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几个问题
孙家正
一、充分认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重要意义。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任务，是适应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影视艺术创作规律，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再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范围有着严格的界定，它主要包括：1．反映1921年我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解放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2．描写担任或曾经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生平业绩的；3．描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在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老同志的关心下，十多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在1987年“领导小组”成立以后，这方面的创作逐步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规划的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强烈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实践证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是世界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只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这一斗争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有了胜利的可能。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是中华民族继续繁荣发展的巨大精神财富。用具有最广泛群众性的影视艺术形式反映我党我军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曾经为我国人民创建不朽功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再现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的历史，使人们通过艺术鉴赏和审美娱乐，生动形象地了解和认识历史，从先辈们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奋斗的业绩中，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上得到教育和启迪、激励和陶冶，从而鼓舞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为创造自己的新生活而努力奋斗。这是我国影视艺术家的光荣使命和崇高职责。十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建国四十周年、建党七十周年、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和建军七十周年等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推出的一批又一批优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为人民群众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之广泛、反响之强烈，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其他文艺形式所不可比拟的。目前仍在放映和播出的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视片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片目占了十三部。这些影视片以及之后推出的一批优秀作品已成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必读的人生一课。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是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展示中华民族形象、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影视作品历来都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影视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我国的影视作品不断走向世界，使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通过电影、电视了解了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历史文化。特别是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民族解放、振兴中华而战斗的壮丽图景，塑造了一批可亲、可敬的革命领袖和人民英雄的感人的形象，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对帮助外国观众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在国际上进一步树立和维护我国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繁荣进步、和平友好的社会主义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视艺术画廊中独具魅力的灿烂篇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历来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来源，它给予中国社会主义影视艺术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和走向，对于中国影视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影视民族化、大众化的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弘扬时代主旋律，繁荣中国影视艺术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十年来，在历次全国性影视评奖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往往都成为扛鼎之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无论从美学观点还是历史观点来看，其特殊的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影视艺术的宝库，并显示出了巨大的创作潜力和发展前景。
二、认真总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基本经验。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和特殊要求。总结近十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我认为有三点需要特别地加以强调：
