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学作品)
专栏：
永恒是绿色的记忆
林雨纯赖房千
向晚的黄昏，满室的夕辉波光流溢。他站在宽敞明亮的玻璃窗前，眺望窗外连绵起伏的绿草地和郁郁葱葱的植物林。人和树和夕阳相映相会，在玻璃窗上组合成一幅闪光的图画，像一个人在旷野里托起一座青山。
许久，深圳龙岗植物园总经理邓戈平转过身来，用深邃的目光望着我们，禁不住话语哽咽：“我们要在植物园为黄瑞光树一座雕像。”
一个普普通通的植物繁育工程师的逝世，撕痛了多少人的心。
为了展示一个绿色生命的风采，我们走进一个人的心房，循着他生前的足迹进行了采访。
绿色的企盼
１９９２年的深圳龙岗。拥挤的羊肠小道被交叉纵横的立交桥所代替，一式的灰瓦土墙被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所淹没。高速的经济增长，蓬勃兴起的势头，令人感奋雀跃。
此时此刻，刚刚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邓戈平并没有被家乡的巨变而忽视当时一则很不起眼的消息——中国政府在巴西签署了世界《生物多样性公约》。
一位中国未来学家如是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受害面积超过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我国三万种高等植物中至少有三千种受到威胁，有的甚至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世界科学家几乎一致呼号，人类已经进入了共同为延长地球生命而努力的紧急关头。
中国自然界植物王国惊人的变异和濒危现状在他心头的撞击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为植物王国铸造一个绿色的世界，这一宏图在他心中傲然生长。
时年四十四岁的经济学博士邓戈平在龙岗刮起了“绿色的旋风”。
１９９４年５月，邓戈平创立的龙岗植物园开园。拥有三千二百亩山地的植物园被国家环保局和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会（ＧＥＦ）确定为“华南亚热带沿海丘岗季雨林生物多样性恢复”和“珍稀濒危植物异地繁育工程”地域。
龙岗植物园是以濒危珍稀植物区为基础，人工引种繁殖南亚热带极度珍稀濒危物种，以开发性观赏性综合一体的植物园。通过植物园本身对林木果树，观赏植物，药用植物，食用植物特别是濒危珍稀植物的保护和繁殖，来展示生物多样性的作用。明眼人都会计算，与房地产、股票、期货的热门投资相比，它投资大，收效慢。区、镇政府审时度势扶持这一绿色的事业，与龙岗植物园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办，总算解决了征地、融资启动等一系列难题。
植物繁育工程师黄瑞光从繁华的深圳都市投身到龙岗植物园，正是受这股绿色旋风的牵引和感召。
谈起黄瑞光第一次登门求职，邓总至今心情难以平伏。
“植物园的工作终年以山为伴，以木为邻，条件艰苦，你愿意到这里工作？”邓总热情款待这位朴素憨厚的中年人。“我是学植物栽培的，我热爱我的专业，请你相信我。”不善言辞的黄瑞光，面对邓总的直率，倒也有几分自信。“植物园草创开始，收入微薄，月工资九百六十元，与你在大酒店当人事部长的几千元收入相差甚远。”邓总干脆和盘端出。黄瑞光没有丝毫忧思，平静地说：“学植物栽培学的人，事业就在山水之间，我的愿望就是要在这山山水水中找到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邓戈平暗自高兴。他感到来者为了绿色事业有一股奋跃而起的劲头。但他还是让黄瑞光考虑成熟些：“给你一个星期，考虑好后再答复我。”
在黄瑞光看来，一个星期似乎太遥远了，第二天，他拎了个简单行李，出现在邓总面前。
为了绿色的事业，这就是黄瑞光的选择。
邓总添了一名绿茵骁将。
黄瑞光初任工程部副部长、部长，后任植物园副总经理。
两年后，龙岗植物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投入资金六千多万元，成功培植异地迁移繁育二十八个单性八百多种三百六十万株植物，完成备草区一万四千平方米。按照联合国（ＧＥＦ）项目珍稀濒危植物异地迁移繁育的要求，采集繁殖植物品种三千多种。
