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什么是“古都风貌”
叶廷芳
近年来，关于“古都风貌”的话题众说纷纭，说明大家对今天首都的历史文化形象至为关切。
问题显然是从“夺回古都风貌”这个口号引起的。因为在这个口号的指导下，首都北京几年功夫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带顶建筑物，使我们在摆脱“火柴盒式”千篇一律的同时，又面对“西服加瓜皮帽”的千篇一律。于是人们不禁怀疑：这就是“古都风貌”？或者说，“古都风貌”就应该这样去“夺回”？
应该说，“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本身是没有错的。旧北京有着三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又拥有八百年的帝都史。这里有世界上最宏大、最辉煌的皇家建筑群和大量珍贵的文化遗迹和景观，作为都城，其规划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无疑是应该予以完整地、永久地保留的。问题是，对“古都”的概念未作明确的界定，因而把作为元、明、清的都城的旧北京与作为新中国首都的新北京混为一谈，让带顶的“新八股”建筑遍地开花。我们知道，作为古都的北京基本上包括在原城墙以内，其面积是六十二平方公里；而作为新中国首都的现在的北京城则有三千平方公里，将近以前的五十倍（不包括市属郊区各县）。不同时代的首都应有不同的风貌。作为现代性极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国首都，其城市风范包括建筑风貌应首先符合现代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审美取向。但这一原则不应该在占地只有五十分之一强的旧北京范围内贯彻，以免破坏古都风貌的自在性与完整性。因此，首都扩大的新区与故都部分应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古城墙或现在的二环路无疑是这条分界线的天然依据），从而使北京的新、旧部分的景观泾渭分明。可惜多年来把新区与旧区都统一到“古都”的概念上去，以致发生远离古都的建筑也不惜追加巨款在大门上强行加顶的怪事。
曲解“古都风貌”的概念，简单地把古建风格与古都风貌混为一谈，因而用大量的古式单体建筑充塞古都，这恰恰与古都风貌严重的不和谐。殊不知，古都风貌指的是一个“都”的统一风貌，是一个城市的总体图像与风采，而这已经有了历史的定影。保护它的唯一办法是尊重历史，任何新增添的“风貌”都是画蛇添足。要保护古都风貌就必须在新建房屋和设施中力避一个“争”字。五十年代旧北京城内的所有新建的民居和大部分公共建筑都在三五层之间，不超过二十米高。这是对头的（尽管式样不佳）。但后来“前三门”开了先例，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八十年代后期有关方面想在高度方面给予一定控制，可是规定二环路以内的限高是四十五米，比天安门城楼还高出十一米，这显然仍是不适当的。无怪乎此后一个个庞然大物更有恃无恐地拔地而起，而且越来越富丽堂皇。如今，古都已被这些“新贵”们挤得难以喘气。如果古都是一幅画（若从高空俯瞰即如是），则它统一的“底色”已经没有了；若古都是一件雕塑品，则它的造型已经模糊了！难怪有人责难说：“夺回古都风貌———‘夺回’来的却是个‘今都’大杂烩！”话不免尖刻，但中肯啊。君不见，古都内仅有的一些已经腾出的和即将腾出的地皮都被视为黄金，有多少双眼睛仍在盯着它们，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大商厦、大“广场”、大“花园”、大机关加入围困和挤压古建筑、古文物的大军，古都将在日益严重的窒息中发出越来越沉重的呻吟，直至失去独有的风采和魅力。其实，古都之大，充其量不过是新首都的五十分之一，饶了她吧，还是把“大军”撤远些吧。
旧北京作为独立古都的存在，其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因此维护和尽量保护古都的原貌应该是我们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大地漫笔
城市文明建设
需要总体构思
文同
学者叶廷芳和记者王军的两篇文章，谈的都是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叶廷芳先生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虽说是一家之言，但热爱北京的拳拳情意跃然纸上。
我国是文明古国，东西南北均可见到文化古都、历史名城，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自豪的，也是许许多多外国人非常羡慕的。在现代城市文明建设中，尤其是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候，想要继承、爱护祖国文化遗产，首先需要一个好的构思，就是说先要产生一个城市文明建设的优秀的整体设计。这样的整体设计本身就应该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既有利于当代经济和文化，方便居民生活，又无损历史文明，不伤害自然环境。尽管很难，却功在千秋。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也不是划出一片保护区，挂上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招牌，点缀一下文化环境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而是要设计创造出一种历史文化与当代文明和谐相处的都市整体状态。过去因为城市建设总体构思不当，殃及不少文化遗产，造成了遗恨千古的文明损失，这是我们永远都要记取的教训。
除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城市文明建设构思中还有许多问题也有待解决。
譬如城市雕塑，这不但能够美化环境，还是城市文明的象征，从前曾被热烈讨论过，也被上上下下重视过，然而近些年又大受冷落。有的地方干脆全然不见；有的地方即便立着那么几尊，也与周围环境不相和谐；有些地方的城市雕塑则成了一堆废物，肮脏不堪，无人过问，美的意义早已荡然无存。
