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交流·了解·合作
——新时期对外文化工作二十年
李刚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最富有活力、充分显示蓬勃生机的历史时期，也是新中国对外文化工作蓬勃发展取得前所未有辉煌成就的二十年。
新时期的对外文化工作，作为国家外交工作的一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又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发展文化事业和繁荣文学艺术服务，在改善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国家政治、外交大政方针相适应，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态相适应，与对外文化工作自身发展要求相适应，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己任，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党和国家的外交大局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繁荣文学艺术服务，对外文化工作在新的历史方位中不断寻求自身的突破和发展。
改变了过去基本上仅局限于同部分地区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的状况，对外文化工作呈现出一种面向全世界的全方位交流态势。在交流形式上，探索出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政府交流项目与民间有偿演展相结合的对外派出新路子。交流的规模和范围也空前扩大，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渠道和层次更加多样，这是新时期二十年我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显著特点。迄今为止，我国派出政府文化代表团和文化官员代表团二百三十余起，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文化代表团和文化官员代表团四百余起。与我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的国家达一百三十八个，是“文革”前十七年总数的三倍多；在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基础上，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四百零七个，是“文革”前一百五十五个的两倍多。目前，我国与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对外文化交流的范围涉及文学、艺术、文物、图书、博物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体育、教育、科技、卫生、青年、妇女、旅游、宗教等诸多方面。每年仅文化部审批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就有上千起、逾万人次。以1997年为例，各类交流项目达一千六百多起，二点二万多人次，平均每天五起、六十多人次，分别是“文革”前年平均数的十六倍和四十多倍。其中，出国或者外国来华开展有偿演出和展览这一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交流形式，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获得迅猛发展，成为比重不断攀升的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重要形式即开展国际多边文化活动，也成就斐然。我国参加了国际德尔菲委员会、国际环球艺术委员会等二十多个文化艺术类国际组织，主办或倡导开展了一些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1996年，我国成功地主办了第二十七届国际图联大会，九十多个国家的二千六百多名代表与会，为历届图联大会之最。同年主办的国际档案大会，也是一次国际性的文化盛会。1998年，我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瑞典召开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广泛结交了朋友，加强了友谊。
对外文化工作在促进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上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不少重要的引进和派出交流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交流意义本身。比如，1996年，江泽民主席、德国总统霍夫曼出席了德国著名收藏家路德维希的捐画仪式和万国交响乐团的首演；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专程来华与李鹏总理共同出席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出；1997年，江泽民主席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就加强两国的文教合作互致信件，江主席出席观看了因此而成行的法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1998年5月，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我有关部门又专门邀请美国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访华，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分别观看演出，为克林顿总统访华营造了良好气氛。又比如，许多国家的总统、总理、议长都曾多次观看我国派出的艺术团的演出。1992年，日本天皇参观了在日本举办的湖北曾侯乙古墓出土文物展；1998年，我杂技团赴尚未与我建立外交关系的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访演，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友好情谊，增进了这两个国家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这些重要的文化交流项目，对于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当代中国的伟大形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对外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在世界各地组织精华荟萃、规模较大的中国艺术节、中国文化周、中国文物展或艺术展等多种形式，努力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介绍到世界各国，同时利用文化交流这种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去展示中国、展示改革开放的成就，增进外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使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加符合实际。
1996年，我国在英国、法国、瑞士等西欧国家举办的高水平展览，有近八十万人参观；1997年，由杂技团、锣鼓团、民间手工艺团、京剧展示和表演小组共七十五人组成的中国艺术团参加了“以中国为主题国”的美国休斯敦国际艺术节，引起强烈反响；1997年10月，我国在俄罗斯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文化节”。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文化部代表团、京剧团、民乐团、歌舞团、杂技团、作家代表团、美术家代表团、电影家代表团等共十三个团、组，一百四十五人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在国外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性文化活动。在香港回归前夕，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五十多个城市成功地举办了庆祝香港回归大型彩色图片展览和影视宣传活动，在全球范围掀起了宣传中国的热潮。