一个草木争辉，欣欣向荣的绿色世界在摩天楼下昂然挺立。
“闪光的不全是黄金”
植物园办公室摆满了葱茏的彬尾葵、龙血树、绿巨人、马拉巴粟等植物而使人舒心悦目。
总工程师老李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提问，却一个接一个地讲了黄瑞光和植物园极为普通却耐人寻味的故事。
檀香树是１９９０年从国外引进的珍稀植物。这种树喜欢“不劳而获”，从播种到栽培就没有吸收水份和养份的功能，必须通过其他植物的根传递吸收。黄瑞光不满足书本的理论，到广州华南植物园实地考察。我帮忙好不容易打通了关系，在一棵硕大的檀香树下，他扒开树根的土细细考究分析树根的结构、态势、特点，足足花了六个小时。他就这个态度，学得深入、细致。
去年夏季，为了开展南亚热带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黄瑞光率队到云、贵、川等省区进行考察和采种采样。他们日夜兼程，日均行程几百公里，总行程近二万公里，爬高山，进密林，寻访园林及有关科研部门共四十多个单位。一路上常常是渴了喝几口凉水，饿了在路边大排档粗茶淡饭或吃自备的干粮。“三针杉”就是这次考察决定引进的。这是生长在海拔二千米以上高山上的珍稀经济、药用植物，可提炼抗癌植物药，二十毫升的药价值五万英镑，经济价值奇高。黄瑞光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量的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为三针杉等珍稀植物和多样性工程提供了许多可贵的依据。
大树移植载培，是技术性强，也最费心思最艰苦的工程。为了把好质量关，保证成活率，他从断根、包捆、装卸车、挖穴、下植每一流程都一丝不苟，亲力亲为。植物园决定移植“大王椰”树，当树木运到园区已是晚上九时多。劳作了一天的疲惫的园工提议次日下植，黄瑞光不容分说，笑着对园工说今晚我请宵夜，准备灯光，干！说毕与园工抬起沉重的大王椰走向殖植区……之后，他精心跟进护理大半个月。像大王椰一样，生命的延续得到黄瑞光悉心呵护妥善安置的树木已不计其数了。
总经理助理赖月宁是个精明强干的广东小伙子。起初，他不时给我们描绘黄瑞光为了绿色事业的博大情怀的闪光点，又不断潇洒地用手提电话指挥园区内外纷繁的事务。后来，也许在回忆中对往事的感怀或对黄瑞光的无限尊崇，他干脆把手机关了。
他几乎是没有停顿一口气说了下去。
１９９４年建园的第四个月是个大旱期，现代化机械灌溉设施还未到位，一百多种二十余万株多样性保护工程基础苗生死成活危在旦夕。二十万株播种苗就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二十万对草创伊始的植物园是一笔多么珍贵的财富！黄瑞光带领全体员工，用锄镐、水桶、脸盆权作应急工具，起早贪黑，从数百米的牛坳水库一桶桶地提、一盆盆地浇，二十万株种苗，一百五十亩草坪保住了。枯黄的叶苗长出了绿叶，干涸的园区又呈现了一派生机。
生命，必须带点压力，有些负重，才是健康、稳固、踏实的。然而，１９９５年初春的一场突击战，对黄瑞光来说，已超过了这个含义。
细雨霏霏，一个难得的种植季节。植物园决定进行一场种植突击战，一百二十天内，完成六万平方米的园林绿化，成活率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艰难而神圣的使命压在黄瑞光身上。
黄瑞光关掉了ＢＰ机，放弃了所有的私人安排，每天十二个小时泡在工地上，带领工人连续作战一百二十个日夜。工程接近尾声的一天，他晕倒在工地上，大家把他送往医院，谁知刚输完液，他又拖着未退烧的身子回到工地。
李工程师二话没说，强行把他“绑架”回宿舍，并把他反锁在屋里。可没多久，又发现忙得大汗淋漓的黄瑞光在工地上。原来，这天他的妻子正好赶来探望，他瞒哄不知内情的妻子打开了房门，一溜烟跑到了工地。
转眼已是办园的第三个年头了。洪灾过后的第一个金色季节。植物园一片葱茏，鸟鸣蝶舞。而黄瑞光宿舍出现的却是令人沉重忧虑的一幕。
妻子默默地与瑞光相对而坐。
“修房子的钱还差二万多，怎么办？”妻子抬头望了瑞光一眼。
“有些地方能省就省一些，少花些钱。不足部分，向亲戚挪挪吧。”黄瑞光搓着双手，若有所思，随后拍板了。