必须尊重历史，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必要前提和坚实的基础。借助于现代影视艺术技术，再现历史真实，塑造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课题。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一是要严格把握历史的真实。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党史、军史、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对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评价要坚持科学、审慎的态度。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戏说的态度应该予以摒弃。二是要严格遵守党对重大历史问题所做的有关决议。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中，作为作家艺术家应该有自己的历史思考和艺术观点，但在涉及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时，必须坚决按照中央决议的原则、口径来掌握。我们党曾十分郑重地作过两次重要决议，一个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的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坚持和维护这些结论符合历史的真实，符合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科学的基础。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必须与中央的《决议》保持一致，否则，不仅有害于作品本身的成功，而且将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必须遵循艺术规律，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我们的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题材并不能决定一切。中外文艺史的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即使是重大的题材，在平庸的作家艺术家那里也可能写得概念化、公式化，缺乏艺术魅力。历史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只有在符合历史真实和社会本质的前提下，经过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艺术地再现历史，才有可能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也才有可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要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革命领袖和人民英雄的典型形象，着力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展示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奋斗、追求，展示他们在艰苦卓绝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理想境界、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努力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发展的趋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与其它题材相比，固然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但作为艺术创作，它同样要求必须充分发挥艺术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要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尊重艺术家创造性劳动，鼓励作家艺术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培养自己的风格，努力形成自己独具魅力的“个性特色”，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影视作品，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从内容到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
必须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引起当代观众共鸣，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关键环节。实践证明，大凡成功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都能在现实生活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我们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的，也不是所有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都可以表现或值得表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人们了解历史、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创造未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只有紧扣时代脉搏，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给当代观众以有益的启示，并且适应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审美心理、审美习惯，才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
三、加强领导和管理，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繁荣。
为了繁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加强领导和科学管理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规律性问题的认识逐渐成熟，操作日趋规范，加上近十年的工作经验，相信今后这项工作会做得更好。我在这里简要提出几点意见。
要加强宏观调控，搞好题材规划。近几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发展很快，每年都有几部电影、十几部甚至几十部电视剧投拍。题材不平衡和题材撞车、重复投资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题材过于集中甚至蜂拥而至，而有些重要的题材，至今又尚未提上议程。如果不加强调控，放任自流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要从题材规划这一“龙头”抓起，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在这一类题材中，要进行科学论证，突出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逐步形成完整的系列。要强化精品意识，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切实做到优中选优、精心创作、务求质量。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本身也要统一规划和部署，做到布局合理，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在加强宏观调控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集中优秀主创人员和财力、物力组织好重点剧目的创作和生产。同时，中央领导同志还要求把鸦片战争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计划地拍成影视作品，以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项工作已经着手，也要抓紧规划，组织落实。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只是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影视创作总体上应该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我们鼓励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特点选择最能发挥自己优势和风格的题材，创作出人民喜爱的作品。特别是反映改革开放现代化实际，塑造新时期新人形象的作品，仍要大力地提倡。
要严格挑选主创人员，确保影视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由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特殊性和重要性，这就对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又要具备较高的艺术表现能力，才可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因此，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中，要把挑选好主创人员摆在突出的位置。今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不仅剧本要送审，导演和革命领袖扮演者等主创人员也应严格挑选和把关。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工作的同志，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特别是领袖人物的扮演者，在社会上影响广泛而深远，受到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对此要十分珍惜，应自重自爱，在人格修养、敬业精神和业务水平方面都应不懈努力，以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