二十年来，我国派出的艺术项目中不仅有古老的、民族的文化艺术，而且有现代的、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过去我国出访的表演艺术团组多是杂技、京剧、民族音乐和歌舞等，现在增加了昆曲、粤剧、黄梅戏、花鼓戏、藏戏等多种地方色彩浓郁、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品种。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他们在近年来的出国访问演出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经过我国艺术工作者的刻苦摸索和潜心钻研，不仅保留了原有的艺术特色，而且赋予了民族内容和民族风格。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先后访问了美国、苏联、英国，无论是表演古典名剧《天鹅湖》，还是演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祝福》，都赢得了观众的赞誉，受到了好评。前不久，中国交响乐团赴德国、奥地利、英国三个国家九个城市巡回演出，激起了热烈反响。在出国的艺术展览方面，不仅有稀世的出土文物，而且有巧夺天工、优美逼真的民间工艺，不仅有悠久传统的国画、书法、工艺美术，而且有水彩画、油画、雕塑、摄影等。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国艺术家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大舞台。二十年来，我国艺术家参加杂技、声乐、钢琴、小提琴、作曲、芭蕾舞、民族舞蹈等国际艺术比赛共获得一百余个金奖，近百个银奖，近百个铜奖，其他奖项四百余个。我国的杂技艺术堪称我国艺坛的一枝奇葩，获得的金牌数和奖牌数一直雄踞各类艺术比赛之首；声乐方面，一批青年歌唱家不断在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声乐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使得西方乐坛不得不发出要对中国音乐重新估价的惊叹；继1997年张剑在莫斯科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得金奖后，今年中央芭蕾舞团的朱妍又在国际上难度最大、号称芭蕾舞界的奥林匹克比赛的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荣获女子组第一名。我国艺术家在国际艺术比赛中的频频亮相得奖，为我国文化艺术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兼取众长、以为己善，新时期不仅是经济日趋繁荣的盛世，也是对外文化交流欣欣向荣的盛世。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文化上的“闭关锁国”被彻底打破。新时期文化交流中引进项目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和内容之广泛，都是改革开放以前无法想象的。
以我为主，又博采各国文化之长为我所用，积极引进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大大丰富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了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而今在中国的舞台上，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所表演的古典和现代芭蕾舞、民间歌舞、歌剧等等，欣赏各国著名交响乐团演奏音乐大师的传世之作。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卡拉扬、梅纽因、小泽征尔、皮里格、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祖宾·梅塔等都曾先后来我国访问演出。在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展览馆里，常年不断地展出各国优秀的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历史文物、图书等等。这些艺术表演和展览活动对于让中国人民了解当今世界，开阔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视野，促进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我国人民的广泛欢迎。
为了进一步明确政府导向，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提高我国观众对高雅艺术的欣赏水平，从1996年起还举办了“国际艺术主题年”活动，集中引进了一批世界一流的高雅文化产品。这种活动在世界上也是首创，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文化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果。“’96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邀请了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等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来华演出。“’97中国国际歌剧舞剧年”共有七个外国艺术团和十个中国艺术团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沈阳、南京、杭州、成都、武汉、深圳等近二十个城市进行了演出与交流活动，共计演出约三百四十余场，现场观众约四十二点五万人次。“’98中国国际美术年”推出了包括“俄罗斯列维坦及同时代风景画展”、“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美术馆藏品展”在内的十个有代表性的外国展览和两个中国展览，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反响。
当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外文化工作虽然成绩斐然，但也确曾一度出现过种种混乱现象。比如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导致不健康演出混入国门，以及不了解情况，盲目派出，表演团组在国外频频“撞车”等问题的发生。文化部作为全国对外文化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陆续出台了《文化部关于全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归口管理办法》、《艺术表演团体出国（境）进行有偿演出暂行管理办法》、《文化艺术品出国和来华展览管理细则》等法规条例，使对外文化工作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盈耳笙歌期大雅
郑欣淼
最近，熊元义的第一部美学和文艺理论专著《回到中国悲剧》（华文出版社出版）问世了。这本书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文艺本体论、人物形象理论、中国悲剧论、现实主义文学论这些美学、文艺学的根本问题，三部分二十章，涉及中外古今，但形散神不散，显示了较强的内在逻辑性。
在《回到中国悲剧》中，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剖析和批判了审美和艺术实践中一些偏颇的认识和观点；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代中国审美和艺术实践的实际，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在人的发展、当代思维方式的形态及其规律等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评判，这就使得本书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处处充满鲜活的时代气息，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价值。
今天，人们愈来愈承认中国悲剧的存在，但从理论上深入地把握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却不多见。在《回到中国悲剧》中，我们看到作者花了很大气力，作了颇有创新的深入挖掘，试图把握和表述中国悲剧理论。他提出了中国悲剧论这一命题，不是简单的论述，而是从三个方面探求：一是历史的根据，即对历史上的戏剧悲剧的理论概括；二是理论的根据，即通过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的悲剧理论的比较，总结出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三是现实的根据，即剖析现实生活中的粗鄙实用主义的泛滥等。这几方面的把握，不仅使人们对中国悲剧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当代社会生活和文艺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具有当代审美理论价值。
