦的人，在我已经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里，自觉积累了些关于人生的感悟。从八十年代起，我就想把这些感悟用诗歌的形式向同时代的一些年轻朋友叙说。但都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静下心来。近年来，目睹一些同辈和年轻朋友在人生观、世界观、苦乐观、名位观、金钱观等等方面产生的迷惘，更由于党中央对于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出于一种责任感，我终于完成了这首长诗。我想从一个朋友的角度，与年轻人进行交流，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思考，和我们一同前进。”
张锲的这首长诗，是作者一篇关于人生与历史的自省与自问，是对于生命内涵的探寻与回答。其中有“让风沙迷住过眼睛”的徘徊，有“大睁着眼睛哭泣到天明”的悲伤，有“被同伴啄出了雁群”的孤独，有“一心报国、却又报国无门”的“难堪的苦痛”，但是，最重要的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爱国者的热忱与一个共产党人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创一个富裕而繁荣的崭新中国／塑当代共产党人的盛世清名”。
正是这种严格的自省才产生了《生命进行曲》里的真情倾诉。张锲说：“‘诗贵真情’。我算不上是什么诗人，我只是有许多心中的话要倾吐。如果说这首诗多少还算有点长处，那就是它写出了一个新中国的第一代共青团员和至今仍未改变信念的共产党人的真诚。”
出于真诚的爱，作者深情地写道：“我是祖国母亲身上的一个细胞，／祖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祖国受难我受难啊，／祖国前进我前进！”因为真诚的爱，读者才从诗的哲理中找到生活的风采，找到亲近的感受，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或肯定自己的价值选择。
他很欣赏郭小川在1962年同他说过的一段话：“诗歌应该是一条闪光的、丁冬作响的河流。”他说：“闪光的，就是美丽的。丁冬作响的，就是要有音乐感，要有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河流是流动的，现实生活也是流动的。生活不会一成不变，诗歌的发展也应该跟上生活的发展。”
张锲在完成《生命进行曲》之后，又在酝酿新的诗歌创作，一首是《祖国进行曲》，另外一首是《爱情进行曲》，合称为“人生三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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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在出发》（长篇报告文学）作者：王宏甲
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封面设计：蒋艳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小说在九十年代的位置
刘俐俐在《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一期以《走向自觉：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可能与必然》为题，对小说在今天的重要位置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更加丰富并且纷纭复杂的趋势，社会高度重视每个人的价值，深切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信念、行为，对这种多样性的描绘和解释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读者的兴趣，这是小说兴盛的社会条件。在日渐丰富的九十年代，每一种文化在文学里尤其是在小说这种叙述体的文学样式里都应有自己的位置，我们常常是从小说的艺术魅力中，从更像小说的虚构世界中来确认并接受某一种文化的。在纷纭变化的多彩生活面前，世界的不同侧面借助语言的虚构被我们把握。小说在今天担当着更为重要而深远的“认识”作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尝试用独特的话语进行叙事和言说，这是小说家不愿放弃小说对生活的干预对人生的探索的另一表现，这是在新的层面上发展小说这种艺术样式的潜在力量。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小说发展的根本力量来自对生活脉搏的把握，来自文学在人们心灵中的地位，如今小说在进一步关注现实和人生的同时，正在走向更加成熟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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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颁奖（漫画）夏瑞中《讽刺与幽默》供稿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摘卡
