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小凉山的“金苹果”
汤世杰
历史这东西挺怪，有时平淡得千百年无需记述，有时偶一回眸，却会从刚刚翻过的一页里发现它的辉煌。去年深秋时节，彝族青年作家吉霍旺甲给我带来一箱“红富士”，说是小凉山苹果。我不信，说十年前小凉山苹果就险些让我酸掉大牙。吉霍大笑：此苹果非彼苹果，不信你尝尝！一尝竟满口生香。今夏我去宁蒗，从云雾缭绕的小凉山腹地到如诗如画的泸沽湖边，漫山苹果树如翠玉红霞。未及深问细谈，我便听到了一个——
“金苹果”的故事
１９９０年４月，中国科协在四川米易召开全国立体农业研讨会。云南宁蒗县委副书记何光明和丽江地区科协副主席陈葆林不请自到，吃住自己掏钱，边旁听学习边与云南省科协副主席雷吟天等一起，暗暗实施一个计划：请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高镇宁会后光临小凉山。可无论是他们以泸沽湖风光照片发出的美丽诱惑，还是雷吟天有空就向高镇宁介绍彝寨风情、摩梭人原始习俗的反复游说，都没能让行程早已排满的高镇宁松口。苦思良久，那晚老雷他们再访高镇宁，何、陈二人则在房间焦急等候。不料听罢雷吟天对宁蒗科普工作一番介绍，高镇宁却欣然应允。次日消息传出，人问你们一个特困县，是想找高镇宁要钱呢还是要项目？何光明微笑道：我们盼的，是他能带来一个科技的“金苹果”……
不日，高镇宁一行驱车前往。他没想到，宁蒗县党政班子率一群盛装彝家少女，已在离县城几十公里的县界处恭候多时。县委书记阿苏大岭手举香醇的迎宾酒对高镇宁说，这是彝族礼节，您代表科学而来，请喝了这杯酒！世上真情最动人。高镇宁一饮而尽。宁蒗两天，听汇报作考察，他当即将宁蒗确定为中国科协联系点，并嘱宁蒗县搞个材料，作为中国科协申请成立“中国科协民族工作委员会”报告的附件。回京后，他又将宁蒗之行所见所闻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
１９９１年９月，宁蒗县人才办副主任和明芳赴京参加“依靠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座谈会”，并作为五名代表之一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二十分钟，这位摩梭人的侃侃而谈让人们为之振奋，温家宝同志几次插话予以肯定，朱光亚同志与之亲切交谈问长问短；会餐时，和明芳从一张餐桌被请到另一张餐桌，犹如一颗“明星”……
八十年代初期，国际学术界对科技与经济二者关系有过一次大讨论，围绕“科学→技术→发展”和“发展→技术→科学”这两种发展路子争论不休，难分高下：多数人主张发展中国家走后一条路，通过科普促进社会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则力主前者。而几乎与那场大讨论同时，宁蒗则以他们的实践对那场争论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邀高镇宁到宁蒗自是希望由此引来科技的“金苹果”，却也让宁蒗从此融进了全国乃至全球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时代大格局。言及此事，当年曾随高镇宁到过宁蒗的中国科协研究员周林说，宁蒗的科普兴县之路，对中国中西部乃至整个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他们要找“金苹果”，可小凉山本身就是一枚“金苹果”。
思索的“金苹果”
思索。思索。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整个儿就是个思索者的形象。宁蒗人也不例外。莽莽小凉山，峻岭深壑，云笼雾锁。１９５７年民主改革前，这里彝族的奴隶制、坝区汉族的封建领主制、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和走婚制、金沙江边傈僳族的原始共耕制杂然并存，社会发育程度惊人地滞后。没有商品贸易，可买卖的除了奴隶就是鸦片。１９５８年，小凉山挣脱奴隶制枷锁一步跨进了“人民公社”，却仍未摆脱刀耕火种，一直靠救济度日。１９７８年全县人均财政收入仅八点五元，人均纯收入四十六元，是全国最穷的县之一。现任丽江地委副书记、地区人大主任的阿苏大岭回想说，彝族老百姓的日子，民主改革前是奴隶主安排，靠天吃饭，后来是生产队长安排，靠救济吃饭；再这么吃下去，这个民族就完了！
