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普通市民的感受
本报记者 刘莉荔
隆冬时节，记者踏雪采访了北京东城区安德里和交道口居民区的部分居民。他们的生活变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使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改革开放20年所带来的巨大实惠。人民富裕，这一萦绕中华民族心头千古不灭之梦，已从昔日的希冀变为今日的现实。
最大的实惠之一：住房的改善
人的居住问题，几乎是一个与人的历史一样古老的问题。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的最大的实惠之一，就是住房条件的改善，质量的提高。
家住交道口菊儿胡同的李福增老人，说起住房变化真是一肚子的故事。老人从1945年就一直住在这儿的一座明代家庙里。当时，这个大杂院住着24户人家，房屋破旧不堪，冬天难以御寒，夏天热似蒸笼。还有一件谁提谁堵心的事，就是这院子太洼，比胡同低一米多，一下雨屋里就积水，就得大盆小罐儿地接水。老人说：“我打小就跟郭启儒先生学说相声，别看每天出门老逗人家乐，一回家，想笑都笑不出来。”
如今，老人曾住过的破旧不堪的大杂院早已变成了漂亮、有古都风貌特点的楼房四合院，这位胡同住房变化的见证人，也住进了三居室。这只是改革以来，千万广厦中的一家。
了不起的奇迹：从吃饱到吃好
中国人已经穷了几千年，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成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星移斗转二十载，我们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告别了经济紧缺，绝大多数中国人跨越了温饱，其中一部分人正大步迈向小康。
贾素梅老人讲起吃饭的问题最有感受，她说：“过去我们挣的工资只够糊口。那时国家搞计划经济，咱老百姓家里也得计划计划，花钱要计划，吃饭要分份。我们俩每月几十元工资，先得把粮、煤、房钱扣出去，省吃俭用，一个月能省出三五块钱就不错了。那时实行票证供应制度，买什么都要凭票凭本，没有票证几乎无法生活。过年凭票供应二两瓜子，半斤花生，生孩子才给3斤鸡蛋，为买只鸡要从东城跑到西城。蔬菜品种也很少，只有白菜、萝卜、土豆三种菜，一年四季不换样，那时餐桌上有肉就算改善生活了。如今里脊、排骨成了家常菜，市场上鸡鸭鱼肉整日鲜活，任你挑选。过去发愁的是没的吃，现在发愁的是怎么吃。”
张秀兰大妈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说：“过去家里孩子多，粮食又是定量，不够吃，又没有什么菜，有咸菜吃就很不错了，用盐水蘸窝头吃是常事。我不敢多吃，尽量让孩子和老伴吃，这样天长日久，身体难以支撑，因严重缺乏营养而患病。年轻的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家冰箱什么时候都是满满的，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真是老了老了，福气来了，我们全家都念党的好政策———改革开放的好处。”张大妈兴奋地对记者说，满脸笑容。
旧“貌”换新颜：从单一到多彩
有人说，衣着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再没有比服装变化更能勾勒出老百姓20年的变化。20年前，不论城乡，也不论男女，穿的都是单调的“蓝、灰、黑”。如今色彩缤纷、款式多样取代了单一色调，“一衣多季”变为“一季多衣”，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穿得漂亮，而是追求更新更美，更得体，更舒适。
前鼓楼6号院宋棣老人，退休前是小学校长。古稀之年的宋棣老人指着身上穿的桔红色毛衣自豪地对记者说：“这是纯羊毛的，可暖和了，去年我还买了一件1000多元钱的羊绒大衣呢，穿上就是好看。现在是什么衣服都有，多少年也穿不完。20年前，出门有一件衣服穿就成。孩子穿的衣服，不是用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是拣哥哥、姐姐的。有一次，小儿子问我，他怎么总是拣姐姐的衣服穿呀，我当时被问得直发愣，只好哄着儿子说，等他什么时候个子长过姐姐，就不用再拣姐姐的衣服穿了。”
现在的老百姓真是幸福，吃得好，穿得也讲究起来了，不仅讲究穿着式样，还要追求高档、名牌，追求舒适。
老百姓的衣食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20年的变迁，成为改革进程的一个缩影，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细细体味，都会深切感受到这20年的历史巨变。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编者的话
改革的成就就在身边
20年的历程，弹指一挥间。
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20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的历史条件下，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质基础不断丰厚，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经济发展之快，社会变化之大世所罕见。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复兴的脚步声震响环宇。
20年来，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变美了，楼房变高了，街道变宽了，环境变漂亮了……绝大多数群众的钞票多了，居室宽敞了，服装时髦了，餐桌丰盛了，再不用为吃穿不够而发愁，再不用为几代同住一室而尴尬，再不用为营养不良而苦恼。凭票供给、定量供应、排队购买已成为历史的记忆，物质的丰富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眼前的现实。
20年来，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人们可以尽心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点和情趣去装束。在人生的宝贵时光中，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旅游、社交，去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
