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走势
管理是一种社会功能，它的根深植于文化、社会、传统、风俗、信念及种种制度中，所以，管理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它渊源于文化同时亦塑造着文化与社会。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东西方完全不同的管理观：东方的民本观（以区别于相对于神本的人本，又体现群的概念）与西方的物本观。在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理念支配下，东西方企业管理文化各自发展延续。但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出现了相互借鉴的态势。
从科学管理到企业文化：西方管理的东方化趋势。19世纪末，西方“管理学之父”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是将人当做机器一样看待，要求人—机的最佳匹配，最终使人成为机器流水线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际关系理论开始出现，管理的中心由物转向人。70年代，企业管理理论进入三论管理（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管理的重点放在人—机系统的协调控制上。8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强调“企业即人”，认为企业中人、财、物的管理应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中人处于管理的中心和主导地位。企业文化更强调企业精神、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因而称其为柔性管理。至此，西方管理与东方文化的趋同已初露端倪。
从精神万能到企业文化：中国管理的轮回。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曾被过度夸大为“精神万能”、“政治挂帅”，片面强调企业中人的因素，不注重物的管理，造成了严重后果。改革开放之初，有的实行管理“拿来主义”，对于弥补企业管理空缺作用匪浅，但又矫枉过正，片面强调物的管理，造成企业员工主人翁地位的失落感及对企业归属感的淡化，企业缺乏凝聚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密切，西方的“企业文化”热也在中国得到了呼应。
趋同的过程是互相扬弃互相融合的过程。反映在管理上：（1）人—物相宜：不能片面强调人的重要性，应将人、财、物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管理。（2）刚柔并济：主动引导、柔性管理固然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同时硬性的防范性制度约束也必不可少。（3）外方内圆：在宏观的管理系统中，必须在市场竞争机制的硬约束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如威廉·大内的“Z理论”所言：管理应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不能简单移植。因此，趋同只是一个过程，而绝非结果的雷同。
（摘自《管理现代化》1997年第六期，作者：黎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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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十个渠道
渠道之一：嫁接技改，开发新品，转岗安置职工。
渠道之二：实施企业兼并，带活困难企业，使职工正常上班，取得收入。
渠道之三：将企业出租经营，借助外力搞好企业，安置职工。
渠道之四：进行余缺调剂，将下岗职工协调到需要补员的单位就业。
渠道之五：退二进三，转搞第三产业。
渠道之六：向个体、私营企业输送职工。
渠道之七：职工自筹资金，自己开业。
渠道之八：流向农村，从事多种经营。
渠道之九：发展家庭加工业，实施“众富工程”。
渠道之十：培训提高，进入劳务市场。
（摘自《现代企业》一九九七年第十一期，作者：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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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动态
近年来
社会流动研究
□赵慧珠
在现阶段，随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整个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于社会流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而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便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社会流动的涵义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流动是社会资源在个人和群体间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社会流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而社会阶层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通常是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的。社会流动的表现形式可以是职业的改变、财富的增减、政治权力的改变、威望的提高和降低等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它是指个人、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与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变化的主要途径有职业的改变、经济上的成败、政治上的成败、教育成就、权力的控制、婚姻途径等。还有人认为，社会流动是指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或个人社会属性的变化，通常指个人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一种集团移向另一种社会集团或从社会集团内部一个层次移到另一个层次的现象。它的功能在于引起社会性资源的再分配，缓解社会差别的消极影响。
改革前后的社会分层状况
社会分层状况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背景条件。对于改革前的社会分层状况，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前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以国家权力为轴心，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规范逐步形成了一种严密的身份体系。也有人从其他角度看待改革前的社会分层，把社会划分成四大身份类别，即阶级、城乡、干部与工人及不同所有制等。认为：它们的形成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一种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下形成，也靠强有力的行政控制来维持；它们的存在基本上切断或大大减弱了社会流动，从而使城乡人口的空间与社会位置分布都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分层正处于剧变之中。一种观点认为，一种新的具有自致性和可变性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取代以往的身份系列。另一种观点则运用彼特·布劳“结构变迁”的概念及分析方法，从水平结构的变迁、垂直结构的变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情况大致概括为：第一，社会各种水平分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各子结构异质性和社会整体异质性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第二，社会在收入方面的垂直分化与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其他方面的垂直分化与不平等程度则不断降低，社会整体的垂直分化与不平等程度则有较大幅度降低。第三，社会水平结构与垂直结构之间始终存在着相关性，水平结构中各类别群体之间的地位差距有的趋于缩小，有的趋于扩大，但总体上看则是趋于缩小。还有人指出，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特点：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使那些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职业群体无论在人数比重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大为增强；二是深刻的职业分化使原有的同一阶级内部出现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和利益特点的社会阶层，原来相对重合的收入、地位、声望三个社会序列发生了分离；三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使改革后出现了一个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个体经营业主群体。