宁蒗县党政一班人苦苦思索着：基础设施太差，人的素质太低。小凉山穷就穷在没有知识文化，不懂科技和商品生产；增大基础设施投入非一日之功，调整产业结构、走科普兴县之路却力所能及。这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凝结着他们自身血泪经历的生命呐喊。回想当时急于杀出重围的迫切心情，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往事。１９５３年阿苏大岭十二岁，听说县城来了解放军，约了几个伙伴跌跌撞撞就往县城跑，夜黑如漆，他眼前却一片光明。现任县委书记加觉阿三在十八岁参军前竟没穿过鞋，部队发的胶鞋穿不惯，干脆赤脚一双从宁蒗大步走到丽江，给他力量的是理想与憧憬。原县委书记、奴隶出身的何光明一度调任丽江地委副书记，人在高处，仍难忘怀落后的家乡，宁可回宁蒗当县委副书记——干什么不能为老百姓做事？他说。从死活想出去到拼命要回来，牵萦他们梦魂的都是故园乡亲。带血的思索激发出的惊人力量，促使他们果断抉择：治穷先治愚，智力开发与经济开发相结合，重塑小凉山。
说来有趣，为引进人才搞科技兴县，八十年代初宁蒗匆忙制定一些“优厚”政策后，派人往各地招聘却应者寥寥：凭这就想引进人才，真是笑话！他们在大吃一惊后反躬自问：看来给科技人才优厚待遇并非恩赐，必须出于对知识、科技人才的真心尊重。于是下血本重订政策：凡五十岁以下本科生只要愿来，可不要户口、档案、工资关系，工资提二级，安排农转非三人至四人和一人工作，给本县最好的住房……这一招厉害，当年引进专业人员一百多，其中本科生二十九人。一时舆论哗然，有说他们是乱干、蛮干的，邻州有领导打电话质问阿苏大岭挖墙脚的，本地也有人说那是“引进了女婿，亏待了儿子”的。阿苏不怕，他明白中央政策和县班子是支持他的。为抓好基础教育，他们加快步子，１９８８年与江苏海安县协议在宁蒗创办宁海中学，从校长到教师一次从海安引进五十余人，投资百万元，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对富裕地区这或许是小事，可宁蒗那时穷得连给干部发工资都难。几年后宁蒗县中考成绩连续五年在丽江地区名列第一，人们这才明白宁蒗的气魄是何其了得。
“引进”毕竟有限。为此宁蒗另有一招：凡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技术、信息和研究成果，如薄膜覆盖、生物菌肥等，只要适用对路，就立即实验、消化，迅速推广。今年５月，当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洛夫与电脑“更深的蓝”在纽约进行人机大战时，宁蒗县科协的“电脑农业专家”系统正忙得不亦乐乎。这种集农业科学、技术专家知识及农民实际经验于一体的智能系统，能根据用户需要及时提供的条件，给出准确的数据以指导农业生产，达到“低耗高效”的目的。宁蒗１９９２年引进，次年投入使用，１９９６年便已累计示范玉米、水稻、苹果、烤烟四种作物七万余亩，总增产效益达五百七十九点四二万元，投入产出比高达一比十九点三一。而宁蒗能用这种高科技指导农业生产，除了县里决心大，还得力于云南省科协、省民委等上级部门和许多科技专家的支持、指导。他们最早使用的玉米、苹果两个专家系统，就是云南省科协工程师黄兴文、昆明工学院缪尔康教授等帮助编制的。而我看到的那套最新的“苹果专家系统”，则是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员周汇自费编制并无偿赠送的。此前周汇与小凉山人仅一面之交，是小凉山人的有情有义，对科技人员的尊重和理解，对农业科技的渴求与热望打动了他，让他心甘情愿倾力相助。有人戏称宁蒗这种独特的引进为“情感引进”，不仅形象、确切，也意味深长。
“３３５８绿色农业工程”乃八十年代中期宁蒗为调整产业结构、大搞经济开发的首选之举：举全县之力，种三万亩花椒、三万亩梅子、五万亩苹果、八万亩牧草。如今此工程已全部完成。这些数字对地处高寒山区的彝乡贫困村寨格外有意义。海拔三千二百四十米的毛家乡山背后村阿余拉布一家五口，仅种牧草、绿肥就达二千亩，养大小牲畜一百五十余头，１９９５年收入二点五万元，去年火把节他家仅羊就卖了六十多头。对于宁蒗，“３３５８绿色农业工程”无异于一次革命，它摆脱了就粮食抓粮食的习惯思路，也没盲目追求“工业化”，而是脚踏实地地大搞“绿色革命”。作为宁蒗脱贫自救的最初演练，“３３５８工程”为全县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影响深远。即便那起初还只是一种政府行为，实际实施过程却对宁蒗农村的经济结构给了深层触动；不仅让农民看到了希望，也把分散的个体农户纳入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化生产。十年后的今天，遍布宁蒗农村的各种农村专业研究会已使宁蒗的农业产业化雏形初具，显示了贫困山区农村更为美好的前景。