妻子无言以对。她太了解她的丈夫了。跟他走南闯北的，他什么时候关心过这个家？植物园离家只有两公里的路，但一个星期难得见他一两次面。
黄瑞光长期为一个患病的临时工垫付药费。植物园一位员工晚上加班，不小心烧伤，黄瑞光亲自送往医院，为其支付了药费。一位员工种树时扭伤了腰，黄瑞光替他买来药酒……仅两年的时间，黄瑞光为员工治病支付药费三千多元。
黄瑞光有三种不离身的物件：草帽、放大镜、笔记本。他的笔记本全是记载各种植物种类、名称、分布、土壤、用途……唯有扉页上写着两句话：“闪光的不全是黄金，共产党人就是要奉献人世间最珍贵的品格。”
“闪光的不全是黄金”。金钟般回荡在植物园全体园工的脑海中。
无形的丰碑
财务总监李京业１９９６年初才到植物园工作。他对黄瑞光印象不深。只是经常见他头戴草帽，裤脚高高的卷过膝盖，晒得黝黑黝黑的脸庞。总的感觉他这人挺朴实的。
他略作思索，忽地又打开话匣子。
黄瑞光不抽烟、不喝酒。我是管财务的，记得他作为植物园副总经理，从来没有报销过一张餐票。财务室的同事告诉我两件事。黄瑞光到植物园报到那一天，办公室没来得及安排住处，请他到龙岗镇住一夜。次日，他拿来的宿费报销单是十三元，他住的是全镇最便宜的招待所。财务说，按规定，报销标准是一百元。黄瑞光说能睡个觉就行了，为公家能省一分就是一分。报到后，办公室给他买了张五百元的新床垫，黄瑞光硬是叫人搬走，他住到工人住的铁皮房子去了，睡的是硬板床。
每次出外购买苗种，他总是从品种单价、运费各方统筹考虑，哪里省钱，就开到哪里采购。每次出差，都舍不得多花公家一分钱，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连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李总监说得越来越动情，一口标准的京腔猝然间变了味，走了调。他说，平常这些事都淡忘了，但他有一句话总装在我们员工的脑子里，“使人富有的是事业而不是金钱”。现在回想起来，黄瑞光的点点滴滴，看似平常，但真不简单。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黄瑞光在奔赴梅州、连江、湛江、海南考察并采集了三十多种珍稀濒危植物，在途中发生车祸，不幸以身殉职，年仅四十七岁。
邓戈平把刚点燃的香烟戳在烟灰缸里，泪水在他眼圈里打转，他极力按捺住极其悲恸的心情说，在植物园两年多的时间里，黄瑞光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他早年就是一位极有成就的工程师。还是在海南红光农场时，他首先采用针刺采胶技术，使橡胶缩短非生产期提前投产。为了搞好全国第一个大型咖啡基地，他独创一套“无荫蔽”咖啡栽培技术，使亩产由原来的五十公斤增至二百公斤。他著述的《咖啡种植技术规程》在全国农垦范围推广。后来进了华南农学院学习植物栽培技术。
黄瑞光生前有一件事我没办好，至今深深遗憾。瑞光在植物园两年多时间了，一直还是外来户，他有很多机会调进来，但他每次都把机会让给别人。到深圳工作谁都想尽快有张“绿卡”，他每次总是笑笑说，不着急，先把指标给最需要的同事。
黄瑞光逝世后，植物园举行了追悼会，对其家属的抚恤，子女都作了细致妥善的安排。邓总写了一副挽联：“英年早逝浩气长存九天海域声声唤瑞；痛失俊杰前赴后继绿水青山处处思光。”邓总说，黄瑞光在植物园是一座无形的丰碑，在这伟岸的丰碑面前，我们的多少话语和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
合上采访的笔记本，我们的心情格外沉重，一古脑儿把房间里的每扇窗户都推开，让蓝天下春天萌芽的感觉，一方一方亮在眼前。远处的木棉，正释放了冬眠了一季的热情，让硕大橙红的花，火焰般一枚一枚地跃动燃烧，像是在为那颗绿色的生命献祭。晴美的辰光里，一个矫健的生命正在向纵横交错的翠绿中一径走去，走去……
千秋功业。时代丰碑。
绿色的事业是永恒的。永恒是绿色的记忆。
第12版(文学作品)
专栏：
舰队继续远航（外一章）
苏叔阳
我们的老船长
熄灭了他心脏的炉火
将自己溶入了海洋
他将眼睛
珍重地留在世上
让所有的人
分享他智慧的光芒
他对人民深情的挚爱
刻写在每座山岗
他未了的心愿
注入后继者
火热的胸膛
他的思想
已经融进
人民大会堂里
森林般的双手
他的规划
已经印在
我们的航海图上
他的召唤
是不息的长风
吹动每片树叶
哗哗作响
他的期盼
是不灭的星光
照着每粒石子
