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寻找
高凯明
离乡三十年，很少回家，这次归来，正遇国庆节，一大早便与小学时的老师同学相聚一堂。席间，有人无意中提到了朝霞的名字，我眼前即出现了一个极清瘦极靓丽的女孩形象。我急忙打听她的下落，得到的却是大家的沉默或摇头。饭后，小学的班长、现在林业局供职的玉娥对我说，二十年前，她在沂蒙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教书时，曾听说过有个叫朝霞的，不知道她是不是老同学？我说，国庆节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干脆来个深山寻芳踪如何？
我与朝霞相识，是三十九年前的事。那时，我大哥是公社秘书，而他的顶头上司——公社书记便是朝霞的父亲。有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发现家中仅有野菜汤的餐桌上多了一个穿花褂的女孩，女孩白皙清瘦，椭圆形的脸蛋上长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全身透露着一种乡里人见不到的高雅气质。姐姐告诉我，她叫朝霞，是来公社小学插班读书的，她父亲下乡了，她中午就在我们家吃饭。
小车沿山路盘旋，路旁野花凄迷，小蜜蜂正忙着采蜜。
“小小萤火虫，打着一个小灯笼，飞西又飞东……”
我耳畔蓦然传来一阵童声合唱，这是朝霞教给我们的歌子。她来我们班后即当上了文娱委员。她的歌喉是那样的美，她教歌的样子是那样的美，她的美就像一只萤火虫，在我记忆的夜幕上划下了一道闪亮的弧线。这弧线，在我童年暗无色彩的贫穷生活里，成了一个亮点。也正是这只明明灭灭的“萤火虫”，在我后来的生活中，不停地挑拨着我的创作灵感，使我写出了不少反映故乡的作品。
小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驰，终于在玉娥当年工作过的小山村停了下来。下车后，我们逢人便打听朝霞的下落，结果却是这里根本没有叫朝霞的人。我们正要离去，一个小伙子跑过来告诉我们，他的一个表姐叫朝霞，不过，她不是这个村的。
按小伙子的指点，我们的小车又开始了翻山越岭。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十分干练的女人。不过，她不是我们的老同学。望着这位脸上已经出现了皱纹的女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我忽然想到了《塔里的女人》这篇小说。
玉娥说，你不用讲了，这篇小说我看过，讲的是一个男人历经千辛万苦，当他终于找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女人时，这个曾是如花似玉的女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妪了。玉娥说，这个事实是有些残酷，但你怎么就断定我们的老同学会变成《塔里的女人》中的女人呢？即使真是这样，我们也要面对她，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小说里……
小车又继续在山路上颠簸。我们又打听了几个村子，仍无老同学的下落。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我们决定打道回府。我们来到一个路边小食店，准备吃了晚饭再走。刚一坐下，一位气质清纯的姑娘便前来为我们倒茶。
买单时，那个气质清纯的姑娘边收钱边说，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叫朝霞的女人呢？我说是呀，你怎么知道？她说，刚才你的话我都听见了，要不要我来帮你打听一下呢？我说，那太好了。我给了她一张名片，让她有消息便打电话给我。
在我们上车时，姑娘又忽然走过来说：先生，我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呢？我点了点头。路上，姑娘告诉我们，这小店是她家开的。她的家在前面的一个小山村里。因小店生意兴隆，平时难得回家，今天是国庆节，又逢母亲生日，她要回去为母亲祝寿。
小车在一个绿树环抱的小院前停了下来，姑娘硬要我们到她家喝杯茶再走。
这是一个小康之家，从五间宽敞的新瓦房可以看出。小院中，一位农妇正在剥花生。见我进来，她起身招呼我坐。我打量了一下她，约有三十多岁，眉目十分清秀。这时，姑娘提着茶壶从屋里走出来，说：这是我妈，你们要找的人问问她也许会清楚。我对姑娘说：这是你妈？看不出来，我还以为是你姐呢！姑娘说，难得您这么认为，我妈快五十岁了！她对农妇说：妈，客人夸你年轻呢。
说话间，玉娥走了进来，她一见农妇，便不由地睁大了眼睛：朝霞！农妇也像是一下子认出了对方，说：我觉得你也面熟呀，你是谁？玉娥说：我是谁你别管，你认识他吧，他可是从广州来的客人呀。朝霞看了我一阵子，摇了摇头说：像是在哪里见过，可一时想不起来了。
望着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的老同学，我激动极了，我为路上产生的某些想法而羞愧。是的，岁月催人老，苦难的日子亦能加速人的老化，而美好的生活，不是也能使人越活越年轻，越变越美丽吗？
夜幕开始降临，不大一会儿，一只打着小灯笼的萤火虫从山林中飞进小院，在瓦蓝瓦蓝的夜幕上划出了一道金色的弧线。伴随萤火虫到来的是带着凉意的夜风，风里有我童年的梦、思乡的魂呀。
