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商榷
关于信息化的几点思考
郑通扬
随着世界范围内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的兴起，不少学者围绕着信息化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展了信息理论研究。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本文拟就信息化的有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１．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进一步区域化、国际化，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活动的蓬勃开展，使社会信息量急剧增加，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至今，全世界每天约有近百亿信息单元的信息量在传递，并以每年递增１５％至２０％的速度发展。信息已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信息产业与能源、材料工业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三大支柱。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呼唤着新的信息革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５０５页）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４８年信息论诞生以来，微电子技术、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纤通信、卫星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崛起，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微型计算机的技术进步，超巨型计算机的研制，通讯卫星的发展，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广泛使用和互联网的出现，使人类面临着信息化进程的一次新飞跃。
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是新的产业革命的先导。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信息产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由先导产业逐渐变为主导产业，并将发展为最大的产业。近年来，人们把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演进过程，称为信息化进程。纵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今天的信息化进程是人类长期科学实践活动的结晶。正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中，认识和掌握了信息，又利用信息加强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深度和改造力度。
２．本世纪４０年代末美国数学家仙农创立了信息论。它首先从通讯工程开始研究，探索信息的基本性质及其度量方法，研究信息的采集、传输、存贮、处理和变换，从中概括出信息运动的概念、模型、规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这就是说，无论是通讯系统还是生物系统、社会系统，它们的结构、物质组成极不相同，但从信息运动的规律来看是相同的。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第一，信息概念突破了不同系统之间的界限，揭示了系统与环境、系统与子系统、系统内部之间信息联系的普遍性，因而从信息联系的角度，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世界是统一的观点；第二，从各系统的普遍联系出发，产生了用统一的、联系的、动态的观点研究系统运动过程的新方法，被人称之为信息方法。这是把系统的运动过程抽象为一个信息变换过程，它抽去系统具体的物质运动状态，从系统信息的不断变化中，研究信息的传递、交换、译制和复合，研究反映、信息、意识之间的互相关系，从而向人们提供了又一揭示物质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新方法。
同时，从信息论的概念来看，信息来源于物质运动，也来源于精神领域，精神是物质世界长期运动的结果，因而归根结底，信息来源于物质。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是动态的，是可以感知的，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去获取信息。更重要的是，人们同样可以通过采集、检测、分析、处理、显示信息，即获得了认识；也可以通过传递、反馈信息，即检验了认识；还可以通过分享、输出信息，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由此可见，信息科学的发展，不是动摇、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证实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３．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工具及其对资源的利用，标志着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人类可利用的资源种类很多，但可称为战略资源的，主要有物质、能量、信息三种。人类最早利用物质资源，如木、铁等制成投枪、渔网这样本身无动力的“死工具”，获取了自然环境提供的资源。这种工具和资源利用方式，标志着农业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了蒸汽、燃气动力、电力等能量资源，把它们转变为动力，从而创造了本身有动力的“活工具”，如火车、轮船和机床等，创造了工业文明。本世纪中叶以来，人们采用信息方法和信息技术找到了更有效利用物质和能量资源的新途径，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智能型的生产工具，如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人工智能系统等。如果说，“死工具”延伸了人的劳动器官，“活工具”强化了人的劳动器官，那么，智能工具不仅大大强化了人的劳动器官，而且能够模仿人的智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强大的推动力。
今天，我们强调信息资源的重要，也不是说信息可以取代资本成为决定生产方式的最重要因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息科学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动摇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所有者的阶级关系。这就是说，信息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对立。更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同时，将高耗能、高污染等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且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更加残酷地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这些情况说明，财富和信息的贫富差别，无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对此，人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４．功能强大的信息网络，在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在电子货币系统中，大量资金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国际间流通，使跟踪和监控非常困难，这就不仅使洗钱、逃税变得容易，而且还可能因泄漏密码、防伪失败或个人计算机磁盘出现故障而使存款付之东流。随着全球网络的普及，国界的概念越来越淡。对于未来低轨道卫星系统来说，任何个人用户都可以直接通过卫星交换信息，这也直接涉及到维护国家通信主权，保守国家秘密等一系列问题。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美国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不仅是针对本国的，而且是针对全球的。在美国提出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高速发展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促进民主的原则，限制极权主义政权形式的蔓延；世界上的公民，通过“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有机会获得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准则，从而使世界具有更大意义上的共同性……显然，他们的目的不仅要使自己的经济、科技在下个世纪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要使自己的政治、文化成为全球公认的准则。