在街道两旁竖立文明宣传牌，本来也是有益城市文明建设的好事，但这需要总体构思，顾及四周的气氛和环境，创造文明传播的最佳效果。在闹市的熙攘喧嚣中，在娱乐业的灯红酒绿下，立几幅英雄肖像，效果究竟怎样？特别对那些海外游客和广大青少年而言，简简单单地设置一些几十年前的英雄头像，恐怕也表明不出什么来。我还看到，在肉铺、菜店前的文明宣传牌上写着“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在发廊和饭馆前却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在拥挤的公共汽车站前则又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给人的感觉除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外，大概就是哑然失笑了。
城市文明建设需要总体设计，更需要漂亮的手笔！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长城岂可自毁
王军
文化遗产在经济建设的名义下遭到破坏，已是许多国家的“伤心史”。
日本千叶大学教授木原启吉在《历史的环境》一书中痛心地陈述：日本近代以来文物古迹遭到四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明治维新以后，许多佛寺被毁；第二次是明治及大正初期开放贸易，大量古代文物外流；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文物古迹毁于战火；第四次是五十年代以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不但文物被毁，而且历史环境也遭到破坏。在历次劫难中，第四次是最严重的。
在我国，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许多在战火之中得以幸存的文物古迹，在和平时期的建设中却未能得以幸存。比如，兰州市五十年代初期保留的古建筑有一百多座，而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三十余处，大部分古建筑已荡然无存。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内一些城市在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忽视文物保护甚至破坏文物的现象更是有增无减。
据披露，山海关的一段长城，前不久，未经国家批准，竟被某部门以修路为由擅自拆毁，而连接长城的宣化古城墙的一段，也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被一家公司拆毁。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要是长城都可任人拆，又有什么遗产不能毁？“自毁长城”一语是人们借用来贬斥一些愚蠢野蛮行径的，没想到，自毁长城者今天真的有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拆长城还有人送匾，上书：当代愚公。因为“拆了这堆土疙瘩，方便了群众，有什么错呢？”“全国文物太多了，修那堆土疙瘩又有什么价值呀！”
笔者曾耳闻这样一件事情：某历史文化名城在划定文物保护单位时，有的领导竟说，划定文物保护单位要慎重，能不划定的就不要划定了，要不然，将来搞建设就不好拆了，我们不能为今后的发展添钉子。
本世纪之初，敦煌莫高窟的那个王道士，在洞窟里往那些精美的唐宋壁画上涂抹石灰。他的想法很简单：这些壁画，暗乎乎的，刷白了不就亮堂了吗？也是这个道士，拿到外国探险者的一点钱财，就让他们一箱一箱地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运走。
1944年，建筑学家梁思成痛感建筑遗产惨遭破坏的状况，写下《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指出：“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灭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时至今日，在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有多少人的认识还处在那个王道士的层次上？又有多少遗产还“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又有多少“市民毫不觉可惜”，“熟视无睹”？
经济建设是不能成为破坏文化遗产的理由的。法国巴黎曾在历史城市的中心区建造几幢高层办公楼，遭到一致的批评，政府不得不把商务中心放在了距离市区五公里外的拉德方斯。此举维护了城市的历史风貌，也并未影响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也不乏这类“新旧两利”的范例。1954年，北京在进行道路改造时，有人以阻碍交通为由，主张拆除北海团城，遭到梁思成等学者的强烈反对。周恩来总理亲往探查，决定中南海北墙南移，马路稍一缓弯，把这一重要的史迹保存下来。
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能重蹈他国走过的弯路。当然，这要伴以文化观念的提升、法制精神的增强。但愿这个过程越短越好，因为我们已再难承受“自毁长城”之类的事情了。
题图为长城夜景。
缪青民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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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新春
演新戏
上海舞台自春节到元宵节再到2月底，一直都处在欢庆中。二十四个艺术表演团体为上海观众献上了包括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滑稽、音乐、舞蹈、杂技、魔术、评弹、木偶等各剧种在内的四十余台剧目。此外还有国外音乐团体及音乐家的五台音乐会和两台外地剧团的表演。上海魔术团在兰心大戏院专门开办了“旅游杂技专场”。同时，市区与郊县的八十余家书场也都有本市与外地的评弹演员演出听众十分喜欢的传统长篇评弹。