20年的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民以最大的实惠。对于2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人们有讲不完的故事，举不完的事例，道不尽的感慨，掩不住的喜悦。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被采访的普通老百姓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告诉记者，讲述着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既平凡又不平凡，反映了20年的变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光辉。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慕田峪村的变迁
本报记者 周朗
位于北京怀柔县的慕田峪长城，依山就势，起伏连绵，是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每年来这里的游客达110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约占10％。
慕田峪村就坐落在慕田峪长城旅游景区内。11月19日下午，我来到这个村。村子不大，只有150余户人家，农业人口352人。因地处山区，耕地不多，村里的人过去以林业为主，此地盛产板栗、核桃和梨。
村党支部书记、村经济合作社社长赵志魁介绍说：“我们村是1984年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和树都分到了各家各户。就在那一年，县里决定建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开始，村民（包括有些村干部）没有认识到建旅游风景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看到规划建设要占一些地、毁一些树，抵触情绪很大，生怕旅游业的收益没得到，还失去了原有土地和果树的收益。谁知道，这旅游一年比一年火爆。现在，全村的人家都参加到旅游业里了，日子越过越好。生产队那会儿，我们村年人均收入不过二三百元，到1996年，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去年是7800元，今年的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但可以肯定要高于去年。村集体经济依托旅游服务业也得到了发展壮大，每年可收入70多万元。村里已不再向农民收提留款，还兴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如改造村道，美化环境，维修学校，等等。说党的富民政策好，我觉得首先是解放了村干部和村民的思想，使我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就注意眼前一点利益，现在则把目光放长远了。我们已不满足于拿几个死钱，而是要参与投资、管理旅游项目，从租赁、入股到合作开发，敢于承担风险，争取更大收益。”
今年45岁的李凤海，担任村经济合作社副社长。他说，“我原来是生产队长，整天带头苦干，一年收入也就200多元。可去年，我家人均收入达到8000元。在村里这算中等水平，可和过去比强了不知多少倍呀！话说回来，分田分树到户时，我心里真不好受，慢慢地思想才转变了。看看如今，我们村粮多了，果品多了，挣钱的路子也多了，真是要感谢党的好政策！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不会在这儿建旅游风景区，五湖四海的朋友也不会来，我们就富不了这样快，这个道理，现在连老太太也懂得。就说我母亲，她是个要强的人。我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他是个三级残废军人。那会儿我们家8口人，全靠我妈勤俭持家，一年到头发愁粮食不够吃，我妈总是最后吃饭，剩多少吃多少（说到此，这个憨厚质朴的汉子眼圈红了）。如今，我们兄弟几个日子过得不错，都盖了新房，两个弟弟还各买了一辆汽车。但我妈坚持不要儿女的钱，要自食其力。1985年，老太太领了营业执照，到风景点摆摊经商，十几年下来，她学会不少英语呢。”我听得有趣，便请李凤海带路，去看看他妈———那位会说外语的老太太常淑珍。
常淑珍家的院子不大，干干净净，房子和儿子家高大宽敞的新房相比，显得低矮陈旧些。老人听到声音走出屋，迎接我们这伙不速之客。这老太太，还是小脚呢！她个儿不高，满头白发，满脸皱纹，透着和蔼慈祥，穿着家常衣服，整整齐齐。一问年龄，71岁了！寒暄着，我们一起进了屋。屋里摆放的多是老式家具，擦得一尘不染，躺柜上放着一台大彩电。
老人讲：“生产队那会儿，我和几个大孩子在队上挣工分，一年分的粮食得搭上半年菜才够吃。改革开放后，这儿成了旅游区，村上不少人都办了营业执照干小买卖。老头儿说，庄稼人干什么买卖呀，不愿意。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见别人做买卖挣了钱就动心了，再说自家产的果子也吃不了，于是也办了个执照。开始真是张不开嘴，可一来二去也就习惯了。来慕田峪长城的外国游客多，要挣他们的钱，就得会几句外语。我拉下脸跟年轻人学，现学现用。有时带外宾来的导游、翻译还给我纠正发音，或者告诉我，这样说不对，应该怎么说。这屋里的大彩电、那屋里的大冰箱，都是我自己挣的。不是孩子们不孝顺，而是我做惯了，闲不下来。现在日子太平了，我吃的好，住的暖，心里可踏实了，晚上睡觉都安稳。”
告别了老人，我离开了慕田峪村。想到这个村在十几年里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很有感触：慕田峪长城几百年就立在这儿，农民们祖祖辈辈就守着几亩地几棵树生活。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才使他们告别了旧的生活方式，过上了蒸蒸日上的好日子。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王思斌的治学路
岳喜桥
一九四九年，王思斌出生在河北交河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大学充满了憧憬。他学习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被老师视为上名牌大学的“苗子”。突如其来的“十年浩劫”打碎了他的大学梦。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王思斌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临。他凭自己的勤奋搭上了高考恢复的头班车。一九七八年初，他以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开始，王思斌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为适应社会对学术的需要，王思斌加入了社会学研究队伍。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他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教授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其间，也亲耳聆听过费孝通教授的教诲。雷老严谨治学的态度，费老为改善老百姓生活而奔走呼号的形象始终激励着他前行。毕业后，王思斌留校任教。