对于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的状况，普遍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现实中已分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农村雇工、农村文教科技医疗工作者、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农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干部等。在工人阶层中，除了原有的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之外，还出现了乡镇企业工人、合资合营企业工人、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雇工等。
社会流动的原因
有人认为，双重二元结构构成了现阶段社会流动的背景。所谓双重二元结构是指由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二元分化及非市场部门与市场部门的二元分化所构成的社会结构。另有人指出，除了政策调整，影响新时期阶层结构变化的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动。还有人认为，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因素，从宏观角度看，有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产业结构的调整、教育结构的变化等。从微观角度看，决定个人流动的主要因素有：受教育状况；家庭背景；个人素质、能力；主观选择等。有人还具体分析了1979年以后农民流入城市的原因。认为，除了政策的影响外，从农民及城乡发展的自身原因看，值得重视的有：第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第二，城市中较高的就业收入、较高的生活水平对农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第三，城市经济的迅速膨胀也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有很大的需求。另外，农村中的较低经济效益、较差环境及农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等因素也都是造成目前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的客观原因。因为农民渴望通过职业流动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改革开放以后封闭体制的逐步打破，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空间，则为农民的职业流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社会流动的状况
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描述。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流动浪潮第一波是从禁锢最深的农村开始的；第二波是从城市低层阶层开始的；第三波是从公有制内部涌动的。当前社会流动的特点是：第一，经济因素上升为流动的主要因素。第二，出现了地位不一致现象。第三，流动中出现无序与越轨。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政策放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工人阶层的分化与流动明显地受到比较经济利益的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率较前大大提高，很多职工从国有、集体企业向“三资”企业流动，从工厂向服务行业流动。在工人阶层中，除了原有的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之外，还出现了乡镇企业工人、合资合营企业工人、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雇工等。认为，70年代末以来，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民职业分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时期。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使1亿多农民正在转化为非农业从业者。流动的主要途径有：首先，乡镇企业的发展将使乡镇企业职工逐渐成为农村人口的重要阶层；其次，私营个体企业也吸收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最后是农民进城务工务商。在城乡之间，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流动性，城乡之间的自然社区界限，社区成员的身份界限，人们的地域性归属等方面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问题与展望
目前学术界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不能否认，有关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同时必须看到，这些不足之处如若加以克服，便会成为社会流动研究新的生长点。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应加强有关中国社会流动阶段性特征的研究。现在人们对于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基本特征方面，而对社会流动的阶段性特征很少涉及。第二，应加强有关社会流动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体作用的研究。社会流动不仅仅是产生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突出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流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应注意对于不规则社会（流动）现象的研究。特殊的社会转型以及复杂的国情，使得中国的社会流动出现了某些变异亦即不规则现象。对于不规则社会流动现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否则便有可能使之产生某些误导性的负面效应。第四，应注重对于中国社会流动合理模式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国的社会流动显然不同于别国的社会流动，具有自己的特征。而基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共性，中国的社会流动与别的国家社会流动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许多相同之处。显然，中国社会流动的合理模式是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综合有机体。在整个社会流动的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带有宏观性、归属性、主旨性的色彩，它直接反映了有关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水准以及结论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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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随着股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特别是自去年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或地区相继发生金融风波以来，投机和泡沫经济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那么，投机和泡沫经济是怎样形成的，它对国民经济有何影响，应如何防止和限制投机与泡沫经济的发生？本文对此作了分析。请看———
