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近观细读“双城记”
吴福辉
我这里所说的“双城记”，并非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作。记得1994年在香港的一个文化场所，偶然看到过一则预告，是关于沪港电影史的研讨会的，标题上醒目地用了“双城”的字样，当时就很受触动。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三四十年代京海两地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我在翻读的正是一部几乎尘封的中国“双城记”。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中，同时关注北京、上海的作家不在少数，而同时喜欢上海、北京的却真是凤毛麟角。喜欢上北京的，就大张旗鼓、堂堂正正地声讨起商业文化和洋场恶少来；而喜欢上海的大半只是在心里爱着而已，很少有人会形诸笔墨。再有，假使批评北京，那就如同批评“咱”的中国，不择字句中都会带着一份亲切；可鄙视上海者，就像这个城市是洋人带来的，与己无关，又像是随了二婚的太太进门的“拖油瓶”，怎么瞧着怎么不是自个儿的孩子。这种情景是意味深长的。沪港的关系则不同，喜欢甲者就喜欢乙，反之亦然。鲁迅不喜欢殖民地的香港。他在《略谈香港》、《再谈香港》里讽刺那里的各类怪事，到写上海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解剖上海的文章如《上海的少女》、《阿金》，甚至《“京派”和“海派”》《“京派”与“海派”》）他在《“抄靶子”》一文里说，“这在香港，叫做‘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把两个城市归在了一处。张爱玲就不然，对沪港都充满不可言说的温情。她讲述起发生在两城旧式大家庭内的男女传奇故事，如数家珍。比如写香港她说“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到底是上海人》）。如此公开表态爱上海的，无过于她了。过去的上海、香港是同一类城市，站在南京路上，与在皇后大道逡巡的感觉相差无几。京与海，沪与港，这种双城的观察研究，应是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绝好题目。
我热心于京海，本缘于我对中国南北方隔膜之深的一种文化记忆。少时跟父亲离沪赴东北，1950年的旧历年（严格讲是庚寅年春节）是在沈阳度过。去前听上海的亲戚讲，那里是一片荒原，冬天冻掉耳朵，撒尿结成冰棍。去后一看，雪是下得真大，屋子里却温暖如春，且工厂高楼林立。不久上学，就糟了，同学管我叫“南蛮子”！这可能是从古代山东人那里延续下来的称呼，当年我无论如何搞不明白自己比同学究竟“蛮”在何处。年节与小伙伴“辩论”谁家的吃食好，我经常让只相信“好吃不如饺子”的同学包围住。当了教师后，我的学生毕业凡第一次去过上海的，一般分成两类：大部分人因各种理由骂尽上海，小部分则偷偷告我简直不相信中国还有这样像天堂的地方。这时，我总忍不住说，不对，事情不是这样的，上海远没有这么坏，也不是这么好。有时争得激烈了，我会说如果你不同时理解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你就“读”不懂中国，你怎么可以称自己生为中国人？但是我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没有人愿相信我的话。他们不是北方人，就是南方人，都有“立场”，有谁如我似的是南北混合人呢。
可叹我们至今对自己的南北方城市知之仍少。据报载，美国科学院院士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1984年即译成中文，却十几年无出版社问津。这位美国学者我是知道的，我写《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和《京海晚眺》两书时，参考读过他的个人专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的中译本。中国人对自己城市的求知欲望，竟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让人脸红。如果中国永远农业立国，也就罢了。我们能永远湖广熟了，天下就足了吗？或者在武汉一立，便知天下事了？二十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如果我们不像熟悉农村那样地了解都市，或者不愿“读懂”京海、沪港这样的“双城记”，我们便无从完全地了解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复杂性。我研究京、海的体会是，这是中国文化本体内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演进模式，是因这块大陆的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可以远远地、冷静地比较它，更需微观地一个个作细部考察。但短期内这种差别不会消失，甚至在当今市场经济转型的新形势下，反而可能会扩大。比如，现在南方的朋友到北京，听说成箱买饮料竟会无人上门服务，觉得是天方夜谭。南方夜生活方式的迅速蔓延，也叫北方佬吃惊。最近听某位刚去过东北的南人说，这个老工业区、体育大省和笑星的重要产地，在一个时期里很可能要成为中国贫困的都市区域了。看了中央台关于沈阳采暖问题的片子，真正使人心酸。暖气的情况将来自会改变，但不容轻率乐观的是，要知道中国南方经济超过北方大省的时间并不是今天，而是在宋朝！历史，经常以活跃的“现在时”的形式出现。当然，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加有减。它惩罚无知者。