令观众最感兴趣的是一些剧团在春节期间推出的创新剧目。如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由范派小生章瑞虹、袁派花旦华怡菁联袂主演的新编抒情传奇剧《风雪渔樵》，虽取材于元曲《风雪渔樵记》，却将朱买臣休妻的故事予以重新评说。改成是朱买臣之妻刘玉仙为苦心激励丈夫振作奋发而“逼休”，朱买臣最后做官返乡获悉真情，铭感于胸，在风雪中长跪于门外恳求复婚。剧情与观众熟知的昆曲《烂柯山》截然不同。
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由笑星王汝刚领衔主演的滑稽戏《复兴之光》以一位百岁老人的经历反映出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上海老城区改造后的新面貌。
（甄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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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荧屏走来“富裕兵”
一辆辆军车载着新兵来到二炮某部营区，一批手戴硕大金戒和手链，拎着密码箱的新战士，走进了素以艰苦朴素著称的解放军军营。这些带着“大哥大”、皮尔·卡丹西装以及晚上还要“吃宵夜”的新兵，入伍前有的开公司、办工厂，有的家庭富裕，从小娇生惯养。他们带着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最初认识来到部队，从而也给军营带来了“带兵新问题”。
在部队这个大熔炉中，这批来自富裕的温州地区的子弟兵，在部队首长的关怀和战友们的帮助下，经过种种磨炼，克服了自身的种种弱点，逐步成长为部队的技术骨干和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这部紧随《水浒传》之后走上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段的八集电视剧《有这么一群兵》，通过在导弹发射架下的“富裕兵”的成长过程，展示了新时期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该剧由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摄制，导演王艺，编剧王纬和张锐，谭沣、郑君、张惠昌等主演。（卢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婆婆妈妈”故事多
近一个月，只要打开电视机，观众就会发现有五六个频道都在播放一部表现上海都市生活的电视剧《婆婆、媳妇、小姑》，而且收视率相当高。南北观众对这部电视剧的兴趣很浓，尽管其中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多是些生活琐屑，但说的是上海市民日常的事情，性情、故事、冲突、线索比较实在，贴近普通人，所以具有一种牵引力，颇适合大众口味。
这几年以上海市井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势头很好，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市民味的作品，恩恩怨怨，欢欢喜喜，吸引了南北方观众的视线，影响到全国的荧屏。相比之下，北京的都市生活剧不如以前，市井味儿少，大杂院的故事、高层建筑里的新鲜事，都表现不出来。
我国各地有那么多大小城市，文化古城、移民城市、工业城市、滨海城市，各具特色，其实都可以创造出有个性的市井生活文艺作品，为都市文化增添色彩，既让本地市民爱不释手，也对其它地方产生吸引力。
（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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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编导新手法新感觉
保尔·柯察金重登舞台
1998年初的话剧舞台出现了好戏连台的喜人景象，继纪念话剧引入中国九十周年汇演及《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等待戈多》之后，一部充满激情与青春活力的话剧《保尔·柯察金》最近又在北京上演，掀起一阵欣赏热。
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上，以列车为布景，新编剧新导演用新构思新语言新音乐新舞美新形象向我们重新展现了保尔·柯察金这块生命钢铁是怎样被炼成的。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这部话剧是一批年轻戏剧艺术家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
话剧虽然保持原小说的大致构思，但经过一番调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全剧淡化了故事情节，或者说根本没有完整的故事，有的只是性格和环境。即使保尔和三位女性或多或少发生的情感纠葛，也是为了表现性格色彩与环境压力。让我们看见，在怎样的环境里，一个人的性格、毅力、勇气、思维会如此逐步发展，甚至改变。可惜，这些发展，尤其是心理的变化，作品表现略感不足。创作集体非常年轻，大多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是蔡尚君，编剧刁奕男，保尔扮演者胡军是北京人艺演员，曾在许多影视和话剧作品中担当主角。作品由北京索乐演艺顾问有限公司制作，制作人张杨为上演此剧投入几十万资金，连父母的积蓄都搭上了。他说是想在一个新的舞台上塑造一个大写的人，寻找一种支撑自己生命的东西。全剧是在保尔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所渲染的气氛中结束的。没读过保尔，没经历过峥嵘岁月的观众开始时对那些交叠的场景和跳跃的语言与情节莫名其妙，但后来都被一种自强氛围所感染。熟悉保尔的人则在全新的舞台感觉中寻找那些难忘的对话、情景和人物。（戴鸣）
左图为胡军扮演的保尔·柯察金。
太田玄一郎（日本）摄（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街头新景（有感于某些街头文明宣传牌的设置）
夏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