驾驭虚拟资本
□高鸿业 张帆
股票发行是筹集大量资金的一种手段。在目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缺乏资金而广大群众拥有大量储蓄的情况下，股票发行对我国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也要看到，股票发行也会带来不良的副作用，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便是投机和泡沫经济。
投机和泡沫经济的形成
投机和泡沫经济之所以容易形成，原因在于股票价格往往具有较大幅度的变动，有时甚至是剧烈的涨落。投机者利用这种变动和涨落来进行买卖，从中牟取暴利，并由此而导致价格暴起暴落的螺旋。当股票价格持续暴起时，泡沫经济便因之而形成；当股票价格暴落时，泡沫便随之而破裂。
既然投机和泡沫缘自股票价格的易于变动，那么，使得股票价格易于变动的原因又是什么？原因就在于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所有权的一纸证书，其价值的决定与它所代表的实物资本不同。股票的价值取决于将来收益的资本化。具体而言，包括股票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值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对一段时间后的收益的估计；对该资产期末价值的估计；用何种贴现率把这些收益折算成现在的价值。
由此可以看到，作为一种虚拟资本，股票的价值（或价格）取决于三种人为决定的因素，即：未来收益、期末价值和利息率。既然三种因素是人为决定的，那么，虽然人们的决定部分地取决于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股票价值也取决于人们在决定这三种因素时的心理状态。普遍乐观的决定使股票价值偏高；普遍悲观的决定使股票价值偏低。不仅如此，在股票价值决定上，乐观和悲观心情还是自我推动的。乐观的心情使股票价值偏高，而偏高的股值又使心情更加乐观，从而使股票价值进一步上升；反之，悲观的心情使股票价值偏低，而偏低的股值又使心情更加悲观，从而使股票价值进一步下降。
总之，由于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的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我推动的心理状态，所以股票价格易于变动，而易于变动的价格又导致了投机和泡沫经济。
投机和泡沫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投机和泡沫经济不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但它们却可以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因为：
第一，市场经济的各个部门是通过供求关系而趋于协调一致的。然而，投机和泡沫却能造成供求关系严重脱节，从而使市场经济无法有秩序地运行。例如，投机和泡沫造成的价格暴涨会突然使产品需求增加。在供给不变的条件下，需求的猛然上升只能使产品短缺，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虚假的繁荣。另一方面，投机和泡沫引起的价格暴跌也会导致需求的突然减少。在供给不变的条件下，突然减少的需求可以引发价格的急剧下降，从而人为地导致企业亏损和经济萧条。
第二，市场经济中的各个环节是通过商业信用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投机和泡沫却可以人为地割断各个环节之间的信用联系，使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因为，投机与泡沫所造成的虚假繁荣使信用过度膨胀，以致当泡沫破裂时，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之间就会出现信用的相互拖欠，甚至不能偿付的现象。例如，生产环节在从消费环节收回资金以前，因得不到足够的信用就无法向分配环节的生产要素支付报酬。由于生产要素得不到报酬，所以消费环节就没有能力向生产环节购买产品。从而，生产环节便会因之而萎缩。这表明，信用渠道的任何中断或阻滞，都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何驾驭虚拟资本
作为虚拟资本的股票可能带来的上述弊端告诉我们，为了使股票发行尽可能地发挥其积极功能，我们必须学会驾驭虚拟资本。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规范虚拟资本。为了尽量避免其弊端，必须使股票发行和股市交易规范化，即对它们加以严格的规定、管理和监督。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推行这一方面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以美国的情况为例。有鉴于1929年的股市崩溃，美国制订了1933年和1934年的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前者对股票发行加以规定；后者则界定股票交易行为的法律限度。此后，又结合现实的需要，在1968年和1988年对原有的法规作了修改与补充，以便加强对投机和泡沫的限制。为了依法管理和监督股票市场，美国设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其他的司法机构，如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与之相配合来进行工作。除了官方的司法机构以外，美国的股票商也设置自检机构加以协助。例如，纽约股票交易所设有自检部门，当某一公司的股票出现异常的交易状态时，该部门立即进行查询。世界著名的股票商之一美林证券公司也设有类似的部门。1990年破获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违法内幕交易案件就是由该部门所提供的线索而发现的。
第二，引导虚拟资本，即把筹集到的资金引入国家急需的投资渠道。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市场机制还远不够完善，从而价格和利息率等市场信号尚不能充分发挥其调节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配置的应有作用。例如，我国的个别企业把发售股票筹集到的资金不用于企业本身的发展，而用于高息放款。这种做法不但无助于解决企业经营问题，反而助长投机和泡沫之风。因此，必须采取税收优惠、资金奖励、监察督导等措施，把企业通过股份制而筹得的资金纳入使企业健康发展的轨道。关于这一方面，西方学者塞特威克在其《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中曾总结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在利息率、赋税、金融机构和外国参与这些方面提出合理的政策，使这些政策符合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和股票市场长期发展的需要。”这一结论是值得考虑的。
自从试行股份制以来，我国对股票市场实行了正确的“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和宏观调控政策，并取得了成效。但是，以驾驭虚拟资本的上述两项要求而论，它们还有待于补充与完善。例如，证券法，特别是场外交易的法规尚未颁布；制止虚盈实亏企业把股票包装上市的条文规定也不够具体；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各种措施还有待于加强。总之，应不断地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立法和管理，以努力提高驾驭虚拟资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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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经济浅析
□卢继传
早在16—17世纪，知识就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扫除了妨碍科学发展的幻想和偏见，打破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想枷锁。培根说：“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权力归于一，任何人有了科学知识，才可能认识自然规律，运用这些规律，才可能驾驭自然、改造自然，没有知识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反复论证：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这个结论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科学知识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