我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应当掌握信息化的各项先进技术，而且应当认真研究信息化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研究并解决信息化进程中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当前，特别要对全球互联网所涉及的一些迫切问题，如关于维护国家的通信主权，保护通信秘密和国家机密的立法问题，关于网上传播内容的监控问题，要及早研究，制定对策，以抵御外来腐朽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信息化的竞争中，不仅在科技和经济上，而且在文化和政治上争取主动，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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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综述
王元瑞李连明
由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河北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新华出版社承办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活动，总共收到了来自全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征文４０００多篇，从中选了３６４篇论文和调研报告，编辑出版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一书，并评选出６６篇优秀论文。这些入选论文，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现将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从实际出发，加快改革与发展
论文作者一致认为，经过１０多年的实践，我国的改革已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新体制正在确立。但是，由于改革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利益的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目前，我们的体制总的说来还处在转轨的过程中，新旧两种体制尚处于并存的状态，这种情况导致了经济生活中出现诸多矛盾。所以，深化改革切忌脱离国情实际，要周密设计，适时、适度，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推出以及具体运作，都必须考虑到当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参与的积极性，都必须经过可行性论证，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试验，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再加以推广，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稳定。
坚持改革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原则
论文作者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是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都是要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性质首要的一条，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以，改革与发展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的发展要不断壮大公有制的力量，增强公有制的优势，否则社会主义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１０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所有制方面进行的重要调整，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重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二是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并通过深化改革，使公有制经济得到发展。三是探索国有经济如何转换经营机制，从整体上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这些改革和调整，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改革到了关键时期，进入了攻坚阶段，碰到了一些困难，有的人对以公有制为主体产生了怀疑，或对改革产生了畏难情绪。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改革，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私有化在中国走不通。论文作者一再强调，我们深化改革的任务，乃在于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解决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问题。
两个文明一起抓，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论文作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不应当仅仅视为一种经济现象，而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它是一个包括经济、科技、社会和人的素质的综合和协调发展的过程。他们认为，必须始终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要均衡协调，要把发展看成是全面的、整体的、综合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特别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先进性，讲发展，讲建设，不能单纯理解为物质文明建设，还应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可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充分认识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精神文明是建设物质文明的强大动力。要强化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自觉意识，切实克服“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会上去”、“先抓物质文明，后抓精神文明”、“经济要发展，难免牺牲一点精神文明”等等糊涂观念。要真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开拓进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与当前的开拓创新、务实奉献结合起来。此外，对精神文明建设，应有必要的投入。建设精神文明要有载体，要有硬件建设，必须重视这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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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科学
邢贲思在吴亚荣同志的《市场经济与科学领导》序中指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样一个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领导工作面临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解决的是大量的新矛盾、新问题。如果仅凭一些局部的知识或零星的实践经验，是很难胜任领导工作的。不加改进地照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一套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难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因此，结合新的实际，学习研究领导科学，不断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提高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平，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问题。