一九八六年，三十七岁的王思斌被任命为社会学系副主任。作为系负责人，多年来他为“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不知多少心血。令他欣慰的是，这个新专业从无到有，终于蓬勃地发展起来。他也开始了对社会工作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工作及社会政策的论文，作为专家参与了一些社会政策的制定。
北大用肥沃的土地滋养了无数学者，同时又用无形的压力要求他们不断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为回报。从一九八六年起，王思斌参加和主持了国家社科“七五”重点课题、国家教委“八五”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十几个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同时笔耕不辍，发表论文近八十篇，著译作品近十部。由于他的教学科研成绩突出，一九九三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一九九四年被评为应用社会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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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俺家出了
三个大学生
王忠芳 口述 王爱民整理
我叫王忠芳，是怀柔县城关镇郭家坞村农民。改革开放20年，我家出了3个大学生。有人说我们家风水好，其实我心里最明白，要不是赶上好时光，我们家不会有今天。
我们家是郭家坞的老户，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全家人就都是“睁眼瞎”。我打小就羡慕识文断字的人，可我们家穷，没钱供我念书，十一二岁就被日本鬼子逼着去修炮楼、挖大沟。我的三儿一女都生在新社会，我和孩子他妈立志要把四个孩子培养成文化人儿。但立志归立志，生产队要是不解体，招生办法要是不改革，我儿子学习再好也上不了大学。
生产队时，我和妻子都是村里的好劳力，一年到头起早贪黑挣5000多个工分，年底分红还得倒欠生产队几百块口粮钱。孩子上学买笔买本儿就靠卖鸡蛋。一到交学费，我和妻子都要盘算半宿，为钱发愁。按当时的条件，不要说供孩子上大学，就是供他们上中学都费劲。再搭上那会儿时兴推荐上大学，老师教书不卖力气，学生念书也不认真，我儿子也受到影响。有一回老大革华拿回一张63分的卷子，我问他为啥没考好，他说：“学习好坏没有用，交白卷也能上大学。”儿子不争气，我真想揍他，可一想这也不能怪孩子。晚上我把孩子叫到一块，跟他们说念书的重要，直说到老大革华含着眼泪认了错儿。
1978年恢复高考，我们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几个孩子都暗暗使劲，一定要考上大学，为老师和爹妈争口气。1979年老大革华以全县总分第一名，物理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系，1981年老二革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发送系，1986年老三革新考上中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全县都出了名。三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农村搞改革，我们家分了两亩口粮田。我和妻子利用早晚时间伺候地，打下的粮食不仅够自己吃，而且每年还能卖500多公斤。孩子他妈还在自家院子里养了几头大肥猪，100多只下蛋鸡，又买了一台轧面条机加工面条。我有电工手艺，在村里看水泵，再挣一份工资。我和妻子尽管一年到头不得闲，但总归有了来钱的道儿，三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有了着落。
孩子们也很懂事，不跟别人比吃穿，只跟别人比学习。老二革民上大学了还穿上高中时的衣服，里面绒衣长，外面褂子短，他和同学去八达岭玩儿，看到照片才发觉自己的衣服太寒碜，打那以后，他在大学期间没再照过相。老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班干部，大学快毕业时他考虑家里的负担，跟我商量不念研究生了。我立马儿告诉他：“念！钱是我考虑的事，你只管念书。”三个孩子在大学里个个品学兼优，都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给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革华已经研究生毕业，分在农业工程研究院，当上了能源所所长，高级工程师。革民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县电视台，也是高级工程师。革新大学毕业分到北京市住宅总公司，是个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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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薛天利阿訇
本报记者 杨立新
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有一位来自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他就是北京牛街礼拜寺的伊玛目哈吉·伊卜拉欣·薛天利阿訇。
薛天利阿訇是北京大兴县人，今年65岁。1950年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并从事宗教事务。1981年，他有幸成为刚刚复校的中国伊斯兰经学院的第一批学员，并参与了该院《古兰经》出版的校对工作。1982年，薛天利来到牛街礼拜寺后不久，就被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授为阿訇，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1994年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他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朝觐，终于成了一名念、礼、斋、课、朝“五功齐全”的阿訇。现在，薛天利阿訇在处理好牛街礼拜寺日常教务的同时，还作为宗教界的代表参政议政。1991年，他被选为宣武区政协委员，并历任两届宣武区政协常委，去年又被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积极协助政府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充分反映穆斯林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同时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向穆斯林群众讲授经典，努力探索一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路。