如今的宁蒗，房子漂亮了，苹果甜了，猪肉自给了。回顾那段工作，阿苏大岭说那是他对自己工作最满意的时期，我们就是要带领群众搞经济建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无疑是宁蒗县党政一班人的共同感悟。
“金苹果”的滋味
县科协秘书长成国正当年也属“引进”之才。１９８４年他一腔热忱刚来宁蒗，眼前的景象让他生疑：这么落后的地方，发展得起来吗？彝人自古不种树，惯于砍树烧荒；木板篾巴房难挡风雨，三年两载就须重建；“头年吃火气，二年吃地气，三年吃力气”，然后搬家走人；此风沿袭几千年，彝人频频搬家几近习惯。彝族民间甚至有种树者绝后之说，送去的树苗被扔弃，化肥被抛撒。时任武装部长的加觉阿三有一次组织干部战士把树苗送到水草行政村，乡民却把树苗丢在羊圈上水沟里枯死、淹死，也把他气得要死。有人说，种那么多苹果咋个吃得完？苹果又不能当饭吃！
可成国正也看到县党政一班人对科协信任有加。他们认定，无论搞经济开发还是智力开发，宁蒗的群众都须臾难离科协。于是如今对小凉山“金苹果”的另一注解，便说那就是宁蒗科协的一班人，是他们用心智、汗水与热血浇灌培育出来的科技之果。
宁蒗县小，“科协”却大，且善于集中县内外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为确保科协的经费与编制，县委一班人下了狠心，初拟县科协、人才办与另一部门三家合署，由成国正领头，编制五十人。如此规模把成国正吓了一跳，认为虽属好意却举措欠妥，提出县科协与县人才办合署即可，精兵强将十人亦足。县委从善如流，有人有钱，成国正信心大增。全县乡级科协草创阶段，县里最好的车归科协使用；原县委副书记、科协主席何光明事必躬亲，亲手组建。至今，宁蒗县、乡科协主席都由县、乡党委书记兼任。对此阿苏大岭有说法：将来县科协主席理当是博士、院士，现在我们还得当仁不让。科协经费初定十万元，十年间增加到一百万元。１９９６年宁蒗县科协的实际费用达一百六十余万元，让许多年仅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县科协惊叹不已。宁蒗县罗学军县长却说，对科普的投入回报最高，不管财政怎么困难，我们都要优先安排科协经费。如今，一部宁蒗县“科协法规”已草拟上报，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夯实在宁蒗的土地上，规定宁蒗县党政干部任何时候都须将科技事业列为经济工作之首，一俟上级“人大”批准即可颁布实行。
县里如此倚重科协，成国正们还能说什么？干！可从哪里干起？有人一言以蔽之：启发人的欲望，教人们致富。“欲望”二字听来刺耳，可当初让成国正们头疼的，正是人们没有“欲望”。海拔三千三百三十米的牦牛坪行政村１９８５年全村纯收入十六万八千五百七十元，人均仅九十多元，一年中为丧葬、婚嫁、迷信活动、家事纠纷、请客送礼等就花去十万九千六百三十一元，占总收入七成，几乎把全年所得花光，谈何积累与建设？就连著有《欢笑的金沙江》的彝族老作家李乔，也对动辄壮鸡肥羊食饮铺张的彝族传统待客礼仪“克里木火”有过非议：热情可嘉，却耗费惊人。县科协十年举办的培训班林林总总，最先办的却是当家理财、建房定居培训班，让群众先学会过日子。随后的技术培训则围绕中心工作，干什么就培训什么，培训总人数达四十四点七万人次，等于把宁蒗全县二十一万人培训了两遍。至于每年的科普街、苹果节和大大小小的科技夜校，则为宁蒗山乡引发了阵阵文明风、滚滚科普潮。彝族农民依尔伙哈十年参加培训班五十六次，年均五次，从贷款五百元开始，养猪、养鱼、酿酒、种药，现已有固定资产六十七万元。如今他把儿媳安置到县城，让她照顾孙子读书，长大了也好当“科协”。