所以，我们对快要成为历史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城市，务要加强认识。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中国现代化深入到“城市化”的世纪，仅仅是了解京、海这样的“双城”已经不够。可以延伸到对大陆城市和大陆城市的比较，如北京和沈阳，西安和开封；还有沿海城市之间的比较，大连和广州，青岛和厦门等等。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应当有它的无愧的、博学的、有想象力的历史研究者和文学表现者。听说施坚雅的书，终于有大出版社愿意接纳了，可喜可贺，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早春（中国画）王承典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谐趣园
赶在文明单位验收之前（漫画）李天跃
本栏目作品主要由《讽刺与幽默》提供，同时欢迎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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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乡传来消息
家乡传来的消息，一位卓有成效的经济开发区书记，在他离任之后，办起了一件蓄念已久的公益事业，是十分了不起的事业，在开展之中，现在说它还早一点。但是它需要研究，也应该说起一点儿来了。
“使老有所安”，就是这样了不起的事业。这事可是千百年以来从未很好解决的难题。而这个朱书记明知其艰巨，却一鼓足气向它发动。我愿意写几句话，为他作宣扬。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他的作为能传遍天涯海角，从此发扬光大，直到以后能够给寰宇人类，以真正的老人晚年的幸福生涯。我祝他成功。
老年的问题是全世界共同的难题。老年人一年一年的衰弱，直至再不能自己帮助自己，最后衰竭不起，不管他当年曾经是如何的英雄好汉，到老年也会手无缚鸡之力，以至连给自己穿一件衬衫都很困难。他的呼吸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唉声叹气的程度，但是人还不死，还要活下去，甚至能活相当长的时间，还千方百计，要作出点有利于世道人心的事来。有的是一两个器官坏掉，但是其它器官还没有坏，且很好。不能说他怪可怜，他实在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种情况我过去是不了解，老到八十初也不了解，最近一场病下来我了解了，不过我知道的还是很不透的，我过下去还会有更深的了解。
天下子女，无不孝敬父母。不过到老人得了老年痴呆症，孝顺父母也得不到反应时，再孝顺也没有用时，那就是很为难的情况了。
也有残疾人，是治疗、教育、就业问题，自有残疾人协会，在进行着工作；还有神经病人，有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分析学家和专门医院对付；又有传染病患者，划出专门的病区，有医生和专业人员处理。他们的问题列入国家计划，不用我们考虑了。
而老人问题，和这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几乎是所有国家，所有的家庭，都可能遇到，家家都有自己的经，是不用协会来管，国家也不管的。我国所特有的是敬老院了。很普遍，有办得很成功的，但即使是很成功的，大多数还不太理想。一般都是接纳身边没有子女的老人。我的印象中没有太大的喜悦感。
人子之对于父母，或祖辈老人的，悉心照顾，心理学上的因素非常复杂也很困难。世界上的学问现在很多，新开辟的学科也无限量数，中国是有《孝经》这样的圣经的，就是没有“孝学”的这门科学。《孝经》不是科学，这门科学如能建立起来，是最大也最了不得的一个科学的高级学科。
朱书记的公司正在规划建筑物，但不知他对此事有哪些想法。我曾劝言不要场面太大。宁可小而精，举了蛇口的袁庚当年不要南头的一个半岛，只要蛇口的两平方公里，作为例子。他的公益中心一定要办得让老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丰满而愉快，堪为21世纪的最新鲜的有活力的卓越创造。
我将继续地写下去，这算是开篇第一节。我在想许多道理，这是一个对老年人来说也真正非常奇妙的世界。
（199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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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不可忘者”与
“不可不忘者”
范敬宜