谈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宗教政策带来的变化，薛阿訇颇为动情。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先后两次对牛街礼拜寺进行大规模的维修。1979年国家为重新开放关闭10年之久的牛街礼拜寺，耗资四五十万元进行维修，仅大殿内的《古兰经》金箔就用去黄金2500克。1996年为庆祝牛街礼拜寺建寺千年庆典，国家又拨款300万元进行维修和建设。目前牛街礼拜寺已由过去影响仅及北京一地，变成了全国乃至世界穆斯林争相礼拜的场所，1994年以来共接待126个国家和地区3万人次的穆斯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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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填写问卷 回味变化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安皋镇党委、政府就改革开放20年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精心编制成问卷调查表，于11月中旬在全镇开展“20年农村改革开放成就问卷调查”活动。农民通过问卷中列举的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10个方面的新旧变化对比，切实感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带来的实惠。图为该镇牛庙村群众正在填写问卷，回味变化。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委 李忠 刘长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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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翦英海成就实业梦
本报记者 赵蓓蓓
翦英海属虎，今年36岁，是拥有26家控股、参股企业（总资产26亿元）的民营企业家、北京华普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可就在上一个虎年，翦英海还不过是个不怕虎的“牛犊”。那年年初，不到24岁的翦英海，只身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特区去闯荡。一年多后，他回到北京，腾出了家里的一间房，办了张“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地区英宝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部”的营业执照，凭着他在无线电技工学校和电大学的电子方面的知识技能以及在深圳搞贸易积累的经验，开始了他的“个体户”生涯。
“我初中毕业时恰好是1978年。我们国家刚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注意搞经济建设了。那时人们的工资大都很低，人很穷，我的家境也很贫困。父亲‘文革’前是小学校长，‘文革’开始后就挨斗，在一制鞋企业‘劳动改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职务。为了早点儿挣钱，我在五中毕业后没上高中，直接上了无线电技工学校，因为技校每月可给18块钱和一张4块钱的通用月票。”
翦英海刚“下海”时是东华门地区最早搞计算机技术服务的“个体户”。开始雇了个人，干了一个月人家嫌“庙”太小就走了。后来，翦英海靠倒卖软件，修电器，做电路板等挣了点儿钱，便找了家挂靠单位，于1987年5月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北京华普技术公司，并担任经理。翦英海觉得华普这名字既大气又不张扬，其中也蕴含他的理念：实业报国。要振兴中华，就应兴办、普及实业，真正从实处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994年成立的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注册资金已达3．5亿元，成为一家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其业务涉及房地产开发、金融、高科技、商业、服务业、农业等领域。
谈到这些年的历程，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翦英海深感今非昔比。他说，如今个体、私营者的融资渠道，社会认同感等经营环境、条件比十几年前大大改善了。刚干个体时，老想着我是个体户，压力大，总夹着尾巴做人。对亲戚、朋友、同学也不太好说。别人心里总有看法，觉得好好的工作不做，干嘛干那个！当初到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不行不行，怎么能贷给你呢！现在跟银行打报告，可打上亿的贷款申请。我们最近的新项目，5个多亿的投资中，就有2亿银行贷款。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那时经营方式、内容、范围受种种限制，如名字不能叫公司，只能叫站、所、部，且前面必须加地区，现在只要不重名，随便起；原来只能干专项，现在只要符合国家政策，有能力，什么都能做。原来明文规定雇工不能超过8个，现在已无这种限制。如今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经济运作也比以前规范得多。
尽管走过的道路充满风险和坎坷，但翦英海仍感到很幸运，与父辈相比，他认为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连技术员都没当多久的毛孩子能有自己的公司，且发展得这么快，翦英海始终心存感激。在他看来，1978年底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党和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从允许发展到适当发展，到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从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到肯定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变化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