熠熠闪亮
我们桅杆上的彩旗
骄傲地飞扬着
他崇高的理想
我们的汽笛
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的
高亢
新的指挥员们
捧起老船长的海图
站好了自己的岗位
臂膀连着臂膀
毛泽东为我们
打破了坚冰
邓小平给我们
明确了航向
新一代的领航员们
已经将历史的
接力棒
庄严地握在手掌
百年翻腾的烈焰
不曾烧毁遍野的石头
血与火的锻造
锤打出民族前进的悲壮
我们民族文明的核燃料
已经点燃
动力舱里
炉火正旺
每一个水手的目光
都凝望着
指挥舱
中国
威武的舰队
集合起几辈人的理想
凝结成无比的坚强
浩浩荡荡
劈波斩浪
继续远航远航
迎接挑战
我这个病残的歌者
曾同死亡擦肩而过
但我愉快而自豪
因为我属于一个
在千灾百难中
从不颓丧的中国
我知道
外面的世界有万种风情
但风情万种
都不属于我
我有我迷恋的爱情的梦
有我梦里醉醒的爱情
有比我祖父更老更老
比我的孩子更年轻更年轻的
北京
我的每一根白发
都充盈着一段苦涩
而我的黑眼睛
每天都复印着
更美丽的黎明
我不敢确定
我是否能越过
本世纪的门槛
但我的耳朵已经听见
这强壮的新世纪的歌声
听啊听
她在向我们召唤
不要让虚夸
挥霍了热情
不要让贪婪
吞吃了忠诚
不要让腐败
锈蚀了灵魂
不要让骄奢
扫荡了光荣
不要为了
摘取富裕的金苹果
浮躁到抓住气球升空
不要因为十步的顺利
盲目了脚下的路程
这是又一次
前人未曾经历的事业
需要的是悲壮的勇敢
热烈的清醒
有数千年文明根基的民族
是青翠了历史的大树
不是漂泊的浮萍
游走在岁月的掌心
更不是听任轻薄的旋风
随意吹动的流云
装扮我们的壮美生命的
不仅仅是珠宝
不仅仅是黄金
世界上最闪光的是真理
没有真理照耀的富有
只是片暗淡的黄昏
当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
手拉手飞上蓝天
意味着不可追回的时间
向我们发起
最后的挑战
世界的眼睛
将向我们聚焦
看我们是否能
协调稳步地向前
我最钟爱的祖国
我最心疼的人民
挺起我们世代相传
捶打不折的腰杆
举起漫天蔽日的大旗
迎接明天的挑战
（选自长诗《世纪之歌》）
第12版(文学作品)
专栏：
故乡公路弯又弯
沈兴耕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支主要由安徽省舒城县县直有关单位组成的车队，出燕春乡政府不远，便进入该乡最偏僻的贫困山村———要元境内。过峭壁，爬崇山，越峻岭……每经过一户人家，男女老少就全家出动，手举鲜花，燃放鞭炮……附近还有许多人冒着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高温赶来看热闹，整个山乡一片欢腾！
又过大年了？不对，这是今年６月５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难道还有家家户户同时办喜事的？对啦！要元村公路举行通车典礼，能说不是全村人的大喜日子？随着燕春乡党委书记王维柱、乡长赵权在电话中兴高采烈地叙说，我的心又一下飞到了那个使我魂牵梦绕的小山村……
要元是我的故乡，直到上大学前，我在那里生活了近二十年。今年２月初，要元公路基本完工，当地的同志邀请我回去参加开通典礼，不料一场大雪，使得仪式无法如期举行。在回乡的几天时间里，我先后访问了要元村的四十多户人家，接触了二百多人，其中大多数是普通农民。在我们的交谈中，话题最集中的就是公路！乡亲们那种溢于言表的喜悦心情，我如果没有当初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一段经历，是很难理解的。
要元是大别山区一个风光秀丽的小山村，然而又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小山村。有关权威人士说，在舒城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最贫困的乡要数燕春；而在燕春这个贫困乡里，要元又是两个贫困村之一！据了解，要元全村现有九百四十人，至今大多数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要元贫困，原因固然很多，如人多地少，山高岭大等等，但主要的还是交通不便。该村处于一个南北向的狭长地带，最远的人家，也就是我家所在的团结村民小组，距乡政府近二十公里。老百姓出门办事，要翻四五座大山，过八九道大河，从山下买回一担粮食或一担化肥，一个壮小伙一天一趟，还得起早摸黑，出几身大汗。农民在山上栽的毛竹、木材等基本上不值钱，因为运费太高。譬如五十公斤毛竹，在山下可卖十七元，但如果请人扛下去，付十五元脚力还没人干。所以，好多竹园已不再出笋子，老竹子甚至“胀”死了。有的人家养了猪想卖给国家，也出不了大山……