不久之前，《辽宁日报》原副总编辑谢怀基同志，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了一篇杂文：《人到老年》，受到读者广泛好评。有的老同志把它复印了几十份，寄赠给老朋友；有的当子女的把它剪下，送给离退休的父母。一篇两千来字的短文，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实在很不容易。
我细读了这篇文章，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对离退休的老同志如何保持健康、平衡的心态，提出了许多实实在在令人信服的忠告。特别是讲到退下来的老同志要“看得惯、想得开、忘得快”，令人解颐。虽然这三个“得”已作为“口头文学”流传很广，但形之于文字和报端，似乎还是首次，因此，对多数老同志来说，还是“新鲜事物”。
我对这三个“得”中的前两个“得”———看得惯、想得开———是完全赞成的。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就是应该看得惯；对于个人的进退得失，就是需要想得开。但是对于“忘得快”，却觉得需要作一点补充，意思才能完整。
回顾人的一生，确实有许多事情是必须忘得快的。比如，曾经有恩于某人，有功于某事，有惠于某地，有怨于某时，都应该忘得快，而且忘得越快、越彻底越好，否则就会成为一种思想包袱，耿耿于怀，怏然不乐，影响身心的健康。如果出现这种挥之不去的难忘之情时，最好的疗法是采用一种逆向推理，比如：有恩于某人，就多想想自己不过是尽了一份心意；有功于某事，就多想想自己不过是尽了一份责任；有惠于某地，就多想想自己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有怨于某时，就多想想自己不过是历史大背景下的一个小波澜。常常这样想，心境就会豁然开朗，释然于怀了。
但是，有些事情却是不能忘得快的。比如，别人对自己的恩惠，就不能忘得快，忘了就叫忘恩；群众对自己的爱护，也不能忘得快，忘了就叫忘本；组织对自己的栽培，也不能忘得快，忘了就叫忘义；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乃至失误，更不能忘得快，忘了就叫忘过。总之，不能忘与忘得快是相联系的。不忘恩、不忘本、不忘义、不忘过，才能做到对个人的恩怨功惠忘得快。
《战国策》上有句话：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能有此胸怀，有此见地，实在令人敬佩。话虽不多，却够人受用一辈子。人到老年之时，俯仰平生，不可不把握这不可忘与不可不忘的辩证关系。
（原载《人民论坛》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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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说蔡元培之大
唐振常
蔡元培诞生于1868年，今年是他的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纪念，世俗所谓冥诞也。今年又逢两个百年纪念：戊戌维新和创办京师大学堂。蔡元培思想一变，始言西学，在甲午败后，虽未参与四年后的戊戌维新运动，甚至对康梁有过“不从根本（指教育）入手，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的批评，但毕竟接受了维新思想，进而倡言革命，毕生所求，在于促成中国的现代化。他是中国现代化的提倡者与实践者。京师大学堂为戊戌变法所倡办，入民国后为北京大学；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实际在校时间没有这么长），北京大学是他躬行实践其现代化主张的重要地方。他长北京大学的十年，是北京大学史上光辉的十年，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的十年，同是蔡元培光辉的十年。两个百年，一个百三十年，三个纪念欣逢同年，宜其盛大与隆重。但是，我还是持昔日所曾言：纪念有时而尽，研究则应无穷。只有认真研究，方能汲取。这里只说蔡元培。
蔡元培三字所包含的内容至深至广。十五年前写《蔡元培传》，写了十八万字，觉得意犹未尽，特在文末写一赞曰：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以美育代宗教，倡科学以救国；志在民族革命，行在民主自由。蔡先生而不名，学人亦兼通人。
这个赞里，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是连缀蔡元培自述和同时代人对他的评语而成。首句是他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引述吴稚晖评论他“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之说，以为“他的品评是很不错”。“无所不容，有所不为”是蔡元培学生邵力子对他的颂语。蔡自己于1912年发表《答客问》中，亦曾主张“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以美育代宗教》是他在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的题目，且多年力行，在民元教育部的大纲中即列入美育教育。“科学救国”是他素所主张。“志在民族革命，行在民主自由”，是周恩来挽蔡联语中句。蔡元培的学生、朋友以至不相识的人，都亲切地尊称之为蔡先生，从不举名，是以说“蔡先生而不名”。吴稚晖《四十年前之小故事》说，蔡元培认为，夏曾佑（穗卿）“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太炎）。枚叔仅学人。学人难，唯通人更难。学人唯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吴稚晖谓：“今即可以孑民先生之言，论定孑民先生。”当年缀连以上诸句，曾以为从待人接物，思想胸怀，到学术志向，救国抱负，以至于世人对他的景仰，可以说这几句话恰当如实，足以概括蔡元培了。今日抄录旧文，仍然持此看法，但觉诸端平列，画龙缺少点睛。此所未足，乃补说之。