说起来，成国正们也并非三头六臂精力过人。初识成国正时我颇觉奇怪，此公面如重枣声若洪钟，即便两人对谈，他也声震八荒。是当过县团委书记做报告做惯了？错矣，原来是长期办培训班养成的习惯，脸色“红润”却是高血压作祟。县级科协做的是群众工作，走村串寨是常事，有事他们就立马出动。那天我正与他交谈，一个电话就勾了他的魂，说对不起我得去看看。原来，一片实施电脑农业管理的水稻示范区，插秧时竟不按规范进行。为此他生气，他骂人。那天下午再见到他时，他仍面有愠色。可他也常被农民的真情打动。在毛菇坪村搞培训，乡民们在台上放了三瓶酒，让他渴了就喝。讲完课也不放行，人们点燃篝火且歌且舞，一心让成国正分享他们的快乐。老成精疲力尽却不忍离去，挨到夜里１１时才动身，到家已是凌晨二时，躺在床上思前想后，他为宁蒗老百姓赶上了好年头高兴，也为此生尚未虚度而欣慰。那天老成领我去见毛家乡苹果专业研究会会长阿余以体，此人种苹果十年，种成了苹果农民技师，多次率本乡几个种植能手到邻县传授技艺。说起他以“专家”身份在邻县由副县长陪同走村串寨、给县五大班子讲课时的热烈掌声，他感叹科技的威力：每次外出不仅为乡里赚回数万元，自己也收入一万多元……见成国正听得满脸堆笑，我想，谁能说小凉山的“金苹果”不就是眼前的阿余以体和成千上万个懂科技、有无限创造力的小凉山人呢？
分手那天，路经哨房村一家农户时我提议进去看看。主人阿西旺都前些年忙于外出打工挣钱，无心参加实用技术培训。不料他右脚伤残后再不能干活，四十五株苹果靠他不懂文化、技术的妻子照管也几无收成……成国正听了脸色严峻，像是在为工作中的不足沉思。其实那并非他个人的问题。一个时代之贻误，当然要用一个时代去弥补。如今，宁蒗年人均收入达三百六十五元，已有八万人脱贫，但毕竟还没摘掉贫困帽子，路还长。科普事业要臻于完美，也有待时日。何况，人们说不定能从阿西旺都的经历中得到些反面的启示和教训呢？
车动了。回望处峰岭苍苍云路迢迢，寻求“金苹果”的小凉山正为重写历史大步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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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拓者的足迹》征文启事
党的十五大的召开，第四十八个国庆节的到来，这双重的喜庆使神州大地上的今年的秋天格外丰盛和美好。这将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向二十一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征途上的又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为了记录近几年来我国人民奋进的足迹，讴歌人们的开拓精神，我们特联合举办《开拓者的足迹》散文特写征文活动。征文要求以纪实的手法，开阔的视野，精短的篇幅（不超过二千字），撷取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某一人物或事件的片断，加以真实的开掘与新颖的构思，从而勾勒出奋战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各条战线上的人们的时代风采和精神风貌。撰写对象，可以是领导干部、先进工作者，也可以是普通的群众；尤其欢迎描写基层劳动者的作品；务求真实，并加盖公章。征文从即日起，到十月底截止。征文结束后，即评优颁奖。来稿请寄：北京金台西路二号人民日报文艺部《开拓者的足迹》征文组，邮政编码为一○○七三三。来稿一般不退，请自留底稿。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人民日报文艺部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九七年九月三日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开拓者的足迹
西藏血脉：灵魂铺就的“天路”
党益民
又要上西藏了，心里有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脚还没有迈出家门，心却早已到了神奇的雪域……
我太在乎去西藏了。感觉里，我属于西藏，西藏也属于我。我的一切似乎都被烈烈的阳光融化在了那片土地上，变成了那里的一块山石，一株青草，一个雪野上的蹄印，一声神鹫的鸣叫。更重要的是，在西藏几条被称为“生命之路”的交通大动脉上有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武警交通一总队的筑路兵们。二十五年来，他们长年奋战在雪域高原，爬冰卧雪，修路架桥，一代又一代在人迹罕至的冰冻土地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西藏的“生命之路”。