一九九七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
杨经建在《理论与创作》1998年第一期以《关于九七年度的长篇小说》为题对1997年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六个方面的概括。一、1997年度最受人关注的长篇作品是具有鲜明写实风格的“公民叙事”体小说，这类小说的特点是以“公民意识”或从“平民立场”和“民间角度”来书写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所关注的现象，写实化的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责任感都表现得比较充分。二、以城市化为背景反映新生的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兴盛，是1997年度长篇小说特有的现象。这类小说可分为“市情商态”小说和“世情生态”小说。三、从整体水平来看，1997年度的长篇历史小说呈创作上扬的趋势，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对历史“话语”的重述已由一种于“意义在场”前提下从事“历史”写作取代了以往时髦的“新历史主义”式的在“意义缺席”前提下对“历史”的改写，昭示了在某种强大观念力量导引下的精神守望的姿态。四、“家族小说”创作的稳步发展为1997年度长篇小说增光添彩。1997年度作品以“家族”作为创作的基本着眼点，切入了中国文化的命脉，潜入了中国式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底蕴，主要体现了表现历史的变迁与人世沧桑这种构思模式。五、1997年的大众化通俗小说虽在整个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中占四成以上，但大多数仍普遍存在着制作观念强而创作的永恒性价值差，功利化谋求强而审美化追求差，读本意识强而文本意识差，悦目性强而赏心性差等诸多弊端。六、1997年度长篇军旅小说首先以数量的丰厚使人瞩目，大部分作品十分看重可读性与思想品位的相辅相成，使作品不仅好看，而且耐读。
（闻艺摘）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诗歌曾被誉为“艺术的女王”。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民族精神的凝聚中，诗歌起到了其他文学样式不能替代的作用。新时期以来，我国诗歌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近几年却出现了备受冷落的局面。为此我们约请几位诗人和学者，就诗歌发展发表意见，观点虽有不同，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这就是———
为诗歌插上飞翔的翅膀
雷抒雁———
无妨问诗于读者
近来，关于新诗创作，众说纷纭。希望新诗繁荣，希望新诗振兴，希望新诗寻回丢失的“市场”（过去叫“阵地”）。
发言者好像还多是诗人和专家，或曰“圈内人”。
新诗失去“市场”，“市场”的主宰是读者。所以，我想报刊和有关组织者们不如多听听读者意见。听读者意见，不是要搞“全民公决”，简单多数，非此即彼。
读者是新诗的消费者，他们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见和需求。那些意见也许最直接、最真切、最能切中弊端。当然，不可以用商品类比，以为畅销、受读者欢迎就一定是顶好的诗；但读者不欢迎、拒绝的诗，肯定有毛病。
听取读者的意见，也不是就要诗人们迎合读者，适应大众审美意识，放弃个性创造或前卫探索。白居易写诗广听老妪之言，也未降低他的大诗人位置。凡是真正有意义的创造和探索，读者迟早会欢迎的。
新诗弃“文言”而就“白话”，诞生之初也经历过读者由困惑到接受的过程。新诗存在了，也就说明她经受住了挑战和考验。
广泛听取读者意见，才会有“百花齐放”的局面。因为读者百人百性，各有所好，那么每一种诗歌类型、风格流派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小剧场”、“大礼堂”、“大广场”，不同市场会给各种诗歌以充分创造和张扬的机会。
广泛听取读者意见，首先当然还不是为了诗歌扩大销量，寻到“卖点”，谋取商业利益。重要的是使新诗承认是为读者服务的，得到读者的信任。
新诗失去读者，从根本上说，是失去读者信任。因为不能深入人心，读者就觉得自己是新诗的局外人。所以，无论诗坛如何焦急，读者兀自冷眼观之；无论诗坛如何自吹自擂，读者并不买账。这才是新诗最大的悲哀和悲剧所在。
新诗的状况一如“围城”。诗人围在诗城里，一些高深的诗论家在城外挖了很“深刻”的壕沟，读者固然进不来，诗人也无法出去。听见叹息，听见哀嚎，听见自吹自擂徒劳的加油打气，听见无可奈何的相互诟骂，似乎都无济于事。