画蔡元培，睛在何处？在“无所不容，有所不为”。换句话说，即一大字。蔡元培早年学生、以后多年的得力助手蒋梦麟说过，北大之大，由于有蔡先生之大。这句话说得很好，但他只就北大这么说，其实，蔡元培之大，包容了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由其胸襟之大，腹内包容了一个古今中外，使得他所从事的事业无一不大。北大只是一个典型。北大之前，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尽管为时很短，着眼就是容纳古今中外，以成其大。北大之后，他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实行教育改革，也在一个大字。尽管这个计划执行遇阻，他的思想出发点还是有迹可寻。以后创办中央研究院，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学术研究奠立了基础，更见他包容古今中外之大。
蔡元培之大，是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的思想内涵。一个陈旧腐朽的旧北大，被称为“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京师大学堂）其人员多出入妓院的旧北大，被他改造成为焕然一新的新学府，蔡元培之大，至矣尚矣。他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立足高，境界大，也正是中央研究院送他的寿联所说：“萃中土文教菁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蔓衍之物外”所颂，这正是包容了古今中外，所以蔡元培被北大教师称做古今中外派。他敢于让古今中外并存于北京大学，来一个大竞赛，其结果是新思想新文化战胜旧思想旧文化，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而蔡元培则为新文化运动之护法。更有甚者，他在北大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后来说过：“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说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因他这一提倡，北大研究马克思主义之风一开，风行草偃，他聘请来的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试想当日北京大学学术自由之风，兼容并包之象，蔡元培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世人怀念和景从。纪念蔡元培，要学习他的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蔡元培逝世于香港，他的坟墓至今犹在香港仔的华人坟场，香火甚盛。他在那里并不寂寞，而且有这位伟人长眠斯土，为回归了的香港增添更多的文化意义，自也很好。但是，让这位老校长魂归北京大学，会更显得堂皇正大。文末提此，以为前几年先此而发的迁墓建议作一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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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迟佚文的发现
罗维扬
《今古传奇》杂志社1997年11月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开笔会，住在久安公益事业公司下属的小莲庄招待所。我从墙报上看到徐迟先生的两篇作品，一篇是《家乡传来消息》，一篇是贺辞。它们均未公开发表过。我便抄了下来。据该公益公司的经理朱培德同志（即徐迟文中所说的朱书记）称，它们是徐迟1996年11月中旬所寄文稿。公益公司开办一年来，已初具规模，建有“江南水乡一条街”、老年活动中心（包括歌舞厅、棋牌室、图书室、戏迷角、两个门球场等），还有可接待中小型会议的“会议中心”。朱经理还说，徐迟的骨灰将安葬在南浔镇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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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吃鲫鱼说
冯骥才
鸡不能吃自家养的，鱼必须吃自己钓的。
前者的缘故是，家禽通人性，吃时下嘴难；后者的缘故是，钓鱼又吃鱼是双倍的乐趣。