山里人焦心的还有生病，花钱不说，有时得了急病，很难及时送出山医治，出意外并非个别。我有两个小妹妹就是因为生病未能及时送往医院而先后夭折的。千百年来，山里人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许多老年人一辈子不知汽车是啥模样。
什么时候才能修条公路，哪怕是条简易公路，把山村与外界联接起来呢？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备，在省、地、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要元人民的梦想终于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初开始付诸实施。两年多来，他们利用冬春农闲时间，投入工时约五万五千个，挖开大小山岗十二个，有一千米左右的路段是从悬崖绝壁上凿出来的，一条纵贯全村、长十五公里的盘山公路，终于在今年１月底基本建成。
要元全村才二百多劳力，他们是在缺技术、无经验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双手，完成了一项过去连自己也不敢想的历史性工程，其中的艰难困苦，我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
在一次村民座谈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着修路中的感人事迹：
宋宜贵，原要元村党支书，六十三岁，身体不好。但是，除了农忙季节，他和老伴基本上是在公路上度过的，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相对来说，他家投工是最多的。
王贤贵，七十八岁，老党员。修路时，他领着不到十四岁的小孙子，每天来回步行二十多公里。他说，尽管自己不一定享到公路的福了，但为了后代，公路不能不修！
江行柱，一位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拄着棍子上工地，坐在地上打炮眼……
曹根才，当年我在村里任民办教师时的同事，患有胃病，经常捂着肚子修公路。有一天，他突然病倒在工地上，还未来得及抬下山送往医院，就死了，当时还不到五十岁。
…………
人们还提到燕春乡党委书记王维柱和前任乡长李安民，他们往往天不亮就到工地，既当指挥员，有时还当战斗员……
要元公路虽然刚刚开通，路况也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其潜在的巨大社会效益已开始显露。据介绍，目前全村有五六家买了三轮车，既拉人又拉货；有上十户计划盖新房；还有的要办砖瓦厂；更多的人则要在开发荒山上做文章；实在没有门路的人家就砍柴卖，去年冬天，有的利用先通车的一段路，卖柴收入达一千多元……
有些常年不出门的老年人，现在可以坐车下山探亲访友了；得了急病的人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犯愁……由此可见，要元公路不仅是条脱贫致富路，甚至是条救命路！
也许是被乡亲们的情绪所感染，那几天我也一直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还特地在那并不好走的公路上来回走了好几趟。夜晚，睡在故乡老屋里，我久久不能入眠，情不自禁地戏题了一首打油诗，献给家乡的父老乡亲：
依旧高山枕涧流，春风作伴返瀛洲；
飞车绝壁千年梦，凿路悬崖几度秋。
固本方能求末茂，长谋有望去新忧；
遭逢辛苦应无悔，瓜豆香甜一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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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除却巫山不是云