据我所知，作者发表了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化理论、文艺评论等各类论文一百余篇，《回到中国悲剧》只是他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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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辉煌 攀登高峰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中国电影回顾
赵实
二十年前，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人民共和国，终于找到了立国之本与强国之路。从此，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也开始了中华民族全面的伟大复兴。
电影，作为这一历史时期和伟大时代感应的神经，作为改革开放火热生活的反映与写照，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据电影局最新统计，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即从1978至1998年，我国共生产故事影片二千五百多部，是“文革”前十七年六百零三部的四倍还多；美术片八百一十二本，近乎是“文革”前十七年二百七十九本的三倍；新闻纪录片五千六百零六本，少于十七年的八千三百四十四本，主要是影视合流电视新闻取代了电影新闻。同时这一时期还拍出了一批多幕电影。随着对外开放，这二十年仅获国际奖就达三百余部次；获中国政府华表和金鸡、百花三大奖影片达六百余部次，至于其他地区性的各类奖项，已达近千项。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二十年的中国电影都远远超过包括“文革”前十七年在内的新中国任何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电影工作者锐意进取、人才辈出、艺术生产力空前解放、创造力空前勃发的二十年。就其主流而言，这二十年，是中国电影创造辉煌的年代、群星灿烂的年代，也是充满希望、奋发进取、攀登高峰的年代！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创作思想体系。回顾、思考与总结这二十年的电影工作，与前十七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相比较，我认为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更重要的视点需要认真探讨和总结，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基础的、自始至终贯穿于改革开放二十年电影创作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创作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与构筑。
这二十年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中国电影的复苏期，时间大约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主要是以通常所说的“伤痕电影”（如《泪痕》、《生活的颤音》、《苦难的心》、《巴山夜雨》等），和“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到中年》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电影工作者冲破了极左路线的种种禁锢和精神枷锁，从人文角度切进生活，透过个人的命运，反思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作品大都具有悲剧色彩，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而着力揭示了造成悲剧与伤痕的历史渊源与社会根源，不仅帮助人民群众从情感上乃至理智上同“文革”的精神枷锁作历史性告别，同时发出了改革社会、改革观念、改革传统的热切呼唤。老中青三代导演联手，创作出了一批蜚声影坛的优秀作品，如《归心似箭》、《高山下的花环》、《老井》、《人生》、《喜盈门》、《乡音》、《不该发生的故事》、《黄土地》等。
二是中国电影的崛起期，时间大约为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通常被称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伴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思想解放历程，开始进入艺术空前民主、活跃的创作高潮期，拍出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针砭社会时弊，振奋民族精神的优秀影片，如《焦裕禄》、《邻居》、《蒋筑英》、《秋菊打官司》、《走出地平线》、《过年》、《凤凰琴》、《红樱桃》、《香魂女》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以建国四十周年、建党七十周年和毛泽东诞辰百周年为契机，出现的一批震撼影坛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优秀影片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周恩来》、《大决战》、《百色起义》等。
三是中国电影的攀登期，时间大约为九十年代中至今。电影工作者向江总书记提出的“多出精品，促进繁荣，再上新台阶，迎接新世纪”努力，艺术上认真实施“九五五○工程”，向“精品”高峰攀登。这一时期，中国电影逐步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并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艺术家们以精品意识创作出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代表作有《孔繁森》、《大转折》、《红河谷》、《离开雷锋的日子》、《喜莲》、《鸦片战争》、《大西南》、《安居》、《非常爱情》、《花季雨季》等。三个时期都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创作思想的不断充实与完善。
党中央对电影事业给予高度关怀和重视，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特别是1995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致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要求电影工作者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艺术精品，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同年12月，在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勉励电影工作者“多出精品，促进繁荣，再上新台阶，迎接新世纪”。1996年6月，总书记又亲临八一电影制片厂视察，要求电影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从而明确了“精品”的评价标准。同年12月，在中国文联六代会、中国作协五代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又作了重要讲话，这是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四次文代会祝词之后，指导我国文艺工作的又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