第8版(副刊)
专栏：
少女之春（摄影） 杨振峰
第8版(副刊)
专栏：
副刊“乐凯之光”摄影优秀作品奖名单
获奖篇目 作者 发表日期
龙腾万里 沈志刚 4月24日
牧归 王兴叶 5月2日
曲径 朱云帆 5月9日
工间小憩 王英文 5月15日
春城之恋 阳举文 5月21日
回延安 王天育 5月23日
我们，一起走过 燕平 8月13日
山村学子 姜天华 9月18日
鸟趣 陈景峻 9月25日
夕阳红 袁效贤 10月16日
第8版(副刊)
专栏：
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
——访作家陈忠实
高晓春
陈忠实，中国西部文坛代表作家之一。1942年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蒋村，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以来发表中篇小说九部，短篇小说八十余篇，还有报告文学、散文等。其中九部作品获全国及各大刊物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高：您自己说，您是在一种十分沉静的心态下写作《白鹿原》的，请问您是如何把握这种心态的？
陈：《白鹿原》一共写了四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始终与书上的故事和人物保持着一种距离和一种完全理性的思考，因此进入了这种沉静的写作心态。
这种写作心态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故事中的那段历史已经过去。比如《白鹿原》描述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代中国人，包括当代作家，一般来说都能脱离个人的情感因素，都能采用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原因之二是我完全处于一种艺术创作的心态。在写作开始，我就有了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要体现恩格斯所讲的现实主义创作原理的精髓——我所编织的故事要完全让人物自己去说话，作家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情感，应全部付诸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原因之三是处于一种对自身生命的感受。我写《白鹿原》时四十六岁，完稿时五十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五十岁是老年人的界线了。在跨入老年这个行列后，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体现我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
高：文学与现实、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陈：每位作家都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以前我们遵从毛主席的教导：作家要深入生活，直接到基层去体验、感受生活。这揭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作家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那时候提倡的是作家直接到生活的某一具体场地去深入体验，比如到农村、到大工厂、大工地，现在仍有一部分作家这么做（挂职锻炼）。我以为作家深入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另一种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这两种都是可取的，作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
至于历史，我们只能间接地去体验、感受了。把握历史，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关键在于要有一定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住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真实。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从“文革”时期的“本本主义”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喇叭裤，再到如今的信息时代，无不是人的心理秩序的打乱、重组、适应、平衡、又打乱……的过程，从这个层面讲，所谓历史，就是人的心理秩序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寻找到新的平衡的历史。感受历史，就应该是把握住那个时代社会心理的真实。虽然对心理真实的感受因人而异，但从根本上说人性是相通的，因为人性是沟通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最基本的支点，也是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的情感的最基本的支点。我们为什么喜欢外国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读书，能够感受到于连的情感、安娜的情感。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它不应该给读者带去阅读上的障碍，它应该与阅读它的每一位读者沟通。如果达不到这种沟通，只能说是作家的感受层次浅，或者说是艺术的表现能力差。