肖云
冬天的傍晚，最后一抹日光从天边退去，天渐渐黑了。一辆越野车在川西平原上疾驰，车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人，他就是董兴顺。
车缓缓驶进厂区，下了车董兴顺先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叫她把汤药煎上，自己去车间转转再回家。这是董兴顺多年的工作习惯了，不论在哪个单位工作，不管出差回来多晚，不管旅途多累，即使车过家门口，他也要先去车间、科室检查检查才回家。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妻子听说在外奔波的丈夫回来了，心里非常高兴，急急忙忙给他煎好药，做几样儿他喜欢吃的菜，等着丈夫。然而，药凉了，菜也凉了，妻子知道任何办法也无法让丈夫丢下工作回家。她只好给司机打传呼，请他来把药带去……
每到年终，当厂长的董兴顺比平常更忙。１９９６年底，董兴顺每天要靠输液坚持工作。医生说他是疲劳过度造成身体各方面机能下降，需要好好休息才能恢复。董兴顺却没把个人的健康放在心上，只要针头一拔，他就马上奔赴工作岗位。
“一个厂长要有奉献精神才行，如果时时处处只考虑自己，这个企业就没有希望。”董兴顺常这样说。不知有多少年了，上班前，他总比工人早到一小时。下班后，他还要花一两个小时，一个一个车间地，从清洁卫生、设备保养、产品质量到各种原始记录逐项逐项地检查。晚上回到家里，往往还要在灯下起草文件。在他工作过的企业，那一本本规章制度、技改方案、项目设计、计划总结、财务报表无不浸透着董兴顺的心血和汗水。
在外地搞市场调查或产品宣传时，每到一地，他也佩上绶带做产品宣传，一遍一遍地给经销户讲解。为了避开主人的盛情，中午和晚上他通常在颠簸的车上度过，很少找地方休息，就向下一个目的地驶去。不论刮风、下雨、落雪、打霜，董兴顺都从不例外地带领同志们到市场上去。“抓市场很辛苦，有搞销售的同志，犯不着亲自下去跑。”有同志这样劝他。董兴顺说：产品没有市场，企业就没有活路；领导不身先士卒，职工就会拈轻怕重。董兴顺就像一颗螺丝钉，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拧在企业发展最关键的环节上。
董兴顺三岁时父亲去世，六岁时又失去母亲。“全靠共产党把我养大，没有共产党我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不可能有今天，这种朴素的感情从小就根深蒂固。”他经常这样说。从幼年失去双亲的孩子到一个大学毕业生，从普通工人到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董兴顺人生之路的每一步无不印着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的信念。
１９９２年，德阳市根据董兴顺在化机厂的工作成绩，奖给他一万元人民币，他分文未取。１９９５年市政府又发给他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他全部留给了企业。
董兴顺明的不要，暗的也不取。
有一天晚上，董兴顺回到家里，见家里养着两条鱼，一问儿子才知道是一个不留姓名的职工送来的，他马上打电话叫人把鱼送到厂食堂去。一个港商送他四万元港币，他全部交给了厂财务科；一个客户送给他一个价值一万多元的纯金葫芦，他同样上交了……
凭着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董兴顺在一个又一个企业搞改革、抓管理、上质量、创名牌。
有好几次董兴顺都可以调到有更高地位的工作岗位，但知人善任的上级和他本人总是选择了那些更需要他的亏损企业。董兴顺有着这样的精神境界：天地没有大小，工作不分优劣，只要是真心诚意地想为人民干点儿事，在哪里都一样发光发热。
单位换了一个又一个，厂长干了一任又一任，董兴顺的奉献精神不变；当了劳动模范，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董兴顺的奉献精神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