江泽民同志十年前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发表过《各级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科学》的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实际，借鉴古今中外一些好的实例，深入研究领导科学，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一九九五年初，经江泽民同志亲自审定并同意，上海《现代领导》杂志重新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这篇重要讲话，这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学习和研究领导科学的高度重视，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初次发表至今，经过了十年的实践，领导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形成了自身的科学体系，为领导工作提供了精良的武器，在服务于领导工作实践中做出了贡献。领导科学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支很强的理论研究队伍，这支队伍既有一批多年从事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也有一批在现职领导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同志。
县级政权机构，上承省市，下启乡镇，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一个县的工作实施科学的领导，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吴亚荣同志的《市场经济与科学领导》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研究，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全书从领导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原则出发，全面分析了县域市场经济活动的特点，研究了领导者素质、调查研究、科学决策、领导方法艺术、选人用人、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效能、依法行政、当好一把手、检查督促等十个方面的问题。作者力求通过领导实践的总结、归纳，获得理性的认识，值得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县级领导同志一读。（摘自《市场经济与科学领导》序，红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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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简评
薛荣久
刘光溪著的《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一书已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作序。该书是在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和区域集团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撰写而成的。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问题成为当前国际经济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该书作者因长期派驻中国驻美大使馆和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并直接从事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掌握了大量有关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历史和现实的第一手材料及法律文献，同时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国际经济界“彼此消长论”所派生出的诸多论点，如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替代关系大于互补关系、竞争大于互补、竞争与互补各半等等，作者逐步形成了“互补性竞争论”的观点。
该书阐述的关于“互补性竞争”的主要观点是：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一个时期内的主导关系为竞争，一个时期内的主导关系为互补；没有竞争就没有互补，竞争扩大了互补的内涵，互补又进一步扩大了竞争的层次和范围，进而形成一个竞争与互补关系相互转化的“互促互容”的动态发展局面；世贸组织的规则与纪律及其审议报告程序，可借助于“两步宽容”、双重成员资格、动态规模效应、第三国反应、趋同性与优势互补等主观与客观因素的作用，加以制约区域集团排它性倾向的形成与发展，进而抑制“没有互补”的竞争关系的产生；互补与竞争相互转化中的动态发展，为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注入了活力；互补性竞争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将推动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最终汇合”，因而使基于贸易自由化的世界经济得以实现，为最终实现“全球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该书在论述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互补性竞争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还对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以及参与亚太经济合作提出了比较可行的对策建议。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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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就乱
——中国历史上有关政德的评析
许启贤
内容提要：从先秦到近代，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伦理道德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认为，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就乱，“君子所贵在德”，“治国之道当任德也”。德治要靠人去实践，“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他们把德治、政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对他们的大量论述，加以认真总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其合理进步的因素，对当前加强各级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勤政、廉政，具有借鉴作用。
中华民族有５０００年的文明史，伦理道德文化十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近代，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提出了许多如何从政和治理国家的各种见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思想家如孟子、朱熹等人，对君臣官吏道德从各方面作了大量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德及其思想，如重德、为民、清廉、勤政、荐贤、修身等。当然，在这些大量的论述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相当部分是糟粕，但也有不少进步合理的因素。今天，我们加以认真总结、批判继承和发扬，对于当前加强各级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勤政、廉政，清除各种腐败风气，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政以德”
中国传统伦理，十分重视德治，十分重视政德。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德既体现了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又体现了它重在“治国、平天下”的特点。为了贯彻政德的主张，许多思想家对道德的社会作用，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议论。在我国最早的一部政府重要文件及政治论文选编——《尚书》中，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就曾作了不少论述。书中记载伊尹的话说：“德惟治，否德乱。”（《尚书·太甲下》）其意是说，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就乱。孔子也强调用道德来治理国家。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就是说，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众星都会环绕着它。
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了哲学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使儒家的德治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发挥。董仲舒再三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曾作过东汉小官吏的哲学家王充也说：“治国之道当任德也。”（《论衡·非韩》）