我想，找一块“门板”架在城壕上，就有了“桥”。这块“门板”就是听听读者的声音。过了那桥，便会一片春光灿然。
如果认为对于新诗的“坚守”，这或是一种退步，那也无妨，因为退一步，可以进两步。
说文学为人民服务，那读者就应该是人民的代表。既不尊重读者，何言服务于人民！
张同吾———
诗的偏颇与缺憾
自去年以来，各种新闻媒体对诗歌创作、出版和阅读状况相继予以报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文化素质和不同审美需求的读者们，对诗歌本质与功能的种种理解，并传达了他们呼吁诗歌要走向人民的心声。
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和出版，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可喜的成果。仅就其偏颇和缺憾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过分强调诗的主观性和私语化，从而去表现细琐的缺乏审美意义的个人悲欢，面对历史的洪流和沸腾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诗人出现了失语现象；其二是无视中国的审美习俗和汉语的语言结构，出现了内容苍白、意象轻浅、语言晦涩、表述虚玄的倾向，从而强化了诗歌形式美学的无序状态；其三是在矫正上述两种偏颇的理论阐发中，忽略了诗是诗人情感的艺术凝聚，是以营造意象的方式抒情，从而一些作品缺乏崭新的审美发现和富有时代感的精神特质与意蕴。
诗人素质决定着诗的品位，诗人的思想境界、精神视野、文化修养、审美情趣和艺术禀赋，决定着诗的情思内涵和审美趋向。因此，提高诗人的思想素质和艺术学养，便成为端正诗坛风气、提高创作质量的首要课题。其一，诗人应自觉地树立时代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从而催动和鞭策自己投入生活的激流，感受时代的风情，与人民同歌哭同命运，唯此方能创作出有血有肉以情动人的诗篇。其二，诗人在创作中要圆融地体现诗的本质和更鲜明地表现审美个性。其三，继承和借鉴相统一。我国诗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优秀的传统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典雅的意境、优美的情致、内在的节奏、遒劲的风骨都溶解在汉字汉语之中，又在独特的汉语思维方式中得到显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能像汉字这样突现形式美和视觉美，从而达到形神合一的美妙境界；同时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种诗歌像我国古典诗词这样富有内在的神思和情韵。同时我们又应懂得诗歌是流动的美学，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当代诗人只有更好地继承我国诗歌传统，同时又能灵活恰当地借鉴外国诗歌的艺术营养和表现技巧，才能创作出富有中国风情和时代感的作品。
李元洛———
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设桥梁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或是西方当代的接受美学，都认为文学创作不仅是指作者的创造，也包括读者的再创造。作者的创造与读者的再创造，是一对互为对象的美学范畴。诗歌作品，对于生活与作家自己是一种表现，对于读者则是一种美感经验的艺术传达。优秀之作必然具有可欣赏或可鉴赏性，也可称为可传达性，而作为欣赏者的读者，也应该具有必要的知识准备和人生阅历，以及对作品的艺术感受力。
读者要对作品作欣赏这一艺术再创造，本身当然应该具有相当的鉴赏力，然而，先决条件仍然是作品必须具备可欣赏性或可鉴赏性，也即可传达性。如果作品缺乏可欣赏性或可传达性，作为受者一方的读者就根本无法“接受”。以前许多一眼见底直露无余的平沙浅水式的作品，因为缺乏丰富的使读者思而得之的信息，已经被时间淘汰了。而现在则矫枉过正，多的是连篇累牍一塌糊涂的混浊和晦涩。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潮”与“先锋”，报载，连以前鼓吹“朦胧诗”时虽不无偏颇但对诗歌的革新发展作过贡献的一位学者，也无可奈何地悲叹“看不懂”了。
对于当前诗坛流行并走红的晦涩胡诌的诗，攻之者说“不懂”，独有会心与慧心的辩之者，则说“不懂”是读者的文化水平低，是常识以下的问题，根本不能成其为标准，评诗自有更高的尺度云云。中外古今的诗歌，确实有些“难懂”却是终于可解或可多解的艺术品，它们“难懂”，或词旨含蓄过深，或因义有多解，或因艺术表现新颖奇特，或因读者的审美习惯不能适应，或因读者的生活、学识与艺术修养缺乏应有的充分准备，李贺与李商隐部分“难懂”的优秀之作，对一般读者而言就是如此。然而，艺术所普遍崇尚的法则，毕竟是介乎明朗与含蓄之间的可接受性。观之耐看、咏之耐听、诵之耐读、思之耐想的诗篇，才能在创作者与鉴赏者之间，架设起经得起时间风吹雨打的桥梁，而那些以晦涩混乱为特征的所谓诗作，只会败坏诗的名声和读者的胃口。