要加强协调，搞好服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不仅政治上、艺术上要求严格，而且往往是涉及面宽广，工程量浩大。有关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应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确定的重点影片的生产。广电部门在创作、生产、发行、放映、宣传及资金筹措等方面应加强协调和支持。实践证明，每部重大题材影视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及宣传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及宣传部门进一步加强领导，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是作者在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作家笔记
激情——创作的燧石
叶文玲
当我们面对当今小说的汪洋大海时，当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缭乱了我们的双眼并使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在为这这那那的“新”和“后”高谈阔论时，一个话题，或说一种现象，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题材的意义。
不在历史面前失足，不在严峻的题材面前怯步，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共同信念。因此，重视选择题材，或者说把正搅得你心神不宁的题材悄悄地放到时代的天平上称一称，是应该重视的一个创作环节。聪明的作家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当一个作家认定文学的确是值得用生命拥抱而并非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功利目的的时候，他（她）就会自发或自觉地保持对创作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激情。
激情，创作的燧石。如果说，过去是因为太多的政治教条使我们的创作活力逐渐衰微的话，那么，如今变革的时代，处在犹如鲤鱼过滩化为龙的时代，提供给我们的题材是那样丰富，生活暗示给我们的主题，也远远深邃于我们浅薄的学问。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抱怨，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用一片丹心来保持这种激情。联系自己的创作状况，我觉得：所有写得顺手的、饱满的作品，无一不是这种激情的产物。
许多年前，一位评论家曾经援引高尔基的观点说：反映社会情绪是作家的天职。为此，这位有识见的评论家还认为作家们不光是反映，还应该创造社会情绪，创造积极而健康的社会情绪。从这一点说来，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等佳作，也正是这种倡导的呼应。或者说，这些作品人物的思想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可以说“反映”和“创造”兼而有之。
大凡好作品，总有一种温暖的潜流，无论写的是什么，即便艰难困苦的环境，艰苦卓绝的人物，美的感情仍然是进入人物心灵世界的引线，而对美的欢欣的亲昵、对苦难的温存的抚慰、对生活的不倦的热情乃至奋不顾身的挚情，也就自然成了这些好作家们所信奉的金科玉律。
老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现、说出关于人的灵魂的真理。这句话本身也是创作的真理。人的心灵荒芜，源于信念的破灭。人的一生，很少能一顺百顺。即便面临逆境处于绝望之中的人，只要有心灵复苏生命重绿的时机，哪怕仅仅一瞬，也是辉煌的！当前在很多作品里动人地表述的，就是这种极为可贵的一瞬。小说也好，报告文学也好，总是生活本身的馈赠，而使作家燃烧着创作力的很大因素，正是由于作家们对生活本身的热爱，对生活保持一种永远的激情。
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希望。作家的创作题旨有时很有趣地一致或题材撞车，也不失是文坛一道有意思的风景，它有力地旁证了只要拥有对生活的激情，艺术实在是可以牢牢握在我们手中的美丽的七色板。比如表现香港回归这个1997年最动人心弦的话题，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搞了征文，稿子如山如海，影视剧也屡屡在银幕荧屏上大放光彩，可仍然是千姿百态，各有特色。历史上就那样一个林则徐，可二十多年前赵丹扮演的那个《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中鲍国安扮演的这个林则徐，就各有千秋，各有光彩。关于这一点，自己在写作《秋瑾》的过程中，也深有体会。
所以，对作家的真正考验，不是什么题材过时不过时，时髦不时髦，不是什么“生老病死俱已写尽”，不是什么“爱情和死亡也已写绝”的伤感和哀叹，而是思想和感情能否始终如一地饱满，能否把饱满的激情化为热切的眼光热忱地关注时代热点，叩响人们的心弦。
我们应当看到，读者是十分鄙薄那些无病呻吟、虚假造作而被文艺界的某些“托儿”炒热的“假作”和“伪作”的。为使文坛（或说文学）保持一种净明的空气，我们应该更意识到一份责任，应当为驱除形形色色的病魔而重新燃起一种歌唱生活歌唱时代的炽热的激情。
“我的心胸是德国感情的文库。”海涅的豪言虽为我们惊叹而汗颜，但如此心胸应该是作家为之膜拜的。因此，我们的祈求只有一个：把激情这块燧石长长拥有牢牢拥有而千万莫要丧失，并用它敲打出最绚丽的火花。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部深入浅出的文艺论著
戚方
杨柄同志的新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和美学理论》一书，已经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它是一本严谨、深刻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专著，又是一部具有一定文采、深入浅出，不失生动活泼，能够引人入胜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和美学理论的论著。它不是就文艺论文艺，而是把文艺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放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坚实基础上加以考察和阐述；不是简单地列举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这方面一些现成的论点和结论，而是把它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下来加以观察和展开论述；它具有很大的理论容量，可是却又向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理论，反映他们理论背景和风格的有趣的、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知识和资料。
例如：马克思在１９世纪的中叶曾经有一个表达自己的情怀和欣赏趣味的“自白”。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这个“自白”曾经有过三个文本，却未必是人们所注意到的。作者把这三个珍贵的文本列成一个表，加以对照，就很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作者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历史背景时，并未向我们大段大段地引述浩繁的历史资料，却用了不到两页的篇幅极其鲜明地举出了十九世纪重大事件的日期和理论界、文艺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在有些地方，作者的论断又是很富有诗情和文采的。在论及列宁对俄国两位文坛巨匠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评价时，作者是这样表述的：“他们都伟大，但是一位代表过去，一位代表未来。托尔斯泰银髯上的晚霞在地平线后面消失下去了，而在相反的方向，朝霞与海燕齐飞，诗人偕工人并步，高尔基在工人阶级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满面春风地走过来了……”。
显然，作者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深厚的文学素养是分不开的。