后来，马克思发现：科学知识获得了名副其实的使命，即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不过，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在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这是由于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最先形成的农业经济是主要取决于劳力资源的劳动经济；产业革命以后形成的工业经济是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资源经济。鉴于此，直到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仍只考虑两个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力。
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一种新型的经济即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的智力经济或知识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说法，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近10年来，OECD主要成员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张和应用，在诸如计算机、电子和航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中，产出和就业都获得了快速增长。现在，OECD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都来自于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大的进步。它使人类进入智力时代，这时的产业是以高科技群为代表的产业（如微电子技术、新材料等等），它们都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可称之为智力产业或知识产业。此外，文化产品（思想、咨询、精神生产）对经济发展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这时，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一般劳动力，而是知识。事实上，今天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把知识应用于生产过程中，使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而创新是其中的中心环节，离开技术创新就很难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可以说只有不断更新知识，才能持续地推动经济不断增长。综观各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已成为新型企业的象征，并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驾驭市场的关键取决于运用各种各样的知识，进行高出一筹的谋划。同样，资本作用的发挥也要靠知识运作，经济增长中的首要因素就是各种各样的知识。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重要的是提高非体力劳动的生产率。
基于上面分析，人们可以理解近30年来，西方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为什么不能完满地解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因，为什么无法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正因此，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即知识是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个理论的要义是知识与人才归于一。人才是知识的载体，没有人才，就没有知识。不言而喻，在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知识必将成为关键性的战略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能拥有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它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人才。换言之，谁拥有知识优势谁就拥有财富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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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原因
1.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能力具有不平等性。按劳分配只承认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是平等的，但它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马克思在分析按劳分配时指出：“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即使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工资制度也是不平等的，有等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只是表明阶级利益是平等的，劳动权利是平等的，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是平等的。而事实上，无论是劳动的内涵，还是劳动的外在形式都是不平等的，包括劳动时间、劳动空间、劳动投入、劳动成果、劳动效率和效益，以及最终获得的劳动报酬都不可能是平等的。
2.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的占有、使用权是不平等的。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他们获得社会产品和物质利益的基础。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现阶段，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使用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既然采取了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和部分社会成员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形式，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就表明社会成员和劳动者事实上已分属于不同的所有制。由此带来社会成员之间占有生产资料的质与量不同，从而存在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差别，也就必然地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和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即使是在一种所有制内部，由于从事的职业、部门不同，生产、技术状况不同，生产和劳动的条件与环境不同，也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别。（2）社会成员进入市场竞争前的初始分配和占有生产要素的量不同。收入分配的多少与拥有生产要素和资本的规模有关，每个人在进入市场进行资源和要素配置时，要素量事实上是不可能相等的。（3）社会成员进入市场和收入分配领域的机会不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进入条件和机会，从而造成地区、产业、部门、个人等收入机会和收入量的不平等。
3.劳动者劳动及使用生产要素的效率和效益不同。无论是在公有制内部，还是在其他经济成分里，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和劳动者都能有效地利用社会生产资料和国有资产为社会创造财富，因而会使生产要素或资产具有不同的效率和效益。而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效率经济，而且收入分配也是以效率为主导的。
（摘自《经济评论》1997年第六期，作者：谭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