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部好作品就应该在阅读过程中，完成作家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
陈：从作家的角度讲，他把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对艺术的创作理想诉诸文字之后，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与同时代的人，甚至与未来时代的人完成一种沟通与交流。而读者读书的目的——如果他经历了书中所描述的生活，他所经历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这部书得到验证，并且在更深层次上给了他启示，他们了解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也了解了作品中的历史。那么，他就肯定了作品中的故事，并且在心里肯定作品，欣赏作品，从而，完成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家永远不要抱怨读者，作家只能努力加深对生活的体验，争取从生活体验进入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心灵体验，争取读者的最终认可和接受。作家其实就是活在读者这片土壤中的，读者不喜欢你的书，你所创造的价值就自然会被否定，尽管这是很残酷的。
第8版(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征文
为了汽笛声响
杨润身
金秋十月，太行山麓平山县小觉镇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我满怀激奋，直奔小觉镇去感受那里的沸腾、蓬勃。
六十二年前的金秋十月，一支披带着“八路”臂章的抗日游击队解放了小觉镇，小镇群情激奋，锣鼓喧天。欢乐的锣鼓声中也含着悲壮、沉重，一批英勇的抗日游击队员为解放小觉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今日的小觉镇虽然没有了锣鼓声，但却如锣如鼓一样地震撼人心。朔黄铁路要穿越平山通过小觉镇，铁路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它会使祖国更加富强，小镇更加繁华。为了修建铁路，小镇的父老乡亲克服了各种困难，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小镇多山，二百三十四户人家，八百四十三口人，仅有耕地三百零七亩。而修铁路就需占地二百四十亩，余下的耕地人均不足一分。七十三户人家舍弃故居老井，而无尤无怨。何汉禄老哥家居祖辈留下的十余间房舍，他已八十九岁，行动不便，抗日战争中，他被晋察冀军区授予“爆炸英雄”称号。他四处埋设地雷，甚至在自己的房前屋后都埋下地雷，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不敢入村。他把老屋看作自己的光彩，想起就喜，看到就乐。我问他，舍得告别老屋吗？他傲然地双手放后，笑着说：“我第一个拆房毁家，我盼铁路盼了几十年，到底把铁路盼来了，明年新中国五十大庆，我就可以听见汽笛儿响，我就可以带上孙子们坐火车去游省城逛北京，你说我舍不舍得告别我的老屋？”五十七岁的何庆法，一家五口人，只会在三亩多责任田里刨食，一家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建起三间壁贴瓷砖的新房，刚舒适了没几天，就不得不向新房告别。我问他怕不怕困难？他笑笑说：“汽笛响了，国家强盛了，咱也就富裕了。将来再建的新房，准会超过我拆的新房。眼下一星半点的困难，挂不到口上。”五十四岁的梁拴妮，儿子还小，丈夫在外地兽医站工作，工资只够自己糊口。梁拴妮托改革开放之福，以四间老屋开设了便民小旅店，三角、五角、六角地积蓄，省吃俭用得不能再省了；儿子从小到中学毕业，她未给儿子买过一根五分钱的冰棒吃。她用十五个春秋的积蓄，把四间老屋扩建成为八间壁贴瓷砖的新房。可是，为修铁路，刚刚竣工的新房就要舍弃。我问她，告别这来之不易的新房哭不哭？她爽朗地笑笑，伸手指向白茅尖山隧道洞口，昂扬地说：“老杨哥，你去看一看修铁路的工人们的精神，咱能为自个儿的几间新房哭哭啼啼？”