在“氧气吃不饱，四季穿棉袄，绿色难见到”的生命禁区，修路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不但要付出常人难以付出的汗水和辛劳，而且还要面临生死的考验。没有崇高的灵魂和精神支柱，要想修筑出数千里的高原公路，真是难乎其难。然而，筑路兵们却在这种异常艰苦的环境里，创造了人类筑路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业绩，我有幸常常用双脚去丈量，用心灵去感受。走在他们铺筑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西藏经济的血脉在怦然跳动。这哪里是路哟，分明是一个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灵魂铸起的永恒的丰碑。透过丰碑，我仿佛看见了这样一行行文字：唐古拉，海拔五千二百三十一米，世界屋脊上第一条黑色路面从这里通向拉萨，这是一总队决战“天路”的第一个战役。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车辆通过能力比改建前提高三十五倍。雪拉山，海拔四千八百四十米，世界屋脊第二座“金桥”那昌公路，在这里架起。希夏邦马峰，海拔八千零十二米，西藏对外经济的“黄金路”中尼公路，从这里通往世界。古乡冰川，世界上有名的冰川，川藏公路整治工程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每上一回西藏，每走一回“生命之路”，每见一回我那些可亲可敬的筑路兵战友，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我的凡胎肉体就像被铺天盖地的圣洁的雪水搓洗过一样，蜕去了世俗的污秽；灵魂的窗户像被富有质感的云朵擦拭过一样，坦诚清纯如高原的天空。我对西藏有故乡般的眷恋，我对筑路兵有亲兄弟般的情感。故乡养育了我的身躯，西藏养育了我的灵魂。
上过了高原，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在西藏，我曾几次目睹筑路战士因高原反应，一声没吭倒在了雪地上。在那里，我深切地感到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班长苏吉浩牺牲的时候，刚刚度过他十八岁的生日。那天，连队整治三百米“生死线”，急需沙料，他驾车去抢运，路窄弯急，天又下着雨，车一打滑，从路边悬崖上掉进了波浪湍急的曲波河，苏吉浩被滔滔河水吞没了。战友们沿河苦苦寻找三天，也没能找到他的遗体。在樟木烈士陵园那座属于他的坟茔里，只有一顶军帽。
志愿兵王立波，是我同年入伍的战友。他死过三次，拥有两座坟墓。头一次是煤气中毒，抢救了两天，又活了过来。第二次是往那昌公路工地运输物资，半道上遇到了暴风雪，被围困了五天五夜，战友找到他时，已经昏死在车里。第三次是在川藏公路，这回他再也没能躲过死神的纠缠，真的永远地走了。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我结束了采访，准备离开他所在的三支队。他来到车边为我送行。他曾告诉过我，这次跟大部队上川藏线的时候，妻子怀抱两岁的儿子刚来队两天。分别的时候，妻子死死拽住背包不让他走，但他还是硬着心走了，听到身后扯心撕肺的痛哭声，从不流泪的他禁不住也泪水满眶。谁能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他们夫妻的诀别。就在我离开那里的当天，他驾车执行任务，车子不慎掉进悬崖下的河里……十几天后，在出事的河里打捞出一具无法辨认的尸体，以为是他，便埋在附近的山坡上。第二年春天，在下游几十里的沙滩上，找到了一块尸骨，上面带有一块毛衣碎片，有人认出是他生前穿的毛衣，认定这尸骨才真正是他的。于是，便有了第二座坟墓。
还有一件事，在我灵魂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令我终生难忘。有一年，我肩扛摄像机到中尼公路“老虎口”采访，排长黎卫芳正带领士兵们在悬崖上打风钻。我拍完镜头，刚离开工地几十米，突然听到身后“轰隆”一声。不好，塌方了！我急忙往回跑，迎面碰到正朝山下奔来的几个兵，其中有个兵身上背着一个人，大口鲜血从那人的嘴里涌了出来，浸湿了那兵的棉袄。我问是谁，有人说是黎卫芳。天黑的时候，黎卫芳被送到三十公里外的仁布医院。医院条件十分简陋，又没有电，几个兵手举蜡烛为医生照着亮，滚烫的蜡油流淌在手上他们也全然不知。黎卫芳的血不断地从身体许多部位涌出来，浸透褥子，又滴滴答答地滴落在尚未解冻的土地上。我用颤抖的双手拍摄下了抢救的全过程。然而，尽管医生竭尽了全力，黎卫芳还是去了，战士们蹲在地上，孩子似的嚎啕大哭，泪水也模糊了我的双眼……