张同道———
只有限制才能给我们自由
诗歌形式是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因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诗歌形式。中国古典诗歌形式严谨，韵律鲜明。如大家熟知的律诗、词曲等诗歌形式。这些形式并非人们强加给诗歌的锁链，而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它往往暗接民族的深层心理，成为一种共同的审美范式。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四行？为什么中国人爱好七字句？这不是一个随意选择，而是民族审美经验的积淀。
从《诗经》到元曲，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个规律是起自民间，经文人学士之手加以改造，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学形式。四言、五言、七言、词曲，莫不如此。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改变了这一传统，从国外直接引进新诗体制。但是，问题很快就显露出来：新诗应该是什么形象？闻一多力矫时弊，倡导新格律诗，提出要“戴着锁链跳舞”，《死水》是其最成功的实验。此后，散文化一度被誉为新诗的大道，戴望舒、艾青、何其芳、穆旦等诗人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诗人废名说：“我们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冯至却尝试着把欧洲的十四行移植到中国，他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堪称新诗史上的优秀诗集。
中国新诗八十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在格律体与自由体之间左右摇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进入一个空前繁盛时期，诗人众，作品多，形式实验也趋于多元———格律体、图象诗、散文体、口语体等各种外国、中国诗体都在实验。但是，去年夏天一份调查表明，诗歌是最不受读者欢迎的一种文学样式。原因之一正在于现代诗歌缺乏相对稳定的形式。
其实，现代诗歌并不是缺乏形式，而是还没有找到一种植根于民族心理的审美范式。这种审美范式既是民族心理的积淀，又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它是二者的凝聚。因此，古典加民歌式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时代已经发展；但移植外国诗歌形式也无法获得普遍认同，因为民族心理差异不可忽略；而废弃形式，自由散漫，恐怕也不是大道，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现代诗歌的形式未必再像古典诗歌那样集中于一两种形式，或者一定要那样严谨的字句、音韵，它可以有多种形式，音韵上也不必限制得那么严格。但是，现代诗歌应该寻找契合民族审美心理的形式，强化诗歌创作的形式意识。在形式限定里提炼诗情，锤炼语言，创造出成功的现代诗歌，正如歌德所言，“只有限制才能给我们自由”。
叶延滨———
调整诗歌批评
批评是在作者、作品、读者、传媒等要素之间的中介，因此，诗歌批评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企图用自己封闭的线性的思维方式，解决开放的多元并存的诗坛格局出现的问题，这是诗歌批评的误区之一。新时期诗歌最主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在中国从来没有新时期这样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杂花生树，此起彼伏。在繁荣和火爆之后，自然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无序。对于一度过热后相对无序的诗坛，怎么看又怎么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文艺方针，这个方针是使文学艺术处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中。但在批评界，有的论者力主要有某一个好的创作方法来引导全体诗人（就是一条线路），也有论者觉得新诗太自由得没有个样子，要有个大致标准的新格律来规范新诗（就是有一套制服）。这类批评是看到了目前的无序，但解决无序的思路是把诗坛开放的局面取消，代之以线性和封闭的有序。这基本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开放的社会大环境是诗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开放的诗坛格局，也是诗歌出现好作品的最重要的条件。