江泽民同志在文艺界两代会的讲话中，曾经号召文艺工作者读一点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著作。在当前这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读一读杨柄同志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和美学的基本原理，是大有帮助的。因此，这本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途中”的精神家园
——张海迪的散文集《生命的追问》
周政保
张海迪的这本《生命的追问》（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以其独特的（很多时候是轻松活泼的）叙述，呈现出一种清新，一种纯正的淡泊平易，一种生命追问中的坚韧与热情。
作者在那篇《为文学而战》中说：“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为此争论不休，做着各种假设、推理、论证，拼命挖掘生命的存在，生命的体验，生命的充实，他们实践着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石柱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尽管认识自己是一件艰难的事，甚至是一种永远的但又永远不可能最终抵达的理想，可在这本《生命的追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实践这一箴言的信心与毅力。我们在谈论《生命的追问》的时候，不必过多地涉及或过分地“追问”作者生命旅程的多灾多难，因为我们是在探讨她的散文。实际上，作者所试图“追问”的，绝不止于她自己的生命意义，而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意义，只不过这种“追问”是从她自己开始的。我突然想到另一个“更多地用脑的人”——这是小说家史铁生自己给自己下的定义——他在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谈到了“生日”：他说他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只是一个“听来的传说”，因为那个时候对于生命，“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人的“生日”有很多次，都在生命的“途中”。这个“生日”或“途中”的概念很适合解释海迪的散文——生命的追问永远在“途中”，“途中”不断认识自己，也就不断创造着生命的“生日”，意义便在这“生日”之中。
我想，这种在回忆中的“追问”，是海迪散文最富魅力的特点。海迪虽为九十年代的哲学硕士，但我们从这本散文集中读到的，却是一位善良、坚强、执著、本色的女性作家的丰富感情。
阅读之于作品的选择，享受着最充分的自由。就我的兴趣而言，最让人动心动情的，是海迪那些富有童心或以少女的目光回首往事的作品。如《永远的凝望》、《美丽的清贫》、《苹果酱，山楂酱》、《芭蕾仙子》、《树高千尺忘不了根》、《初一到十五》、《我和老奶奶和大黑狗》、《死是美丽的》、《汉堡包和贴饼子》等等。这些作品把一个纯洁透明的情感世界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弥漫起一种返璞归真的气息，一种让人回味的质泽。当然，这里描写的并不是童话的或寓言的世界；它同样传达着一个时代的声音。那是一种精神的自慰，也是一种精神的哭泣。在作者活泼天真的叙述中，渗透着被淡化了的惘然与凄楚，以及只有那个时代才可能的、归根结蒂是由人自己制造的痛苦或无奈。我们同情那个时代，但在深深的哀怜中怎能丢弃“追问”？事实上，海迪的这些作品越是纯洁透明、天真无邪，我们的回味也越是陷入一种难言的复杂与沉重。
亲历及体验，在海迪的散文创作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真实或非虚构的概念可以诠释一个作家的创作，但不可能是全部。只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体验，那种由“生命的追问”造就的诚挚而独特的感情，才可能是卓越的散文创作的源头。而与此源头相关的，便是作品所体现的见解、文采、风骨以及那种与无病呻吟绝然不同的“有感而发”。当我们读到《青春，你是一首难忘的歌》、《孤独的碎片》、《钢琴课》、《别了，我的卡尼达大学》、《生命的追问》等作品时，感到的是人的光辉和置身于精神家园的亲切和苦涩。追问生命不会不触摸到“途中”的“忧”——的确，作品中的海迪或生活中的海迪也微笑着、轻松着，有时还在晴朗的天空中呼喊着，但在很多很多情景下，她也有着止不住的忧、止不住的泪。这，才是生命的真实处境。人说“写忧而造艺”，不管是否可以找到替代它的另一种说法，海迪的散文（或“追问”）之所以具有动人的魅力，大约不能说与此无关。这是中国艺术的传统，海迪是中国人——作为作家，能抚摸或感受到生命在“途中”的“忧”，则是一种认识人生（或“认识你自己”）的开始。
人又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说“进亦忧，退亦忧”。“忧”只是现象。倘“忧”而格外热爱生命，“忧”而更加珍惜光阴，这便是一种境界——我们从海迪的散文中读到了这种境界。她说：“无论怎样，我的精神都会永远奔跑着……”海迪是个谜，我只是发现。在人的海洋中，海迪的生命闪烁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美丽光彩。我从她的散文中读到了她的存在，读到了她生命的顽强、善良、热情以及永远的思考与追问……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老陵》
（中篇小说）
作者关仁山
载《当代》１９９７年三期
小说以贫困山区满族自治县老陵县开发华人公墓，进行殡葬改革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贫困地区的困境与生机，同时对现代人的精神归宿和人道情怀做了深入思索。年轻的县委书记恩少岩回老陵县走马上任的第一个春天，全县大旱。远在省城的妻子杨娟打来电话，说她出国留学的日程提前了，让恩少岩回城为她送行。杨娟是常务副省长的女儿，早已为恩少岩设计了去香港工作的蓝图，恩少岩不愿被女人牵着鼻子走，他的事业在老陵县，杨娟生气出了国。为了在老陵开发区的风水宝地搞华人公墓，恩少岩深入基层，解决了东水峪村的问题。之后，恩少岩带人考察老陵开发区，为公墓立项，并撤换了与自己有亲情关系的开发区主任佟三喜。恩少岩的义父恩老爷子是老劳模，也是老一代守陵人。恩少岩说服恩老爷子和众乡亲，将陵区的西水峪村搬迁到大山里。华人公墓破土动工，牵动着县里省里以至海外富商的心。这时，有一纸状文告到北京，说老陵开发区大修陵墓，死人抢占活人耕地。恩少岩在老陵开发区搞塔葬，占地少美化环境，而成为全国殡葬改革的试点。原开发区主任佟三喜因经济问题被反贪局收审，面对来自多方说情的人，年轻的恩少岩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这时，恩少岩的义父恩老爷子在华人公墓造陵雕碑时吐血，病后去世。企业家和群众纷纷出钱，请恩少岩将义父的陵建在公墓。恩少岩遵老人遗愿将义父埋上了老人开了一辈子的荒山，而村里佟三喜的父亲，死后却隆重地进入公墓。这时，妻子杨娟探亲回国，想说服恩少岩告别老陵县，跟她出国或去香港。恩少岩顶着大雨登上山梁，最后拒绝了杨娟。杨娟失望地离开了老陵县，恩少岩和众乡亲唱着满族民歌送走了杨娟。从此，贫困的老陵县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李敏）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中流砥柱优秀党委书记报告文学集》出版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组织编写的《中流砥柱优秀党委书记报告文学集》日前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文学的形式，为基层党务工作者谱写了一曲颂歌。这些作品反映了基层各级党组织在改革开放中的基本面貌。
（木子）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出版
由程代熙主编的《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一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较系统地对新潮理论、新潮诗歌、新潮小说、新潮影视、新潮戏剧、新潮音乐和新潮美术进行了评析，指出了新时期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文一）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出版
刘文斌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一书已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文艺美学思想，涉及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的起源与发展、文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等十几个重要理论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