这盘珍贵的录像资料，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资料柜里，但我再也没有拿出来看过。我不忍心去打扰已经安息了的战友的灵魂。这盘录像带成了“死亡档案”。然而，黎卫芳和许许多多为修筑和维护“生命之路”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们，他们的灵魂已经融进了雪山、冰川、草地，像美丽的雪莲花一样守望着这个神奇的雪域大地。
明天，我就要动身上西藏了。我的灵魂在微微颤动，因为它又要受到一次洗礼了。
哦，亲爱的战友们，我来了。（作者单位：武警交通一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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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责任高于一切
邢增仪
在这人世间，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纽带是感情，而支撑着人去构筑一个理想大厦的便是责任。
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位置，从而便有了各自不同的责任：政府要员的、平民百姓的、父母的、子女的、夫妻的，甚至恋人之间都有相互的责任。
感情和责任像是孪生兄弟，但又是决然不同的。
感情是感性的，要靠许多外在条件来维系。比如男人爱女人，要女人年轻、温存、漂亮；大人爱孩子，是要附加“成龙”的条件。但如果哪天那女人病了，老了，丑了，哪天那孩子残了，傻了，人依然爱，依然疼，依然不放弃，那爱才真是叫伟大。
感情是脆弱的，枝枝蔓蔓，而责任却是立于天地间的钢筋和铁柱。如果感情的大厦倾斜，只要还有责任在就可以“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责任是理性的，是道德、人格的化身，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因而也是最牢固、最可指望的。
这一点可从中外文学名著中找到例子。
比如《西游记》的孙悟空，为什么几百年来被人民喜爱和传颂？除了它无所畏惧，法力无边外，更在于孙悟空自接受菩提祖师指令后，就将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当作了至高无上的神圣责任。为此孙悟空不畏艰辛（多少妖魔鬼怪捣乱），不计屈辱（唐僧多少次误解他，赶他走，对他念紧箍咒），一往无前，决不回头！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后半生一直处在像鹰犬一样的警察的穷凶极恶的追捕中，他早已精疲力竭。如果光是他自己，他一定束手待毙了，可他为了履行对一个卑微的死去的女人的承诺，为了担负起对那女人的女儿的责任，他艰苦卓绝拼搏到了最后一口气。
就是这种责任的崇高和圣洁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还有数不胜数的并非文学的现实：钢铁战士麦贤得为什么能创造脑浆迸裂还在填炮弹的奇迹？那是因为一个战士对国家的责任；龙梅、玉荣为什么在特大风雪里能保证羊羔不损伤一只？那是因为她们心里有一团火———少先队员对集体财产的责任。
责任，可以使平凡的人伟大，文学作品中是这样，生活中也是这样，对待工作是这样，对待爱情也是这样。
千百年来，爱情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歌颂、描绘爱情的著作浩如烟海，为什么《茶花女》会经久不衰？决不是因为一个贵公子爱上了一个妓女，而是因为这个妓女为了她对阿芒父亲的承诺，为了保住阿芒的前途，为了这种责任，她担起了屈辱、误解、牺牲，舍弃了至爱，舍弃了健康和快乐，也舍弃了生命！
责任，一定是要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谁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得到安宁和幸福，赢得尊敬和爱戴！