白茅尖隧道洞口洞内，处处沸腾，每一声炮响，每一粒石子，每一张脸都熠熠闪光。打透近三千米长白茅尖隧道的是铁路五局四处三队的员工，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牺牲在白茅尖山上的烈士们的乡亲。成昆、京广、湘黔、川黔、柳枝、南昆等铁路上留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勇敢的足迹，可歌可泣的光荣。一个又一个样板工程在赵利坤的指挥下胜利竣工。为了修铁路，他一连五载不返乡里。父亲患病，母亲希望他回家看看父亲，可他一心牵念着铁路，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求得父亲的谅解。父亲病愈后赶往工地，见儿子那么艰苦，连吃水都要到三里远的山下人背马驮，就要儿子返回故乡，说他可以给儿子找一个只坐沙发的轻松工作。可是，赵利坤却偏不要“轻松”，而要死守“艰苦”，硬是含泪送走了父亲。李荣茂已经拼搏了三十多个冬春，还不肯下阵。排除塌方，他奋勇向前，脚被砸伤，人进了医院，心还在隧道。医生要他住三个月医院，他只住了一个月就不辞而别，拄着拐杖返回隧道，带领新工人连续作战，他的一只脚却留下了终身残疾。为了不耽误施工，何小斌等青年工人在工地上举行了极其简朴的婚礼，没有红花，没有喜字，只同远来的新娘同饮了一杯喜酒。
去年，他们在小觉镇西白茅尖山下安营扎寨，打透白茅尖隧道时，正值数九寒天，手难从衣袖中伸出，洞门又是危岩地段，困难重重。但是，为了新中国五十周年大庆通车，他们不怕双手冻裂，在滹沱河里破冰取水，在铁桶中加热，用玉米秸烧火为混凝土防冻，在洞内日夜苦战，终于创甲级优质工程，受到上级好评。
铁路员工们还满腔热忱地为小觉镇乡亲们解决困难：中学师生饮水困难，他们想方设法为学校打了一眼水井；乡亲们的引水渠渡槽破损了，他们主动将渡槽修复；为解乡亲们的少地之忧，他们抽暇为乡亲们在河滩里垫出二十多亩土地，并准备再为乡亲们垫出四十亩土地……
汽笛声，扬着奉献者们崇高精神的汽笛声，即将在故乡响起，我仿佛看到了满载货物的列车从小觉镇边隆隆驶过，看到了故乡的美丽繁荣……
第8版(副刊)
专栏：
老屋
峭岩
我的老屋，已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一栋新的砖木结构的平房。
在我阔别故乡十年后第一次回去时，我不禁思绪万千。为什么相距五百里的路程，竟然走了十年？这其中滋味今天品咂起来，仍有许多酸苦溢上心头。
我出生在唐山市郊区一个叫前仁里的小村，养育我的老屋，是一座三间式结构的平房。大伯住东房，属于我家的只有西房。自从父亲参加了抗日工作后，便与母亲分了手，后来，母亲也改嫁他人。
记得1958年，我经过失学、失业的波折之后，从县城回到家乡，我便成了这间老屋的唯一主人。那时，父亲与后娘在县城工作，已有儿女，哥哥参军在部队，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随母亲改嫁在王姓家里，对房产的争执几乎没有，这间老屋就成了我的归宿。它是三间连顶的一间，东边的那间属伯父所有，中间是过道，西边的那间就是我家的祖传遗产。它破旧不堪，木门扭曲着，墙壁上的白灰已脱落，屋顶天棚上的芦苇和泥巴时不时地掉下来。夜晚，老鼠从地洞里钻出来，满屋子跑，几次咬了我的耳朵。在这个夏不遮雨、冬不挡风的老屋里，我清苦地过了一年多的平静生活。那时，我天天与书为伍，苦读诗书，在老屋里摆起书架，把所有的书摆在炕头上的一条长木板上，营造一种艺术氛围。在老屋里，我还完成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与妻在老屋里忙碌家务，用仅有的钱打了两扇玻璃窗，翻新了两只木箱，粉刷了老屋的墙壁，我们的生命与老屋焊接在了一起。
那年，生母改嫁后的王姓丈夫得病死了，我将无依无靠的母亲及弟妹接回来，住进大伯家的一间正房里，母亲靠大队发的口粮生活，春天时还要到外村讨饭度日。窘迫的生活使我本已安分的思想长了翅膀，我要离开老屋到外边闯世界去了。
在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场瑞雪的纷扬雪花中，我踏上了军旅征途，只留下妻子独守那间生我养我的老屋了。
然而，老屋的故事却多了几分生动。当兵的五弟复员回乡，他瞄准老屋做新房；紧接着是大哥从海军转业到唐山市工作，举家搬回老家，因此，老屋的入住权属谁，成了焦点。妻子已住多年，大哥也只好全家五口挤进西厢房的另一间小矮屋里。“文革”后期，受到冲击的父亲已到离休之年，全家从县城迁回老家，也暂住进大伯的空房里。虽然各路兵马会聚乡里，且各得其所，但老屋属谁？几十双眼睛盯着它。因此，妻子虽住在老屋里，顶着来自各方的讥讽和眼色，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这间老屋，那几年我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人与人断了来言去语，古往今来的亲情没有了。
1974年，我妻为了躲开纷争之地，提前办了户口迁移，随军到了部队。
在一片悲悲切切的气氛中，我与妻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清苦温馨的老屋。这一别整整十年。1984年春节前夕，亲情驱动我，令我回家过节。之前，从家乡传过话来，说我们已离家多年了，不管发生过多么不愉快的事，亲的总是亲的，也该回家看看父老乡亲了。甚至说，“不想我们，家里人倒想你们哪！”也许距离就是爱，分别久了倒使亲情弥坚起来。于是，我们全家五口，乘车于大年三十晚上，赶回老家。