1996年，中央及时召开了长沙电影工作会议，在中国电影史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九五五○工程”的精品战略，紧接着1997年的顺义电影工作座谈会和1998年的南昌电影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引导电影工作向新的高峰不懈地攀登，早日迎接第三次高潮的到来。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使得中国电影充满生机和活力。二十年的耕耘，二十年的收获，二十年的经验，集中到电影创作上，最突出的、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创新，思想解放、艺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老中青三代电影艺术家高举艺术创新的旗帜，孜孜不倦地探索、追求。这是一次从电影本体、电影语言、电影影像到电影的表现方式的全面更新。一时间，各种电影流派、题材、类型、风格、样式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争奇斗妍。这期间，首先是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以深刻的现实主义影片赢得观众；随后是一批中年电影艺术家，在继承优秀的电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紧接着一批青年电影工作者，以突破性的冲刺，崛起于影坛。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都以强大的艺术阵容，既鼎力相助，又相互竞争，从而以多样化的艺术格局，构成我国电影群星璀璨，蔚为壮观的艺术全景。
二十年的创新之所以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在于始终坚持了在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的基础上的创新。
中国电影在民族化探索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银幕上刻画了一系列具有民族气派、民族感情、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而又性格迥异、多姿多彩的新的人物形象。首先最值得提出的是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等。其次，塑造了一批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中有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有民族英雄林则徐、成吉思汗，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也有曾为中国革命初期作出过贡献的陈独秀等。影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刻画了这些历史人物，在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在选材上都有了新的突破。第三，塑造了一批时代英模和时代新人的形象，如焦裕禄、孔繁森、蒋筑英、乔安山、韩素云等，又如陆文婷、沙鸥、罗心刚、梁三喜、靳开来、秋菊、喜莲等，体现出了我们民族昂扬奋进、积极向上、乐于奉献的新的精神风貌。
电影在大众化基础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全面丰收。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在各种美学思潮、艺术手段的挑战面前，不断更新、充实、发展，呈现了开放、发展的趋势，使现实主义充满了生命力。这些影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体现了艺术属于人民，电影属于人民，电影必须赢得市场，赢得观众的本质。
当然，二十年来电影艺术的创新与成就，表现在电影多样化方面更为明显。在题材种类上、风格样式上，中国电影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姿多彩的景象。题材上的多样化随着生活的多样化而不断丰盈；风格样式上更是呈现出了多样化创作格局，相继出现了武打片、惊险片、风光片，还有一些非常有艺术个性的像《城南旧事》、《人·鬼·情》、《黑炮事件》、《三毛从军记》、《夫唱妻和》、《爱情麻辣烫》等风格各异的影片。从去年开始还出现了贺岁片，像《甲方乙方》等。
此外，在历史巨片的拍摄，对文学、戏剧名著的改编，在少数民族题材、残疾人题材、农村题材、工业题材以及纪录片创作等方面也都有上乘之作。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中国电影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也正是得益于这一大批人才创造了二十年的辉煌。从事各门类、各专业的几十万电影大军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电影正在经历着一场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革。电影要出精品，促繁荣，必须深化改革，探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电影发展格局。改革是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参与这场改革实践的不仅仅是电影的企业家、事业家，也包括理论家、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
借鉴世界电影产业大国的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电影改革从1993年开始，打破计划体制下的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发行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强化市场调节，还各制片单位以自主发行权与竞争主动权。在引进境外新片中，对分账制、院线制的发行方式和经营机制都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一举措对于制片业直面市场，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影视合流，优势互补，统一管理，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是影视发展的趋势。在中央的领导、支持下，广电部门从政策到实践上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各地开始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正式开播以后，电影的观众已不仅仅是影院观众。据央视调查显示，电影频道收视率仅次于第一套节目之后排位第二，每年最多返还制片业资金回笼达六千万元，今年参与重点影片拍摄已达一千五百万元。
全国电影制片厂成建制划属广电部门管理，其中，山东成立了影视创作中心，安徽厂划属安徽电视台等，平均一年从全国电视广告费中资助电影就达一个多亿资金。
长期以来，电影制片、发行、放映业严重脱节，分散经营，企业结构不合理，效益形不成规模，缺乏市场竞争力。在深化电影国企改革的试点中，比较成功的探索主要是组建集团与股份制改造，这包括制片企业、发行企业和放映企业。
党中央、国务院对电影改革及国有企业集团化试点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国务院于今年11月初刚刚批准了广电总局直属七家企事业单位组建“中国电影集团”，提前完成了器材、发行、洗印三项重组任务。集团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按照影视录一体化，制发放一条龙的模式，调整产品结构，转换内部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实现规模效益，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证多出好作品，多出好人才。
为了进一步推进发行放映机制的改革，打破行政计划模式以及臃肿、垄断的发行格式，上海电影制片厂1995年率先组建了东方院线，对国产影片的发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四川、广西又先后以电影制片厂牵头组建了第二发行放映院线，中影公司的进口片按比例供片，支持各地的公平竞争。
1993年以来，农村电影市场放开经营后，集体的、个体的放映机制呈现了活跃、多样的局面。目前，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农村电影正在努力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即在本世纪末、新世纪初广大农村实现一月一村看一场电影。定向服务农村是当前县级电影公司转换经营机制的核心内容。
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面临着高科技迅猛发展、电视业蓬勃崛起、新兴文化媒体增多、娱乐方式多样化等市场竞争中的种种新的挑战，电影的改革还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完成历史与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迎接伟大的祖国五十年华诞，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曙光，迎接中国电影的百年大典，把一个繁荣的中国电影带入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