第二，目前诗坛存在的问题是前进和发展中遇到的发展艺术的新课题，鼓吹用老药方来配新药，这是诗歌批评的误区之二。如果我们回首近二十年的中国新诗整个过程，大量优秀作品会证明一个事实。和二十世纪几乎同龄的新诗到了世纪末，它仍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它的不成熟与不定型，一方面说明它还有生命力和可塑性，另一方面也成为它被指摘甚至被断言必亡的口实。在批评界鼓吹倒退复古的论断是最不可取的庸医之言。我赞成一位长期从事古典诗歌编辑的老专家的意见，他说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表现当代生活和当代精神时，旧诗远远无法与新诗的表现力相比。这也说明新诗是新时代的产物，并且有着自己的未来。
第三，诗坛最需要是诗人与读者之间朋友式的批评家，而有的批评却习惯充当真理化身的判官，这是批评的误区之三。在诗坛调整期，批评家是大有可为的，也是诗人和读者最需要的朋友。比方说，任何艺术的欣赏都需要学习，读古典诗歌要知平仄懂意境，读新诗也要学习才能懂，读现代诗也需要有现代诗必要的欣赏知识，这些都需要批评家在诗人与读者之间沟通。做这样努力的批评家不少，正是他们的努力维护着诗坛良好的生态。同时也有另一种批评，以前他们爱做一件事，宣布这个是“香花”那个是“毒草”；今天他们也爱做另一件事，今天说这一篇新作是精品，明天说那一篇是精品，而不久就被人们遗忘，这样做不仅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也失去了诗人的信任。
在诗坛处于调整期时，这几种批评的误区就格外“醒目”。因此，当我们在讲诗人的误区，讲读者的与诗人之间加强理解的时候，不能不说，这些误区不应成为盲区。（附图片）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文学期刊头条月报
雪山有约（中篇小说）
作者：海苹1998年第二期
雪山，高原，一条大河源头，一群形形色色的热血男儿，为着一个漂流探险的梦想，奋争、流血，甚至献出了生命。一个年轻的女记者，目睹了这悲壮的一幕，在这场生命与自然的撞击中，她既感受到了生命意志的顽强，也体会到了肉体生命的脆弱，既感动于人们对平庸生活不甘所作出的求索，又感伤于命运之神的莫测，同时，对人性的复杂性、多层面有了深刻的领略。
一个肩负着救护队员生命重任的队医，与女主人公共同承受了一场生死线上的考验，绝望中，他们迸发出对生存和爱情的渴望。然而，当危难过去，他们却无奈地发现，现实使他们相距更加遥远，在红尘世界，人不可能仅靠单纯的感情生存……
城市寓言（短篇小说六题）
作者：关汝松1998年第二期
作者用暗喻化的手法写了一系列人物。《假面太太》中S先生的太太用了许多化妆品变成另一个人。《征婚艺术》中小伙子根据广告跟一位中年妇女结婚，而对方竟一无所有。《错位》中A君与B君长相相似，一个富翁，一个职员，意外的事件使他们互换了生活中的位置，然而地位与爱情并不能兼得。《气功师》中的M先生本来安分守己，但金钱的诱惑使他不自觉成为了抢劫银行的教唆犯。《一夜富豪》中的赵先生在朋友帮助下过了一个晚上的富豪生活，结果却饿得饥肠辘辘昏倒在妻子的怀里。《梦游》中，李先生因为梦游症每晚深夜守候在吴老板的窗外而格外受到器重，在吴老板病死人去楼空之后，他恢复了有意识的活动却死在寒风之中。这组小说以丰富的想象令人耳目一新。
情节严重（中篇小说）
作者：赵怀科1998年第二期
几天来工商局的老干部刘红爱一直恍恍惚惚的。自己经手批办的各种名目的公司令她眼花缭乱，儿子的突然辞职和面临的找工作问题使她忧心如焚，想起为国家、民族和心中的理想而献身的公公和丈夫，她不知怎样才能理解今天的现实，不知道如何为儿子的工作去求经理安。儿子以非常手段得到了前老板的女儿，又准备另立公司，同曾经帮助过他的经理安进行竞争，心怀愧疚的刘红爱向经理安报告这一情况时，对方却觉得这不过是生意场上后浪推前浪的稀松平常事。面对丈夫的遗物，儿子小时的奖状，回想自己一生的遭际，刘红爱觉得这个世界她是越来越不懂了。
《二十一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报告文学）
作者：杨晓升1998年第二期
作者在大量采访调查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以生动的事例、确凿的数据和宏阔的视野，揭示出我国当前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科技水平明显下降、科技人才严重外流、科研资金大量短缺、科研人员的科研环境和生活处境非常严峻……这一切因素使我国的科技发展呈现出不容乐观的前景，而更重要的是，它又将使国家竞争力落后于人。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你看看文章里的“院士访谈录”便可知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解决它的可能性有哪些？从我国的科技体制到人才运用方式，从资金配置到舆论宣传的价值取向，作者层层追问，逼迫着每一位关注这一问题的人士进行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