十年间，经过改革的浪潮洗礼，经过唐山大地震的考验，家乡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不知老屋变成了什么模样。夜路上，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凭记忆，夜色里我让司机驶下马路，向几点灯火的小村开去。村前，我让司机停车打听一下我家的方位。当我推开一扇木门，迎声出来的正是我的父亲。这是父亲盖的新房，一溜排开共六间。于是，我们被迎进暖烘烘的屋子里。十年分别，一笑千怨解。一桌团圆饺子把我们全家紧紧抱在了一起。
第二天，清雪铺地，四弟带领我们看各家各户的新宅院。我家前前后后共兄弟姐妹十二人，全部男娶女嫁，成家立业，而且都在一个村或临近的村庄。唐山大地震一下子震跑了我家住房的矛盾，还震出了一个个院落。过去只有一间老屋三间厢房的李氏家族，如今是家家都有一座明光敞亮的住宅。我不明白，过去家家穷得丁当响，如今怎么都盖上了气派的宅院？四弟说：“都是邓小平领导的好，农民们春夏种地，秋冬外出打工，抽空做点小买卖，口袋里渐渐钱多了呗！”我们兴冲冲走近原来的老院，四顾茫然，已认不出当年的模样。四弟站在堂屋里对我说，“你猜，这里还有一个老物件。”我四处寻找不得答案。四弟手指门帘说，“只有这个门帘是原来的，其他都是新的。”
是啊，一看到那条蜡染的印花门帘，我的眼睛突然亮了，心也软了，眼泪忽地一下蒙住了眼睛。这是我结婚时，母亲送的唯一礼物，在老屋里挂了十二年，搬出老屋时留给了四弟。这时四弟看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赶紧招呼大家往里屋坐，又往孩子们的手里塞糖。弟媳忙说，回老家看看多好，家家吃住不发愁，心里亮堂堂的，你们住上十天半月，也管得起，过去的苦日子不复返了。
初四那天一清早，我们要告别返回北京，汽车开到父亲的门口。父亲说，过年一开春就把这个木门拆了，盖一个砖垒的大铁门，下次你再回老家，汽车就直接开进院里来，省得放在外边不放心。
我的老屋不见了，它的身后却立起了一座座新屋。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何锦明书法展在京举办
深圳书法家何锦明日前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个展。书展汇集了他近十几年间创作的近百幅作品。（王跃平）
第8版(副刊)
专栏：
大地书讯
△李海鸥的人物特写散文集《难忘的一瞬———回眸》最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民图）
△罗亮的抒情诗集《把马鞭折断》已于近日出版，共收诗作近百篇。
（师榕）
△军旅作家赵勇田的《虎穴英雄传》近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王耕）
第8版(副刊)
专栏：
跋山涉水（版画） 贺永超
第8版(副刊)
专栏：序与跋
分享鲁迅
袁良骏
《分享鲁迅》是我近年鲁迅研究的新收获。
把研究、学习、阅读说成“分享”，对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是很贴切的。收入集中的二十篇论文和随笔，大多写于九十年代。其中每一篇，都是我对鲁迅思想、艺术成就的“分享”；假如读者朋友通过它们同样“分享”了鲁迅，这就是我的莫大荣幸了。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世纪的鲁迅研究需要认真清理和总结。特别是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中，过世的鲁迅被绑到了“文革”的战车上。这岂止是鲁迅生前意想不到的一场大灾难，也几乎导致了鲁迅研究的整体毁灭。
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我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复辟”等运动中写了好几篇妄作解人、误导读者、错误阐发鲁迅精神的有严重失误的文章。这些错误也表现在由我主持、由北大写作组同仁共同撰写的《鲁迅杂文选讲》中。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回想起来仍不免痛心疾首、直冒冷汗。
“文革”之后，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指引下，我反思了自己的鲁迅研究，力争在新的认识起点上再出发。《分享鲁迅》就是这“再出发”中的部分成果。然而，客观效果和主观愿望往往并不统一，“再出发”中的文章就一点“左”的痕迹都没有了吗？至少，我自己是不敢打这样的包票的。我期待着读者和专家的认真批评与指正。
收入集中的《鲁迅、白先勇小说异同论》、《台港文学史家的鲁迅论》、《关于鲁迅的历史评价》、《走出政治阴影的台港鲁迅研究》等文，是我十年来涉猎台港文学的部分心得，但愿对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有所裨益。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与文化整合必将进入新的阶段，揭开新的一页。我们热烈欢呼这个新世纪的到来！
最后，还要衷心感谢周海婴同志对本书的关切与支持。
（本文系《分享鲁迅》一书的跋，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