这种德治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的一些杰出人物。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多次说：“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７９页）
道德对国家政治作用是很大的。但是，道德要靠人去实践，政治道德要靠为政者去实践，“为政在人”（《礼记·中庸》）。经过改朝换代，经过无数事变，历代明君贤臣、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官吏道德对国家兴衰治乱的作用。
君主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品德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就是说，一个为政者包括君主在内，只要你的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若是本身的行为不端正，纵是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信从。所以，“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因此，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也要以修身为第一急务，强调“君子先慎乎德”（《礼记·大学》）。相反，“君主”不讲道德，那么，国家就很危险，“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孟子·离娄上》）。“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夏桀王、殷纣王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本身不讲道德，腐化堕落，“桀以奢亡，纣以淫败。”（刘向《说苑·反质》）
各级官吏处于国家政权承上启下的中间地位，他们道德品质的好坏，对国家安危，关系也极大。循良廉能官吏多的时候，社会就相对安定，生产就能相对发展；相反，贪婪残酷的官吏多的时候，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生产也就陷于停滞不前。宋代哲学家陆九渊说：“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陆九渊集》卷二十二）。相反，“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孟子·离娄上》）。所以，官吏道德的好坏，也是国家兴乱的关键因素。《尚书·说命中》说：“惟治乱，在庶官。”即国家的治乱在于各级官员是否有德称职。《申鉴·政体》也说：“治乱之本在左右。”“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正因为如此，自武则天组织人编写《臣轨》、重视各级官吏道德以来，官箴书的内容由规谏君主逐渐转为主要对各级官吏的告诫，上至宰辅三公，下至州县幕僚，告诫他们如何正己、修身、爱民、待人、清廉、勤政、秉公、尽职，等等。他们认为，只要“正百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为民先”（《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就能行德治，施教化，美风俗。
君主、官吏道德的好坏，还直接影响着民德、民风。自古以来，老百姓总是把官吏称为“父母”，即“天子作民父母”（《尚书·洪范》）。因此，君主、官吏的道德不仅影响国家的兴衰存亡，而且也直接影响民德民风。孔子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其意是说，为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一般说来，为政者重视道德，爱好礼义，尊重贤者，使用能者，没有贪利之心，这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学礼义，讲道德，美风俗。反之，为政者不重视道德，不讲礼义，贤人不用，坏人当权，偏私好利，这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不学礼义，不讲道德，社会风气就会变坏。因为，“上者，民之表也”（《大戴礼记·主言》）。“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就是说，为政者的道德及其风气，对老百姓的道德和风气有很大的影响，比影之随形、响之随声还迅速。
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到，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吏，都把官吏道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这里虽然夸大了官吏道德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高度重视官吏道德对国家安危兴衰、长治久安作用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特别是各级领导者重视和借鉴。这一点，孙中山对此很有体会。他联系当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展之一日。”（《本党同志应努力建设》）
“以修身为本”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认为学而优的人才能为仕做官，以天下为己任。而为了实现这一使命，他们总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做人报国的根本之道，教育、激励人们修身，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就是说，从“天子”到老百姓，所有的人都应把修养身心当做根本大事来抓。根本大事做不好，枝节小事更不能做好。为官为吏之人，更应注意修身。《管子·权修》篇也曾说：“有身不治，奚待于人？”不能治理自身，怎能治理别人？“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宋·杨时《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
为政者如何来修身呢？这方面，许多官箴、经籍都提出了很多要求，归其要者，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必先立志。有志于从政治国之人，应首先树立以天下为己任，为社会、国家建立大功的志向和愿望。年轻时，就应“志当存高远”。“有志者，事竟成”。文天祥说：“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南海》）林则徐说：“以身许国，但求福国利民，与民除害。”（《给内人家书》）文天祥、林则徐正因为他们立下了为国为民的伟大志向，才作出了惊天动地的爱国伟业，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
从政必先学。只有学而优的人才能为仕、为官，但仕而优的人仍然还必须学习，“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为政的人不学习，就无法治理国家。宋朝张孝祥在《衡州新学记》中说：“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政不于学，则无道揆法守。”意思是说：学习，管理国家的学问从此产生；管理国家的学问，是学习的实施。管理国家的人不学习，就无法度可以遵循奉守。王夫之说：“后治而先学。”（《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就是先学习，而后从事管理的事。当然，学习的内容很广，读经典，习礼仪，研历史，学习刑政兵食，等等。“为治不可无才”（汪辉祖《学治续说》）。学习贵在恒，贵在经世致用。
从政必须诚。诚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为政者必须诚。《荀子·不苟》篇说：“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诚实不欺，是君子所应当遵守的重要原则，也是处理国家大事的根本。所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有了诚，什么政事都好展开，否则，“若不推之于诚，虽三令五申，而令不明矣。”（白居易《策林》一）只有以诚相见，才能有令即行。要诚，就必须反对虚伪奸诈之人，反对能说会道、表里不一之人。
从政必须去私。不去私，社会国家之事就不能管好。所以，为政者“不以挟私为政。”（《战国策·魏策》）“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晋·傅玄《傅子·问政》）“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货利。”（汉·刘向《说苑·至公》）即为政者在办公时，不能借谋私利，办公的地方，不能谈生意经。另外，为政者要严格管束妻子儿女等人，不能为他们谋私利，不能让他们与外界密切交往，以免行贿受贿，干扰公事，不准他们欺压民众，侵财夺利。否则，“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礼记·大学第四十二》）不能搞裙带关系。“琐琐姻亚，则无（月无）仕。”（《诗·小雅·节南山》）裙带关系无才德，委以重任干不得。帐房更不能用子女亲戚。“一用子弟至亲，百弊丛生。”（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持家》引何士祁语）。总之，修养的内容是很多的。仅从上述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伦理对为政者的修养是多么的重视。当然，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但这些要求，不失为至理名言。