深秋晨时，在水塘边摘一幽僻处，取香饵一珠，粘于银钓之尖，悄悄下竿于苇草间。水色深碧，鱼漂明亮，尖头露出水面，显得十分灵通。漂儿连着细如发丝一般的敏感的线，再接着埋伏在香饵中锐利的钩儿。少焉，鱼漂忽地一动，通报了水底的鱼讯。这时千千万万沉心屏息，握竿勿动，待这漂儿再动两下，跟着像出水的潜水艇顶上的天线，直挺挺升起来，一直升到根部。一个生活中那种小愉快将临的关键时刻到了。手腕一抖，竿成弯弓，水里一片惊慌奔突的景象。钓者最大的乐趣也就在这短暂时刻里。倘是高手，必然不急于把鱼儿提上来，而是用欲擒故纵之法，把鱼儿在水里拉近放远，直遛得没了力气，泄了气，认了头，翻过雪白的肚子，再拉上岸来。
当然这鱼既不是鲤鱼草鱼，也不是武昌白鲢。唯鲫鱼，秋日里最大最肥，而且吃饵的表现，是一种极优美的“托漂”。不像鲤鱼草鱼，吃食时横扫而过，把鱼饵吞下去一拉就走，鱼漂也被一同拉入水中，这称“黑漂”。黑，就是鱼漂在水面上一下看不见了。鲫鱼吃食要文静幽雅得多，它们习惯于垂头吸食，待把鱼饵吸入口中，一抬头，鱼漂便直挺挺浮升上来，就叫做“托漂”。天下渔人，一见托漂便知是鲫鱼；一见鲫鱼心中必大喜。唯鲫鱼之味才鲜美也。
若钓到半斤左右鲫鱼，勿烧勿闷，勿用酱油。鱼见本色，最具鱼味。
我家津沽，处处有水，无水无鱼。鲫鱼是最常见的鱼，多种烹调之法中，首推如下：
先把鱼除鳞去肠，收拾干净。愈是银光透亮模样，则愈诱人生出烹调的快感。然后将收拾好的鱼摆在案板上，反正都用刀背轻轻拍打几下。刚钓到的鱼，尽管已把腮片取掉，眸子仍旧闪闪发亮，时而还会扭动一下身子，把瘪嘴张成一个圆洞。鱼鲜肉紧，拍打几下，松其肉，烹煮时味道才好出来。拍打过后，放在油锅煎炸，微黄即止，取出晾在一边。
另取一锅烧白水。待水滚沸，投鱼入水煮将起来。待汤水见白，放入葱花，姜末，精盐，茴香豆，以及加饭酒。此中要点有三：一、必须等待汤水变白，再放佐料，汤水变白，是鱼被煮透的征象。倘若鱼未煮透，佐料的味道不能入鱼便被熬尽，失去佐料的意义。二、上述几种佐料葱姜蒜盐和料酒必须同时放入。倘若有先有后，先入者则为主，味道则必不能丰富。三、加饭酒必须是绍兴出产，防止假冒，一假全糟。这样，一煮便要十分钟，煮好即成。
煮好的鱼，分做一菜一汤。
先说菜：用一上好青花瓷盘，将鱼摆好，再把汤中的嫩绿葱花摆在鱼腹上作为装饰。不须再加任何佐料与附料，只备一小碟老醋在旁，属于蘸用的调料。小碟应与盛鱼的青花盘配套。醋要选用山西或天津独流的老醋为佳，不要加辣。一辣遮百味。
再说汤：锅中鱼汤，盛入小碗，再备瓷勺一只，也应与青花盘配套。若桌布也是青白颜色，则会为这绝好汤菜更添兴味。汤中应加调味品，便是胡椒。
菜以醋调味，汤以胡椒调味，以示区别。然胡椒与醋，都是刺激食欲的开味品，不败鱼味，反提鱼鲜。
食之时，盛精米白饭一小碗。一边吃饭，一边吃鱼。白米饭亮如珠，鱼肉晶似玉，鲜美皆天然。由此可知，一切美味，皆是本味，犹如一切美色，皆是本色。故此鱼之美，胜于一切名师御厨锦绣包装也。
饭菜之后，便饮鱼汤。汤宜慢饮，每勺少半，徐徐入口。鱼之精华，尽在汤中。倘能从中品出山水之清纯乃至湖天颜色，不仅是美食家，亦我此汤之知音者也。
我生来心急怕刺，吃鱼不多，唯此样鱼，却是家常喜爱食物。一是鲜美滋味，天下无双，二是自钓自吃，自食其力，自食其果。我人生中最喜欢尝到这种成果。
君若有意，不妨照方一试。但别忘了，不能不钓而吃，而是先钓后吃。自钓自吃，才是此种美食之要义也。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
艺文短波
▲《成山，世纪之航》暨成山经验研讨会在京召开《成山，世纪之航》暨成山经验研讨会于1月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成山，世纪之航》是作家朱建华近年来继《托起明天的太阳》、《巨舰驶向海洋》、《STAR—90之谜》、《共和国的女部长》等报告文学作品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又一篇报告文学力作。作品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山东成山橡胶集团在市场经济海洋搏击风浪，战胜困难，走向成功的非凡经历，塑造了一批“永争一流”的开拓者的形象，为弘扬成山经验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教材。与会专家认为：朱建华的作品往往以气势宏大见长，贴近生活，直触我国工业经济及科技领域的热点、焦点问题，推出了一批在困境中艰难奋进的鲜活的人物。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阶段，作家应关注现实，增强责任感与参与意识，创作出鼓舞人心的作品，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化工文联主席李士忠，《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谢宏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前）
▲《铁血之旅》研讨会描绘中原油田西部钻井工程公司英雄业绩的长篇报告文学《铁血之旅》在《当代》1997年第五期推出后，引起广泛反响。日前由《当代》杂志、中国石油文联等单位联合召开作品座谈会。与会者认为，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变中，工人阶级勇往直前的英雄本色和继承铁人传统、无私奉献的精神。（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