感情是珍贵的，而责任更是至高无尚的。
我们生活的现实中常见父母亲抛弃儿女，同时也常见年老病弱的人被儿女遗弃。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人性、感情，也没有了责任；生活中同时又有多少老人被毫无关系的人赡养，多少孩子被素不相识的人收留，为什么？全为了人类的良知和责任。
工作也是这样。我有一位中专同学。在卫校学习时她胆子最小，体质又弱，像个林妹妹。可谁也想不到她现在竟然是位成天和尸体打交道的解剖学老师。问她何以如此，她说“总得人去干，学生总得人教呀”。为了这种责任她已变成了另一类型人。
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还有几位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以他们的才干，做什么都会挣钱，可他们权衡、斗争过无数次依然放不下教鞭，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实在丢不下老师对学生的责任。
人间有多少忠于职守、重视责任的人们：那些明知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的干警们；那些明知要吸收放射线物质的大夫们；那些成年累月在深山老林里的地质队员们……难道他们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才去做那种工作吗？我相信支撑着他们行为和信仰的，还有一根最坚实的柱石，那就是责任。
责任是人一生中最沉重，最有分量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只有真正的大写的人的构架才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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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边童话
周晓萍
那个清晨，一块静悄悄的海在远方飘着。我在微微的晨曦中出了大连火车站。梦中的大海近在眼前，可我却不想那么快地走向它。再说，这里是很北的北方，不下雨，没有那么多的幽怨，黄昏也不会是丁香色的。这里是大海，日日夜夜，大海在城市的身旁微微颤动，让你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独自一人上了那辆墨绿而潮湿的有轨电车。它一启动，许多古老而新鲜的故事，便叮叮当当一路响了起来。好像车窗外也有雾，但绝对不是南方那种湿湿的、暖暖的、甜甜的味道，这里的雾似乎一动不动，为这北方的海港城市所增添的，竟是几分柔柔的刚毅。
以前在南方的时候，我喜欢随意乘一辆什么车，去郊外看树叶怎么抽芽，看小草怎么破土而出那自然是很惬意的。而在北方这古老的电车里，我却有一种置身于童话之中的感觉。我在想，在海边，在那漂亮的哥特式建筑里，一定住着一位美丽而神秘的女人吧？而这位女人，又一定是和大海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从前她是一位渔民的女儿，赤着脚丫，衣衫褴褛，后来，在一阵惊天动地的枪炮声中，她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奇迹般地改变了命运，爱情的甘露，也同时降临在她的身上……
人文和风景，到底哪个更久远，哪个是更好的历史见证呢？你听，海潮在远方呢喃；你看，一篮一篮的海鲜在市场上出售。这些体现了成千上万年人类生活的东西，是不是要比城市本身更具有丰富而深邃的生命内涵呢？……太阳，终于白鸽般冲天而起！我一下子看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梦中景象。一个穿着朴素、扎着小辫的北方小女孩，提着一个小篮子从海边向我跑来。她歪着头告诉我说：“我叫浪花。”
日子急速地在我眼前流过。我揉了揉眼睛，那个小女孩不见了，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位美丽、端庄、成熟的北方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